如果一个物理学家谈物理，哪怕他只是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做科普，外行一般也不太敢提出质疑。人们知道物理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尖端科学，没经过多年训练的人胡乱说话只能闹笑话。可是当一个社会学家谈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哪怕他旁征博引了好多东西方先贤的经典理论，别人还是可以毫无压力地批评他。不管专家怎么说，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认为自己知道汽油涨价是怎么回事，每一个网友都认为反腐败的出路是明摆着的，每一个球迷都认为如果从来没搞过足球的韦迪能当足协主席，那么我也能当。

这也许怪不得大众。...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0月29日)

如果一个物理学家谈物理，哪怕他只是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做科普，外行一般也不太敢提出质疑。人们知道物理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尖端科学，没经过多年训练的人胡乱说话只能闹笑话。可是当一个社会学家谈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哪怕他旁征博引了好多东西方先贤的经典理论，别人还是可以毫无压力地批评他。不管专家怎么说，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认为自己知道汽油涨价是怎么回事，每一个网友都认为反腐败的出路是明摆着的，每一个球迷都认为如果从来没搞过足球的韦迪能当足协主席，那么我也能当。

这也许怪不得大众。实践表明，像政治学这样的软科学，其“专家”的实用程度很可能并不显著高于“砖家”。1984年，伯克利的心理学家Philip Tetlock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他调查284个专门以预测政治经济趋势为职业的政治学家、智囊和外交官，向他们提出各种预测问题，比如说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可能被政变搞下台。Tetlock要求专家们对其中大多数问题，比如某个国家的未来政治自由状况，提供出现三种可能性（保持现状，加强或者减弱）的大致概率。这个研究做了二十年，一直等到当年预测的事情全部水落石出。到2003年，Tetlock总结了这些专家给的答案，发现他们的总成绩还不如索性把每个问题的三种可能性都均等的设为33%。也就是说，专家的预测水平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专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预测得分居然比在自己专业外领域更差。

所以《纽约人》杂志在评论Tetlock描写自己此项研究的《政治专家可靠么？》（ 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这本书的时候对专家相当悲观，最后得出的结论居然是我们还是自己思考算了 – 尽管Tetlock的研究显示专家的得分其实还是比普通人略高一点。

但社会科学并非无路可走，它可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前夜。哥伦比亚大学Duncan Watts的新书《什么都是显然的–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提出，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像硬科学一样，依靠实验和数据。传统专家的预测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他们依赖的很多直观“常识”，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想当然。事实上，哪怕一个最简陋的统计模型，也能比专家预测得更好。Watts 这个说法当然并不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现在大概已经很少有人在论文里拿一百年前的所谓经典说事了。此书的最大新意在于，因为Watts同时在Yahoo!研究院研究社交网络，他在书中描述了几个其本人参与的有趣研究。

谈起社交网络，中国读者会立即想到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的《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这本书提出，一件东西要想在人群中流行开来，需要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在其中推波助澜。这些关键人物是社交网络中的节点，是普罗大众中的意见领袖，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可能实现把地球上任意两个人用不多于六个人相互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六度分隔”。根据这个理论，扩大知名度的最好办法是找名人做广告。名人在微博上说一句话，应该比普通人的“口碑”重要得多。有传闻说现在中国有百万粉丝的名人发一条营销微博可以获得一千元，其实这个数字还算是少的。美国女星Kim Kardashian一条tweet的价格是一万美元。

“关键人物”理论完美符合人们的思维常识。我们总是强调伟人对历史的推动，强调“一小撮”坏分子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强调明星对时尚潮流的引领。问题是，这个理论没有获得大规模统计实验的支持。

在现实生活中统计影响力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很难测量一个人是被谁影响的。现在微博客Twitter的出现给这种测量提供了可能。Twitter的一个特别有利于研究的特点是，如果用户分享一个网址，这个网址的URL会被缩短，自动形成一个唯一的代码。通过跟踪这些短代码，Watts与合作者就可以分析信息如何在Twitter上扩散传播。具体说来，就是如果有人发布了这么一条代码，而他的一个“粉丝”如果转发这条代码的话，那么这次转发就可以被视为一次可观测的影响。广告商的愿望，是希望信息能够这样被一层接一层的转发传播开来，形成所谓“Twitter瀑布”。然而通过分析2009年两个月之内160万用户的七千四百万条信息链，研究人员发现98%的信息根本就没有被推广传播。在这千万条信息中只有几十条被转发超过千次，而转发次数达到万次以上的只有一两条！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被反复转发的消息其实是特例中的特例。由此可见想要通过微博成名，就好像买彩票中头奖一样困难。

那么名人的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呢？Watts等人使用了一个巧妙办法。他们使用统计模型根据第一个月的数据把那些粉丝众多，并且成功引发了Twitter瀑布的“关键人物”挑出来，然后看他们在第二个月中的表现。结果相当出人意料：这些人在第二个月再次引发瀑布的可能性相当的随机。平均而言，“名人”的确比一般人更容易导致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但这个能力的实际效果起伏极大，一点都不可靠。也许最好的营销方式不是拿大价钱请少数名人，而是批量雇佣有一般影响力的人。

如果一个东西突然流行开来，我们的常识思维总是以为这个东西一定有特别出类拔萃之处，或者就是其幕后一定有推手。但Twitter上的研究表明所谓幕后推手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那么为什么某些书能够畅销，某些电影能够卖座，某些音乐能够上榜呢？完全是因为它们出类拔萃么？Watts参与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成功很可能主要是因为……运气。

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实验。实验者创办了一个叫做Music Lab的网站，在几周之内招募到一万四千名受试者来给48首歌曲评分，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下载其中的歌曲。有些受试者的评分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只能看到歌曲的名字。而其余受试者则被分为八个组，他们可以看到每首歌被自己所在组的其他受试者下载的次数 – 他们可能会设想被下载次数越多的歌曲越好听，这样一来他们打分就会受到社会影响的左右。

实验表明那些好歌，也就是在独立组获得高分的歌曲，在社会影响组也是好歌，而且其流行程度比在独立组更高；而坏歌在社会影响组的表现也更差。所以当听众能够被彼此的选择影响的时候，流行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加流行，出现胜者通吃的局面。然而这个实验最重要的结果是，具体哪首歌能够登上排行榜的最前列，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有些歌曲可能会因为实验初期纯粹偶然地获得更多下载次数，后来的受试者受这个影响就会以为这首歌好听，以至于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形成正反馈。最初的运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谁能脱颖而出。独立组仅获第26名的一首歌，在一个社会影响组居然排第一，而在另一个社会影响组则排第14名。尽管特别不好的歌肯定不能流行，但好歌想要流行还是需要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独立组排名前五的歌曲只有50%的可能性在社会影响组也进前五。

对能够互相影响的一群人，不能以常理度之。撒切尔夫人曾经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作为个人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可是你不能用研究一个人的办法来研究一群人。就算你能理解这群人中的每个人，你也未必能理解把这群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他们之间的社交网络结构，会导致一些非常偶然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无法用任何常识去预测。一般人的历史观总是有意无意的把一个集团，比如说清廷，想象成一个有思想有行动的个人，好像辛亥革命就是清廷，孙中山和袁世凯三个人之间的事一样。这样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孙黄数次起义数次失败，最后居然在一个完全想不到的时机成功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互相影响的社会。我们想起来去听一首歌，也许只不过因为朋友的推荐。我们想起来去看某个电影，也许只不过因为我们恰好在微博上跟随某人。旭日阳刚可能的确唱的不错，但在某个平行宇宙里他们将不会登上春晚舞台。如果历史重演一遍，芙蓉姐姐、周迅甚至李谷一都未必能成名，《哈利波特》的第一集未必能获得出版。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素质，归结为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一样，而事实却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常识只是特别善于在事后“解释”事件，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十月革命爆发了，我们就说俄国局势导致革命必然要爆发，可是革命之前有谁能这么肯定呢？中国女篮以三分优势击败韩国取得奥运参赛权，赛后总结自然全是成功经验，可是如果中国队最后几个球偶然没投进，媒体上必然又全是失败的反思。我们看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或者反思，总是觉得它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简直是常识。专家们也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去预测未来。可是事先你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呢？

比如如果有人说来自农村的士兵会比城市士兵更适合部队生活，读者很可能会认为这是显然的 – 农村本来条件就比较艰苦，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所以农村士兵肯定更能适应部队。然而据社会学家Paul Lazarsfeld对二战期间美军的调查，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是城市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拥挤、合作、命令、严格的衣着规定和社会礼仪。这两方面的常识看上去都有道理，在没有统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个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要想从复杂的随机事件中看到真正的规律，最好的办法是像搞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大规模的重复实验。如果中国女篮跟韩国队在同样的条件下打100次能赢95次，我们就可以确信中国队强于韩国队。如果一首歌能在每一个社会影响组都进前五名，我们就可以确信这首歌的素质的确出众。然而历史不能重复，我们不知道最后发生的结局是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我们却总能用“常识”给这个结局一个解释！像这样的解释如果用于预测未来，甚至制定计划，怎么可能不失败呢？一个更实用的历史观是放弃“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布，然后尽可能地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与其追求用各种想当然的常识指导未来，不如把历史当做一个数据库，从中发掘统计规律。

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经常认为社会科学更简单。如果你看那些社会科学的论文，会发现其中逻辑通俗易懂，结论往往也是显然的。物理学经常能得出一些违反直觉而又绝对正确的结论，然而社会科学中常识却总能大行其道。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改观，自然科学的方法正在被引进到社会科学中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亨廷顿曾经在某项研究中颇有科学精神地写道“62个国家的社会挫折和不稳定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5”，然后一个数学教授跳出来说这纯属胡扯，“亨廷顿是怎么测量社会挫折的？难道他有一个社会挫折表么？”其实像这样的批评也许只不过说明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难做。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想要找几万人做歌曲评分实验，或者分析成百上千万的社交网络和信息传播，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有了互联网，社会科学终于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显然”的研究结果了。所以社会学家已经在使用新方法搞科研，遗憾的是实用专家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理论上。一个原因也许是统计方法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更多有实用价值的判断。但不论如何，正如Watts所说，现在社会科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天文望远镜，就等开普勒出来总结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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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

1. 此文中关键事实，凡是没有直接标明出处或给出链接的，一律来自这本书。以后写书评也是如此，不再注明。

2. 我曾经在《分析 Facebook 上的两场捐款战》一文中使用过“关键人物理论”，并且以此对比中国用户的捐款数据，得出结论是中国用户对网络的使用习惯还停留在论坛时代。而当时数据的确显示有些人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似乎有点矛盾，但数据也许并不矛盾。“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也许并没有人们事先设想的那么强。另一方面，这个捐款“实验”也可以作为对本文提到的url转发统计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3. 我觉得新浪微博可能比 Twitter 更容易用来进行社交网络研究。首先转发次数是明摆着的，其次也许用户量更大，另外新浪这种明星体制也许会导致整个网络结构跟 Twitter 很不同。不论如何，希望能看到有人对新浪微博进行类似的大规模统计分析！

我们常常相信历史前进的冥冥之中存在一些逆之者亡，顺之者昌的“大势”，就好像《三国演义》一开头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然而就算真有这样的大势，也很少有人能正确地预见到。比如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互相依赖的整体，电话和电报这些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国能够充分交流，再加上民主制度广泛传播，以至于整个欧洲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都认为天下大势是和平。他们在二十世纪之初预言欧洲将不会再出现大的战争了...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7月24日，报纸版标题是《机关枪捍卫世界和平？》）

我们常常相信历史前进的冥冥之中存在一些逆之者亡，顺之者昌的“大势”，就好像《三国演义》一开头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然而就算真有这样的大势，也很少有人能正确地预见到。比如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互相依赖的整体，电话和电报这些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国能够充分交流，再加上民主制度广泛传播，以至于整个欧洲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都认为天下大势是和平。他们在二十世纪之初预言欧洲将不会再出现大的战争了，结果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战争最惨烈的世纪。

