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公司接二连三的有人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这个公司是不是最邪恶的血汗工厂？如果一个社会接二连三的有人到校园疯狂杀害无辜小孩，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烂到不可救药？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最正常的公司和社会里，也会出现如此的可怕现象。而中国正在变成这种社会。

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公司，多名员工仿佛着了魔一般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整个事件迅速成为轰动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甚至开始计数，随时准备迎接下一个。这个逼死这么多... ]]> (《新知客》，2010年7月，杂志版标题是《阻止下一个！– 连续自杀背后的维稳物理学》)

如果一个公司接二连三的有人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这个公司是不是最邪恶的血汗工厂？如果一个社会接二连三的有人到校园疯狂杀害无辜小孩，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烂到不可救药？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最正常的公司和社会里，也会出现如此的可怕现象。而中国正在变成这种社会。

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公司，多名员工仿佛着了魔一般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整个事件迅速成为轰动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甚至开始计数，随时准备迎接下一个。这个逼死这么多人的公司到底邪恶到什么程度？

我说的不是富士康，而是法国电信。从2008年初开始，这个10万员工的公司在18个月内有26人自杀，而相比之下深圳富士康35万人中的13个自杀者还算少的。公司肯定难辞其咎，但工作条件不能完全解释自杀现象。富士康和法国电信都不是两国工作条件最差的企业，有无数差得多的公司，甚至山西黑砖窑，都没有连续自杀的事情。

正如参与会诊富士康的心理学家们指出的那样，这种连环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后来的人是因为受到前面自杀者的影响而自杀。模仿自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被称之为“维特效应”，因为早在1774年歌德就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描写过这样的故事。比“维特效应”更坏的是“模仿者效应（copycat effect）”，模仿犯罪。美国多起校园枪击案，以及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多起幼儿园杀人案，正是典型的模仿犯罪。

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并不简单。如果自杀者因为不堪重负已经感到活不下去了，公司前人的自杀只是“提醒”了他；如果杀人者已经决心犯罪，前面的杀人者只是教会他去幼儿园杀人这个特定的犯罪方法，那么自杀和杀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不一定这么集中，方法不一定这么一致而已。而事实并非如此。

2005年10月，两个无辜的法国少年为躲避警察的错误追捕，在巴黎市郊触电身亡。当晚数百名青少年上街抗议，并最终引发骚乱。人们开始焚烧汽车和打砸商店，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骚乱迅速传播到法国其它城市，两周之内竟有3000人被捕。一开始，骚乱的参与者是两个无辜者死亡而抗议，但事情发展的结果是，用纽约时报采访的其中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话说， “烧汽车很好玩”。那些打砸抢烧者已经不再介意为什么要上街抗议，他们只是为了参与而参与。

人是善于模仿的动物，因为相对于自己分析各种因素再决策而言，直接模仿别人是一条思维捷径。但骚乱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被别人的行为提醒后为了自身原因采取行动，而是为了模仿而模仿。

这个理论甚至有物理学上的解释和社会统计的证据。把一块磁性物质放在单一方向的磁场中，这块物质中的粒子自旋将会发生磁化，顺着磁场方向排列。我们可以把这些粒子的自旋看成一个个小磁铁。现在我们慢慢旋转外加磁场，直到与原来相反的方向，那么这些小磁铁也会改变方向。

关键在于，如果这些小磁铁的转向完全是出于对外加磁场转向的反应，那么它们的集体转向也应该是逐渐而缓慢的。但实验表明这些小磁铁的转向是突然的，非常之快，如同雪崩一般。这是因为小磁铁并非只对外加磁场反应，它们同时受到临近的小磁铁的影响 — 相邻的几个小磁铁转向之后会带动它们附近的小磁场也转向。考虑到这种模仿效应，物理学家可以用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写磁性物质整体转向的过程。

2005年，两个法国科学家考察了德国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变化曲线，以及手机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普及曲线，发现这些曲线满足描写磁场翻转导致磁性物质内粒子自旋转向的数学公式。本来，早期的手机价格很贵而性能又差，等到手机慢慢变得物美价廉，使用手机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每个人只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而购买手机，那么手机的普及应该是逐渐的。但统计表明，手机的流行是突然的。唯一的解释是人在决定是否购买手机和生几个孩子这样的问题上也有“为了模仿而模仿”的因素。这种模仿效应普遍存在，比如剧场里的掌声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满足同样的数学曲线。

