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是对核电这种能源前途的考验，不如说是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考验。“核”使人想到原子弹，本来就不是一个形象好的词，而“核电”则更进一步使人想到癌症。以前人们不喜欢核电，现在人们恐惧核电。最近“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甚至说核电“一旦出大事，四川话都面临消失的危险”。

其无知如此。

所以我们有必要看看核电站能出什么大事。最近有无数篇文章介绍核泄漏的相关知识，这些文章说来说去都是“日本目前辐射剂量多少，天然辐射剂... ]]> (果壳网，2011年3月22日)

与其说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是对核电这种能源前途的考验，不如说是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考验。“核”使人想到原子弹，本来就不是一个形象好的词，而“核电”则更进一步使人想到癌症。以前人们不喜欢核电，现在人们恐惧核电。最近“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甚至说核电“一旦出大事，四川话都面临消失的危险”。

其无知如此。

所以我们有必要看看核电站能出什么大事。最近有无数篇文章介绍核泄漏的相关知识，这些文章说来说去都是“日本目前辐射剂量多少，天然辐射剂量是多少，而国家标准是多少”之类的数字，效果不是很明显，以至于还是有无数人反对核电。“辐射剂量”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辐射知识，我想介绍一点更基本的知识，这些知识至关重要，却恰恰没有成为公众的常识。

核爆

在最坏的情况下，哪怕有一帮科学家彻底疯了，要自爆核电站以报复人类，核电站也不会像原子弹一样爆炸。你可能会获得一次常规当量的爆炸，像动作电影里一样，几个房子被炸毁，但绝不是原子弹。因为原材料纯度远远不够。这个知识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核爆炸这么容易，某些国家早就有核武器了。事实上，维持核电站反应堆中的链式反应是很不容易的，以至于如果失控，链式反应会立即停止。燃料会继续变热，像日本这样需要灌水冷却，但这种变热不是链式反应，也就是说哪怕你不管了，让燃料自己慢慢冷却，它也不会发生核爆。

核电事故的有害性在于辐射。在最坏的情况下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会因为辐射在几周之内死亡。但这种辐射引起的直接死亡并不影响公众利益，因为任何工厂的大事故都可能导致工作人员死亡，核电站并不特殊。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核电站都不会导致四川话消失。核电站泄漏对公众的真正危害是癌症。所有人都知道辐射导致癌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不辐射也可能得癌症。

癌症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美国17个地区统计的最新数据，一个人一生之中得癌症的概率是44.29%，最终因癌症而死的概率则是21.15%。注意美国是个发达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死于癌症的概率只有13%，这是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人还没等到得癌症死就已经因为别的原因死了。

美国的数据给出了一个人患癌症的基础概率。有些癌症可以用吸烟和环境之类的原因解释，有些癌症则无法解释。哪怕你的生活方式再健康，你的食物再有机，你的环境再清洁，你再远离各种核辐射，你也有差不多20%的可能性死于癌症。科学家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需要一点概率意识。并不是说一旦被核辐射了，25年或者多少年内就一定会得癌症。核辐射致癌的数学是在20%的“基础概率”上的基础上，增加人死于癌症的概率。这个被增加的概率与辐射的剂量成正比，具体地说就是每受到25雷姆的辐射，得癌症的概率增加一个百分点。这里“雷姆”（rem）是对人体有效的辐射计量单位，换算成媒体报道常用的单位“西弗”（Sv），是1雷姆=10毫西弗=10000微西弗。

100雷姆（也就是1000毫西弗）以下的辐射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影响，唯一的可能就是长期看来得癌症的概率增加了4个百分点。所以“雷姆”和“西弗”都不是衡量辐射剂量的好单位，“癌症增加概率”才是好单位。

据报道，日本距离福岛最近的三个县中目前辐射剂量最高的是茨城县，为每小时0.169微西弗。在这个剂量下要想使一个人死于癌症的概率增加1个百分点，他必须在茨城县生活250000/0.169/24/365=168年。注意这还不算辐射剂量会随时间下降。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导致增加的癌症概率高于一个百分点，而茨城县又想吸引移民的话，他现在就可以搬过去了。

以上计算的一个缺陷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核泄漏初期的辐射。那个时候的辐射剂量要强得多，如果核电站是建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那么可能会有很多人因为重大事故而一次性地“被增加”不少癌症概率。同时，核辐射的确有可能漂洋过海影响邻国。也许邻国受到的辐射剂量非常微小，但微小的剂量也有可能增加癌症率啊。所以更有意义的数字，是一次核电站事故总共可以增加多少癌症患者。这个数字很难算，但我们有三个历史上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据估计，在原子弹的10万幸存者中，平均每人受到的辐射剂量大约是20雷姆 — 也就是说每人被增加的癌症概率是0.8%。这相当于10万人中有800个本来不应该死于癌症的人最后死于癌症。这10万人中本来应该有至少20000人死于癌症，现在变成了20800人。

第二个例子是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设计非常之差，甚至没有一个有效建筑把反应堆隔离一下。这导致被事故直接影响的3万人平均受到的辐射剂量是45雷姆（高于原子弹），他们被增加的癌症概率是1.8%。这意味着3万人中有500人得了不该得的癌症。

切尔诺贝利事故总共导致了多少癌症？200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它的总影响是使4000人得了不该得的癌症，但这个估计是建立在严格的辐射-癌症正比关系上的，也就是说哪怕你受到的辐射再小也会增加一定的癌症概率。很多科学家对这个关系有争议，认为如果辐射剂量小于6雷姆（相当于6万微西弗），那么根本就不会增加癌症概率。也就是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估计是上限。

第三个例子是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事故。这个核电站按今天标准也不行，如果设计的更合理一点，事故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这个事故增加了多少癌症呢？计算表明是，一个。实际上，2002年的一个研究表明三里岛居民的癌症率根本就没有显著增加。更有意思的是三里岛核电站所在地因为土壤里存在天然铀，其辐射本底本来就高。三里岛附近居住的5万居民，就算没有核电站，也会有60人因为死于天然核辐射导致的癌症。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标准都是规定一般公众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超过1毫西弗，也就是0.1雷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茨城县因为每年的辐射剂量（假设剂量不变）是1.48毫西弗，就超标了。但国家标准是一个相当保守的规定。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前面说过的辐射-癌症正比关系上的，也就是说它认为不管辐射的剂量多么小，都会带来癌症。就算我们认为这个正比关系成立，那么0.1雷姆标准背后的逻辑是它会增加0.004%的癌症概率。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癌症概率，只看辐射国家辐射标准的话，你就丧失了在不同癌症之间权衡比较的权力。一个辐射超标但是空气清洁的城市是不是比一个空气污染但是辐射达标的城市更安全？1毫西弗标准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实际上，丹佛附近的天然辐射剂量就超过国家标准。一个丹佛居民每年受到的辐射差不多正好比一个纽约居民高1毫西弗。然而丹佛的癌症发病率低于美国大部分地区。

所以国家标准其实是个人治标准。对于决策者而言，辐射-癌症关系远远比国家标准更有参考价值。因为国家标准的存在，公众得到的是经过封装的科学知识。公众害怕的不是辐射，而是对国家标准的践踏。这正如公众恐惧的不是癌症，而是因为“奇怪”原因导致的癌症。

哲学

现有的核电站，更不必说在建的核电站，其安全水平都绝对超过切尔诺贝利。这次日本地震产生的核电站癌症能有多少？要知道切尔诺贝利的上限才4000人。现在我们用最保守的估计，假设全世界的核电站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切尔诺贝利水平的大事故，导致4000人死于癌症。那么每年因为核电站而死于癌症的人将是400人。

我们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坏道哪去呢？或者说，我们有权为了取得能源而牺牲这四百个人么？

这显然不是一个物理问题，有些哲学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据说有个哲学家曾经提出一个“头疼问题”。说假设现在有10亿人正在轻微地头疼，如果你杀死一个无辜者，那么这10亿人的头疼立即就能好，请问你杀还是不杀呢？

我猜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不杀。具体到核电站，也会有很多人选择宁可不要核电也不能牺牲四百个无辜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牺牲是值得的。我最近看了一点《借枪》，地下党行动组组长铁锤就认为牺牲学生去刺杀加藤是值得的，而熊阔海则认为不值得。所以这位哲学家煞有其事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此题无解一样。

可是事实是我们中的所有人，早就选择杀了！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以十万计，可是我们该开车开车该坐车坐车。从来没有人提议禁止一切汽车。

更重要的是，我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矿工死于煤矿。更不用说因为烧煤产生的污染，导致的各种病症只会更多。而烧煤，正是为了发电，这就是中国目前发电的绝对主力：火力发电。我们用着拿别人生命换来的电，心安理得。跟火电相比，核电就好像民主制度一样，虽然也不是个好的发电方式，却是“最不坏”的发电方式。

铁锤说，让加藤多活一天，我们都是犯罪。如果不尽快上核电，让火电多活一天，我们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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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有物理知识来自 Physics for Future Presidents 一书，说的都是物理学家的常识。如果说总统需要物理知识的话，“咨询研究员”就更需要了。

你相信全球变暖么？你相信手机辐射致癌么？这也许是两个愚蠢的提问 — 手机辐射和全球变暖是纯粹的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来回答。科学事实怎么能谈“相信不相信”呢？只能谈“知道不知道”，“理解不理解”，真是如此么？

好的科学家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冷酷无情的真理提供者：他们从不考虑任何人的爱憎，敢于跟教会，政府和广大公众的偏见唱反调，是愚昧众生中的孤胆英雄。而一般人则应该学习科学家们提供的答案，最好再把答案传播出去，与利益集团和偏见无知者作斗争！不是么？比如全球变暖，2009年的调查显示只... ]]> （《新知客》，2010年8月）

你相信全球变暖么？你相信手机辐射致癌么？这也许是两个愚蠢的提问 — 手机辐射和全球变暖是纯粹的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来回答。科学事实怎么能谈“相信不相信”呢？只能谈“知道不知道”，“理解不理解”，真是如此么？

好的科学家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冷酷无情的真理提供者：他们从不考虑任何人的爱憎，敢于跟教会，政府和广大公众的偏见唱反调，是愚昧众生中的孤胆英雄。而一般人则应该学习科学家们提供的答案，最好再把答案传播出去，与利益集团和偏见无知者作斗争！不是么？比如全球变暖，2009年的调查显示只有57%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变暖是真的，相信全球变暖是人类行为导致的更只有36%，这两个数字都比上一年低。我估计在中国调查的话数字也不会高。是不是公众正在变得越来越愚蠢，或者利益集团加大了宣传攻势呢？

事实是，手机辐射和全球变暖的问题都有一点麻烦。尽管手机辐射是如此的令人关心，但就当前而言，科学家也不知道手机辐射是否真的有害。尽管全球变暖是如此的迫在眉睫，尽管绝大多数科学家都“知道”全球变暖是真的，但遗憾的是很多科学家对这个结论的处理方式远远谈不上科学。