但是也不能说天下大势不存在，或者不可预测。实际上，有一个波兰银行家，Ivan Bloch，曾经几乎窥破了天机。作为一个业余军事学家，Bloch在1898年出了一套六卷本著作《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Bloch也许从来没上过战场，但他却是世界上最了解机关枪意义的人。Block说，机关枪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步兵和骑兵战术彻底过时 — 有了机关枪，士兵们只能在战壕里作战，因为他的计算表明一个战壕里的士兵比地面上的士兵有四倍的优势。这样步步为营的壕沟战会让快速推进成为不可能，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对另一个强国速战速决，所以未来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消耗战。这样长久的战争会迫使参战国投入百倍于传统战争的兵力，拖垮参战国的经济，甚至引发其国内动荡革命，所以没有哪个大国会愚蠢到在机关枪时代发动战争，于是结论就是机关枪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事实证明除了和平，其它方面Bloch都说对了。

Bloch没有预测到一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高估了世人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这本书的思想是如此先进，以至于在它非常畅销的情况下却没有引起各国军方足够的重视。军队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排兵布阵，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欧洲战场上的将领们才意识到机关枪的确是一种防守性，而不是进攻性武器，而且打仗的时候的确应该呆在战壕里。即便是这样机关枪也没有带来最终和平，因为坦克出现了 — 在Bloch写书的时候这个终极陆战进攻性武器还没有发明。不论如何，从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判断天下大势这个思路显然并没有错。

技术不仅仅对人类生活提供辅助性的帮助，而且可以直接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发展的大势决定天下大势。最近堪称是当代技术思想家的Kevin Kelly，出了一本 What Technology Wants（《技术想要什么》），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技术的大势。在这本书里 Kelly 认为技术的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独立，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样变成了一个活的东西，以至于它“想要”一些东西。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很小，我们的角色不是技术的主人，而是“技术的父母”，乃至于“技术的生殖器官”。即便如此，技术仍然是个好东西，它的大势总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技术是个好东西。空气污染，全球变暖和核辐射，使得有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应该放弃技术，回归到原始社会的自然生活。但原始社会既不文明也不环保。我国古代文化常常认为上古是大同社会，人们过着与世无争的安乐生活，而事实是在农业技术被发明之前的原始采集狩猎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比任何文明社会都要频繁，死于战争的人口比例是农业社会的五倍。再加上食物来源不稳定，没有多少人能活过20岁，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40岁以上的原始人。从保护生物多样性角度，原始社会生活方式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比现在还要严重。从原始人走出非洲开始，人类走到哪里，哪里的乳齿象，猛犸象，恐鸟，犀牛和巨型骆驼就会被灭绝。到距今一万年前的时候，地球上80%的大型哺乳动物种类都被原始人屠杀殆尽。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农业技术终于出现。人口开始增长，寿命开始延长，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之间的知识传承才变得可能。有气象学家甚至认为，正是因为8000年前的早期农业带来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全球变暖，才使得地球避免了另一个冰川期。农业技术发展一个杰作是所谓“轴心时代”。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各大文明都出现了足以影响后世千年的精神导师，比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释迦摩尼，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所以会有轴心时代，是因为当时大规模灌溉技术的出现，古代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以至于可以养活一帮（像有人说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专门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Kelly写道，人类社会组织每一次大的变革都由新技术的出现引发。人类必须首先发明文字书写系统，才能把法律写下来，才能谈得上司法公正。是标准化货币的铸造使得贸易流通更广泛，鼓励了经商乃至形成自由的思想。1494年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使得欧洲的公司第一次可以处理复杂的业务，直接开启了威尼斯的银行业，乃至全球化的经济。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使得欧洲基督徒第一次有机会摆脱教堂，直接阅读圣经，形成自己的理解，结果导致爆发后来的宗教改革。

一个特别有意思而又影响深远的技术是马镫。在没有马镫的时代骑马作战时大部分体力都被用于不让自己从马上掉下来，骑兵对步兵没有速度以外的优势。而马镫让骑兵可以在马上从容使用武器，战马更容易控制，甚至人马一体，从而获得比步兵大得多的优势。从此之后，骑兵成为一个专业兵种，一群未经训练的平民就算组织起来也不可能打败久经训练的骑兵。再加上只有贵族才买得起马，可以说马镫技术直接带来了欧洲骑士制度、贵族封建统治、和漫长的中世纪。而最后终结这种统治的，是火枪技术的出现，因为训练一个火枪手比训练一名骑兵容易得多。

技术不但改变历史，而且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比如地图和钟表的出现就带给我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跟一个只会看真实风景的人相比，一个会看地图的人拥有一种高级得多的思维能力，他能通过抽象的点和线去感知一种此前的人无法想象的空间结构关系。机械钟表则把时间这个原本不可分割的自然现象变成可计量的单位，而滴滴答答前进的时间感则开启了人类探索科学的序幕。技术甚至改变人的基因。人类今天的进化速度是拥有农业技术之前的一百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出现以后人类由小部落的游猎变成大规模群居，每个人有了更多的可选伴侣，导致自然选择加速。另一方面，因为人学会了饲养家畜，新的食物也在改变人的体质，比如今天我们对牛奶的消化能力就比远古时代强得多。

可能有人会说，技术是改变人，但难道技术不都是人发明的么？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改变人。这种说法很难说是对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人基本上控制不了技术。当我们考察技术的进步史，我们会发现它跟生物进化非常类似：二者都有从简单演化到复杂，从一般到特别，从一元化到多元化，从单打独斗到种群间合作共生等特点。如果说一个生命种类就是一堆基因的排列组合，那么一项技术也是一组想法的排列组合。从这个角度，Kelly认为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是一种生命，他把所有技术的总和称为“技术界（technium）”，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等其它六个生物界并列，号称是生命的第七个界。有意思的是，要想真正理解技术进化的历史，我们需要一点关于生物进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传统教科书中的自然选择，说基因突变完全随机，进化是为适应环境来决定哪种变异被保留。而在过去三十年，科学家开始使用非线性数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手段来研究进化论，其得出的最关键思想，就是进化不是完全随机的。所有动物的视网膜上都有同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它的作用是把眼睛接收到的光能变成电信号传输给视觉神经。在所有可能处理光信号的蛋白质分子中，视紫红质的性能是最好的，生物进化早在几十亿年前就发现了这个完美分子的结构，而且从没有变过。如果进化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在所有可能的蛋白质分子中找到这么一个完美分子，就好像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颗特定恒星一样困难。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视紫红质是在古细菌和真细菌这两个进化路线上完全独立的分支上分别被进化出来的。也就是说进化不但找到了这个分子，而且还找到了两次！从统计角度完全随机的进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有些最新的进化论学说认为生物通过细胞的新陈代谢之类的过程，存在一个自组织的机制，使得基因变异有一个特定的方向。而这种学说的关键证据，在于生命组织的形成方法是有限的。

比如说组成眼睛的方法就是有限的。人眼这个结构不但出现在哺乳动物中，而且出现在六种不同的生物种类中 — 这六个物种的共同祖先是没有眼睛的，它们是在进化史上分道扬镳以后才各自独立地进化出来了眼睛，而且是同一种眼睛。更进一步，组成眼睛一共就只有九种方法，而这九种方法都被进化所发现了。再比如说翅膀，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种形成翅膀的方法，所以蝙蝠、鸟类和翼手龙虽然独立进化，其翅膀结构却是一样的。

理论上有能力组成生命所需大分子的元素只有碳和硅，而硅的性能比碳要稍逊，结果我们这个星球上尽管硅比碳储量丰富，所有生命都是基于碳的。科学家用计算机模拟了无数种可能组成生命的大分子，发现只有一种组合方式性能最好，而真实生命的DNA正是这种结构。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个物种是真正新的，无非是对有限的可能性进行排列组合而已。将来哪怕真找到外星生命，我们也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其组成方式跟我们一致。所以生命进化的内在方向，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可能性中跳跃，正如非线性系统的演化往往是收敛的一样。

技术的进化也是如此。外行的科幻小说作家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认为科技的发展是“一切皆有可能”，但事实是技术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人远远不能从心所欲。如果我们考察几个大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各个古文明，会发现尽管他们之间因为缺少交流而进步的先后不一致，但其技术发展路线图却是相同的。先有石器，然后才能学会控制火，然后才能出现刀，然后才有染料，渔具，石像和缝纫技术。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农耕技术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先发明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是各个古文明独立发明的。结果用于农耕的各种工具，乃至于不同家畜的驯养，都是按照同样的顺序被各文明发明和掌握。在技术进步的任何阶段，都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研发什么。技术不听我们的，我们得听技术的。

人不能控制技术的另一个证据是一项技术如果到了“该出来”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出来。因为它会被好几个人同时发现。现在公认是贝尔发明了电话，但实际上伊莱沙·格雷几乎同时作出了这个发明，两人甚至是在同一天申请了专利，贝尔仅仅比格雷早了两个小时！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发现进化论，牛顿和莱布尼兹同时发现微积分。有人在1974年对1718个科学家的调查表明，其中有62%的人曾经在研究中被别人抢了先，这还不算没有报告的同时发现。在外行眼中科技突破都是由英雄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做出来的，而事实则是就算你把这个科学家杀了，别的科学家也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把它做出来。统计表明一个科学家要想多干出一点东西，不被别人抢了功劳，最好的办法是……多干一点东西。

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技术不仅仅是人类需求或者人类天才创造的推动，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推动。正如生物进化一样，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孕育新的技术突破，整个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自组织和正反馈过程。有了文字就会有书，有了书就会有图书馆。有了电力就会有电话，有了电话就会有互联网。有了图书馆和互联网，就会有互联网上的图书馆，维基百科就不可避免。任何正反馈过程都会导致加速演化，而技术进步正是加速进行的。以摩尔定律为代表，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速度成指数增长。而在1900到2000年这一百年内，我们的科学论文总数和技术专利总数的增长，也完美地符合指数曲线。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不变，到2060年地球上将会有十一亿首不同的歌曲，和一百二十亿种不同的商品可供选择。

作为一个电脑游戏爱好者，我发现《文明》和《帝国时代》这样的战略游戏中有三个设定相当符合人类历史。第一，你必须先研发出来某种特定的技术，才能去做某些事情。第二，你不必担心自己够不够聪明，只要你的经济达到相应的程度，该出来的技术就一定会出来。第三，你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该出来”，它们的种类和次序都是设定好了的。借用Google研究院吴军的话，技术革命就如同大潮，我们只不过是弄潮儿，而我们中的幸运者将处在浪潮之巅。

评估当前技术的影响，预测下一个技术突破，正在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课题。比如如果未来20年内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使工业机器人的能力超过现在的生产线工人，那么穷国的劳动力优势就将不复存在，全世界都得面临高失业率。今天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突破能不能实现，但将来一旦实现，就会有识时务者在新闻出来的当天启动应对方案。本书的一个遗憾是它没有预测目前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下一个天下大势是什么。但这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技术就算出来了，我们也很难立即看到它真正的影响。当初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他设想的最重要功能是播放有声书，居然怎么也没想到录音技术的最大用武之地是在音乐市场。

Kelly热情地欢呼技术进步，认为技术总是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而更多的选择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标准。从大时间尺度上讲这当然不错，但在小时间尺度内，某些特定技术的出现未必对所有事情都是好消息。比如互联网对世界和平是个好消息么？如果本文开头提到的Ivan Bloch能一直活到今天，他也许会有一个比Kelly这本书和自己一百多年前那本书都更不乐观的看法。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obert Jervis曾经在1978年提出一个关于技术进步与人类和平的非常有意思的理论。Jervis发现历史上进攻性武器技术和防守性武器技术是交替进步的：每当进攻性武器取得主导地位，战争就会变得更频繁；而每当防守性武器更强大，战争就会减少。比如欧洲历史上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因为广泛修筑堡垒而相当和平。但十五世纪大炮的出现使得战争增加。而十六世纪星形要塞（也就是小说《窃明》里说的棱堡）的发明使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几乎不可攻破，欧洲重回和平，一直到十八世纪拥有更长炮管的自行火炮才出来打破僵局。这种武器的交替上升包括一战和二战中机关枪对坦克，直到冷战时代终极防守武器，也就是核武器带来恐怖平衡下的和平年代。根据这个理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互联网是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他认为是进攻性武器 — 因为互联网使得组织恐怖袭击比阻止恐怖袭击的成本低得多。

技术想要变得更高级，想要变得更无处不在，它有时候也想要帮助我们，但更重要的是，它想要独立地发展。你爱，或者不爱它，技术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美式民主的反对者常常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民都是自私的，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投票从而会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政客们则说一套做一套，竞选的时候空许诺，最后出台的政策必然背离民意。这两个批评都是错的。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是非常无私的。大多数选民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从候选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恰恰是出于爱国之类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国政客的大多数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来越符合民意 — 随着近年以来各种民意... ]]> （《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2011年3月6日，报纸版标题是《西方选民太不“自私”了》）