为了模仿而模仿，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让原本无关的人参与到事件之中，导致事态以爆炸的速度迅速扩大。

好在灾难性的模仿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 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参与骚乱的“阈值”。有些人可能只要看到街上有人抗议就会迅速加入进去并把抗议变成骚乱，而有些人则需要有很多人参与了他才会参与。假设街上站着100个人，它们参加骚乱的阈值分别从0到99。比如其中阈值是3的人只要看到街上有3个人骚乱他就会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第一个人动手，那么阈值为1的第二个人看到有人动手了，他也会动手；于是阈值是2的人也会动手，…，最终所有人都会动手。整个骚乱过程是雪崩效应。

但这个雪崩其实是不可靠的：只要我们把初期的几个人拿掉任意一个，那么骚乱反应链条就会早早断裂，而避免大规模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起因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有些事件会越来越大，而有些则会不了了之。一个大规模事件的走向很可能跟这个事件的起因没有关系。统计表明美国的一些经济条件非常相似的城市的犯罪率却差别巨大，这其实就是因为模仿效应的偶然性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城市一开始对犯罪抓的比较好，导致模仿者未能跟进。

凡夫畏果，菩萨畏因，但维稳的关键既不是最开始的起因也不是事态扩大以后的结果，而是事件初期有没有人模仿。美国在911之后很长时间内对航空旅行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模仿的恐怖袭击。

通讯手段越先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容易，模仿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就算中国像法国一样民主自由，我们像法国那样两个少年的死亡导致全国骚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应该控制媒体，但媒体的确是维稳的重要手段。奥地利禁止报道地铁自杀事件以后，地铁自杀事件立即减少75%。美国过去20年来校园枪击案此起彼伏，但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年半内媒体把注意力全面转向反恐，结果只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而且没有死人。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0年发布一个报告，援引多个统计研究表明，自杀故事的报道越详尽，其引发的后续自杀事件就越多，名人自杀和电视报道的效果更强烈。尽管也有研究认为媒体曝光率与后续自杀者数量的相关性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强，但这些研究承认自己的分析方法存在局限。著名学者 Loren Coleman 在 The Copycat Effect 一书中强烈批评媒体对校园枪击案这种犯罪报道的喜爱，认为正是媒体报道加剧了模仿犯罪。

作为一个喜欢新闻自由的人，我非常希望能有这么一种效应，就是全面的媒体曝光反而能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减少模仿者，然而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支持这个假设的研究结果。所有材料都或多或少地指出媒体应该自律。有些国家已经提出一些报道规范，比如挪威甚至禁止媒体报道自杀事件。

在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完全禁止媒体报道自杀和犯罪事件不太可能，但把报道规范化则是可能的。几个奥地利科学家在2009年有一篇论文发现，媒体的自杀报道存在严重偏见。那些先杀人再自杀的事件被过度报道，而因为自身的精神原因自杀的事件则被过少报道。事实是绝大多数自杀者有心理疾病。也许是出于人死为大的潜意识，最近富士康事件中几乎没有媒体谈论自杀者本人的精神原因和情绪波动，大家一致指责富士康公司，好像在这种公司工作就应该自杀一样。而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的报道中，很多媒体或多或少地喜欢把先杀人再自杀的凶手描写成无辜的邻家男孩，夸大他生活的不幸却淡化其本人的精神疾病，这种描写无疑会进一步助长模仿行为。

模仿自杀，模仿杀人案，这些事情在几年之前的中国可能闻所未闻，其实早已是发达国家的常见现象。现在轮到中国了。长治久安的上策当然是创造条件让人从一开始就不会自杀或者犯罪 —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维稳 — 而维稳不关心有没有第一个，只关心有没有第二个。

我是一个窃明众。《窃明》这本书让读者能够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体验明末的中国社会，作者灰熊猫不但表达了反满贬袁的思想，而且颠覆了很多人心目中东林党甚至阉党的形象。从架空小说角度，主人公黄石是一个很特别的穿越者... ]]> 若干年后总结写我们这个时期的文学史，一定会提到“架空历史小说”这个类别。此类小说写一个现代人通过偶然的时间旅行穿越到古代，运用个人能力改变历史。在历史知识全面普及所有悬念都已被剧透的今天，穿越小说可以在不戏说历史人物的情况下实现任何可能的故事，更不用说满足读者对真实历史的扼腕长叹和各种“what if”的意淫。