人们对手机辐射的最直接感受是打电话的时候手机会把整个头部“烤”热，但这个热量其实比站在太阳下头部感受到的“阳光辐射”低一个数量级。手机发出的无线电波强度显然大于调频广播，但是否足以对人体细胞产生某种伤害，以至于导致癌症呢？很多科学家认为不会。2008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 Robert Hoover 就曾经这样向国会作证。可是你怎么敢肯定就绝对没有这种伤害？你怎么知道 Hoover 没有被通讯公司收买呢？

最好的办法是做实验。1995年的一个实验发现，每天两个小时手机强度的无线电波照射会对老鼠的脑部细胞产生伤害并可能导致癌症。然而2004年一个欧盟资助的项目重复做了这个实验，却没有得到类似的结果。

如果手机真的对健康有害，那么那些频繁使用手机的人应该比不用手机的人更容易患上某种疾病。2007年丹麦癌症学会对超过42万手机用户的统计表明，手机对健康无害。另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得到同样的结论。但这些统计研究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比如丹麦的这项调查并没有包括那些不需要自己支付手机账单的商业用户 — 而这些用户往往是使用手机最频繁的。另外，这项研究仅仅统计到2002年的肿瘤诊断，可是手机辐射也许需要几十年才能导致脑癌。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样本全面，手段科学的彻底调查。国际癌症研究总署 （IARC）就在组织了一项十三个国家参与，耗资2400万美元的长期研究，称为 Interphone Study。今年五月，研究报告终于出来了。结论是这样的：第一，那些最经常使用手机，且用的历史最长的10%用户，他们患上某种脑癌的概率比那些根本不用手机的用户高40%。这似乎是一个明确的警告。

可是这份报告的第二个结论是，那些不怎么经常用手机的用户，他们患脑癌的概率比那些只用有线电话的人要低！难道说时不时地用用手机反而会对大脑有好处么？

没准还真是这样。一个更有意思的最新成果是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几个科学家再次用老鼠做实验，同样是每天两个小时的照射，结论居然是手机辐射可以减少记忆损失，从而避免老年痴呆症！

所以的确有科学家怀疑手机辐射的危害，但有的科学家发现手机辐射并没有危害，有的科学家甚至发现手机辐射有好处。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都既不能宣布手机辐射无害，也不能宣布有害，只能说“没有证据显示”手机对公众健康有害。在这句“没有证据”的背后，是多个研究项目相互矛盾甚至可以说漏洞百出的结论，结果就是对于手机辐射的研究，你就算都知道了并且理解了，最后仍然要面对“相信不相信”的选择。

全球变暖的研究者们达成共识的能力比研究手机辐射的科学家要好得多，与疑虑重重的公众相反，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人造全球变暖是真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公众仍然有充分的理由问一个“相信不相信”。作为一个全球变暖学说的支持者，伯克利物理教授 Richard Muller 在其 Physics for Future Presidents 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家和媒体（尤其是帮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犯下的四个错误。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的专家和媒体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歪曲

一个众所周知全球变暖“证据”是变暖引起南极冰盖的减小，这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然而事实是2001年的 IPCC 报告预测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极冰盖增加！为什么？因为变暖促进海洋水分的蒸发从而增加南极的降雪！所以你最多只能说南极冰盖减少证明科学家的预测模型有问题，而不能说它验证了全球变暖学说。

另一个著名的歪曲事实是戈尔纪录片中一张图说明飓风引起的人类财产损失最近一百年以来爆炸式增长，这张图被广泛引用，目的是证明全球变暖正在让地球上的气候灾害越来越多。这张图的唯一问题是它完全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如果你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历史上的灾害损失基本上是随机分布的。很难想象这么重要的图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只能解释成是故意的。

至于戈尔片中那个因为找不到冰块而淹死的北极熊？北极熊被淹死的全部证据只有四只，他们被淹死的原因是赶上了风暴。

夸张

很多人认为是全球变暖会增加飓风等灾难性天气。的确有些科学家的模型认为这是真的，但这些模型并不完善。而另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全球变暖会减少飓风的出现！风暴的产生是非常难以模拟的气象过程，不同的模型往往有完全相反的结论，总体而言，科学家并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历史记录也没有证据说现在的飓风比过去多。

数据采摘

全球变暖带来的改变是多方面的，而为了引起公众的警觉，人们往往只报道那些坏的方面。在戈尔的纪录片里，他提到由于全球变暖，龙卷风增加了。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可是他没有把数据说全。没错，如果你考察过去50年的数据统计，记录到的龙卷风的总数的确增加了，但是大的龙卷风，那些足以造成灾害的龙卷风，减少了！在这里戈尔没有撒谎，但是你能说他很诚实么？

数据采摘并不只是戈尔的习惯，很多科学家也会有意无意地这么做，比如那张著名的过去千年北半球温度变化曲线，就被查出存在重大的统计缺陷。

新闻偏见

如果这个冬天不太冷，媒体就会说你看这就是全球变暖；如果这个城市40年前比现在冷很多，媒体就会说你看这就是全球变暖；甚至2009年冬季全球很多地方非常冷，结果有媒体说专家认为全球变冷就是全球变暖。今年春季中国南方大旱，有专家说是因为全球变暖（一个新闻标题甚至是《当干旱成为习惯》）；今年夏季中国南方大汛，有专家也说是因为全球变暖。事实是过去一个世纪内全球平均温度只升高了0.55度。平均到每一年，温度能升高多少呢？每年升高的这么一点温度是否足以造成今年相对去年这么大的改变？大部分被人们感觉到的“非常”气候和变暖其实是气候的正常起伏和城市建设增加排热量的结果。

全球变暖的趋势很可能是真的，而且很可能是人类行为造成的，但是其中有非常多有争议的地方。甚至就连到底是二氧化碳增加导致温度上升还是由于温度上升导致二氧化碳增加这个最基本的论断，科学家们也在争论之中。全球变暖并不简单，可也许是本着小心为上的目的，媒体和科学家都倾向于向公众传达简单的信息。

也许公众喜欢简单的信息，但简单有代价。上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曾经连续六年干旱。为了让公众充分认识到干旱带来的可能危害，科学家和政客把这场干旱描写成永久干旱，一些科学家甚至提出干旱是全球变暖的特征。于是政府投资搞了很多抗旱的设施。然而六年过后开始出现连续的高降水！最后的代价是科学家们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科学家不是圣人，他们只是一帮干着可能不太普通的工作的普通人。有些科学家会为了争取眼球和科研经费而夸大自己的结果。有些科学家会因为拿了利益集团的资助而故意得出有偏见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所有科学家都会犯错误，就算他们不犯错误，他们也不可能总在公众最需要答案的时候立即提供答案。

科学家不是真理提供者，科学家是真理探索者。一个科学家的价值不是“知道”，而是“不知道”。科普文章的重大误区，在于把科学描写成科学家已经定论的东西。其实科学家在真实生活中最常干的并不是与公众，民间科学家或者宗教团体辩论，而是与同行辩论。真正值得报道，最值得玩味的科学是那些尚不知道正确答案，一帮科学家激动地争执不休的科学。科学前沿的意思不是与日常生活无关，而是没有定论。

对科学家的信任度下降不但不是社会的退步，而且是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把科学家当成打仗之前散出去的探马。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兴奋地跑回来报告，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情报往往互相矛盾。我们不怕矛盾的情报，因为我们了解这些探马可能会犯错误，或者他们的确不知道。我们要做的也许仅仅是耐心等待。除此之外，作为信息时代的人，我们得自己判断：怎样去相信一件“科学家讲的事情”。

（全球变暖部分所有没有给出参考文献链接的例证来自 Muller 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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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交稿之后，看到 Nature 上一篇新闻综述：
Climate science: An erosion of trust?
此文谈的也是气象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信任度下降的问题。它没有说到点子上。

想象力和知识是天敌。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想象力会消失。因为知识符合逻辑，而想象力无章可循。换句话说，知识的本质是科学，想象力的特征是荒诞。

我不知道没有知识的人能想象出什么东西。伯克利的心理学教授 Alison Gopnik 最近的新书 The Philosophical Baby ，介绍了现代认知科学对人... ]]> 爱因斯坦一生说过很多话。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过一句“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结果中国的儿童教育家们就记住了这一句话。到了郑渊洁这一代，此话已经被推论到

想象力和知识是天敌。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想象力会消失。因为知识符合逻辑，而想象力无章可循。换句话说，知识的本质是科学，想象力的特征是荒诞。

我不知道没有知识的人能想象出什么东西。伯克利的心理学教授 Alison Gopnik 最近的新书 The Philosophical Baby ，介绍了现代认知科学对人类想象力的研究成果。想象力来源于知识。正是理解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知识以后，儿童的想象力才成为可能。

人能想象自己在天上飞，是因为看到鸟在天上飞。我们可以比较30年前的科幻电影和现在的科幻电影，同样是描写数百年之后的未来世界，哪个描写得更像？显然是现在。有一个古老的科幻电影里，主人公要打视频电话，结果居然需要用一只手拿着个听筒。在那些老的科幻电影中，未来世界的飞船控制室里面布满了各种键盘和指示灯，而现在的电影里全是超大超薄外加透明的触摸屏。你不在现实生活中给他们发明一个触摸屏，这帮专门负责想象的电影制作人就忘不了键盘。

孔庆东曾经有一个论点，中国古代的神侠小说也不少，但是“暗器”却几乎没有出现；而现在的武打书里面本本都有暗器。为什么古人想象不到暗器？因为暗器是近代小说家受到手枪的启发想象出来的。没有知识，让你随便想你都想不到。

对于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这种想象力，我认为存在两个等级。

初级的想象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玩 “what if” 游戏。What if 老鼠会说话？What if 老鼠能驾驶玩具飞机？What if 老鼠能开玩具火车？郑渊洁的想象力就是这个级别的。他说，

“万一一笑把核儿吞到肚子里怎么办？如果吞到肚子里会不会长出樱桃树来？这时我想起在小学期间，我的同坐给我起的一个外号‘枣核儿’。” 这个特殊的外号让郑渊洁记忆犹新，当他开始写作时就一直希望能够用这个名为主人公创作一部作品，…

注意这个想象力并没有脱离有核儿才能长成树这个因果知识。一个整天问 what if 的人，可以写出一大堆童话故事来。这些故事讲的其实不是老鼠，而是披着老鼠外衣的人。孩子们以为听到了一个关于老鼠的故事，郑渊洁其实是讲述小朋友自己的故事。而“小朋友自己的故事”，成不了世界名著。我们注意，这种 “what if” 想象力是完全自由的，你没有义务解释肚子里为什么能长出樱桃树。没人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没人关心你这个故事。

想要写一个像《指环王》，或者《哈利波特》，或者最近的《阿凡达》，这样有很多人关心的故事来，所需要的是另外一个等级的想象力。一种不自由的想象力。

写幻想的世界名著，你必须构建一个完全自洽的想象世界。“自洽”，self-consistent，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你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些山可以在潘多拉星球悬浮 — 因为山上的矿石中含有常温超导物质，而且该星球磁场紊乱 — 而人类之所以要来这个星球就是为了这种物质 — 潘多拉星球磁场紊乱，这也是该星球上的动物有一定的感应能力的原因 — 而磁场之所以紊乱，是因为附近有几颗别的行星，你都可以在天空中看到… 几件事必须能够互相解释，是一个完备的逻辑系统。