美式民主的反对者常常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民都是自私的，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投票从而会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政客们则说一套做一套，竞选的时候空许诺，最后出台的政策必然背离民意。这两个批评都是错的。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是非常无私的。大多数选民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从候选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恰恰是出于爱国之类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国政客的大多数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来越符合民意 — 随着近年以来各种民意测验越来越频繁，政客们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现在的美式民主其实是一个选民很无私，政客很贴心的制度，是一个选民说话真的好使的制度。

可惜这正是民主失灵的原因。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严重，钢铁工业方面就先是在09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定政府基建项目中只能使用美国产钢铁，而今年二月更是对部分中国钢材加征430%的反倾销税。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论证这种贸易保护其实对美国经济有害，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1930年代类似的贸易保护政策恰恰加剧了大萧条的深度和范围。

中国经济学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理性行事，不要搞贸易保护。但美国经济学家也反对贸易保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贸易保护。如果经济政策完全由经济学家说了算，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贸易保护。然而美国政治的现状是经济学家说的不算，选民说的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了一本书，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中译本《理性选民的神话》）对选民与经济学家意见相左的现状做了一番相当精彩的描述和分析。

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假设每个选民都能清晰理解候选人许诺的各项政策，并且能理智地对候选人能力和这些政策的好坏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意见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意见，民主就是有效的。比如我们看观众拿短信投票选超级女声，网上的人给电影打分，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最后获得高分的往往的确就是很好的歌手和作品，“民主”有效，堪称是“群体的智慧”。

然而政治选举跟选超女是两码事。超女的能力就是她的演唱，每一个观众都能直接了解她的演唱；政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政策，可是事实证明，大多数选民根本无意去深入了解这些政策。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有高达86%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家的狗叫Millie，却只有15%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支持死刑。大多数选民对具体政策基本没什么兴趣。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都了解这一点：大多数选民是无知的。

但选举制度的妙处在于，如果选民仅仅是无知的，民主并不会失灵。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下每个候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人喜欢克林顿年轻，有些人喜欢老布什经验丰富，有些人喜欢奥巴马能说会道长得帅，有些人喜欢麦卡恩上过战场靠得住。这些无知的选民投票都没投到点子上，但只要他们的意见是随机分布的，那么他们的选票就会互相抵消 — 最后哪怕只有1%的选民精心研究过候选人的政策和执政能力，这1%的选票仍能决定选举的结局。

可是卡普兰指出，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在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第一，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一般公众很难理解纵容私人公司的贪婪怎么能给社会带来整体利益。公众只看到公司赚钱了，却看不到利润对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务的激励作用。相对于经济学家，公众普遍认为公司的利润太高。比如汽油涨价，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公众则认为是因为石油公司想多赚钱。

第二，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而公众则本能地反感外国货，支持本国货。公众总是低估对外贸易的好处，总是认为外国在抢夺本国的就业机会。公众常常强烈相信商业公司把工作转移到国外去是造成本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其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第三，公众过分害怕裁员。如果一项新技术可以节省人力，公众的态度往往会认为这个技术不但不是进步，而且还是个危险。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产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更何况允许公司自由裁员未必会降低社会整体就业率，因为只有当公司知道自己有权裁员，它才敢于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多雇人。

第四，公众往往过高估计当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低估计经济的表现。不好的东西总是比好的东西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众就认为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时代不行了。看到华尔街金融欺诈，公众就会认为整个富裕阶层完全腐败堕落了，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没救了。公众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期总是比经济学家悲观。基于这种认识，选民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希望政府干预市场。

而政客们不但了解选民的这些偏见，还特别善于迎合这些偏见。在反对自由贸易活动中闹得最欢，动不动就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打击的正是最直接代表民意的众议员，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两年，时刻面临选举压力。卡普兰在书中引用统计报告，说70%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50%以上的两院议员都曾经有过律师经历。而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的政客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民不喜欢经济学家。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说经济学家就是对的？也许经济学家的看法才是偏见。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自理性的分析，经历过历史实践的考验，而公众的喜好则完全来自直觉和感情。一个政策的好坏，往往与人的直觉相反。很多人既认为给弱势群体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认为政府减税是好事，但他们看不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矛盾的。公众认为政府强制规定一个高工资是对劳动力的保障，殊不知这样的劳动力价格会人为地产生过剩。被这种情绪左右，欧洲几十年来一直对劳动力市场实行管制，结果就是长期的高失业率。

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比他购物的时候要无私得多。真正因为自由贸易而丢了工作的人只是少数，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个好事。事实也是如此，选民们正是一边高喊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国产品还是照买不误。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支持贸易保护呢？根本原因在于谁都没拿自己手里这区区一票当回事。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结论，就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卡普兰说，人们对民主的信仰几乎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非常非常相信市场，但经济学家也非常非常小心地研究了种种可能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从来都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相比之下，信仰民主的人却往往认为民主制度是万能的，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里民主会失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民主！

一个人想要什么，和他作为选民投票的时候想要什么往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卡普兰没有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选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投票呢？选民到底想要什么呢？仅仅用一句“非理性”去批评，甚至直接说选民很愚蠢，是过分简单的答案。事实上选民的投票心理有非常明显的规律，一个政客要想当选，甚至一个政权要想稳固，必须深刻理解这种规律。

从《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很有学术味道的书考证看来，主流政治学者们对选举的认识还停留在无知选民的意见会互相抵消这个错误看法上。反倒是那些直接参与操作竞选的人对选民的心理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他们还能主动利用这些心理。可惜政客们并没有把竞选攻略写成教材让我们学习。

好在有个认知语言学家似乎是把“选民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给研究清楚了。这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George Lakoff，他在2008年出的这本The Political Mind （《政治之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思维模式。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做“小故事”。

认知学家发现，人脑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读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伊拉克先打了科威特，然后美国率领联军打伊拉克。战争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一般公众看来，这就是一个“有坏人欺负良善，于是英雄出手相救”这么一个小故事。

大脑喜欢小故事。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实现一个什么小故事。比如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实现“通过奋斗获得美好生活”这个小故事。我们对公众人物的理解，就是把他们往我们脑子里的小故事里面套。而这一切可以是无意识的。

小故事的重要特点是它能调动人的感情，在一个小故事过程中，人脑的两个感情区域（一个正面感情，一个是负面感情，在不同区域）被随时激活。我们总是会对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个好坏评价。比如当初克林顿偷情，希拉里没有跟他离婚，有些人会把这件事解读为“受害妻子宽容了”这个小故事，那么希拉里的形象就是正面的。而有些人把这件事解读为“有些机关算尽的人为了得到权势什么都能忍”这个小故事，希拉里的形象就是负面的。2008年总统初选的时候一个大学女生表示她会给除了希拉里之外的任何民主党人投票，显然就是用后一个小故事去解读希拉里了。

政客和政治经济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甚至还要做一番计算才能评估出好坏，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做这种计算。但是选民也不愿意听专家瞎忽悠，他们喜欢自己做判断，而他们做判断的依据，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从来不给选民上经济课，他们专门给选民讲故事。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小布什爱讲的故事则是反恐。2004年小布什在经济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仍然成功连任，靠的就是这个小故事。竞选经理Karl Rove给小布什制定的策略非常清楚：不要谈经济，谈恐惧！实际上小布什的反恐故事讲得相当成功。早在2004年春天，官方的9/11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宣布萨达姆没有给基地组织提供过帮助，然而当年8月，仍然有50%的人认为伊拉克与9/11事件有关；甚至一直到2006年，还有46%的这么认为。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哪个候选人会讲这两个故事，哪个候选人就当选。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而他特别喜欢谈论自己年轻时代的酗酒等荒唐行为，就是为了衬托第二个故事。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奥巴马能当选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更何况这还是一个黑人的奋斗！当然奥巴马也讲了第一个故事，这就是华盛顿政客一片黑暗，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来“change”。选民对这两个故事都买账了。

胡适先生在1921年提出“好人政府”的命题，希望民主制度能把一班好人选出来送进政府。但“好人”其实是个故事。选民通过各种小故事来判断谁是好人。与胡适不同，经济学家更希望选民能自私一点，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投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有效。

而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廉价的中国货是不错，但支持国货是个爱国故事。陈水扁作为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穷人家孩子努力奋斗，天生符合选民最爱的故事。他经济搞得那么差居然都能连任，一个很大因素是他讲了一个小岛不怕打压的故事。选民不关心台独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敢于投出这一票来证明自己很酷。

卡普兰对民主失灵给出了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我相信是作者心目中的上策，就是用市场取代民主，也就是说在一些经济领域取消政府监管，让公众自己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台，有线电视网没有公共电视网那么多内容限制，结果HBO台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作者提出的中策，是限制只会听故事的一般公众的投票权，给那些能理解复杂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权。而下策则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加强教育，希望能让公众提高一点经济学常识。

可惜经济学没法用小故事讲述。

我国成年人平均每天读书的时间越来越短，去年只有14.7分钟，而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超过34分钟。如果你认为上网也是一种阅读，我们总的阅读时间是逐年增加的。但上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阅读。

一个典型的上网者通常同时打开好几个窗口，开着聊天工具，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查查电子邮件。他很少在任何一个网页停留过多时间，页面随着鼠标滚轮上下翻飞。相对于长篇大论，他更倾向于微博客之类短小的信息。据说曾经有一个资深网民教一个新手怎么使用浏览器，发现那个新手居然在读一篇文章，把他激怒了：网页是读的么...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2月19日)

我国成年人平均每天读书的时间越来越短，去年只有14.7分钟，而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超过34分钟。如果你认为上网也是一种阅读，我们总的阅读时间是逐年增加的。但上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阅读。

一个典型的上网者通常同时打开好几个窗口，开着聊天工具，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查查电子邮件。他很少在任何一个网页停留过多时间，页面随着鼠标滚轮上下翻飞。相对于长篇大论，他更倾向于微博客之类短小的信息。据说曾经有一个资深网民教一个新手怎么使用浏览器，发现那个新手居然在读一篇文章，把他激怒了：网页是读的么？是让你点击的！

现在已经没人能看完《战争与和平》了。高质量的读书要把自己沉浸在书中，有的地方反复看，甚至还要记笔记。这种读法似乎有点丧失自我，好像成了书本的奴隶。而上网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我们游离在内容之外，面对众多等着被临幸的超链接想点哪篇从心所欲。可是在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浅薄》）这本书看来，上网者才是真正的奴隶。相对于读书，网络阅读使我们能记住的信息更少，理解力和创造力下降，形成不了知识体系–互联网把我们的大脑变浅薄了。

网络文本的特征是有超链接。本来设计超链接是让读者可以随时点击相关内容，是更主动的阅读，然而多个实验发现效果恰恰相反。读者倾向于毫无目的地点来点去，不但没有加深理解，甚至记不住读了什么。一个实验中受试者被分为两个组，一组读纯文本，一组读有超链接的“超文本”。然后用所读内容测试，超文本读者的得分显著低于纯文本读者，而且文章中超链接越多，他们的得分就越差。这还不算在真实的上网中，一个人还要面对大量无关的链接，更不用说各种广告都在争夺他的注意力。

为什么超链接使阅读效果变差？因为我们必须随时对点与不点一个链接做决定。一个人读书的时候调动的是大脑中负责语言、记忆力和视觉处理的区域；而对链接做决定则要时刻调动大脑的额前叶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实验表明，网上冲浪可以增进做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老年人保持头脑年轻有好处，但坏处则是牺牲了深度理解。神经科学家发现，网上阅读从硬件层面改变了人的大脑。一个没上过网的新手只要每天上网一小时，五天之后他的大脑结构就会发生可观测的改变！

多媒体内容也未必是好事。在一个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阅读一份关于马里的资料。其中一组读的是纯文本，另一组则在文本之外还有一份配合的声像资料，可以随意选择播放还是停止。在随后的测试中，文本组在10道题中平均答对了7.04道，多媒体组只答对了5.98道。而且与直觉相反，文本组的人认为这份资料更有意思，更有教育意义，更容易理解，他们更喜欢这个资料。