我是一个窃明众。《窃明》这本书让读者能够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体验明末的中国社会，作者灰熊猫不但表达了反满贬袁的思想，而且颠覆了很多人心目中东林党甚至阉党的形象。从架空小说角度，主人公黄石是一个很特别的穿越者。与那些带着机关枪穿越，动不动就拿后人写的诗歌糊弄古人的穿越者不同，黄石很少直接使用自己的现代知识。他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指挥的水平也仅仅是中人之资，比不上他在古代遇到的豪杰。

然而每一本穿越小说的主角都必然要有“王霸之气”来建功立业，黄石的成功，凭借的是开放的思想，对历史大势的预见，和先进的条例制度。读《窃明》，很多人都会同意黄石的长生军，先进就先进在条例和制度上。

思想，大势，制度，这些东西似乎比受控核聚变要容易得多。当今的思想家们可能早就研究过各种可能的人类制度。我有时候想，如果一个未来人穿越到现代，他会让我们干什么呢？如果他像黄石一样也仅凭思想，大势和制度就能取胜，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果我们很好的判断天下大势，很好的了解什么是最先进的制度，我们原则上不需要穿越者就可以把今天的社会变得更好。是么？

《窃明》开的金手指非常之小。黄石主导的技术进步从未超出明末同时代欧洲的水平。水力锻机，板甲，十八磅红夷大炮和望远镜这些东西在真实的明末也被传教士带到了中国。黄石本人从未直接提供任何一项技术的配方，他的做法是派人去找欧洲传教士，然后鼓励手下人自主研发。既然如此，黄石的金手指我们能学么？看看世界上有什么最有前途的技术，我们拿来大力投入就行了么？

黄石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风险投资家。在手下不知道钢能不能炼出来的时候，黄石坚决要把钢炼出来。在连荷兰人范乐由都认为造一个水里锻机投入太大不如直接用人力制造武器的时候，黄石坚决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水车之中。对任何一个非穿越的风险投资者来说，这种不管不顾的投入是非常不科学的赌博。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做出来？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在我们这一代做出来？

黄石的真正优势就是他知道。他不是相信，他不是冒险，他是知道。当每一个人都认为其中有巨大风险的时候，他坚决地，大手笔地投入，而且每次都能赌对。这就难怪在续集《虎狼》的序章之中会有如下的对话了：

“鲍叔叔说，我父亲还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是啊。”

“嗯，”黄乃明若有所思地道： “而我父亲二十年前就坚持做这个东西，这次还对我说如果不看蒸汽机就是白来一趟。”
“侯爷的远见，数十年来一直让鲍某钦佩不已，不胜仰慕。”
…..
“三十年来我就学会一件事，跟着侯爷做是不会吃亏的。”

远见，大概就是“王霸之气”的原理吧。

对历史发展的预见是黄石的最大法宝。如果能穿越到过去，一般俗人也就是买点潜力股票，而干大事的人则善于把预见转化为斗争的胜利，变成王霸之气来赢得别人的支持从而改变历史。

我怀疑古往今来所谓的雄才大略之人，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善于赌，敢于赌，而且运气很好大多数情况下赌赢了。金一南最近有篇文章说，

抗战后期曾驻延安任美军观察团负责人的谢伟思，对毛泽东为什么在共产党人中具有那么高的威望不得其解。他后来回忆说：“我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黄石的远见是多么相似。

我们再来看看黄石的另一个法宝，也就是一整套近代军队才有的条例和制度。明朝的军队本来是封建军队，军内拉帮结派，打仗靠士兵的个人能力而没有整体配合，作战缺乏纪律，哪怕只有5%的人战死就会全军涣散。而近代军队则靠纪律和全队配合作战，机器般的士兵哪怕有一多半伤亡仍然可以坚持作战。而各种行军条例，则是把最好的办法标准化的结果。

但是这一套并不新鲜，实际上早在秦朝就是这么做的。两千多年前秦军的训练比长生军更严。秦法不但把军队标准化，就连农民怎么种田，比如说使用什么样的种子之类，都是严格标准化的 — 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人自动按照最好的办法行动。