除此之外，你要估算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密度，你“想象”出来的这些动植物必须符合这个星球的环境，你得请语言学家专门给土著发明一种语言 … 你编制了一本《潘多拉星球百科全书》。

《指环王》和《哈利波特》也是如此。除了世界观自成体系之外，这两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对欧洲神话要有相当深的研究。各种魔法，种族和道具不能胡乱想象，必须符合一定的传统。我国的《西游记》也是这方面的典范。

请问这种想象力是天马行空胡想乱想的么？是步步为营精心计算出来的。Avatar 中的各种神奇植物是受到海洋生物启发的结果。山的造型可能来自中国。就连故事情节也是人类历史上上演了无数次的殖民事件的翻版。为什么想象力必须跟实际有联系？因为说不通的东西人们不感兴趣。我就对“肚子里长樱桃树”这种完全不靠谱的故事完全不敢兴趣。

所以最高级的想象力其实是不自由的。正是因为不自由，它的难度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导演拍不出来 Avatar，他们缺的不是“自由”，而是这种“不自由”的超难脑力和物力。

“自由想象力崇拜”的背后，是“顿悟崇拜”。这种思想认为一般人终日被自己的知识所束缚，而一旦跳出这种束缚，就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这种思想其实是对科学发现的庸俗解释。

一旦有一个一般人没想到的发明出现，就会有人解释说他之所以能做出这个发明，是因为他是“自由想象”的。好像科学中存在无数个可怕的“禁区”，别的科研人员从来都不敢往这个方向上想一样。其实你能想到的东西，专业人员早就想过了。

我当年看《费曼物理讲义》，其中有一小节，叫做《相对论与哲学家》。费曼说，相对论流行以后，很多哲学家跳出来说“坐标系是相对的，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哲学要求么？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 可是如果你告诉他们光速在所有坐标系下不变，他们就会目瞪口呆。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其实比“想象家”更有想象力。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可能每天都有无数个怪异的想法，真正的困难不是产生“怪异”的想法，而是产生“对”的想法。

最后，让我用波尔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所有认为自己特别有想象力的人都应该仔细读读这段话。

We are all agreed that your theory is crazy. The question that divides us is whether it is crazy enough to have a chance of being correct. — Niels Bohr

第一，如果让你花一块钱买一个概率为0.005%的赢取10000元的机会，你是否愿意买？

第二，如果让你花一块钱买一个概率为0.005%的避免损失10000元的机会，你是否愿意买？

据说现在高考都考概率了。如果上面两个问题是高考的判断题，任何一个知道概率是什么意思的人都会选择否，否。10000元乘以0.005%是0.5元，也就是说，这两个机会的“数学期望”只有0.5元。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说的是买彩票。据有人统计，价值一美元的彩票，在美国中头等大奖的概率平均是一亿七千五百万分之一。而头等... ]]> 本文试图讨论的内容归结于下面这两个问题：

第一，如果让你花一块钱买一个概率为0.005%的赢取10000元的机会，你是否愿意买？

第二，如果让你花一块钱买一个概率为0.005%的避免损失10000元的机会，你是否愿意买？

据说现在高考都考概率了。如果上面两个问题是高考的判断题，任何一个知道概率是什么意思的人都会选择否，否。10000元乘以0.005%是0.5元，也就是说，这两个机会的“数学期望”只有0.5元。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说的是买彩票。据有人统计，价值一美元的彩票，在美国中头等大奖的概率平均是一亿七千五百万分之一。而头等奖的奖金平均是四千三百万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冲着头等奖去的，那么一元彩票的真正价值只有0.24元。即使是把所有小奖项都加上，一元彩票最多也就值0.5元。这个结果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否则的话谁还会卖彩票？赌博也是一样，玩家赢钱的数学期望一定低于其所出的钱，否则谁还开赌场？彩票是不懂概率的人缴的税，买彩票是非理性行为，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但是同样的逻辑也适合于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的实际上是买保险。我们买保险花的钱一定高于保险理赔的数学期望。否则保险公司就赔了。

绝大多数买彩票的人都是白花钱。绝大多数买保险的人也是白花钱。既然买彩票很愚蠢，那么买保险就不愚蠢么？买彩票的人至少支持了社会福利，而买保险的人只不过养肥了保险公司。

这就是本文想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困扰我。既然彩票和保险都有市场，那么二者必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认为，“数学期望”这个概念对保险公司和彩票发行者来说很有意义，但是对我们这些只买一张彩票和一次保险的人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

购买保险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输不起。房子被火烧没了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局面，而相比之下保险费则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输不起的精神很可能是非理性的，因为房子被火烧没了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罕见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 这本书的第七章，The High Price of Ownership, 说的就是我们总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产生感情，从而高估其价格 — 我们对“失去”的恐惧超过我们对“得到”的喜悦。很遗憾这本书没有分析人为什么要买保险。

而且“输不起”也不是绝对的。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赢了一万元不值得特别高兴，输了一万元也不值得特别难过。那么如果不是一万是一百万呢？如果是一千呢？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保险都值得购买。买个笔记本电脑，加点钱可以获得多几年的保修，很多人会判断不值。但你凭什么来决定“值得”的尺度呢？又或者如同数学期望计算的那样，所有保险都不值？

为避免重新发明轮子，我写此文之前曾用 Google 做了一点调查，看是否早有别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在中文网页上没有得到什么有意义的结果：所有文章都在感慨买彩票的人太多太愚昧，而与此同时却呼吁大家买保险。如果这些文章说的是真的，也就是说中国有很多人买彩票却没有多少人买保险，那么显然中国人的“非理性”方向与“害怕失去”这个方向正好相反。

但是在英文网页搜索的结果大有收获，原来有很多经济学论文专门研究彩票和保险背后的理性因素。很多论文认为买彩票和赌博一样，并不是愚蠢行为。

买彩票，花一点小钱就可以玩个游戏，如果你考虑到游戏本身的乐趣，那么它就是值得的。但是花多少钱买彩票才合适？这可能就需要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了。纽约大学商学院的Xavier Gabaix 似乎就做过这样的数学模型。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的 John A. Nyman 有篇论文很有意思，他的角度不是赌博的娱乐性，而是说同样多的钱，赌博赢来的其实比劳动挣来的价值要高，因为赌博的钱来得容易。（… the salient feature of a gamble to a consumer is not merely that it represents a vehicle for gaining additional income, but for gaining additional income without working for it.）你不能只考虑奖金的“面值”，还要考虑节省出来的劳动成本。

UCSD 的 John Conlisk 1993年发表在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上的 “The utility of gambling” 则是从个人对风险的好恶角度分析了买彩票和买保险的行为。对于我这样的外行来说，此文的价值在它的引言部分，这里综述了前人对此的分析。原来早在1948年，Friedman 和 Savage 就已经用数学模型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基本假设是特别穷和特别富的人都倾向于规避风险（显然富人都买保险），而中间的人则倾向于追求风险（买彩票）。后人则修改了这个假设，比如 Markowitz 就认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其实跟财富的变化有关，而与这个人本身具有的财富大小无关。

我不想再继续深入这个讨论了。总之，买彩票并不那么愚蠢，买保险也并不那么理性。

更重要的是，仅凭数学期望去考虑问题是错误的。

所谓“有信息输入的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托梦”和“神游”现象。比如说有人做了一个很逼真的梦，他怎么判断这个梦是有人或神对他的“托梦”或者 你在梦中真的“神游”了某个地方，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幻觉呢？本文提出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 ]]> 本文说梦。我认为传统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类关于做梦的理论无法令人满意。关于梦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学研究，比如做什么梦表示有哪方面的性需求之类的问 题，我统统不感兴趣。作为一个一贯致力于用理工科思维理解神秘现象的人，我只关心两种梦，那就是“有信息输入的梦”，和“超出做梦者能力的梦”。

所谓“有信息输入的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托梦”和“神游”现象。比如说有人做了一个很逼真的梦，他怎么判断这个梦是有人或神对他的“托梦”或者 你在梦中真的“神游”了某个地方，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幻觉呢？本文提出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他在梦里是否得知了他此前不知道的，而且是正确的信 息。也就是说，他的大脑在做这个梦的过程中是否有“信息输入”。

比如说你梦见有人告诉你你家门口的大树下面埋着一罐金子，你醒来 之后去挖，真的挖到了一罐金子，这个梦就符合我说的标准，做这么一个梦就是一个灵异事件。再比如说你梦到后天一场足球赛的比分，结果到时候真实比分居然真 的是那样，这也可能是一个灵异事件（说“可能”，是因为比分巧合的可能性比挖金子巧合的可能性大得多）。

作为一个科学的判断方 法，我们的标准不是挖金子这样的戏剧性。没有戏剧性也可以是灵异事件。比如说我几天前做的一个梦。在梦中我好像是回到了中学课堂，也好像是在参加一个什么 知识竞赛。老师，或者主持人，问我乔丹是哪年选秀进的 NBA。梦中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回答说是在1981到1983年之间，结果是回答正确。梦做到这里我突然醒了，我在清醒状态下估算了一下乔丹参加选 秀的时间，我估计可能是1988年。这使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清醒的我和梦中的我给出的答案不一样！如果事实证明梦中的我说对了，那么也就是说“1981到 1983年之间”不是我本人的知识，而是梦给我的知识，说明是一次正的信息输入！可惜正确答案应该是乔丹1984年参加的选秀。所以这个梦不是灵异事件。 总之，任何有信息输入的梦，不管这个信息有多么不起眼，都是“科学”解释不了的神秘事件。

反过来说，任何号称的托梦或者神游经历，不管其情节多么逼真，多么具有戏剧性，如果没有信息输入，那么我们总可以认为是幻觉。如果有人说他在梦中到了什么地方，他必须描述一个关于这个地方的细节，这个细节必须是他如果没去过就绝对不知道的。

我们都看到过关于“濒死体验”的报道。这些报道说有人在死亡边缘又活过来之以后说，他们曾经以灵魂出窍的状态目睹了医生对其的抢救。如果当时我在现场，一定会让他非常详细地说说他看到的景象，看看他能不能正确的指出当时在病房外偶然路过的一个护士的发型。

那么这种“有信息输入的梦”，是否真实存在呢？至少我自己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我曾经看到很多号称是托梦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似乎也不能证明有信息输入。最大的可能性，是所有这些梦，尽管其有离奇的情节，实际上却都是普通的梦。

我感兴趣的第二类梦境是“超出做梦者能力的梦”。比如说我本来是不会写诗的，有一次我在梦中得到了两句诗，而梦里的我觉得这两句诗写得太好了。我刚刚醒 的时候，仍然认为这两句诗实在是好，虽然无法证明这是一次“信息输入”，但我的能力写不出来这样的诗句，必定是梦境给我的启示！

可是你猜怎么着，等我完全清醒以后，再看这两句“诗”，简直是差到根本不能称其为“诗”。

梦中得诗句是很典型的灵异事件。曾经有一位知名现代作家，有一次做梦，梦到“江湖夜雨十年灯”一句，感到非常惊奇，就对外宣布了。结果是马上有人告诉他 这是人宋朝黄庭坚的诗句。这件事最合理的解释显然是这位作家可能偶尔在书摊看到一本诸葛青云的小说，然后又忘了。（事实证明“江湖夜雨十年灯”是一句非常 诡异的诗。它总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以至于我也曾经一度认为这句诗是我发明的 – 好在我会用搜索引擎，然后我就得知了上面这个故事。另外，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