多媒体，超链接，时不时蹦出来的聊天信息和新邮件通知，还严重干扰记忆力。只有有意识的短期记忆，称为工作记忆，才有可能被转化为长期记忆。过去心理学家曾经认为人的工作记忆只能同时容纳7条信息，而最新的研究结果是最多只有2到4条。这样有限的容量非常容易被无关信息干扰导致过载。上网时分散的注意力，不停地为点还是不点做决定，都在阻碍我们把短期记忆升级为知识。

网上有些人只看标题就敢评论，根本还不知道文章说的是什么。逐字逐句的读书已经被快速扫描式的读网取代。用小型摄像机跟踪上网者的眼球运动表明，网上阅读模式是个 “F” 形轨迹：他们会快速读一下文章的前面两三行，然后把网页下拉，跳到文章中间再扫几眼，然后就立即跑到结尾把目光停留在屏幕的左下角。大多数网页被读的时间不超过十秒，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网页被读超过两分钟。

既然是扫读，深刻的内容就很难有竞争力。点击排行榜上的文章大多是短小精悍的，配有精彩插图，让人会心一笑，有机智而无智慧。很多流行文章都是相同的几个套路，没有真正的新意。与书相比，网上的文章是肤浅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Carr认为根源在于互联网这个技术。考察地图、钟表和书籍技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会发现技术并不仅仅为思维服务，技术能改变思维。比如地图就加强了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而互联网这个技术是用各种小信息去干扰人的思考。神经科学家Michael Merzenich说，多任务的阅读方式是“训练我们的大脑去给废物注意力”。

更进一步，Carr认为Google正在把互联网向更肤浅推动。YouTube这样的业务对Google来说只是为了给搜索引擎带来流量，收集信息，以及排挤潜在的竞争对手，对公司利润几乎没有贡献。Google的真正业务是搜索，利润的绝对大头是广告。一个盯着屏幕看的用户不会给它带来任何广告收入，你必须不停地搜索和点击。正如其用户体验设计师Irene Au所言，Google的核心战略就是让用户快来快走，它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战略服务。对Google来说，短而新的信息可以带来更多点击，价值远远超过经典长篇大论，它把所有书籍上网，正是把整体的书变成一堆可搜索的短信息的集合。

不过经济学家Tyler Cowen则对肤浅信息的流行有不同的解释。在Create Your Own Economy(中译本《达蜜经济学》)一书中，他提出廉价必然导致低俗流行，是Alchian-Allen定理的要求。这个定理说如果低品质苹果和高品质苹果同时涨价，那么人们将更乐意买高品质苹果，反正也要花很多钱还不如吃个好的。在通讯和交通手段不发达的时代，出门看一场戏剧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所以要看就看个经典的，而且戏剧往往很长。同样道理在中国发明纸张之前，竹简是昂贵而费力的信息载体，所以那时候的书本本都是经典。

如果获得信息很容易，我们就会倾向于短小轻快的内容。这有一个心理学原因，那就是期待和尝试的乐趣。比如说我们收到一个的礼品盒，打开这个盒子的过程本身就是个很愉快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爱看最新电子产品的开箱视频。点开一个链接就如同打开礼品盒，各种短小信息构成了一股期待–尝试–发现的快乐之泉，我们享受这源源不断的小乐趣。另外，很多时候完成一个工作的乐趣集中在开始和结束，而不在漫长的中间过程，我们喜欢不断地开始和不断地结束。相对于一本600页的书，我们可能更想读两本300页的书。我们在网上追求能够立即满足的小刺激。

Cowen认为多任务不是坏事。当处理短小信息的时候，同时干好几个任务，比如说一边看新闻一边聊天，是高效的方式，而且人的多任务能力可以训练。更重要的是，多任务工作可以让我们对这些小事情保持兴趣。Cowen热烈欢迎互联网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方便。

在Cowen看来，新技术的最重要特性是允许我们定制自己接收的信息。过去一张专辑里的歌曲是出版者设定的；而现在每个人的播放器上都是自己选择的节目。网上阅读的要点在于选择和过滤，我们应该学会订阅特选的博客，访问专门的论坛，从而排除无关信息。

哪种人最善于对信息定制，整理和排序？有自闭症倾向的人。自闭症患者往往因为大脑的缺陷而缺少对情感交流的解读能力。对人情的不解反而使他们让思想保持冷静客观。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特定信息的收集，整理，分类和记忆中，是最极端的信息爱好者。也许自闭症者不怎么了解自己的邻居，但他们往往对某个特定领域了如指掌。一个小男孩爱好火车时刻表，他可以整日在网上看时刻表。

有点轻微的自闭症倾向甚至可能是成为大师的先决条件。Cowen列举了很多可能有自闭症倾向的名人，包括牛顿，爱因斯坦，图灵，爱迪生，亚当·斯密，甚至杰斐逊和莫扎特。Cowen考证，从福尔摩斯特别注重细节而又不怎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这一点来看，他和柯南道尔都有典型的自闭症症状。更进一步，Cowen认为现代教育正是要把学生往自闭症的思维方式上培养。

Cowen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上网能彻底取代读书么？收集并整理一大堆短信息能取代对成体系知识的学习么？显然不能。大量的信息不能自动带来深度理解。很多自闭症患者对细节具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他们甚至可以把一本多年以前看过的书背出来，却不怎么理解书的意思。Carr对阅读肤浅化的担心是合理的，上网不能取代读书；而Cowen的贡献则在于如果我们上网，我们就应该用自闭症思维上网。

知识是有等级的。八卦新闻，实效性强的信息，网友对时局的看法，本来就不值得印在纸上浪费树木，在网上看看正好。扫读网页不见得是什么毛病，相反，能够以不同速度读不同等级的内容是最有用的阅读技术。

上网的关键态度，是要成为网络的主人，而不做各种超链接的奴隶。高效率的上网应该像自闭症患者一样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以我为主，不被无关信息左右。就算是纯粹为了娱乐上网也无可厚非，这时候读得快就是优点。一个真正的智者不会让上网占用读书时间，他应该经常能够平静地深入思考，只有电话接线员才随叫随注意。

明星物理学家霍金的新书 The Grand Design (《大设计》) ，和当年的《时间简史》一样受到公众和媒体的热烈追捧，成为又一本能够连续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物理书”。很多媒体关注的重点都是说霍金在这本书里排除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但其实这本书说的是比上帝存不存在更重要的事。它说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恰好适合人类生存的宇宙。

这大概是人类所能提出的最大问题了。宇宙为什么存在？宇宙是怎么起源的？我们这个宇宙的性质非常精妙地符合人类需求，那么它是被“设计”出来的么？很多人认为物理学家跟哲学家和宗教人士一样... ]]> （《新知客》，2010年11月）

明星物理学家霍金的新书 The Grand Design (《大设计》) ，和当年的《时间简史》一样受到公众和媒体的热烈追捧，成为又一本能够连续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物理书”。很多媒体关注的重点都是说霍金在这本书里排除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但其实这本书说的是比上帝存不存在更重要的事。它说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恰好适合人类生存的宇宙。

这大概是人类所能提出的最大问题了。宇宙为什么存在？宇宙是怎么起源的？我们这个宇宙的性质非常精妙地符合人类需求，那么它是被“设计”出来的么？很多人认为物理学家跟哲学家和宗教人士一样，追问这些问题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平安”，但物理学家跟他们不一样。物理学有一套非常不同的逻辑。

我曾经在一次聚会上跟一个牧师聊天。这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牧师，走到哪都带着一个破旧的随身听，里面放的是《圣经》录音带。我以为我的知识足以挑战他的信仰，我问他你怎么可能相信地球是在6000多年前被上帝创造的呢？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地球上很多东西的年龄超过一百万年。不料这位牧师说了一个几乎让我目瞪口呆的理论。他说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可以创造各种年龄的万物。这就好比说假设我现在可以创造出来一个人来，这个人的年龄看上去是20岁，可是他是什么时候被创造的？现在被创造的。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我无法从逻辑上质疑它的正确性，这位牧师靠这个理论获得了内心的平安。可见获得内心的平安是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相信上帝无所不能，上帝安排了一切，你就可以解释任何现象，你就获得了内心的平安。可是物理学家对自己有比“内心的平安”更高的要求。我对这个牧师说，我的理论不但能解释各种化石的年龄，我还能对尚未发现的化石做出预言，你的理论也能解释，可是你的理论能预言么？

判断一个物理理论的好坏不在于这个理论是否符合人的直觉，或者是否够漂亮，而在于它能不能做出预言。与哲学家们整天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派和“信念”跟人吵架不同，物理学家从不执着于任何一个物理理论，堪称是最彻底的革命者。

但物理学家也有一个可以称作“信念”的东西，这个信念就是世界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物理定律应该适用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所有事件都必须精确地符合描写物理定律的数学方程。

正是这个信念使得物理学家可以不断地做出预言。如果有一个侦探发现一月一日有人被杀；二月一日又有人被同样的方法杀死；三月一日还有人被同样的方法杀死，他就会得出一个理论：罪犯在每月一日杀人。这个理论不但能解释过去的三起杀人案，而且能做出四月一日会有人被杀的预言。物理学家的思路类似，只不过对他们来说，四月一日必须有人被杀 — 不允许物理定律像犯罪一样有被停止的可能。过去，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左右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力，而萨拉姆和温伯格在1967年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把这两种力统一了起来。这个理论不但能解释已知的现象，还预言了在这个框架内必须存在的三个新粒子，后来果然被试验发现。反过来说，有人试图把强相互作用也给统一进去，结果得到了几个所谓“大统一理论”，Grand United Theory （GUT）。这些 GUT 都预言质子应该会衰变，然而目前为止所有的实验都表明质子就算真的会衰变，其半衰期也比 GUT 预言的要长，所以 GUT 理论就算再精妙也不能被接受。

既然所有事件都符合物理定律，上帝还有什么用呢？如果上帝不能干预物理过程（比如说制造奇迹），他存不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牛顿就提出了一种意义。

牛顿在解出行星轨道方程之后发现引力会对这些轨道做出扰动。而这种扰动一旦累积起来就会导致轨道的不稳定，使得行星或者坠入太阳，或者脱离太阳系。据此，牛顿认为上帝必须存在，只有上帝才能时不时地对地球轨道进行微调，确保稳定。要不是拉普拉斯后来证明这种轨道扰动是周期性的不可积累，物理学家大概也只好接受上帝存在。

牛顿认为上帝必须存在的另一个理由则不需要他的直接干预，这就是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实在是太幸运了。方程表明一个行星的轨道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椭圆形，圆形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如果地球轨道是椭圆，哪怕“椭”的不是特别厉害，其近日点和远日点的温度也将会非常不同，而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一年四季温度相差不算太大的环境。而地球的轨道几乎就是圆的！地球四季的温差几乎完全来自自转和公转的倾角，而与距离太阳远近无关。地球的另一个幸运之处在于这个距离与我们这个太阳的质量正好搭配合适，哪怕太阳质量有20%的不同，地球也将因为过冷或者过热而不适合生存。牛顿考虑到这些巧合，认为这一定是上帝安排的，就好像一个连续买彩票中大奖的人认为这是上天的眷顾一样。要不是后来我们发现宇宙中有那么多的行星系统所以其中有一个适合生存的不算意外，物理学家大概也只好相信这个巧合是安排的。

相对于那些因为自己“信仰”无神论而否定牛顿的人而言，像牛顿这样的较真精神反而更了不起。现在，类似于牛顿遇到的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物理学家。这些问题的特征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实在太幸运了，差一点都不行！

第一个问题是宇宙起源的初始条件。天文观测和经典理论都表明宇宙起源于大爆炸，而量子引力的进展则表明大爆炸比此前想象的要快得多。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非均匀性的发现证实了暴涨理论。然而要想实现足以形成我们这个宇宙的暴涨，宇宙起源的初始条件必须满足无比严格的要求。这就好像你要做一个炸弹，这个炸弹的形状必须是一个绝对精确的球形它才能实现预期的爆炸效果一样。除了上帝谁还能准备这样精确的初始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各种物理参数为什么如此地恰到好处。计算表明如果把强相互作用的强度改变0.5%，或者把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改变4%，碳和氧这两个对生命至关重要的元素就不会出现；哪怕把质子的质量增加0.2%，它就会迅速衰变从而根本不会有任何化学现象。另外，空间还必须是三维的，否则行星轨道就不会稳定。现代物理学无法从逻辑上解释为什么这些物理参数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网络游戏玩家不能用物理定律解释某些超强 boss 的武力值一样，唯一的解释似乎是它们是被“设计”成这样的，否则这个宇宙或者游戏就不好玩。