也许条例和制度不需要赌，但要想真正推广它们，你必须先赌赢几把获得王霸之气再说。实际上《窃明》中黄石正是如此，他对封建军队的改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自己军功越来越高，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威望来推动改革。

首先你要赌。赌赢了你就有了王霸之气。然后你才能做想做的事 — 比如说赌一个更大的。

假设开始有一千个人赌，也许最后只有一个人能连赌十次全赢。历史将只记住这个赌赢了的。比如曹操刺董卓之前，天下有几人知道他的名字？刺董就是曹操的赌运。

我注意到凡是后来成了英雄的人，都是当初好赌的人。《窃明》中批评袁崇焕“好为惊人之语”，其求和建奴试图不战屈人之兵是拿国家利益去赌个人功业，指出“自古大奸大恶之徒，必是大智大勇之辈”。

可是如果说袁崇焕擅杀军官是故意搞惊人之举，难道黄石一听说建奴来使叫“鳌拜”就要杀，这就不是“擅杀”么？如果我们抛开 “为国还是为己”这种诛心之论，那么无非是黄石“知道”历史是诈赌，而袁崇焕不知道历史是真赌而已。

如果不是事后诸葛亮，人们往往看不起那些抓住各种机会赌一把的年轻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很早就赌输离场，只有极少数能够“幸进”。但只要参与者足够多，最终一定会有一人，他每次都赌赢了，以至于人们不再计较他早年的投机行为，并把他的赌博称之为“远见”。

并不是所有赌博都仅仅凭运气，研究天下大势显然有助于一个人对赌局做出更好的判断。但每一个赌博都一定需要一点运气。

假设现在有人从未来穿越过来告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搞电动汽车，或者不惜一切代价搞受控核聚变，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是赌。没错，我知道这两个东西是大势所趋，可是你怎么知道现在就是大力投入的最好时机呢？

站在今天看历史，仿佛天下大势就摆在那里，那些“逆之者亡”的古人实在太愚蠢了。可是如果我们放眼未来，有谁知道哪个是天下大势？

只有一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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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以参考《分形历史学：谁“敢于”成功？》这篇。

比如2007年 Scinece 上有一篇被报道了无穷多次的论文，“Are Women Really More Talkative Tha... ]]> 我有时候特别羡慕“实验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他们常常能以非常直观的逻辑，在大学里找一帮学生受试者做一些特别方便的“实验”，写成一篇简明易懂的论文，证明的不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然后还能经常发表在 Science 之类的顶级刊物上，并且被媒体和博客大肆报道。相比之下，物理学家们就算投入几百万美元做实验，加上外行根本看不懂的理论推导，结论完全不显然的情况下，也未必能确保一篇 PRL 和十五分钟的名望。

比如2007年 Scinece 上有一篇被报道了无穷多次的论文，“Are Women Really More Talkative Than Men?”研究的问题是人们都说女人话比男人多，多么？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是在八年的时间跨度内选取了6个大学，每个实验进行4到10天不等，总共考察了男女共396名大学生，让他们只要是清醒的时候就佩戴一个录音机记录所说的话。这样直接统计的结果是女生平均每天说16215个词，男生每天说15669个词，相差7%，因此女生似乎并不明显比男生唠叨。我对这个研究的评论是如果一个物理学家这样搞科研的话早没工作了。就算给他们八年时间，他们都不知道重点考察中年以上妇女。

但是人们就是喜欢心理学。本文并不是为了抒发怨念，其实我也喜欢心理学 — 我从来不在博客上谈论自己写的论文，却经常谈论心理学实验。本文要说的是这些心理学实验的一个重大弊端。

最近中文媒体上流传非常广泛的一个心理学实验是德国人做的，说护身符的确能给人带来好运，因为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这个研究的方法是

在德国科学家进行的一场实验中，数十人被叫来进行一场高尔夫比赛，其中一半人被告知使用的是在多场比赛中给选手带来好运的幸运球，而另一半人则被告知使用的只是普通球。比赛结束后，科学家发现使用“幸运球”的选手的击球入洞率要比使用普通球的选手高出近40%。