前几天早上我做了一个类似的梦。我梦见我在读一本关于明史的书。这本梦中的书记载，朱元璋在底层农民心目中威望极高，以至于有一次好多农民向他献了万民伞。献伞过程中，其中有农民好像接受记者采访一样，说出了一个我在刚刚睡醒状态下认为我绝对想不到的理论。

这个农民说，朱元璋这个人好是好，可惜他也许是德行不够，没福气。朱元璋没福气主要表现在他必须辛苦地控制一大群大臣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他有足够的 福气的话，他应该拥有“一位”特别能干的大臣，把所有国事让这一个大臣去做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朴实的理论。学院派的看法应该是朱元璋一直致力于的就是 避免宰相分权，最怕的就是强臣。）我不赞赏这个理论，但刚刚睡醒的我非常赞赏这本不存在的书中的这个记载，我认为这个记载非常形象的表现了底层农民对诸葛 亮刘备模式的喜爱，以及对朱元璋的感情。以至于刚刚睡醒的我，怀疑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是真的，想要马上上网查。

等我完全清醒之后就明白不用查了。万民伞不是给官员的么？怎么给皇帝呢？

可能我从来就没做过真正的超出自己能力的梦。有时候梦中情节无比曲折，我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觉得这样的情节我肯定编不出来，但等到完全清醒的时候又发现情节其实也没那么曲折。

总结一下。我认为只有两种梦境可以被认为是神秘事件：有信息输入的梦，和超出做梦者能力的梦。我好想从来没做过这样的梦。我呼吁如果有谁做过这样的梦，请分享一下。

我认为关于创新，有一个广泛存在的错误看法，那就是以为越是先进的国家，领先的公司，牛B的个人，越容易也越应该搞创新。似乎是应该让这些国家公司个人去 领导时代潮流，而落后的国家公司和个人则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向别人学习上。具体到中国当前，那就是有什么新东西新思想应该让美国人先玩，等美国玩好了证明确 实好使了，我们再上马。

如果中国只想当个二流国家，那么这种思想就是正确的。发过来说如果中国有志成为一流国家，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完全错误的。本文讲三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来看看到底谁应该首先领导时代潮流。

第一个故事... ]]> 上

我认为关于创新，有一个广泛存在的错误看法，那就是以为越是先进的国家，领先的公司，牛B的个人，越容易也越应该搞创新。似乎是应该让这些国家公司个人去 领导时代潮流，而落后的国家公司和个人则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向别人学习上。具体到中国当前，那就是有什么新东西新思想应该让美国人先玩，等美国玩好了证明确 实好使了，我们再上马。

如果中国只想当个二流国家，那么这种思想就是正确的。发过来说如果中国有志成为一流国家，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完全错误的。本文讲三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来看看到底谁应该首先领导时代潮流。

第一个故事是日本汽车的故事。

现在美国最牛的公司可能有人会认为是 Google，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通用汽车绝对是个领先公司。1943年的 GM 是如此之牛，以至于他们觉得有必要请人来公司专门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这么牛。被请来的是当时管理界的传奇人物，Peter Drucker。他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现 GM 成功的秘密。事实证明他的发现影响了工业界好几十年。

一般人研究一个企 业，总是从这个企业的外部入手，比如说什么市场营销战略啊之类的。Drucker 则专注于企业的内部。他的工作方法是一个一个地找 GM 的管理人员谈话。他有一个特别的天赋，那就是能够用一种特别有礼貌和友好的方法跟你说话，让你感觉如沐春风，毫不介意的回答他那些特别深入的问题。 Druker 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关注公司的管理，而在当时，人们认为管理没什么科研就的，无非是让人怎么做他们就去做。

Drucker 在 GM 混了整整18个月，他耐心而细致，对人和数据都感兴趣，完全了解了公司的方方面面。调研结束的时候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效果：Druker 对 GM 的了解甚至超过了部分顶层管理人员，他跟公司上上下下的人的关系都极好，以至于 GM 非常认真地希望他能留下担任公司要职。

但 Druker 最大的收获当然是 GM 成功的秘密，他把结果写成了一本书，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在这本书里，Druker 认为 GM 成功的关键是分权。跟当时其他公司不同，GM 的部门经理有很大的决定权，而最高层则很达成度上是扮演一个催化剂和协调人的角色。也就是说，GM 更象是一个松散联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GM 为了确保部门经理们决策的独立性，甚至给与他们否决权，并确保每个部门经理都很富有，这样他们做决定就不会为了工资而被高层影响！

Druker 认为这是最先进的公司管理方法，并建议 GM 实行改革，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分权：比如说因该把权力甚至分给客户！

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GM 被激怒了。

GM 说我们是最好的公司，我们的经验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凭什么还改革？

Druker 的思想在美国没有得到接受，于是他不得不跑到日本去。这把这一套分权思想教给了日本人。

日本没有因为美国人也没有采纳 Druker 的方案而拒绝他，反而勇于接受这种新思想。日本汽车企业把分权一直分到了生产线。

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汽车的生产线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美国是传统的集.权式管理，而日本，尽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应该更适合集.权，却采用了一系列的分 权管理办法。各个生产线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生产线工人可以并被鼓励向公司提出各种建议，很多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改进方案最后都被采纳了。相比于独.立而民. 主的丰田车厂，美国本土的汽车厂反而成了军.国.主义。

日本车厂迅速崛起。最有意思的场面是有的美国车厂质量怎么也不过关，日本公司收购之后，还是这个厂，还用以前的工人，仅仅是采纳了日本人的管理方法，这个厂就活了！于是美国公司反过来跟日本学。

分权这个管理方式是谁的创新？你可以说思想是美国人 Druker 从通用提炼出来的思想。但仅仅有思想不叫创新，敢于用这个思想才叫创新。最后的局面不是日本学美国，而是美国学日本。

中

在讲第二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创新”。如果从广义上讲，可以说现在所有的公司都是“创新型”公司。每一个好莱坞新电影都是“新”电影，微软的每一个新软件都是“新”软件，暴雪的每一个新游戏都是“新”游戏。从这个角度说，“创新”其实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

但本文所说的创新不是这种创新。我们要说的是那种改变游戏规则，改变商业模式，“根本性”的创新，game changer。这种创新往往具有历史意义，你一旦成功，会有很多后来者向你学习。你不是创新图存，而是引领风气之先。像这样的创新最大的特点，不是“开 放的头脑”之类的优秀品质，而是风险！

我们的第二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惊人地相似。

左右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重要革命是发生在1950到1990期间的日用商品的质量革命。正是因为这场席卷了世界质量运动，我们才得以能够用相当低廉的价格海量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质量革命的思想是谁最先发现的？美国人。质量革命这场潮流是谁引领的？日本。

Joseph Moses Juran 是个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人，他曾经在当时贝尔的一个厂，Western Electric 担任过工程师。当时的世界甚至还没有“质量控制”这个正经的说法，人们认为控制质量无非就是对所有环节严格把关而已。而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Juran 的革命性思想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 80/20 法则。他认为，质量损失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所有环节之中，实际上，绝大多数质量损失都是由于少数几个最常见的错误造成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一个统计学家 W Edwards Deming 的支持。

1951 年 Juran 出了一本书，Quality Control Handbook，这本书今天看已经是传世经典。这本书说质量控制的办法在于把所有导致质量损失的问题排序，造成最多问题的原因排在最前面。然后你就会发 下只要你改正其中20％的错误，就能解决80％的质量问题。

注意，当时“主流”的质量控制理论是从产品的第一步就开始强调质量，对所有操作过程都严格把关。Julian 和 Deming 的理论在美国没人认同。

但日本人认同。Julian 和 Deming 被邀请到日本讲学，然后他们就留在了日本。50年代之前日本制造的名声可能比今天的中国山寨还差，被认为是低劣的仿制品。结果是日本产品质量大幅跃进，一 直等到日本的摩托车和复印机开始冲击美国市场了，美国人才反应过来。

一直到1970甚至1980年以后，Julian 和 Deming 的理论才开始全面左右西方的质量标准，直接产生了质量革命。

今天我们一谈质量，马上就想到日本货。那么质量创新到底是属于这两个美国人还是属于日本？我认为属于日本。

当我们今天坐下来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早先的思想家说的理论简直是常识，那些对他们置若罔闻的美国公司简直是固步自封。其实不然。真把我们放 到当时的位置上去，我们未必会做更好的选择。甚至真把那些“头脑开放”的日本人放在当时美国公司的位置上去，他们也未必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领导者，你每时每刻都能接触到各种号称可以改变世界，至少可以改变你们公司的“新思想”。这些思想逻辑上都无懈可击，但真的付诸实 施，是有风险的。上面的两个故事中的新思想都要求对企业生产方式做一次彻底的改革。企业不能每年都搞一次这种彻底改革。对于领先的企业，更没有必要冒这种 风险。谚语说，If it works, don’t fix it!

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不说创新是落后者的”权利”，而说，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

下

通过前面两个故事我们看到，落后者向领先者学习这种模式根本就不是竞争的常态。我们常说的所谓“后发优势”，也就是把领先者早就玩明白了的东西拿来玩，其 实是只在自己特别落后的阶段才有效。中国早年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就是一个适合特别落后者的思路。好在中国并没有沉浸在这种永远追赶别人的思维之中。 像磁悬浮列车和电动汽车都是发达国家也不成熟的东西，中国就敢直接上。

后来者创新，后来者引领新潮流，是竞争中的一般规律。当你发现铁路公司已经把铁道修遍了全国，你要做的不是再修一条铁道，而是上高速公路，上飞机。这个时候铁道公司是没有什么创新需求的，是后来者有创新需求。

我们用一个体育比赛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这种竞争格局。如果总是落后者创新，那么领先者应该怎么办呢？

美洲杯帆船赛是一个古老而有趣的比赛。比赛规则很特别，上届冠军的俱乐部自动有一艘船进决赛，而其他各队比赛争夺一个向冠军挑战的资格。此赛事自从1851创办一直到1980年，冠军居然都是美国队。

帆船比赛特别讲究“落后者创新”。1983年美国队首次卫冕失利过程中的一场比赛，给了我们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这场比赛是最后7局4胜决赛的第5场，此前美国队 Liberty 号以3：1领先澳大利亚的 Australia II 号。比赛开始之前人们甚至已经准备好庆祝美国人延续132年连胜的历史时刻了。

结果比赛中还是 Liberty 号领先。澳大利亚人一看继续这么玩下去冠军肯定没有了，必须赌一把。Australia II 号变道了航线的左侧，希望能碰上有利的风向。

这时候 Liberty 的正确应对策略是什么呢？是跟着变。不管航线左侧风向是否真的有利，只要我们两个的条件能保持一样，那么最后肯定还是我赢，因为现在我领先。哪怕你的选择 是错误的，为了确保胜利我也必须做跟你同样的选择。所以在这种一对一的帆船比赛中不是落后者学习领先者，而是领先者学习落后者。