霍金在书里给出了一个不需要设计者的解释。霍金首先用所谓“无边界条件”来取消了“宇宙创生之前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这个条件说在早期宇宙的极端条件下，时间维被扭曲得好像一个空间维，也就是说那时候有四维空间而没有时间，也就不存在“之前”的问题了。进一步，早期宇宙处于量子态，而它的历史则是所有满足“无边界条件”的历史叠加的结果。一个量子的宇宙可以自发地诞生。

正如量子力学中的一个粒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状态，创世之后也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类型的宇宙状态。每一个可能的宇宙中都有自己的一套物理定律和物理常数，我们只不过恰好生活在其中一个允许星系和人类出现的宇宙中而已。这就好比说既然有非常多的行星系统存在，我们恰好得到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就并不奇怪。

霍金在书里使用物理学的一些最新进展，比如M理论，和他本人在量子引力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论据，对这些大问题给了一个相当说得过去的答案。然而在专业的物理学家看来，这个论证很不严谨。书中用到的很多物理理论，比如说超引力，在数学上并不严格，更不用说M理论还远远没有得到实验证实。霍金几乎是等于宣称物理学家一直追求的“统一理论”已经成型，大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可是很多物理学家不会同意他的看法，比如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李淼老师就不买账。

不过霍金也解释了为什么M理论是最佳选择。首先，如果你的宇宙是一个连续系统，它的物理定律不随时间改变，那么其中必定能量守恒。其次，这个守恒的总能量必须等于0。这是因为如果能量大于零，宇宙就无法被凭空创造出来；而如果能量小于零，它就可以在真空中的任何地方出现。更进一步，既然宇宙的总能量为零，而在其中制造星球需要正的能量，那么它就必须包含引力，因为引力提供负能量。最后，这个引力必须用超引力理论来描述才能消除无穷大项，而M理论正是超引力的最一般理论。

霍金甚至提出了这套理论的一个预言：如果宇宙真是这样诞生的，那么在微波背景辐射中应该能观测到某种精微的特征，这种特征目前的观测手段还看不到，但将来或许可以看到。

物理定律必须处处管用，以至于上帝就算存在也无事可做；而一个好的物理理论必须不但能解释已知的现象，还能对未知的现象作出预言。这就是物理学的两个逻辑。霍金的学说显然符合第一个逻辑，只是不知道它能不能符合第二个。

“气候变化将强迫调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气候学家对政治家们是否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哪怕仅仅是减轻其影响，持悲观的态度。” — 《新闻周刊》

你一定误会了。以上这两段话说的不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全球变暖”。这两段话发表于1970年代中期，说的是“即将到来的”，全球变冷。

Super Freakonomics 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是 Freakonomics （中文译为《魔鬼经... ]]> “一些专家认为人类正处在一个新的，恶化了的全球气候模式的边缘，而且没有准备好怎么应对… 气候变化是对全世界人的威胁”。– 《纽约时报》

“气候变化将强迫调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气候学家对政治家们是否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哪怕仅仅是减轻其影响，持悲观的态度。” — 《新闻周刊》

你一定误会了。以上这两段话说的不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全球变暖”。这两段话发表于1970年代中期，说的是“即将到来的”，全球变冷。

Super Freakonomics 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是 Freakonomics （中文译为《魔鬼经济学》）的续集。与第一本相比，此书的大部分内容虽然同样有趣，但并不“新鲜”，说的都是现在的微观经济学家怎么用数字统计的方法发现违反直觉的事实。传统直觉不可靠，数字才可靠。我认为这本新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最后一章，这一章讲全球变暖。

为了铺垫这一章，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说明一个道理：特别复杂的大问题也许存在一个特别简单廉价的解决方案，而且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只要医生常常洗手，就可以大大降低产妇的死亡率；提高撞车之后的存活率，安全带比安全气囊要廉价得多也有效得多，等等。

然后两位作者在最后一章宣布，全球变暖，也有一个简单而廉价的方案。

他们不是胡说八道。

回到1970年代，那个时候之所以科学家担心全球变冷，是因为二氧化硫污染。二氧化硫可以在大气平流层停留一年，在那里它们跟水蒸气结合形成云，从而遮挡阳光。但此后各国减少了硫排放，变冷问题解决了。

二氧化硫的作用在1991年再一次得到证实。当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火山灰直上天空22英里，导致两千万吨二氧化硫进入大气平流层并散开。结果是两年之后，全球温度平均降低了 0.5 摄氏度。

所以解决全球变暖的最简单办法是往平流层排放二氧化硫。这个想法并不好听，“排放”，“二氧化硫”，都不是什么好词儿。但提出这个解决方案的不是写书的“魔鬼经济学家”，而是位于西雅图近郊的 Intellectual Ventures （IV）公司的几位科学家。

实际上，往平流层放二氧化硫并不是什么新方案，以前早就有人想当过，只是难度很大，因为你不想大规模的放，否则会污染大气。要点是怎么点穴式的放，直接放到平流层。IV 公司的方案就是这样。

这个方案说，鉴于全球变暖主要影响两极，应该重点往极地上空放二氧化硫。只要每年往北极上空的平流层投放10万吨，就足以解决北半球的变暖问题。这点量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每年已经有两亿吨二氧化硫进入地球大气。

关键是怎么直接送到平流层。IV 的方案是 “garden hose to the sky” — 用一根非常长，也就是18英里长，非常轻的管子。这跟管子被一系列气球带动，好像一串珍珠一样，带入平流层。地下这头，只要燃烧硫，把取得的二氧化硫液化，然后靠管子里面一系列的抽水泵把液态二氧化硫抽上去。

这个方案还特别便宜。拯救北极的话，需要两年时间和两千万美元搭建设备，然后每年运行费用是一千万美元。即使是拯救全球，也只需要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搭建费用和每年一亿美元的运行费。

二氧化硫法得到了诺贝尔奖得主 Paul Crutzen （1995年，化学奖，获奖研究是臭氧空洞）的支持。二氧化硫会破坏臭氧层，但 Crutzen 2006 年在 Climatic Change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向平流层释放二氧化硫，“is the only option available to rapidly reduce temperature rises and counteract other climatic effects.” 而他估计这点排放对臭氧层的影响非常小。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案。这是一个直接对地球动手的方案，以至于被称之为“地质工程”(Geo engineering) 。也可能因为这个方案太简单，目前显然有很多反对者。实际上，Super Freakonomics 现在已经因为这最后一章而招致很多“全球变暖主义者”的声讨。关于这本书对全球变暖的观点的详细争论情况可见他们自己的博客。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额外事实。全球变暖是一个特别受媒体喜爱的热门话题，但媒体的报道，跟戈尔的纪录片一样，有很多的误导。我们不必看别的，单从最权威的 IPCC 报告来看，第一，全球变暖这个趋势不一定是真的（ IPCC 原话是 “very likely”，换算成统计术语，是95%的可能性）。第二，即使这个趋势是真的，仍然存在10%的可能性，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无关。最大的不确定性正是来自于云。科学家对云的认识还不够。其实就算理论100%完美，在实验之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预言是绝对正确的。一个可能不完全恰当的比方，标准模型是如此成功的物理理论，它作出的种种计算跟实验对比的精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即使这样，物理学家还是必须做实验。可惜气象学家没法用地球做实验。

就算全球变暖是真的。就算全球变暖完全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这不还有别的办法么。

Outliers 这本书，我们小镇（一共才不到十万人口）的公共图书馆一次就买了8本，因为太热门，借阅一次只给一周时间（一般的书是三周），结果过了两个月仍然有二三十 人排着队等。这本书的书评是铺天盖地，甚至前几天亚马逊推 Kindle 2，也拿它做了背景拍照。

跟每一本记者写出来的书一样，这本书的观点并不新，不是什么科研突破和学术进展。记者强大就强大在，对于不经常看书不经常思考的老百姓来... ]]> Malcolm Gladwell 是个很会写书的，记者。我感觉他一共就写过三本书：The Tipping Point, Blink，和 Outliers。这三本书的共同特点是一本比一本流行，一出来就成为热门话题。

Outliers 这本书，我们小镇（一共才不到十万人口）的公共图书馆一次就买了8本，因为太热门，借阅一次只给一周时间（一般的书是三周），结果过了两个月仍然有二三十 人排着队等。这本书的书评是铺天盖地，甚至前几天亚马逊推 Kindle 2，也拿它做了背景拍照。

跟每一本记者写出来的书一样，这本书的观点并不新，不是什么科研突破和学术进展。记者强大就强大在，对于不经常看书不经常思考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观点都很新。这些话说完了，我下面要说的是，这本书很有价值。它最大的价值在于破除了普通人对于”成功人士”的迷信。

所谓”outliers”，就是统计样本中的偏离平均值太远的那些个体，也就是那些比一般人不是强一点半点，而是强得你都觉得他跟你不是一路人的那种人。

为什么他们那么牛？一种迷信思维是认为他们是 “The ONE”。我们可以在好莱坞电影中反复看到这种思维：他们可能被怪异蜘蛛咬过改变了DNA，更可能一出生就天赋禀异，或者是预言中的天命所归，总之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

而 Outlier 这本书的观点是，成功人士其实都是普通人，是时势造英雄。我总结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 如果你想从事某种特别的工作，比如说想当冰球运动员，出生时机非常重要。加拿大冰球运动员，和其他很多运动员的生日都在一月，二月，三月。
因为加拿大选拔冰球运动员按1月1日出生年龄划线，所以1月份出生的孩子因为长得大而有小小的优势 － 这个小小的优势被马太效应逐级放大：他们因此获得更多的训练机会，比如进入优秀队伍，因此自身变得更好，因此进入更好的队。［现在这个效应已经被说俗了， 参看本人《天才训练指南》。］

就连一般人上学也讲究出生日期。九月份出生的孩子因为正好是学年开始，他们入学的时候在班上的年龄实际最大。因此他们学的更好，.更有自信，…, 马太效应放大之后，就是一直到大学他们都表现出众。统计表明有超过10%的分数优势！

－ 通过考察 SUN 的 Bill Joy， 微软的盖茨，和披头士乐队，结论是成功来自一万小时的练习。这里作者对于练习本身并没有什么描写，他所关注的是练习的条件。Bill Joy 的机遇是在他17岁的时候，刚好赶上密西根大学有了一个计算机实验室，而他通过系统的 bug 获得了无尽的几时。盖茨的例子很类似。高中时候因为富有的同学母亲赞助获得上机时间，然后又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机会。

有多少年轻人在那个时代能获得这样的上机条件？几乎没有。当时练大学计算机的教授很多也没有机会拥有无限的机时！

计算机的革命，创业的最佳时间是1975年。那个时候个人电脑的普及成为可能。而20岁的人最适合在这个时候干这个事，由此后推，计算机英雄最好出生在 1955年前后。事实上正是如此：盖茨1955，Bill Joy 1954，… 一时多少豪杰。［我进一步推演：一个人要想真正成为计算机专家，除了编程开始普及的时候渡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之外，还有一个条件是当时电子游戏尚未普及！］

－ 智商之于成功就好比是身高之于篮球。一定的身高之内，肯定是越高越好，但是过了一个线，再高甚至可能反而不好。

－ 富裕家庭和中产家庭的孩子最大的优势是他们的 practical intelligence 强：从小学会跟权威怎么平等地对话，主动提问题，开玩笑，控制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奥本海默面临危机（八卦：此人念研究生的时候曾试图谋杀其导师）可以很好 的谈判解决。家庭出身就是这么重要。

－ 这本书的一大发现是出生年份和日期决定人的命运，发现了人群论代现象。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纽约律师，最好的路线是在1930年出生于一个纽约的犹太移民家 庭。这些犹太移民的第一代往往是裁缝等手工业者，第二代有自己的小生意，而第三代全是医生和律师。那个时候出生，你会赶上纽约公立学校的最佳时期，受到最 好的教育，然后正好赶上开创新的律师业务。

－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谈论环境和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比如山地文化是 culture of honor，讲究有仇必报，韩国文化是绝对服从权威，中国南方的水稻文化则认为勤劳换来果实。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文化本来是地理环境造成的，但是当这些文化的人群脱离了其地理环境，比如移民到美国之后过了多少代上百年，他们的后代仍然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