首先这是心理实验庸俗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关于积极心理暗示效应的实验早就汗牛充栋，比如在 Predictably Irrational （《怪诞行为学》）这本书里就介绍了好几个。其中一个说传统上人们都认为亚洲学生数学好，而女生的数学不好，那么亚洲女生呢？在试验中找一帮亚洲女生分成两组做数学测验。测验前心理暗示其中一组在强调她们是亚洲人；另一组则强调她们是女生。结果果然，第一组的成绩好于第二组。

另一个更有意思的实验则在考试之前向学生卖 SoBe 饮料（这是一种比较贵的饮料，我喝过，味道倒在其次，瓶子做得挺好），只说这个饮料可能会有效果，但不一定是对脑力有好处（其实没好处）。结果那些拒绝买和花全价买了 SoBe 的学生在测验中成绩相同，都是15道题平均答对9道，而那些被允许以一个折扣价买了这饮料喝的学生则只答对了6.5道。

据此，我们是否应该佩戴护身符，应该在参加数学考试之前提醒自己是个亚洲人，并且千万别喝减价饮料呢？很可能不是这样。

这些实验的弊端在于只做一次，而且还是在实验室里。如果让那些受试者每天都来参加这种考试，每天都是用幸运球比赛，积极心理暗示还有用么？

Tim Harford 在 The Logic of Life 这本书中介绍了一个在我看来重要得多的实验。在实验室里，受试者们分别扮演雇主和雇员，实验发现如果雇主给雇员一个比标准工资高一些的工资的话，雇员也会自觉的干比标准要求多一点的活儿。实验结论显然是，意外的涨工资会带来员工更努力工作的善意回报。但这一次经济学家并没有满足于此！

他们决定把实验在生活中再做一次。他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来一批工人，然后随机地给其中一些工人比广告上说的更高的工资。一开始似乎验证了实验室的结论，那些获得意外高工资的人的确干的更加卖力 — 然而这种卖力只持续了不到半天。半天之后，所有工人都只干他们“该干”的活了。

这个实验使我想起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之争。这两种可乐的味道非常接近，但如果你仔细品的话，会发现百事更甜一点，而可口可乐略带一点酸味。可口可乐公司曾经做过实验，在不公布品牌的情况下把这两种可乐倒在小杯里，找一帮受试者品尝。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百事可乐更好喝。

在实验结果的刺激下可口可乐决定改良配方，使得味道更像百事可乐，结果是惨遭失败！消费者抗议新配方。怀旧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实验室里喝一口喝拿回家去喝一瓶，感觉是两码事。其实如果只喝一口的话，可能很多人认为汽水比茶好喝。

目前大多数的心理学实验，是“喝一口的心理学”，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学”。佩戴护身符的第一天也许会充满正面的情绪，第二天可能就不好使了，时间长了反而成为累赘，一天不戴可能还会恐慌。所谓“积极心理暗示”，其关键也许就在于让受试者感到新鲜想不到。

那么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能想象到一个不同的“积极心理暗示”，总能变着法地鼓励自己，他是否会在长期尺度上比别人做的更好呢？我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为了把这些个人看法变成无可争议的结论，我们需要的还是，设计得非常合理的心理学实验。从这个角度说实验心理学毕竟还真有可能是一门科学。

美国金融危机，有些人认为是华尔街的“坏人”把事情搞坏了，是“人”的问题。按照这个思路，中国的“道德危机”，似乎更是“人”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素质不行了。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缺乏监管的结果，是“制度”问题。根据这个思路，那么中国现在如此缺乏道德，也是中国的“制... ]]> 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令人愉快，比如一提到社会道德水准，很多人就会很不愉快。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国家主席在人代会上像小学校长一样谈“八荣八耻”的程度，已经到了在春晚中肆无忌惮地加入软广告拿观众当动物的时代。中国似乎正处于“道德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有些人认为是华尔街的“坏人”把事情搞坏了，是“人”的问题。按照这个思路，中国的“道德危机”，似乎更是“人”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素质不行了。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缺乏监管的结果，是“制度”问题。根据这个思路，那么中国现在如此缺乏道德，也是中国的“制度”出了问题。

是“素质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可能都不是。本文先谈目前中国可能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诚信。

最近一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相当缺乏诚信。到处都是假货，忽悠和托儿，大家似乎谁也不信谁。诚信的缺乏不但提高了交易的成本，而且更令很多人痛心疾首于道德的败坏。但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的缺乏诚信，并不是因为这个社会道德败坏人心不古，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目前并不急需诚信。不但不急需，而且实际上，当前这个时代，是中国最不需要诚信的时代。