然而 Liberty 的船长 Dennis Conner 选择了留在右侧航线！这个看上去很直觉，实则不符合帆船比赛竞争规律的错误使他青史留名：Australia II 号赌赢了，Liberty 再输两场之后，美洲杯冠军终于易手。

所以不是落后者要学习领先者，而是领先者要学习落后者。比如你是一家股票走势预测的公司，你们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你预测准确率的年度排名。十个月过去了，你现在排第一。为了保证年底的时候你排第一，这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直接抄袭其他人的预测。

回顾市场上那些革命性的商业模式，大多都不是由最领先的公司最先提出来的。为什么 Google 自己没有“创新”网络视频，反而是收购 YouTube？ 为什么微软没有 “发明” Facebook? 像 IBM 这样的特大公司并不不以特别能创新而闻名，他们最大的能力恰恰是把那些已经被别人证明是好东西的技术迅速普及产业化。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创新就是承担风险，中国这么大怎么能说赌就赌呢？我们不谈中国可不可以赌，但中国公司可以赌，中国人可以赌。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中国公司不要再整天想着学别人，被人调侃 C2C（Copy to China）。

恰恰是因为中国现在还落后，才要让美国学我们，而不是我们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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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一个故事：Ori Brafman and Rod A. Beckstrom, 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 The Unstoppable Power of Leaderless, Portfolio Hardcover, 2006.
第二个故事：Richard Koch, The 80/20 Principle: The Secret to Success by Achieving More with Less, Broadway Business, 1999.
第三个故事：Avinash Dixit and Barry J. Nalebuff, 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W.W. Norton & Co., 1993.

前一种阴谋论认为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事件都是针对中国的；后一种阴谋论则认为世界上所有事件都是中国安排的。

阴谋论，绝非中国近年所特有，实际上这是各国老百姓的传统思维。应该怎么看待这些阴谋论呢... ]]> 这是一个特别流行阴谋论的时代。《货币战争》是中国最流行的阴谋论，而”中国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如果你不考虑立场，本质上也是阴谋论。前一种阴谋论， 我发现最近郎咸平越来越有这个趋势。后一种阴谋论，”东方时事评论”的评论员一直都是这个腔调，所有事情都在中国掌握之中，都在中国算计之内，都在向着对 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前一种阴谋论认为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事件都是针对中国的；后一种阴谋论则认为世界上所有事件都是中国安排的。

阴谋论，绝非中国近年所特有，实际上这是各国老百姓的传统思维。应该怎么看待这些阴谋论呢？

有一种小说的写法是这样的：把看似不相干的几个历史事件用同一个故事串联起来，说这些事件都是由这个故事引起的。比如金庸写鹿鼎记，就把康熙下江南、尼布楚条约等等事件串联起来，书后面甚至还有一个考证。如果你写的好，甚至可以用你编的这个故事去解释那些历史事件。

这种写法并不是小说家独创，其实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这样的思维模式。疑邻偷斧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种思维：当你心中已经存在一个”理论”，不管这个理论正确 与否，在现实中总可以找到能够证明这个”理论”的证据。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最近看一本用认知科学解释政治问题的书说，这是因为一旦人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 给事件定了性，就会有意无意的忽略那些不符合这个模式的事实。这本书并不是分析阴谋论的，但是这个关于思维模式的理论给了我们研究阴谋论很好的工具。这个理论解释了阴谋论的产生。

阴谋论的流行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种故事特别有吸引力。而且每个人听说了一个阴谋论之后，都可以轻易的发现支持这个说法的新证据。

石油涨价，美元贬值，在阴谋论看来都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伊朗没打，朝鲜炸核设施，在阴谋论看来都是中国做成的。

其实如果要另写一本书，说货币战争中大量事件都是偶然的，甚至另外找一些事件来支持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样的书也能写出来。然而这样的书无法迎合人的思维模式，无法给人一个有趣的故事，所以很难这么流行。

我无法对这些阴谋论的可信性做出分析，因为我整天只能上网看看公开新闻，具体什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本文前面说所的一切，只是为了说明如果这些阴谋论是假的，它们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可能这些阴谋论都是真的。另一方面说，相信真有货币战争，提高警惕总比大意好？

本文真正要说的是，过分相信阴谋论，有一个极大的弊端，这就是容易错过机会。

阴谋论这种思维模式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认为任何事件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故意的。是有人或者有组织，有国家，一手遮天安排的。

一旦你开始怀疑邻居偷了你的斧子，当邻居”偶然”过来请你吃饭的时候，你一定会以为这不是”偶然”事件，请吃饭一定是因为偷了斧子心虚的结果。

一旦你认为周围的人都是你的敌人，当你看见他们聚在一起说笑，你很可能会认为他们正在说你。你一旦认为自己的生活最近将会发生某种变化，比如升职，别人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你认为是一种暗示。

阴谋论者的眼中，没有偶然事件。

然而所谓机会，却往往都是偶然出现的。 按部就班上高中，毕业考大学，考得好可以上好大学，这不叫机会。所谓机会，是指现在有一个分数一般的大学，你考上之后发现，这个大学居然今年跟新加坡有交 换学生的合作计划，于是你以一个专科院校的分数去了新加坡。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出现天上掉馅饼的偶然事件，谁抓住了就是抓住了机会。

但是这样的机会很难抓住，比如去新加坡要考英语，于是就只有那些平时英语相对较好的同学去了。这叫做”机会喜欢有准备的头脑”。

阴谋论也是一种”有准备的头脑”，只不过这种头脑是专门否定机会的。如果所有事件不是敌人安排的就是我们安排的，怎么可能会突然有一个我都没想到的好机会？一定是陷阱！

无数稍纵即逝的机会就这样被阴谋论患者错过了。在前怕狼后怕虎犹豫不决中，机会白白的溜走。高手打牌运气不好，是否也是这个原因：他不相信对手可能不按牌理出牌。

巴菲特等待机会，索罗斯寻找机会，本拉登制造机会。阴谋论患者认为所有机会都是别人制造的，所以拒绝机会。

这个世界可能像钟表一样精确运行么？那些传说中一手遮天动不动就倾国倾城的高手，可能真的存在么？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而且不可预测自己什么时候犯错误。永远左右大局？可能么？

有的人寻找阴谋论的证据，我说不如把精力用来寻找机会。

很多人喜爱超级女声，很多人讨厌超级女声。很多人被英模报告会感动，也有人讨厌英模报告会，认为是政府愚民的手段。讨厌选秀节目的人，至少还能够容忍这些节目存在。讨厌英模报告会的人，却咬牙切齿恨不得你死我活。

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常识，叫做 incentive。你想让任何一件事请办成，必须给人一点激励，俗话叫做”无利不起早”。经济学家同时认为，这种激励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注意，任何西方经济... ]]> 最近各地举行了”抗震英模报告会”，本文以此为题，分析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管理才是好的管理？

很多人喜爱超级女声，很多人讨厌超级女声。很多人被英模报告会感动，也有人讨厌英模报告会，认为是政府愚民的手段。讨厌选秀节目的人，至少还能够容忍这些节目存在。讨厌英模报告会的人，却咬牙切齿恨不得你死我活。

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常识，叫做 incentive。你想让任何一件事请办成，必须给人一点激励，俗话叫做”无利不起早”。经济学家同时认为，这种激励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注意，任何西方经济学家都不排斥精神激励，精神激励正是经济学的一部分。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精神激励可能比物质激励有效得多。这里跟愚民政策，跟洗脑没有任何关系。不管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如果事情的严重性到了需要 卖”命”的程度，任何物质激励都已经没有效果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真有战斗力的话，都必须靠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这些被某些知识分子所不屑的思想去 维护。英模报告会这种形式，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教育群众，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这主要是对那些英模的一个奖励。

有人可能会 说这种奖励没意思，直接给钱多实在。这是不懂管理学的说法。如果每一次英雄事迹的奖励都是钱，那么最后所有人都会认为那些有英勇行为的人是为了钱。而作为 士兵，如果自己也认为英勇带来的是金钱，请问你多少钱能买我一条命呢？实际上在任何国家，英雄事迹的奖励都是精神大于物质的。

美国人可能不怎么搞英模报告会，但美国人搞 bible study。美军的精神生活，一方面跟我们一样是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宗教。科罗拉多州最好看的教堂在美国空军学院。我国文人知识分子觉得听英模报告很愚 蠢，却往往认为信教的人很高雅。其实在美国精英眼中，那些为了宗教而不怕牺牲的人才是真正的愚民。

另一方面，美国的主流电影大 片恰恰就是英模报告会。这些英模电影往往都有真实原型，而且对其事迹毫不吝啬的夸张。表现的往往都是一些普通人，比如说一个士兵，一个医生，消防队员，普 通警察，不出名的律师等等。实际上美国精英也不喜欢看这种英模电影，但显然美国精英也不”痛恨”英模电影。所以只有英模报告会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给每个 英雄拍一部电影。

然而因为美国没有学会使用直接的英模报告会这种鼓励形式，美军的战斗力很堪忧。最新一期时代周刊封面报道就是 因为驻伊拉克士兵频频出现心理问题，军方不得不提供抗忧郁的药物，此事引起了争议。事实上如果美军经常能让表现出色的先进士兵到各地去做个报告，交流一下 英模事迹，士兵们的心理状态会好得多。

美军士兵参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退伍以后可以在国家资助下上大学，也就是说物质的激励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军有没有这个实力给这样的物质刺激呢？我认为没有。物质刺激不足，还想让部队有战斗力，不搞英模报告会行么？

认为我们纳税人出钱，你拿了钱好好干是你的工作职责，你干不好我还要问责，这就是科学管理的人，非常幼稚。有这种思想的人生活在对一种世界上并不存在 的，他想象中的西方制度的迷信之中。激励比问责要有效得多。更何况问责不能要求人家为你拼命。问责不是不重要，但是说取消英模报告会来问责，是愚蠢的文人 思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英模报告会跟bible study是不是同一类型的心理安慰呢？我认为不是。不管是在台上作报告的英雄，还是在台下流出”廉价眼泪”的听众，我认为他们都是高尚的人。有的人认为 为钱拼命最真实，为女朋友拼命最感动，为素不相识的百姓，为国家拼命的是愚民。对这种人我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你根本理解不了的人。

我一贯认为那些每月把自己收入10%给教会的人很土，但我从来不要求取缔教会。当我们判断事情的时候，应该从这件事的”道理”去考虑，而不应该像小孩那样从”自己”对其的”感受”出发。只有有了这样的素质，才配写公开贴出来的议论文。

通过仔细的分析推理，我认为这篇论文完全不合逻辑。不合逻辑的学术论文很多，但这篇论文诡异之极。

这是一篇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灾害学》上的一篇真... ]]> 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国互联网上的青年们在爱国热情中表现了无比的成熟和冷静，所有谣言，阴谋论和迷信都不攻自破，失去了市场。一个最令人关心的话题是地震 到底能不能预测。关于蟾蜍搬家之类的动物预测，现在网上的文章已经分析的非常透彻了。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我今天在格致上看到的一篇学术论文《基于可公度方 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PDF下载：http://gezhi.org/files/earthquake-sichuan-related- paper.pdf)。