在我听的这个 audio book 的最后，附送了一个对作者的访谈。他提到了自己是怎么成功的：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其自身的成功来自于从小学一年级就认识的两个朋友的帮助。这两个朋友日后分别成为了纽约时报和哈佛大学的人物。

我听完这本书的感觉，就是人就好比是电磁场中的带电粒子。科研中我们经常对那些获得了极高能量的电子或者质子感兴趣，它们所占比例很少，堪称是带电粒子中的 outliers。

难道是这些电子自身很特别么？其实所有电子都是全同的。它们只不过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了电磁场中的恰当位置而已！

成功人士受环境左右，同时他们能量高也可以左右环境 － 就好比这些高速粒子也会对周围的电磁场产生影响一样… 一切都是物理学:)

最后，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想研究怎么让“自己”成功，这本书意义不大。反倒是政府部门的人应该读读这本书，研究一下怎么创造一个可以让本国孩子拥有别国教授都没有“上机“条件的环境。所以这本书虽然没有更多的技术含量，却很”高端“。

Friedman 是个记者和写书的，不是什么学术精英。他说的大部分道理都不是原创，而是四处奔波采访得来，然而他的专栏文章我最爱读。他对布什当局非常不满，但他也会批 评民主党，也会表扬共和党，不像他最近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同事搞党争。Friedman 即不会为美国的侥幸获胜而欢呼，也不会为不满美国的种种现... ]]> 美国跟中国一样，有很多声称自己特别爱国的人。他们有的人在自己车子上贴个缎带图案的 bumper sticker, 上面写着 support our troops， 或者 freedom is not free； 另一帮人则贴讽刺布什的笑话。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媒体上，比 Thomas L. Friedman 更爱国。

Friedman 是个记者和写书的，不是什么学术精英。他说的大部分道理都不是原创，而是四处奔波采访得来，然而他的专栏文章我最爱读。他对布什当局非常不满，但他也会批 评民主党，也会表扬共和党，不像他最近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同事搞党争。Friedman 即不会为美国的侥幸获胜而欢呼，也不会为不满美国的种种现状而气急败坏。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喜欢研究世界大势 ，并且希望美国能成为走这条路的领导者。那些作出有出息的工作的美国人，也许会因为其工作能让 Friedman 高兴而自豪吧。我曾经想，像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去竞选总统？

这两天在读 Friedman 的新作，Hot, Flat and Crowded，感觉他还真不能当总统。

我听说这本书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能源危机，全球变暖，谁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 win-win-win-win-win 剧情的主角，这难道不是尽人皆知么？而Friedman 在这本书里想说的，我理解，是：第一，你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你不知道细节。

作者认为能源和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严重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他甚至提出一个能源环境纪年（Energy-Climate Era, ECE）的概念，与公元（CE）和公元前（BCE）这两个纪年并列，而公元2000年被定为 ECE 元年。

因为世界 是平的，所以中国人和印度人打算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但是世界也是挤的，所以地球上的能源好像养活不了五个美国。另外现在的能源输出国大多都是流氓国家， 所以节能不但有利，而且有理。同时世界还是热的，所以能源不但存在够不够的问题，还存在好不好的问题。在论述上述观点的时候，作者给出了大量的细节描写， 令人触目惊心。这似乎是一个统一理论，可以解释大部分当前热点新闻。我很喜欢 Friedman 的语言风格，很机智也很热情，激动了还用几个排比句，而且其特别善于发明新词，比如 ECE，ET 等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从 技术上讲，作者提出 IT 之后需要下一个技术泡沫，那就是能源技术， ET。作者并不特别支持任何一个现有的技术，什么太阳能风能，不过他反对生物能，认为不是根本的办法。（奥巴马指定的新任能源部长，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 据说是个鼓吹生物能的。）另一方面是节能技术，第一使用能源要智能化，第二提供能源要分布化，对不同的发电收不同的钱。一个概念叫做 energy Internet。

但技术不是关键。政策才是关键：
- 政府应该征收高额能源税，同时给新能源补贴，使用价格杠杆。其实9/11是最好的机会，那个时候石油价格很低，如果当时政府规定每加仑征收1美元的爱国税是很有可能通过的，但是布什错过了机会。
- 政府应该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

只有有了这样的政策刺激，现有技术才能形成规模优势，未来的新技术才更有可能早出现。新能源技术不会是另一个曼哈顿计划，而是10000个新发明的集体 效应。作者引用沙特人算计石油价格对西方搞新能源的决心的影响话说，the stone age didn’t end because we ran out of stones。我们不必非得等到石油用完了才发现替代品，政策可以鼓励创新，现在就发现。

作者对那些口头环保主义者非常鄙视，认为绿色革命如果是简单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引用毛主席的话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作者呼吁人们为革命吃苦。

谈谈我的看法。此书介绍问题相当全面，比如对全球变暖的”学说”，也提到了反对的意见。可是对一些最关键的问题，作者没有提到。

在反对全球变暖的学说中，太阳黑子耀斑的活动被认为是最主要因素，然而作者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对什么地球公转轨道变化说这些奇怪理论大谈特谈。

作者说，就算全球变暖说真的是错的，可是如果你减排你又会失去什么？这是不科学的说法。如果只有能源危机而没有全球变暖，那么我们的能源政策就大不一 样。实际上，作者自己也说了，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我们必须每天建造一个新的核电站才能避免变暖。既然如此完全可以说全球变暖是个解决不了的危机！可是看 看现在的变暖派，没有一个是悲观派：问题很严重，但是你听我的就一定有希望，很象忽悠。

作者列举了加收高额汽油税可能遇到的种种 困难，然而最关键的一点却避而不谈，那就是此举短期内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影响就业。正是因为这一点，政府根本不敢这么做。实际上很多国家政府都实行汽油补 贴。你怎么面对经济不增长，你怎么面对失业率上升？不把这些问题说明白是不负责任的。此书出版的时候，金融危机还没有发生。现在汽油又便宜了，可是我敢说 就算奥巴马也不敢在这么便宜的油价上加1美元的税。可能恨不得大家多加点油还来不及。

作者列举了大量的能源技术，甚至用好几页纸畅想了未来的智能能源生活，但是其对能源技术的评估无法令人信服。风能根本不肯能成为主力。太阳能纯粹是个笑话，家家屋顶都放上电池板绝非什么理想的未来，如果你梦见50年后的城市，我敢打赌屋顶上没有电池板。

其实未来很简单：只有核能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然而作者跟很多美国政客一样，出于纯粹的心理学因素不愿意对核能做过多讨论。另外，作者没有介绍核聚变和 ITER 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

作者对于现行电网的批评也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廉价而有保障的电力输出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就。真象作者说的那样改成分布式，人人每个月用两个小时时间研究用电账单，我看那是文明的倒退。

看这本书的一个结果是现在就算多点一盏灯，多开一会儿电脑，我都感到自己是犯罪。难道未来就是这样？我不怀疑能源的重要性，节能环保是世界的大趋势。特 别对于中国，清洁用煤，甚至使用核能替代煤，都是非常关键的考虑。但如果全球变暖学说是错的，那么这个革命还有没有这么急呢？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可以 用一句话来概括：政府到底愿意牺牲百分之几的经济增长率来刺激新能源？在这个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可能没有哪国政府会真正研究这个问题。

如果这本书是一份奏折，它得到的批红只能是三个字：”知道了”。

作者曾经担任过新加坡住联合国大使，写政治评论不算纸上谈兵。实际上身处一个必须经常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小国，作者对几乎所有当代政治热点问题，什么中东问题，美军在伊拉克的失误，欧盟与北非的关系，等等等等，都能津津乐道。

然而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这些题材信手拈来，但是是用一条中心思想把它们串在一起，用本书一章的标题来说，就是 Western incompetence, Asian compet... ]]>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Kishore Mahbubani 写的 New Asian Hemisphere, 是我所见过对中国评价最乐观的一本书。这本书里，中国非常完美，根本就没有缺点。作者非常喜欢 Deng XiaoPing，总是引用他的话。

作者曾经担任过新加坡住联合国大使，写政治评论不算纸上谈兵。实际上身处一个必须经常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小国，作者对几乎所有当代政治热点问题，什么中东问题，美军在伊拉克的失误，欧盟与北非的关系，等等等等，都能津津乐道。

然而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这些题材信手拈来，但是是用一条中心思想把它们串在一起，用本书一章的标题来说，就是 Western incompetence, Asian competence (西方不行，亚洲行)。

本书的理论是，西方国家正在失去对世界事物的主导权，未来世界应该由亚洲，如果具体到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来领导。

现在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比如布什和萨科奇，常常说现在这个世界非常不安全。然而事实是我们正处在世界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亚洲大量的人口摆脱了贫困进入现代化。

西方国家对世界的贡献是输出了西方价值: 平等，科学，等等。然而等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通过学习这些价值而崛起之后，西方国家发现跟自己的利益冲突了。现在的一个尴尬局面就是，很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自己，也分不清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区别。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自由贸易。西方国家教会了世界自由贸易，现在自己又开始反对自由贸易了。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一方面输出民主，可是很多小国民主选出来的政府又最反美。

冷战之后，西方各国政客多了两个毛病。第一是自负: 甚至有人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终结，西方模式就是文明终极模式。第二是短视: 政客们越来越为赢得本国选举而奋斗，缺乏有远见的政策。

作者总结了亚洲各国崛起的七条经验。其实这写经验原本就是西方价值，可以视为现代化指南:
－ 自由市场经济
－ 科技
－ 唯才是举
－ 务实，也就是说摆脱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左右
－ 崇尚和平的文化
－ 法治
－ 教育

中国读者会马上注意到其中不包括民主。我感到这七条经验很可能不仅仅是弱国现代化的途径，而是所有国家要想保持现代化就必须具备的七个特征。事实上，西 方国家正在在这七条中全面后退! 贸易保护，不让学校教进化论，等等。作者作为外交官，其亲身体会是他遇到的中国外交官个个都士气旺盛，而美国外交官却都没什么士气。其中原因在于美国外交 官不是唯才是举，很多大使都是凭借私人关系上台。

作者对目前西方掌管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非常不满，认为这既不不符合当前实力 对比，更不符合民主原则。作者心目中的安理会，欧洲应该只占一席(欧盟)，亚洲的印度应该进去。谁是新的世界领导者? 作者提出三点: 纪律，合作，和务实。美国带头违反国际法，不知道怎么跟很多国家合作，没有一个美国外交官敢于谈论正面接触伊朗。而中国则具备以上三个条件，比如中国与东 盟自由贸易区，就是典范。不过中国人非常内向，不太愿意出头。(好吧，这是本书中中国的唯一缺点)

我认为从这本书里，值得学习的一点是作者的大局观。也许作者有点太过乐观了，不过此书所说的事情，的确可以称为目前世界的主题。

本文是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by Nassim Nicholas Taleb 一书的读书笔记.

所谓黑天鹅，是指具备了以下三个特征的事件： － 不可预测，人们事前往往低估其发生的可能性 － 造成极大影响 － 事后回头再看，又觉得此事发生的有理

比如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本书作者对目前学术界使用的”统计方法”和经济学家们玩的那些模型非常愤慨，认为这些东西只有学术上的意义，而完全不能指导实际生活。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基本上等同于古典热力学统计物... ]]> 『I’d rather have the opinion of a trader than a mathematician.』 – 格林斯潘。

本文是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by Nassim Nicholas Taleb 一书的读书笔记.