什么是诚信？诚信的本质是低风险。比如说任何交易的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有绝对充分的了解，如果社会上总体比较诚信，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做特别充分的了解，简单地相信对方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淘宝网上买东西，很难判断货物的质量，就只能指望卖家有诚信。而卖家的诚信是可以积累的。那些资深卖家因为诚信得分积累的很高，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一个更高一点的价格。而新入场的卖家则只能采取一个更低的价格来吸引那些勇于为了这个低价而冒险的顾客。不在网上，也是如此。名牌，大商店，之所以卖的贵，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信誉带来附加值；而山寨和地摊则只能低价引诱顾客冒险。

当初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我看到有报道说一对农民工夫妇在超市里左找又找，面对依然繁荣的货架，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婴儿奶粉，却找不到自己能买得起的一种。而三鹿实际上正是一种低价奶粉。这对夫妇显然不是不知道高级品牌更安全，但是他们必须冒险。

美国一般的超市里，通常只有两种品牌的婴儿奶粉卖。它们不管是成分还是价格都差不多，就好象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一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孩子，吃的无非也就是这两种奶粉。他们根本就没有冒险的选择。

造成这个不同局面可能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美国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只有这两家做大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低价没有信誉的奶粉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大家都买得起有“诚信附加值”的奶粉。也就是说，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是个橄榄球结构，穷到买不起这两种奶粉和富到必须吃超豪华奶粉的人都很少。

山寨，地摊，假货在中国之所以能横行，根本原因不是这些卖家的道德败坏，而是有人买，是有人只买得起这些。商品的高中低档反映的是人群收入的高中低档。只要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此，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假货。所以“假货的诚信问题”，本质上是由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布函数”决定的。

还有另一种诚信过程，可以称为“投资的诚信” — 被人忽悠，花很多钱买了自己根本不用的东西，是因为“托儿”告诉他这个东西能升值。比如说买古董和房子。在这种情况下诚信问题仍然风险问题，而我们将会看到，“投资的诚信问题”，不仅仅与中国社会当前的贫富分布（比如定义为 f(t0)）有关，而且更跟这个分布随时间的变化率有关，也就是 df/dt。

一个社会的诚信状况的好坏，由这个社会上的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决定。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很乐于冒险，那么他们就更愿意花低价买新手的商品，愿意花高价买看似无用的东西期待升值，愿意把钱借给不熟的人当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骗子们就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社会的诚信度必然就低。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很害怕风险，不是知根知底的人不跟他办事，不是知名品牌钻石级卖家就不买，那么这个社会的诚信度必然就高。

既然“诚信指数”等于“社会平均风险承受度”，那么当今中国社会上的人对风险承受能力如何呢？

我认为，只要不是生命危险，对于生活中的小交易来说，这是一个人们普遍乐于冒险的时代。

现在中国大众最喜欢的一个词不是“稳定”，而是“机遇”。我敢说目前实际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对“机遇”如此的津津乐道，尤其是“商机”。人们到处寻找机会。机会就是风险。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都不说我打算怎么踏实上班，而喜欢说“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奇迹”。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是都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比较诚信。诚信其实是一种主流。但在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下，除了前面说的穷人不得不冒险之外，某个国家的很多人可能会主动追求风险。

这个极特殊的情况就是该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不均匀的增长。有的人会抓住一个机会先富起来，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很容易越来越富，而大多数人没这么幸运。虽然总体上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有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是差别巨大的。可以说只有少数人的财富是以几何级数的形式高速增长的，而大多数人则是缓慢地，线性地增长。

那么这些大多数人看到这些极少数人的暴富，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可能有各种复杂的情绪，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情绪是，后悔。那个中学同学明明没什么本事，当初也不知怎么的傻乎乎地在别人还不知道股票为何物的时候买了一点股票，结果发了。那个同事五年前低价买了两套房子，结果现在！