通过仔细的分析推理，我认为这篇论文完全不合逻辑。不合逻辑的学术论文很多，但这篇论文诡异之极。

这是一篇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灾害学》上的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这篇2006年发表的论文的主要结论是：”在2008 年左右, 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7 级强烈地震”。不是2007，不是2009，不是2010，是2008。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像其他算卦文章一样同时给出几个”可能的”年份：明确无误的，完 全不给自己留余地的告诉我们2008年四川要发生一次大地震。

这篇只有区区四页的论文没有用到任何地震专业知识，一般人都能轻 易看懂（建议读者马上自己去看一下再回来看我的分析），这篇文章所需要的唯一数据是该地区以往发生6.7级以上地震的年份。实际上，文章的四位作者来自陕 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根本不是搞地震的。因此这必然是一篇令专业地震学家怒不可遏的地震预测论文。

做过智商测验的人都熟悉这样的智力题：
- 一个数列的前面几项是 1，3，5，7，9，11，请问下一项是什么？
答案当然是13，一看就知道是等差数列。

再看一道稍微复杂一点的智力题：
- 一个数列的前面几项是 2，5，8，12，14，19，20，26，26，请问下一项是多少？
答案是33. 这个数列实际上是两个等差数列交错在一起：2，8，14，20，26 …，和 5，12，19，26 …。

而《灾害学》上的这篇地震预测论文相当于是这么一道智力题：
- 一个数列的前面25项是 1913，1917，1923，1925，1933，1936，1941，
1942，1948，1950，1952，1955，1960，1967，
1970，1971，1973，1974，1976，1979，1981，
1988，1989，1995，1996，请问下一项是多少？（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答案是2008。

显然这篇论文假设地震发生的时间间隔和天体运行一样，存在一个可以捉摸的规律。主流地震学家是否定这个假设的，因为地震本质上是一个非线性的偶然事件，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规律，这个规律必然早就被人发现了。但本文要指出的是，仅仅从”主流地震学认为不应该有这个规律”，就否定这篇论文，是错误的逻辑。因为 你怎么就能肯定主流地震学就正确呢？万一真有这样的规律，而主流地震学没有发现呢？

因此本文的分析方法是，我们首先假定地震发生的时间真的有规律，然后去分析这篇文章。我的结论是，即使真的存在这样的规律，这篇文章也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首先，这里使用的数据是发生6.7级以上地震的年份，为什么要用6.7级来作为选择数据的标准？为什么不是6级或者7级这样更直观的整数级？这是说不过去 的。我不懂地震，文中的一个线索是”6.7级以上地震大多发生在边界断裂带附近”，因此也许这是一个地震学意义上的理由。然而这篇文章所使用的”可公度方 法”，其发明人翁文波在预测唐山大地震时，采用与这篇论文完全相同的办法，其选取数据的标准是5.5级【参考文 献：http://www.fxway.com.cn/forex/jishufenxi/1/2383_2.html】；在预测世界特大地震时，采取的 标准是8.5级，可见此”可公度方法”的标准选取是主观而不是客观的。

第二。从文中给出的资料来看，1976年该大地区实际上 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发生了6次不同级别的大地震，其他年份，比如1925，1936，1941等等，都发生过两次地震。因此一个严格的年份数列绝对不应该 只有25项，而应该至少精确到月，这样数列会多出来好多项，那么以下的可公度方法的等差数列研究法必然要大动手术，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就算是存在一个只 看年份的怪异规律，那么至少应该是哪一年发生的地震越多，这一年就越重要才是。可是在这篇论文的计算中，1976（X19）这一年并没有被重点使用，反而 X15（1970）这个只发生过一次地震的年份却被多次用到。

第三。这篇论文实际上采用了两个方法来预测2008这个年份除了可公度方法，论文的第一章实际上是一个”公差19等差数列法”。而这个方法只使用了25个年份中的15个，故意忽略了其他10个年份。这同样是一种主观选择。

第四。我们来看看这个”三元可公度法预测”，因为这里作者给出了全部的计算过程。这些计算非常奇怪，我们只说最关键的一点。计算的本质，是要从数列的前 面几项，X1, X2, …X25，推出下面一项，也就是X26。对于这样的预测，一个起码的问题是你不应该非得凑足了25项才能预测第26项，你这个方法应该在已知比如说前 22项的时候能够预测第23项，然后在同样原理下预测第24，25，和26项，这样才能令人信服。总不能说只要凑不够25个数，这个方法就失效吧。但我们 看到即使是计算第24项，X24的时候，此方法也需要知道X25是多少（参看第24项计算中的第一和第三个算式）。其他一切的一切都不管，仅仅这一点就是 无法令人信服的。

第五。再看所谓”四元可公度法预测”，这里有一个一点就破的大破绽。这里作者首先用前面的数据排列组合算出来 一个12的公差，然后用X25+12=X26=2008。且不说这么算完全没有合理性，最大的破绽在于，计算12这个数字的时候最高年份只用到了 X20（1979年），也就是说如果这篇论文在1980年发表，那么根据这种”四元可公度法预测”所算出来的下一个地震年份应该是 X21=1979+12=1991，而实际上1991年根本没有发生大地震。难道说同样的数据，同样的方法，仅仅因为论文发表的时间不同就应该有不同的结 论么？

第六。论文中的”四元可公度法”跟翁文波预测唐山大地震的方法完全一致（参考前面给出的介绍翁文波的文章）。但这里的毛病在于你是用两项相加再减去两项，这样计算出来的公差只有除以2以后才能”合理的”加到”一项”上面去预测下一项，直接加是错误的。

实际上，翁文波在在预测中也犯过前面提到的这六点逻辑错误。比如他预测1991年洪水，是【以19世纪到20世纪中，华中地区历史上16次特大洪水年份中的6次为依据】，你凭什么选择这6次呢？

综上所述，这种预测法跟现在有人研究预测彩票号码一样离谱。与其说是预测，不如说是凑数。

但最诡异的是，不管是翁文波预测洪水，还是这篇论文预测四川地震，居然都测对了。二者都是从毫无逻辑的计算中给你一个不容置疑的预测，然后还对了。完全不可思议！

诡异之处还不只是预测对了。这篇《灾害学》论文的注释部分告诉我们，论文的第一作者龙小霞出生于1983年，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与 环境治理研究。2006年文章发表的时候，龙小霞只有23岁。她的文笔相当业余，比如文中X1到X25的数列定义居然重复写了三遍，简直是小学生写作业。 文章结尾的”结论与建议”更是不靠谱，如果把这些废话都去掉，这篇论文不会超过3页。问题在于，翁文波的预测法并非路人皆知，那么一个23岁的女硕士生怎 么会想到用这怪异种方法去预测四川地震，而且还用得这么地道呢？

为了获得内心的平安，我必须给这个事件一个说的过去的解释。我认为这个所谓的预测完全是蒙的。

我们再看看那份”川滇地区20世纪以来≥6.7级地震序列表”，也就是X1到X25这个数列。从1913年到1996年该地区发生了这么多次强震，其中 最大的没有地震的间隔只有8年：1925-1933。而从上一次地震，1996，到作者写这篇论文，2006，该地区已经有连续10年没有发生大地震了， 这是相当不正常的。

这就好比说一个多雨地区居然连续很长时间没有下雨，这时候任何人都会认为就快要下雨了。

于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们猜测，2008年可能该地震了。实际上，当你把2008和前面25个年份放在一起的时候，2008相当突兀：从1996到2008 的间隔实在太长了。由此可见所谓数学周期法是不可能预测出来2008的。之所以作者们敢于预测一个这么突兀的结果，根本原因是这篇论文写于2006年。

一旦有了猜测，再去凑数是容易的。这就好比圣经密码，其实从任何一本足够厚的英文书中都可以得到对未来的任何”预测”：重要的不是你怎么看，而是你想看什么。

龙小霞非常幸运的猜对了。不知道她拿到学位没有，她做到了一件无数专家所不能做的事。

至于”可公度法预测”的发明人翁文波先生为什么能当选院士，为什么翁文波能够”成功预测”1991年洪水，以及为什么这篇论文能够通过审稿而发表，甚至为什么另有三个合作者，就不是本文所研究的范围了。我很想写一篇超短科幻小说来推测整个事件，但还是免了吧。

一夜之间风声鹤唳，居然这么多媒体反华，好像全世界都在与中国为敌，其中难道没有阴谋么？

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别人车上贴的”Free Tibet”标语时非常气愤，... ]]> 如果一个普通美国人出国旅行，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非洲，他可能会发现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多数老百姓对美国的印象都不太好。美国人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恨我 们”？很多美国青年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政府太坏。这几天的奥运火炬事件，加上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现在轮到中国人问这个问题了。很多中国 青年人在网上发表意见，答案跟美国青年一样：也是因为美国政府太坏。

一夜之间风声鹤唳，居然这么多媒体反华，好像全世界都在与中国为敌，其中难道没有阴谋么？

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别人车上贴的”Free Tibet”标语时非常气愤，立即换道超车过去想看看反华分子长什么样。结果发现是个中年女子，温和无辜的气质好像一个中学老师。据说李肇星在美国也遇到 过抗议西藏问题的美国青年，李气愤地问道，你他妈对西藏了解多少就敢跟我说话？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你真问这帮”Free Tibet”粉丝对西藏问题有什么具体认识，他们可能连西藏在哪都不知道。

我曾经有个同事，他手腕上总带着一个红色塑料圈。我 问他这圈是什么意思，他说有一次他给某个大概是防艾滋病组织捐款1美元，人家给他这个圈，所以从此他就一直戴着。藏独分子在街头摆摊说中国”侵略了西 藏”，无知的你看完之后义愤填膺捐款10美元，藏独发给你一个bumper sticker，你没准也贴。

在车上贴”Free Tibet”的那些普通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宣扬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这种宣扬是廉价的，没什么太大意义。《American Alone》这本书说的好，如果哪天美国国防部长真说”Free Tibet 是吧，下星期就让第一步兵师去！”这帮人肯定要贴”War Is NOT The Solution”了。我对那些帮着藏独摇旗呐喊的白人充满同情。每当看到别人宣扬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我自己的智力优越感都油然而生。

【题外话：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也许是，为什么无知的美国人都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我们”呢？第一个原因是的确有真正的反华组织资助藏独，帮他们宣 传。第二个原因使中国政府不会搞对外宣传。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媒体上说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相信，没有太多 credit。】

这次事件各方反应，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绝大多数一般网友都热情的支持火炬反对藏独，而很多平时说话很有技术含量的”精英”却摆出一副冷眼旁观的姿 态。我google reader 订阅的个人博客中，有人反思我们的民族政策是不是没有考虑藏人的感受，有人嘲笑那些参与支持火炬游行的留学生，只有一个人（！）旗帜鲜明的支持保卫火炬。

2007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听众提问说听说你们伊朗处决同性恋，是不是真的啊？内贾德说，”在伊朗，我们可不像你们国家有同性恋…… 所以我不知道谁告诉你我们这么干。”这叫睁眼说瞎话。但美国打伊朗的理由也不正义，比如沙特人权方面比伊朗只差不好，因为沙特跟美国石油合作，美国拿沙特 就当亲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国跟伊朗开打，”我们”应该支持谁反对谁呢？