所谓黑天鹅，是指具备了以下三个特征的事件：
－ 不可预测，人们事前往往低估其发生的可能性
－ 造成极大影响
－ 事后回头再看，又觉得此事发生的有理

比如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本书作者对目前学术界使用的”统计方法”和经济学家们玩的那些模型非常愤慨，认为这些东西只有学术上的意义，而完全不能指导实际生活。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基本上等同于古典热力学统计物理，只适合研究平衡态。

我看了对此书的很多书评，发现中国读者似乎仅仅被书中所描写的”我们低估了黑天鹅事件”这个结论所吸引。其实这一点只不过是老生长谈，关于普通人的思维 局限性有很多书都多有描写。比如普通人不能合理了解随机事件这一点，《The Drunkard’s Walk: How Randomness Rules Our Lives》(by Leonard Mlodinow) 写的更好。

此书写的有一点罗嗦，其真正的的精华思想，完全可以写在一页纸上：

传统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喜欢用高斯正态分布来描写随机事件，然而我们的生活中大量事件却不是正态分布的。比如畅销书的销量，富人的财富，其极端例子都比正态分布预测的多得多。正态分布，描写的是一个大致均匀的世界。然而不平等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属性。

我们的世界的很多分布是 power law 分布。这个分布所预言的极端情形的概率，比正态分布要高的多。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往往会低估黑天鹅出现的概率。所谓的”80－20法则”，其实就是这个不均匀分布的特点。

Power law 分布，与分形数学紧密结合。实际上如果你考察畅销书作家的成绩，或者富人财富的分布，你会发现其结构是分形的：每4个身价超过1亿美元的富人中，会有一个 身价超过10亿的，而每4个身价超过10亿的人中，又会有一个超过100亿的。100亿级别富人看10亿级别富人，就好想10亿级别富人看1亿级别富人一 样。也就是说分形结构带来了 power law。尽人皆知的分形科学创始人，Mandelbrot，是本书作者的朋友。本书作者不喜欢 Mandelbrot 用”自相似”（self-similar）来描写分形，因为这个 power law 系数可以相当不精确，作者提出用”self-affine”来描写这个现像。

那么哪些随机编变量满足普通的高斯分布，哪些满足 power law 呢？Power law 随机变量有两个重要特点：

－1－ Scalable. 比如如果你上班拿工资，你就不是 scalable 的，因为你的财富取决于你工作时间的长短，而你的工作时间是绝对有限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写书，那么你就是 scalable 的，你写一本书，这本书可以的销量可以无穷大。黑天鹅变量因为可以很极端，所以一定是 scalable的。Scalable, 意思就是可以随便做大数乘法。

－2－ 具有self-reinforcing 的特征。也就是说越富有的人，越容易赚到更多的钱；越出名的作家，书越容易卖，然后正反馈，作家就更出名。财富的增加几率随着财富本身的增大而增大。正是这个性质决定了 power law 的分布。

作者说，凡是可以用分形和 power law 来估计的黑天鹅，都称之为”灰天鹅”。而另有一些黑天鹅，则没有数学模型可以预测。不过他并没有深入分析那些黑天鹅。

主流经济学家沉迷于高斯分布，连 power law 都学不会。比如所谓”组合投资”的数学，全是高斯分布。作者鄙视现在的经济学，指出诺贝尔后人认为瑞典银行设经济奖纯粹是经济学家们故意抬高自己的学科。 现在的商学院里充斥着高斯分布，其实高斯本人反而没拿它当回事。经济学是个很落后的科学。

本书的主要思想差不多就是这样，以下谈谈我的看法。

其实物理学家早就在搞 power law 了，比如带电粒子的费米加速。甚至包括解释为什么城市人口分布是 power law，也是物理学家搞明白的。

有好事者曾经用本书作者提倡的投资方法，也就是说说大部分资金买无风险债券，小部分买高风险，用过去的数据做过模拟实验，发现表现还不如传统组合投资方法。不知道现在赶上金融危机，是否作者的方法大获全胜了。

对于想要赚大钱的人来说，本书的意义不是”怎么防范黑天鹅”，而是”怎么把自己变成黑天鹅”。要点就是上面提到的两条，一个是 scalable，一个是要有正反馈。

最后，当前的经济学新思潮，其实就是脱离传统的平衡态经济学。作者对全体经济学家进行攻击是不公正的，其实有很多经济学家正在往非平衡态上努力。而物理学家更早已经先行一步了。因此我不认为此书具有革命性。

当面对一个可能很复杂的问题，人们往往可以在一眨眼间做出判断和决定。有时候这种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怎样才能判断对？为什么会判断错？

先说容易理解的技术，也是这本书我认为最有... ]]> Blink 这本书讲的是人的“瞬间决定”（snap decisions）。作者 Malcolm Gladwell 是纽约人杂志的记者，显然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此书的中文译名，有人译为《倾覆》，不太对；台湾译为《决断2秒间》，意思是对的但是也不准确：实际 上此书作者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是 millisecond，应该翻译成《决断毫秒间》才对。这本书虽然不成系统，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思想。

当面对一个可能很复杂的问题，人们往往可以在一眨眼间做出判断和决定。有时候这种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怎样才能判断对？为什么会判断错？

先说容易理解的技术，也是这本书我认为最有意思的部分，这就是通过模式（pattern）识别，或者说通过寻找关键特征（signature），来做出 快速判断。一件事情给你的信息也许无比复杂，做出快速判断的诀窍在于寻找 signatures。然而这里的紧要之处在于，科学家是怎么知道哪些东西是关键的 signature 呢？其做法是大量细致的数据统计。【难道这不是一种搞（收集邮票型）科研的好方法么？】

听一对夫妇之间的交谈15分钟，专家就有能以95%的准确率判断他们未来15年内会不会离婚。这个本事练成之后，该专家甚至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也能随便指出隔壁桌的夫妇婚姻是否出了问题。

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技术是所谓“读心术”（mind reading），这个技术是成熟的，但是也是保密的。全世界只有500个人被允许出于科研目的使用这个技术。

此技术的关键所在，是精确的分析人脸部的表情，分析到毫秒量级的变化。其理论根据是，因为婴儿只能通过表情来跟大人交流（包括看懂大人的表情），所以进 化的结果就是人的面部表情会直接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书中引用的一句话生动地说，人的脸就好像 p*nis 。）研究总结人一共有3000种有意义的表情，并且象数学家给群编号一样，给所有这些表情编上了号，得到一个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FACS）。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在说谎的时候会说，“他在第2分32.452秒时候，左边眉毛的表情是个标准的A12，说 明他一定是说谎！”可以想象，一旦这个技术被运用成熟，那么读心术也就练成了。这个技术有意思的几点事实：

- 调查表明，所有种族，包括那些现存的原始部落，对人表情的解读是一致的。
- 表情不但反应内心，表情同样可以左右内心：实验中让一组人用嘴含着筷子看卡通（这样他们不能笑），另一组用牙咬着筷子看卡通（这样他们必须笑），发现第二组的人会觉得这个卡通更好笑一些。
- 患有孤独症（autism）的人，不善于注意人的面部表情，实际上他们大脑中记载人脸和记忆普通物品形状在同一个区域；而普通人记忆人脸有一个特别区域。
- 人在极端情况下（比如说极度紧张心跳加快），就不再注意别人的表情了，甚至连别人说话也听不见了，这就是为什么紧张的警察会开枪打死好人。（美国警察，只 有10%的人真正在执勤时候开过枪，所以一开枪特别紧张。）唯一解决办法是通过训练让自己放慢速度。另外调查表明，让警察单独执勤，比两个一组行动更安 全，因为一个单独的警察遇到事情会叫救援，不会轻举妄动。

其他例子，包括二战时期英国人总结了每个德军发报员发报的特征，从而清楚知道哪个发报员去了哪里，工作量是否突然增加等等，其情节类似于电视剧《暗算》。

总之 ，这些快速判断都是理性的，是有意识的，而且是基于大量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其方法是寻找 signature，从而迅速判断。这时候，过多的考虑，过多的信息，反而有副作用。尤其是在战场上，快速判断才是最好的判断。

另一种成功的快速判断则往往是无意识的，称之为 thin-slicing。作者认为这时候人体仿佛有一部无意识的超级计算机，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就先替我们做好了正确决定。而这台计算机怎么工作的不知 道，像是在一个被锁住的门后一样。比如一个资深网球教练总能判断出运动员什么时候会双发失误，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判断的。作者这里似乎认为这种 thin-slicing 成功的原理跟前面说的模式识别差不多，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是无意识的。这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

这种无意识判断并不神秘，它可以被训练，被控制。更重要的是，这种无意识快速判断经常会犯错。

如前所说，人在极端情况下因为忽略关键信息而容易犯错。犯错的另一个原因是潜意识中的偏见：比如歧视黑人等等。

怎样发现自己潜意识中的偏见？最好的办法是 IAT（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这个实验可以直接去哈佛的一个网站自己做。

因此做出正确的快速判断的关键是首先要克服这些偏见。比如说隔着一个幕布听人演奏，这样就不会被演奏者的性别，姿势等因素左右了。

作为一个记者，本书写得相当生动，比如警察枪杀无辜者的故事写的跟小说一样惊险。所以也不能说这些描写都是浪费时间。这本书对于 blink 思维的描写引用了很多很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是有价值的。

从亚马逊书评看，时隔多年，这本仍然 是讲对策论的最好的书。我此前买过一本很厚的数学系 Game Theory 教材，读了10页就再也没读下去。而这本书则兼具了通俗性和学院味道，作者毫不含糊，是普林斯顿和耶鲁的两个教授。本文不去评价此书的内容，想谈谈从这本 十五年前出版的书中看到... ]]> 《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最初于1991年出版，我手里这本是1993年出的 paperback，此后从未再版。半年前我心血来潮想要看几本系统讲述战略的书，于是上亚马逊搜索 strategy，买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新畅销书讲公司战略，另一本老经典书讲军事战略。

从亚马逊书评看，时隔多年，这本仍然 是讲对策论的最好的书。我此前买过一本很厚的数学系 Game Theory 教材，读了10页就再也没读下去。而这本书则兼具了通俗性和学院味道，作者毫不含糊，是普林斯顿和耶鲁的两个教授。本文不去评价此书的内容，想谈谈从这本 十五年前出版的书中看到的那个年代的时代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冷战。1991年冷战已经几乎结束了，但此书仍然使用了消除核武器这个具有冷战特色的事件作为例子，而且反复讲。那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但此书几乎仍然把苏联作为美国的重点研究对象。其他方面，古巴导弹危机等等，很有意思。

第二个特色是日本。1993年，美国的新经济，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似乎也没有多少人相信日本经济会连续十几年衰退，大家都觉得日本是美 国在经济方面的头号竞争对手。我记得看过有文章说，当时美国人问，将来日本人主导高科技的时候，难道美国人只负责打扫办公室么？我从这本书的封底感受到了 美国当时对日本是多么忌惮！

封底，是专门收录名人和媒体给一本书写的吹捧评论的地方。这本书的封底一共有四条评论。

第一条：『A major bestseller in Japan. ……』

第四条：『……, that if Dixit and Nalebuff can improve your strategic IQ, they can improve your competitor’s as well — and the Japanese rights were sold months ago.』

美国人永远都生活在危机之中。核武器和日本，现在早已经成了过时的话题。1993年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两个已经持续多年的热门话题在短短2，3年以后就会过时？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本好书，而且是一本古书。

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在中国自发形成，为什么我们专制了那么多年，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实行民主，吾尝终日而思矣，读了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发现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这本书干净利索的说明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所有重要问题。书中随时给出参考文献，其中的很多书目我都读过，没有一本把问题说得这么清楚明白。我估计本书关键的思想应该属于易中天原创。

如果历史就像一座大山，不同的学者看山的角度完全不同。很多人关注与花草树木，很多人流连忘返... ]]> WHY NOT US? WHY NOT NOW?
这是一句常见于赛场的标语。中国学者谈民主，说来说去无非也是这两个问题。

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在中国自发形成，为什么我们专制了那么多年，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实行民主，吾尝终日而思矣，读了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发现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这本书干净利索的说明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所有重要问题。书中随时给出参考文献，其中的很多书目我都读过，没有一本把问题说得这么清楚明白。我估计本书关键的思想应该属于易中天原创。

如果历史就像一座大山，不同的学者看山的角度完全不同。很多人关注与花草树木，很多人流连忘返于景色。至于山的大局，黄仁宇没说明白，钱穆没说明白，至于柏杨就更不可能说明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能说出来这样的目标，但作为一个文人，他无法实现。

看懂了这座山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可惜如果柳宗元没有走完全程。其实为了真正看懂一座山，除了必须走过全程之外，你还必须见过别的山，不同风格的 山，去比较。黄仁宇钱穆都有这个机会，只是他们是先行巨人，他们的高度还不够，需要易中天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再高一节来告诉我们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物理学家说要追求统一理论，诺夫乔伊说思想界也有统一理论，他追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试图把各种思想像分析化学元素那样分类溯源。我认为易中天这本书找到了政治制度的统一理论和存在巨链。