怎么我就没有这么做呢？！下面我们说明，这种对失去的机会的后悔心理，这种 “if only…” 心理， 必然让人更容易冒险。

How We Decide 这本书介绍了一个流行的电视节目，“Deal or No Deal”。这个节目的游戏规则很简单：被电视台选中的幸运者会面对 26个盒子，其中每个盒子里面有从1分到100万美元不同数目的钱。这些钱的数字都是公开的，唯一不知道的是哪比钱放在哪个盒子里。首先，游戏的参与者选则一个盒子拿住。节目进行中每次打开一个任选的盒子，这样游戏者随时可以知道剩下的盒子里的钱数分布。也就是说，他虽然不知道自己手里这个盒子里面有多少钱，但可以根据剩下的盒子数和钱数的分布，大概估计一下这个盒子“平均”可能有多少钱。

每一步，会有一个 banker 给参与者一个 deal，买他手里这个盒子，游戏者自己决定是否同意接受这个 deal。比如说现在还剩下三个盒子，钱数分别是1元，1万和50万美元，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拿的是哪个，但他的理性选择是接受任何高于17万美元的 deal. 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最大的盒子一直到最后阶段才被打开，这样一来 banker 给的 deal 会越来越高，游戏者完全可以自始至终从容选择，想赌一把等大的也可以，一旦发现超过平均值的 deal 就接受也不郁闷。

最可怕，也是对经济学家来说最有意思的局面，是100万英镑这个盒子在中途就被打开了。可以想象，在这个盒子被打开之前， banker 可能曾经开过非常可观的 deal，而游戏者没有接受。如果以后 banker 开的 deal 都会比那个少，对游戏者来说，这是“曾经有一个 deal 摆在我的面前…”的心情。

在一次节目中，游戏还剩下几个盒子的时候，其中只有一个盒子中有巨款，是50万欧元。这时候 banker 给了一个10万欧元的 deal，相当于平均值的75%。游戏者完全理性地拒绝了这个 deal. 不幸的是下一个被打开的盒子就是这个50万欧元的。Banker 给的下一个 deal 是2500欧元，考虑到剩下的钱数，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但游戏者拒绝接受，实际上，从此以后他拒绝接受任何 deal，孤注一掷的选择冒险！游戏的最后只剩下两个盒子，分别是 10 欧元和1万欧元。也许是出于同情，banker 给了他一个6500欧元的 deal，但他再次拒绝！结果他只得到10欧元。

也就是说错过一次发财机会，会令人非理性地追求高风险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股市越涨，入市炒股的人就越多，不管你怎么警告过热的风险都没用。因为这些投资者看别人发财而自己没出手后悔！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猛涨，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幸运发财的人，所以必然早就更多出于“后悔”而追求高风险的人。别人比我富我可以接受，我受不了的是他以前跟我一样穷现在却比我富。所以造成这种全民追求高风险的原因不仅仅是财富的不均匀分布，更是财富的不均匀增长。为什么忽悠一个人“投资”是如此的容易？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

贫富差距导致假冒伪劣，经济增长导致大忽悠。不管你是什么素质和制度，只要你有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你就必然会有社会诚信度下降这个现象。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那么道德教育只能是隔靴挠痒，加强监管只能是扬汤止沸。如果道德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那么我们抱怨社会没道德还有什么意思呢？

再过几十年等到中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等到大多数人能买得起名牌奶粉的时候，社会肯定会回归诚信，回归道德。但目前我们帮人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即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过去的经济学家，包括研究对策论的，都简单假定人是理性的。而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最近10年，风向变了，人们开 始研究人的非理性。本文想说的是，在承认人有非理性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可以说不同人的“理性程度”是不... ]]> 本文标题可能有点绕口，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经常遇到一类智力题，比如“五个海盗分珍珠”之类，这些智力题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假定你和你的对手都是充分聪明 和充分理性的情况下，让你选择一个最佳对策。这些智力题对实际生活的指导意义可能并不大，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对手并不总是充分理性的，而且有的对手 也不怎么聪明。

过去的经济学家，包括研究对策论的，都简单假定人是理性的。而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最近10年，风向变了，人们开 始研究人的非理性。本文想说的是，在承认人有非理性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可以说不同人的“理性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说证券交易员可能就比芭蕾舞演员要 理性一些。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方便地测量一个特定人群的理性程度呢？比如说如果我说物理系的学生比英语系的学生更理性，甚至可能还更聪明，我有什么 办法可以证明这一点呢？

最近在 The Social Atom 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小实验，我认为这个实验可以被用来作为一个简单的，而且是量化的，测量一群人的聪明理性程度的办法。