如果你像精英一样认为人权大于主权，似乎你应该支持美国，可是美国支持沙特，这怎么办呢？

因此我认为，从道德角度去”客观公正”的评判，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按照道德标准去看世界，最后很可能发现世界上没什么好人好事，搞不好自己从愤世嫉俗到犬儒主义，成了废人一个。

真正决定我们对一件事采取什么立场的，只能是我们自身的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你美国想要伊朗的石油，我也想要，所以我反对你打伊朗。从自身利益出发，我不希望西藏独立，所以你藏独再能说我也不同情。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当选民从道德角度出发投票，往往会由于受人鼓动而把坏人选上来。只有当每个选民都从自己利益出发投票，”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起好作用。

一场足球比赛可能有20多台摄像机同时转播，就是这样事实俱在，不同报纸对比赛的评论仍然可能大相径庭。这件事的教训是你对事件持有什么”观点”，根本不值钱。只有从利益角度出发，做为中国人怎么做才能对国家以至于对自己有利，这才是最重要的。

外国普通老百姓支持藏独主要是因为他们傻。外国媒体和政客不傻，他们从利益出发，是一定要迎合本国的傻老百姓的。某些国人精英试图从道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我认为这种”道义”跟外国傻老百姓没什么区别。真正的聪明人要学那些政客，从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

中国人的一个性格塑造者是越王勾践。他留给我们的性格基因叫做”忍”。查《简明英汉字典》，̶... ]]> 用地理环境去解释人的性格是一个很成功的理论。如果天气冷，人少，地多，该地区人必然性格豪放，如果反过来人多地少天气温暖，该地区人必然精细。但有时候 我觉得这个理论也不好使。各种不同性格本来在人群中正态分布，现在比如说假设具有某一特定性格的一个人，因为他的这个特定性格，通过偶然的机缘取得了成 功。再假设以后的史书不停的宣传并且放大他的这种性格，以至于模仿他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他的性格是否有可能成为这个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呢？

中国人的一个性格塑造者是越王勾践。他留给我们的性格基因叫做”忍”。查《简明英汉字典》，”忍”这个字有三个意义相近的英文词：bear, endure，和tolerate，如果你仔细揣摩，会发现这三个词都不能表现勾践的”忍”。bear的意思是承担，endure的意思是忍受恶劣的客观 环境，而tolerate的忍则是居高临下的。勾践留给我们的是忍辱，是包羞，是对敌人笑脸相迎，是添尝人家的粪便表忠心。

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对勾践的行为表示不满的言论是李亚平《男人的天方夜谭》。李亚平认为这种”舔”出来的历史不利于我国人民的个性养成，认为从此阴谋代替了性格纯真。而我国人民的”主流”意见，则是一致认为勾践是好样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其实李亚平仍然低估了这个故事的重要程度。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被卧薪尝胆的故事所感染，使得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可能匪夷所思的思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板凳要做十年冷。。。追求的正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看到一篇讲一个生物学者在美国忍辱负重的故事。这哥们老婆爱上了他的博士导师，两人先是背着他在实验室偷情，公开之后，离婚。整个实 验室的同事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他，这可怎么混？走人？前功尽弃。殊不知中国人的看家本事就是忍！他愣是在实验室里继续为情敌工作，一直到拿到博士学位走 人，现在据说回国快要当院士了。我看的那篇文章对此行为大为赞许，但我看完之后只想告诉他，也许你是院士，但你仍然是个loser！也许有人认为嫁人要嫁 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只能用猥琐来形容。

真正把忍术发扬光大的是日本人。日本人的忍基因塑造者是德川家康。如果说勾践忍辱是为了 报仇，准院士忍辱是为了几年的努力不白费，两人都有不得已的原因的话，德川家康忍辱完全是为了野心。他的忍辱事迹说也说不完，比如织田信长让他妻儿，他毫 不犹豫就把自己老婆孩子杀了。日本人能给驻日美军献军妓，显然认为自己正在向他们伟大的祖先学习。德川家康在中国有很多信徒，有人动情地写到，”只有巨人 才知道什么是忍耐”。

美国人迷信科技，中国人迷信忍。忍文化在中国是如此的发扬光大，以至于出现了三个认识上的重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韩信胯下之辱和勾践舔粪是同一性质的事情。错。韩信的忍是忍小事，忍小人物，是居高临下的，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换句话说韩信不是不打，而是根本不屑跟你打。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人人，国国，都有权利忍。完全错误。”忍”是小人物小国家的特权。不管是越王勾践，准院士，还是德川家康，甚至是二战后的日本国，他们都是卑微的小人物，小国。大英雄没有忍的权利，大国没有忍的资格。

刘备也许种过菜，但曹操很容易发现他是韬晦。因为刘备也许能学会谦虚，但他学不会猥琐。

韬光养晦也许可以让越国崛起，也许可以让日本崛起，但能让中国崛起么？不能。韬光养晦这个策略最关键的一点是让别人注意不到自己正在慢慢变强。一个大国变强别人怎么可能注意不到？你中国一个劲的韬晦，人家一个劲的中国威胁论。

不少人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来自于韬光养晦，这是不懂历史的业余看法。89年以前，中国发展有力的国际形势是冷战；89以后，中国有利的国际形势是全球化。你韬晦，美国就认为你不想崛起了么？你韬晦，斯皮尔伯格就拿你当食草动物了么？

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不管你怎么韬晦，别人注定要跟你作对。新兴超级大国之所以能兴起来，完全是因为旧的超级大国衰落了没顾得上，而不是他没注意到。

大国要有大国的思维。这个思维不是阴谋诡计，而是立规矩，立威信，要靠阳谋，而不是阴谋。大国需要的是别国的尊敬，而不是别国的忽略。大国只在自己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向对手宽容，这叫有理有利有节。大国不会装孙子，也不配装孙子。

什么叫”负责任的大国”？很多人认为负责任的大国就是不惹事的大国，就是不能主动挑起战争。”不惹事”，”不挑起战争”，这是”负责任的小国”，而绝不 是大国。大国不怕有事，因为世界上有事才能体现大国调节纠纷解决问题的地位和能力，大国怕的是世界上没有事。大国是规矩的制定者，执行者，而不是遵守者。

世界呼唤负责任的大国，而美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美国经常像小国一样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美国的威信完全不足以让他来领导世界。世界呼唤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国的时候，中国却选择做个负责任的小国，甚至让美国来给中国的台湾问题负责任。

“忍”字诀的第三个误区是以为一个国家的变强是逐渐的，好像一个学生一样按部就班的从小学念到大学。其实考察美国崛起，英国崛起，都是因为几场战争打赢 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崛起的，而不是今天崛起一点明天崛起一点。古龙通过考察大侠们的人生轨迹，在《圆月弯刀》这本书里告诉读者，你想当一个大侠获得江 湖地位，最好的办法不是今天杀个强盗明天救个民女，最好的办法是在江湖中有大事的时候你出来起到一个主导作用。经济硬实力也许是逐渐提高，而国家软实力则 绝对是靠大事做成的。

有人说等我们强大了再打台湾，我说我们只有先打台湾才能强大。大国崛起不是参加期末考试，没有并列第一，没有上厕所时间，更没有公平竞争。

几十年韬光养晦换来的是软实力的急剧下降。中国现在要参与国际市场，要在非洲买油田，要在西班牙开鞋店，一个只知道韬光养晦的国家是做不好这些事情的。

以前韬光养晦与其说是没能力，不如说是没有示强于人的需求。现在我们已经有需求了。经济发展要求我们做大国，政治地位要求我们做强国。

我对目前打台湾是悲观的。中国沉浸在忍字诀中不能自拔。也许老二的位置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更容易接受，也更舒服吧。

本文研究读历史的三个境界。

读史的第一个境界是权术。很多人可能看不起试图从历史中学习权术，其实懂得权术的人才是成熟的人。

真正读懂历... ]]> 绝大多数人对于历史的爱好仅限于听故事图个热闹好看，拿评书和历史剧当历史，热衷于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之类的演义八卦，这不叫读史。高级一点的 认为真实历史比小说有意思，比如说喜欢看二战史，对德军高级将领如数家珍，这也仅仅能算对历史的入门而已。就好比喝酒不是为了解渴一样，”读”不是” 看”，要想谈论读史的境界，光了解人物事件不行，关键是自己要能从中得到思想。

本文研究读历史的三个境界。

读史的第一个境界是权术。很多人可能看不起试图从历史中学习权术，其实懂得权术的人才是成熟的人。

真正读懂历史，最起码的一个认识就是人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拿《封神演义》当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周文王好的不得了，而商纣王坏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去读 正经书《淮南子》，《孟子》，可能会发现商纣王也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变态；如果你去读专业史书《史记》，可能会发现周文王也许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神 圣；如果进一步去读更早的《左传》，《尚书》，你的最终结论甚至可能是周文王和商纣王，这两个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真不好说。（参考文献： http://xiaoshui.gkong.com/article.asp?bid=1&zid=6&jid=53）

中国人一向喜欢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然后非得整出一个忠奸善恶来，然而真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用善恶标准看待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受害 者可能是万历皇帝 朱翊钧。当他发现自己原本无比尊敬的张居正先生居然也有奢侈腐败行为，美好形象破灭以后对社会彻底失望，干脆来个几十年不上朝。现在的家长只让孩子看 PG-13的电影，培养出来的都是朱翊钧，殊不知R级片才能训练真人才。

第一次把政治斗争中很难区分好人坏人这个思想在老百姓中 普及的可能是当初一部叫做《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其实这个片对雍正还是有点故意美化。等到《走向共和》出来以后，大家思想彻底崩溃，发现怎么李鸿章慈禧也 做有道理的事啊，一直到最近开始有人呼吁给秦桧平凡甚至批评岳飞，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既然现实如此残酷，不如多学点权术吧。整天看《雍正王朝》的人跟看 《还珠格格》的人玩办公室政治，那还不是视之若掌上观文么？

《百家讲坛》的《王立群读史记》走的就是这个路数，帮你分析权力斗争 中的成败得失。很多政治人物，比如张学良，非常喜欢读《明史》，大约也是出于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意思。当今在权术史学方面的大家当属吴思先生，他的《潜规 则》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汉语新词汇，其跟后来的《血酬定律》的合订本，叫做《隐蔽的秩序》，副标题”拆解历史弈局”，权术味道十足。我记得记者问他你是 否担心有人把你的书当官场指南看，吴思笑说那也没办法，简直是做广告。

其实权术也有高级的，比如说《战国策》就比《厚黑学》高级得多，兵者诡道也，一点都不丢人。

达到读史的第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不知道善恶的状态。

读史的第二个境界是天下大势。如果说达到第一境界的已经是人中之俊杰，达到第二境界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只有把历史读通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是人改变事情还是事情改变人？只有把握了天下大势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历史人物：他们想的不光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也有关于中国应该往何处去的理想。达 到这一境界，不但不会去划分好坏人，而且会发现用道德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没什么意义。比如说武则天。大多数人可能对武则天的”面首”问题最感兴趣，并 以此来批判她；第一境界的”历史学人”会从宫廷斗争角度去评论，总结一个女人怎样称为女皇，怎样屠杀异己。但是如果你看的是天下大势，就会更加注意尽管当 时朝廷上腥风血雨，老百姓的日子其实过的还不错。