第一章【天下一统】，说明中国为什么必然产生了专制制度。中国的专制制度并非起源于秦始皇，而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根本原因是我们是一个农耕社会， 我们讲究农时，这就要求稳定，要求家庭，要求统一，要求权威。很多人误以为中国春秋时代的邦国可以跟现在欧洲的民主相提并论，其实完全不相及。民主制度的 起源，希腊城邦，其基础在于当时的希腊是一个商业社会，正因为如此才淡化家庭，要求平等，要求交易，要求社会契约，要求民主代议。一个是农耕社会，一个是 商业社会，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这里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法制和法治。只有建立在商业社会的公民之间平等达成的社会契约，才是真正的法治。

第二章【中央集权】，如果集权是农耕社会的必然要求，那么怎样集权最好呢？这一章对于中国专制王朝的兴衰规律做出了极好的总结，看完之后颇有宿命之感！ 注意，从前强国论坛有个女网友，总结出中国王朝的一个规律：一场混乱之后必然有一个统一但短暂的王朝，这个王朝之后紧接着的统一王朝往往可以兴盛数百年。 比如战国之后的秦汉，秦短命，汉兴盛；隋唐，隋短命，唐兴盛；一直推导出军阀混战之后的国共，国短命，共兴盛。这个规律我多年前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感觉简直 是术数，而在易中天这本书里，这个规律被直接推导出来了。易中天特别指出，天下大乱是帝国的造血时期。（顺便说一句，这位女网友的博客我前些时候发现了， 在http://blog.sina.com.cn/chzhshch，她现在主要研究股票。不幸的是她可能得了癌症。）

第三章【伦理治国】，第四章【官员代理】，新意不多。尤其是第四章简直是吴思书的翻版。而且这里作者放着吴思发明的”潜规则”一词不用，翻来覆去用”陋规”。从八卦角度，估计易中天不是吴思的朋友。

第五章【内在矛盾】，从产权和法理等角度论证了帝国制度的内在矛盾，为什么这个制度不行。有些矛盾的根源在于皇帝，其他的矛盾，即使没有皇帝也解决不了。

第六章【共和之路】，这是最好的一章。论述我们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专制走向真正的民主共和。首先重要一点是光有”民主”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共和”和”宪 政”。对这些概念很多人缺乏认识。比如说宪政和宪法的精义所在，在于限权。而民主的精义是授权。共和与民主又不一样，如果只有民主没有共和，则无异于多数 人的暴政。共和是要求同存异，其一个伟大的品质在于妥协。共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绝不能离开民主和宪政。关于这个问题就连孙中山也没整明白，中国当时真正 懂民主共和的只有宋教仁。易中天甚至还考证”共产主义”的共产，并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一起生产的意思（共产，中文来自日文，故有此误），其本质正是 共和。

那么易中天的最后一问是，我们中国既然传统上是农耕社会，我们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么？什么时候呢？Why not us, why not now 么？他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答案是明显的：那就是先要转型成商业社会。

本书所描述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在我看来即使是美国也没有达到。我认为民主，共和，宪政，这三个方面破坏力最大，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民主。如果真正的民主共和宪政是一个目标，现在所有国家都仍然在探索怎么达到这个目标。

我写文章一般都是激情促成，体现出来就是一旦我觉得什么好就认为好得不得了而忽视其缺点。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

向易中天致敬。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比如说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这句话还是不错的：我们不怎么需要言论自由，我们只想活着。

熊逸的《春秋大义》这本书号称都是引述别人的思想，作为普及之用，但从材料取舍来说，不难看出作者的好恶。熊逸痛恨专制，渴望自由。跟吴思等人一样，本 书认为对专制... ]]> 如果让熊逸选择是生活在战国时代还是生活在汉朝，她一定选择战国。
如果让熊逸选择是生活在段祺瑞曹锟北洋时代还是生活在1970年前后的中国，她一定选择段祺瑞。
要是我也会这么选。战国有思想，军阀给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教授工资还巨高。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比如说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这句话还是不错的：我们不怎么需要言论自由，我们只想活着。

熊逸的《春秋大义》这本书号称都是引述别人的思想，作为普及之用，但从材料取舍来说，不难看出作者的好恶。熊逸痛恨专制，渴望自由。跟吴思等人一样，本 书认为对专制时代就好比一个养鸡场，君王是饲养员，人民是鸡。所谓的忠孝报国美德，无非是饲养员骗鸡的愚民手段而已。如果一只鸡牺牲自己去保卫鸡舍，它必 定是因为傻才这么做的。

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集体利益”？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民族长远利益”？熊逸引述很多学者的言论，认为 这两个概念都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就好比是一艘船，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别让船出问题，至于说这艘船要往哪里去，领导者根本不必多管。船没有什么预定 的方向，随波逐流是理想境界。熊逸引述孟子，认为人权大于主权，爱国没有意义。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来说，爱国的确没有意义。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人民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那时候人口少，不管什么人口都是宝贵财富。如果赵国不好 我就去齐国，齐国绝对欢迎我去，那我凭什么非得爱赵国？除非赵国贵族才有义务爱赵国。今天，人群中的精英分子也不需要爱国，只要你有几百万美元，哪个国家 都欢迎你去。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我爱美国，美国不让我去怎么办？

既然绝大多数国人只能老老实实呆在中国，请问这些国人 有没有共同的集体利益？假设我们知道别的船比我们这艘船去的地方好，我们的船长是不是有义务把我们这艘船也往好的地方开？如果这时候有的人不想去，那么他 有不去的自由么？仇和在宿迁和昆明都推行强制现代化，宁可侵犯人权也要让你进步，这种剥夺自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假设有一个船长认为就应该这么干，那么是 应该把他看当成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呢，还是看成养鸡场的饲养员呢？

很多情况下尊王并不一定是简简单单的出于奴性。如果尊王是为了 避免天下大乱呢？维护一个皇帝的权威，总比让N个皇帝打来打去好吧。本书最后对于愚民政策的讨论非常似是而非，没有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说专制时代 任何为了国家而牺牲自我的行为都是愚昧的奴性作怪，这是对无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的侮辱。就算你们国家再自由再民主，总还是需要打仗的吧。那么你们国家的士 兵是否应该富有牺牲精神？如果说谁牺牲自己谁爱国谁就是奴隶，这样的理想国是无法生存的。

从战国的封建到秦汉的专制，多数文人 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是灭绝了人性。其实从大局分析（如果你承认存在”大局”的话），专制比封建进步。杀死几个知识分子，大家义愤填膺；可是饿死二十万饥 民，大家一笔带过。是大一统有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治水）更重要，还是小国寡民有利于言论自由思想碰撞更重要？

社会是不停进步 的。专制当然不好，但是总比封建好。今天我们反对专制，但不应抹杀专制对过去无数中国不识字的百姓的功劳。正是专制制度使得我们中国经济一直到乾隆末年都 是世界独大。打来打去才是最落后的制度。历史的进步是逐渐的，不可能一步就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如果一定要在知识分子的自由和老百姓的安定之间选择，我宁 可选择安定。

文人最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只管自己的喜好，而不考虑数量上的计算。道理都是对的道理，但具体到哪个道理应该起作用， 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汉武大帝征发民力打仗，熊逸对其完全是贬的态度。但如果汉武帝不对外打，难道任凭匈奴打我们，或者牺牲几个公主的人权（这时候反而不提 人权大于主权了）去和亲，反而是好皇帝么？

熊逸这本书旁征博引，算是把古今中外的书都读通了，我极其佩服。我一边看一边赞叹， 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什么百家讲坛那帮人，在熊逸的学问面前都不值一提了。她以后再出书，我一定会继续买。熊逸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当代文人的极致，一 个人可以旁征博引到什么程度。从行文风格来看，作者心态极其年轻，很多语言典故简直是80后。但作者又自称很老，这一点倒是跟她的学识相称，所以也不知是 真是假。

另外熊逸写书还有一个缺点，用足球术语就是有点太”卖”。一两个小点就要解释半天，什么”公孙丑不丑”，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读的书多。如果我写，篇幅至少减少一半。

最后总结一下文人的局限。群体利益，长远利益，我们这一代做出牺牲，我们打了，让后人去建设，这样的道理对具备理工科思维的人来说非常自然而容易理解。然而对于文人来说，只要你这件事做的不美，不艺术，不文雅，你就是错的。

上图这个封面其实是个书皮，把这书皮拿下来展开之后是一张跟原图大小可能相等的一幅地图。这是一张1917年以前日军占领朝鲜期间制作的朝鲜北部云田洞 地图，制作得相当精良，用本书作者杨浪的话说就是很有美感 – 可惜是日本人的，不然可以挂在墙上欣赏。这本书是三联出版的，印刷质量百里挑一。

我推测杨浪今年应该在50岁左右，他的重大爱好是收藏地图。这本书是一个短篇合集，有的是通过地图来说故事，有些则是说地图的故事。他没有透露自己一共 有多少张... ]]> 这本书很有意思，我看完之后赞叹不已。

上图这个封面其实是个书皮，把这书皮拿下来展开之后是一张跟原图大小可能相等的一幅地图。这是一张1917年以前日军占领朝鲜期间制作的朝鲜北部云田洞 地图，制作得相当精良，用本书作者杨浪的话说就是很有美感 – 可惜是日本人的，不然可以挂在墙上欣赏。这本书是三联出版的，印刷质量百里挑一。

我推测杨浪今年应该在50岁左右，他的重大爱好是收藏地图。这本书是一个短篇合集，有的是通过地图来说故事，有些则是说地图的故事。他没有透露自己一共 有多少张地图，不过仅仅日本侵华之前绘制的中国各地军用地图这一类，作者就有600幅！作者的收藏以老地图为主，而且尤其酷爱军用地图。他以前当过兵，很 爱写的一类文章是通过军用地图来讲解一次战役过程。比如通过一张云山地图，他结合五本书的史料，详细介绍了抗美援朝第一战的过程。

看这本书我有三个赞叹。

第一是过去的地图制作水准之高。

- 这本书讲到1932年《申报》出版的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信息量极多，等高线分层设色等等这些特点就不用说了。最有意思的是这套地图出版的时候随图附赠立体目镜，可以用来看全国地形立体图！而此前我所知道的只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附赠过一次立体眼镜。

- 不用1932年，就是民国元年出版的那套《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已经是完全彩色印刷，各地物产分类图，语言区域图非常详细，比我中学地理课本上那些图绝对不差。

- 那个年代的报社喜欢中国或者世界一旦发生什么大战，就专门出版一张形势图。比如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中共苏区胶东的《大众报》就出版了一张《苏德战场详图》，价格还不便宜，一元五角，可以买一袋面粉。图很大，全中文，波罗的海还似乎手工染蓝色。

第二是作者考据的工夫之能。

杨浪说自己是个做新闻的，我以前特别看不起现在的中国记者，杨浪改变了我的看法。

- 《中华民国地理新图》的作者是胡晋接，他不但考察了胡的生平，而且还指出鲁迅曾经批评过胡晋接。问题在于鲁迅当时是”不点名批评”。胡晋接曾经发表演讲， 认为节制生育是”家破种灭国亡”，他的演讲被部分发表在1922年5月5日的《晨报副刊》上。当时这番话是出于对是年来访提倡节制生育的美国山格夫人的批 评。鲁迅在1926年《语丝》周刊发表了《然而还是无花的》杂文，这篇文章提到”先前山格夫人来华的时候，’有些志士’却又大发牢骚，说她要使中国人灭 种。。。”

- 作者考据《绿岛小夜曲》，提到其演唱者后来成为电台主持人。并顺便指出，这个主持人有一次主持的节目里来了一个小朋友唱歌，这是该小朋友第一次在电台献唱，她的名字是邓丽君。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感到用搜索引擎设定关键词的做法是无法考据出这些东西来的。最近听说了一个叫做PersonalBrain的软件，我怀疑作者是否就使用了这个软件。

第三是现在网上的文章越来越专业了。作者在考证吴满有生平的文章中附了一张《1948年陇东战役最后阶段形势图》，这张图上标记了吴满有被俘的地点和双 方行军作战路线。问题在于这张图并非专家绘制，而是”在网友’大嘴’的研究文章中附带”！是什么样的网友业余时间研究陇东战役？还画了图？

作者的博客地址有好几个，这个似乎是最新的：http://www.blshe.com/yangl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