看天下大势首先要看大局。中国史书特别爱写宫廷斗争，而对经济和社会的大局描写 不够。如果100年后有人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报纸，很可能得出结论说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搞得学费那么贵，大家怨声载道。但大局是什么 呢？是2006年高校招生540万，是1998年的五倍！那些今天抱怨学费贵的大学生，如果不改革的话可能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 学率达到23%（ http://news.sina.com.cn/c/2007-09-12/113913874187.shtml），这就叫大局。

其次要把大局放在前后历史中去看。三国的天下大势不是什么”分久必和合久比分”，而是中国统治集团从贵族阶级到士族阶级过渡的大局中的一个插曲。如果把 握了这个大势，就会更加注意袁绍和荀彧这样的人，而不是吕布和貂蝉。易中天最近的《品三国》最后几集讲述了这个天下大势，其境界显然远高于王立群的宫廷斗 争。

研究天下大势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朱元璋杀戮功臣，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和推动八股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摊丁入亩土地政策。

研究天下大势，看政治主要看制度的演变，看经济主要看政策和数字。明朝为什么灭亡？从崇祯的性格去解释，其实不如从整个明朝的税收政策，税率偏低导致国家没有力量干大事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有道理。

但是把握天下大势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历史学界根本没有定论，只能靠个人自己体会。中学历史课本其实一直都在强调天下大势，但郭沫若的那一套把中国分成奴 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理论到底对不对？郭沫若从个人品质入手去分析李自成兵败，《甲申三百年祭》到底有多少道理？很难说。

就算知道 了政策比道德品质重要，那么一项具体的政策到底是对是错，其实也不知道。比如说雍正的摊丁入亩，把以前的按人头征税改为按土地面积征税，显然对老百姓大大 的有好处，是好政策没错吧？也不一定。正是这个政策导致人口暴增，而在没有先进灌溉技术的情况下，人口暴增可能是乾隆以后中国积贫积弱的最重要原因。

再比如说八股文考试，现在主流意见当然是它限制了人的思想。但八股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确保了公平。如果文章样式内容随便，可以想象身在京城大户人家的 孩子肯定见多识广写出来文章比山区孩子好看。比如几年以前全国统一高考试题的时候，北京分数低录取率高，北京教委的辩护就是我们北京孩子虽然分数低，但是 有见识啊！听到这种说法边区孩子肯定反问你会背几句《大话西游》台词就叫有见识？八股的优点就是根本不可能考《大话西游》。八股就好比GRE考试，是一种 尽量确保公平的”能力”测验，这就确保了来自海南的人也能在官场有一席之地，就好比说中国大陆学生GRE成绩普遍超过美国学生一样。

兴一利必生一弊，真正选择政策真是如履薄冰。

达到读史第二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对错的状态。

读史的第三个境界是纯粹为了历史。大多数人学物理是为了通过考试，有些人学物理是为了使用物理定律为人服务，只有极少数的人学物理纯粹是为了好奇，他们 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能统一感到坐立不安。前面说的两个读史境界其实都有点以史为鉴的用意，而真正的 主流历史学家，比如我最近读的这本《Are We Rome?》新书所介绍的西方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实际上认为古为今用毫无意义，历史没什么用处。易中天在接受崔永元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不提倡古为今用， 这一点显然比吴思专业。

政治家特别喜欢引用历史来说明今天的行动。因为以前古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这件事告诉 我们的道理是。。。但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古人遇到的情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他们采取的行动也不是你说的那个行动。搞不好历史学家还 会告诉你，这位古人是否存在，我们有争议。

一个最新例子是9/18东北军不抵抗。以前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 板上钉钉一般。金一南2004年讲话介绍了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张学良跟东北军将领讨论之后认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因为害怕而主动不抵抗，跟蒋介石没关 系。（我以为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低估了当时东北军的实力，张作霖家底雄厚，比如空军飞机数量超过日本全国战机总数的一半。）最近看到张学良自述，他自己的 说法是当时他判断只是小股日军闹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也就是说大意失东北。（你信么？）那么东北军到底为什么不抵抗？注意从三个版本我们可以学 到三个不同的人生道理，那么哪个才是对的道理呢？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想古为今用，其实历史上是否发生了这个事件根本不 重要。满清入关不需要读真实历史，读的是《三国演义》，而且把”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用来陷害袁崇焕还取得了成功，尽管”蒋干中计”其实是罗贯中虚构的 故事。从小说，寓言，神话中都可以学到道理古为今用，而且真能用上。学术界对南怀瑾的最重要批评是他使用典故不分真实还是虚构历史，其实南怀瑾说的明白， 大意是史书上的东西可能除了名字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而小说里的东西除了名字是假的，可能都是真的。所以所用水浒传分析江湖斗争一点问题没有。

真正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带有功利目的，他们只是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史书也是人写的，司马迁也有主观情绪，拨开历史迷雾去分析真实情况，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达到读史第三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真假的状态。

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对错，不知道真假，一问三不知才是真正的历史专家啊！

其实一点都不荒诞。中国人书读得太多，出了什么问题一向都喜欢找主观原因，找领导人的原因，找制度的原因。古代的人认为天气 坏是因为君主品质恶劣，现代的人都说扯淡；可是当有人说古代的很多改朝换代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天气不好，肯... ]]> 古代中国要是遇上持续的不利天气影响农业，比如说大旱，好一点的皇帝首先会想到这是不是自己失德导致的？然后就斋戒沐浴，反省自己的过错，希望能感动上 天。今天我们看这些事情觉得很荒诞，古代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至于导致全球变暖，天气跟皇帝个人品质有什么关系？天气，纯粹是个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 西。

其实一点都不荒诞。中国人书读得太多，出了什么问题一向都喜欢找主观原因，找领导人的原因，找制度的原因。古代的人认为天气 坏是因为君主品质恶劣，现代的人都说扯淡；可是当有人说古代的很多改朝换代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天气不好，肯定要有不少人要开骂了。我国的哲学思想一直是 客观原因都是借口，就算有作用也不是主要作用。比如说一个小孩学习不好，大家一定会说是因为他自己不努力，如果他辩解说学习不好是因为家里隔壁是个商店太 吵，肯定有人说他狡辩。

商纣王为什么丢失了天下，周武王为什么得到天下，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喜欢解释成是因为纣王荒淫无道个 人品格有问题。其实纣王好色是好色，可是康熙也好色。纣王喜欢修了个灵台大工程，但是埃及法老们修的金字塔更大。纣王是杀了点人，但杀人本来就是商朝传 统，跟他伟大的列祖列宗相比，纣王杀的还算少的。商朝灭亡的真实原因其实是天气不好。以下抄潇水《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从纣王的爷爷文丁 时代起，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导致了四周方国开始敢于放肆地通过兼并周边小国而自我扩张。文丁老爷为 了遏止这种坏势头，就杀了周方国的领袖季历季牧师给大家看，结果激怒了周人。到了纣的老爹帝乙时代，东夷和周人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寻衅进攻，虽然都被镇压 下去了，但商王朝与周边方国之间历代积累的矛盾，互相进攻和杀戮，欠下的积久血债，至纣时已尖锐到了无法弥救的地步。
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有了酷热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居住点。商朝末年跟夏朝末年一样，也是干旱少雨。”

可见至少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个朝代的灭亡其实是因为正好赶上那几年气候不好。比如宋朝被蒙古人灭可能跟当时北方气候变冷有关。明朝末年可能本来 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灭亡，只是可惜碰巧赶上了天灾导致农民起义太多（跟天灾相比，驿站下岗人员问题只能算小问题）。不过明朝更倒霉一些，除了气候之外还正好 赶上传染病流行，不然北京城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攻破。

除了天气之外，还有一个决定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就是资源。为什么乾隆以后 清朝越来越弱？很可能不是嘉庆道光无能，而是人口急剧增多导致的资源匮乏。雍正朝首先推出摊丁入亩制度，不再按人头收税，到乾隆年间这个制度得以全面实施 的结果是农村人口激增。当人口突然增多却没有什么好的技术来提高土地产量的情况下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可见过去的人头税其实起到了一个计划生育的作 用。雍正当年估计没想到这一点吧。

清朝为什么不向宋朝明朝那样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可能是因为木材不够。那时候木材是老百姓的主要能源和建筑材料，人口增加导致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木材奇缺。清朝一艘海船的造价是明朝的七倍，郑和下西洋用的那种大船在清朝已经根本造不起了。

明朝的海上贸易为什么不如宋朝发达？因为日本人学会当海盗了。还是客观原因。

甚至有人（《中国震撼世界》作者）提出，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生，并不是说因为中国古代不重视科学技术，而是当时人口太多导致能源不足。如果没有足够的能源，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是不可能出现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饥荒。有人认为中国饿死了三千万人，其实很多人是死于营养不良，得看怎么统计。不管怎么说吧，这次饥荒绝大多数 知识分子把它归咎于大跃进的政策失败。然而还有另一个解释，在我看来更有说服力。当时中国人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激增，然而土地有限。特别注意一点当时中国 没有石油。一个是本国不产，大庆油田还没发现；一个是外国封锁，无法进口。如果没有石油就不能使用抽水机，土法灌溉下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农业的产量很可能是 无法养活那么多人的。再加上没有那么多汽车来运输调配粮食，导致饥荒是容易理解的。

最近的例子是朝鲜。朝鲜80年代也是”主题思想”，但是生活还不错，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因为西方对其制裁。关于朝鲜的饥荒与石油的关系，可以参考文佳筠写的《后石油时代的农业展望：北朝鲜与古巴的启示》这篇文章。

中国大街上有时候不少人随地吐痰，给人印象脏乱差，而美国街道干净整洁，可能很多人就得出结论是中国人素质问题。其实不是素质，是数量问题。美国人照样随地吐痰，纽约街道绝对不比上海干净。只不过美国很多小地方人口密度小而已。

这种“自然环境决定论”，其实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可以参考 Jared Diamond 的 《Guns, Germs, and Steel》和《Collapse》这两本书。

如果不看天气，不算资源，不问人口多少，把中国的什么问题都归结于人的素质和国家体制，这就是扯淡。然而我国文人恰恰是喜欢这么思维。比如说经常有人骂为什么北京要搞暂住证？为什么要有农村户口？为什么不允许人自由搬迁？看中国什么都不对，就是不知道去定量计算一下。

事实证明中国文人除了骂人之外就没有别的本事。当下中国文人的思维定势是这样的：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政治不自由；解决的办法就是政治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学美国。就是不去看看菲律宾也学美国，怎么经济整的还不如中国。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问题，都不是人的素质或者社会制度方面的主观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为资源，人口和天气这些客观一时之 间我们无法改变的原因。我们受的教育总是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好像解决了”软件”问题才是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渔不渔的问题，这 地方连鱼都没有我渔什么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