1987 年的某一天，伦敦《金融时报》刊登了一个很怪异的竞赛广告。这个广告要求参与者寄回一个 0 到 100 之间的整数，获胜条件是你选择的这个数，最接近全体参与者寄回的所有数的平均值的 2/3. 获胜者将获得两张伦敦到纽约的协和飞机的头等舱的往返机票。

这个游戏的独特之处在于你必须考虑其他参与者是怎么想的。你应该怎么玩呢？

首先，你可能假定人们都是随机地选择一个数字寄回，这样的话平均值应该是 50，那么最佳答案应该是 50 的 2/3，也就是 33.

但你应该想到，别人也会像你一样想到 33 这个答案，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了 33，那么实际的平均值应该是 33 而不是 50，这样最佳答案应该修改成 33 的 3/2，也就是 22.

那么别人会不会也想到这一层？如果大家都写 22 呢？那么最佳答案就应该是 15.

可是如果大家都想到了 15 这一层呢？…….

这样一步步的分析下去，如果所有人都是绝对地聪明而理性，那么所有人都会做类似的分析，最后最佳答案必然越来越小，以至于变成 0。鉴于 0 的 2/3 还是 0，所以 0 必然是最终的正确答案。

但问题在于，如果有些人没有这么聪明呢？如果有些人就是随便写了个数呢？

刊登广告的其实是芝加哥大学的 Richard Thaler. 他收到的答案中的确有些人选择了 0，但平均值是 18.9，获胜者选择的数字是 13. 这个实验的意义就是要说明，很多人是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理性的。

我认为这个实验可以用来测量一群人的理性程度。平均值越小，说明参与测试的人越理性。如果《金融时报》的读者选择的平均值达到了 18.9，我估计一般的报纸可能就更差了。

统计表明出生婴儿的平均男女比例差不多是52％男 孩，48％女孩，也就是说对应100个女孩差不多有104到107个（具体数字我也搞不清楚，取决于材料来源，可能是因为统计地区的差异）男孩。注意男孩 出生率高并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实，因为男人死亡率也高。一个男人如果能坚持活到70岁以上，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 available 的老太太。

进化心理学认为人们总是尽量把自己最优良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根据这个假设，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应该生更多男孩，因为这些东西对男人的意义比女人重要... ]]> 进化心理学中最令我感到惊讶的事实是，漂亮的人更容易生女儿这件事居然是真的。

统计表明出生婴儿的平均男女比例差不多是52％男 孩，48％女孩，也就是说对应100个女孩差不多有104到107个（具体数字我也搞不清楚，取决于材料来源，可能是因为统计地区的差异）男孩。注意男孩 出生率高并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实，因为男人死亡率也高。一个男人如果能坚持活到70岁以上，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 available 的老太太。

进化心理学认为人们总是尽量把自己最优良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根据这个假设，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应该生更多男孩，因为这些东西对男人的意义比女人重要得多。事实上统计表明就是如此。我没找到具体数字，但有人对美国政界人物和德国富人的调查表明他们的确更多地生男孩。

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基因显然更有利于男孩，而这一点是有数据支持的。调查表明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后代中，男孩和女孩的比率是 58％ 对 42％，也就是说每140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跟全体人类的平均数子相比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

根据这个逻辑，漂亮夫妇容易生女儿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美貌对女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男人。2006年的一个统计表明，漂亮夫妇生女孩的概率是56％，生男 孩的概率是44％，更容易生女孩。这个理论的一个推论是人类中女人必然越来越漂亮，事实上的确大家都同意女人通常比男人漂亮。

说 到这里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鸟类中雄鸟比雌鸟漂亮。这也许是因为鸟类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种类？不管是什么种类，在是否发生性行为这个问题上绝对是雌性 （或者说女性）说了算，因为对雄性来说没什么成本肯定是多多益善，而雌性生育能力有限一定要谨慎小心。这就决定了雄性在求偶方面一定要比雌性付出更多努 力。既然雄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就把所有能量用在吸引雌性上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一夫多妻。进化心理学认为一夫多妻是最自然的社会形态，女人为了下一代，宁可跟富人一夫多妻，也不愿意跟穷人一夫一妻。实际上几乎所有社会都是一夫多妻（欧洲古代的一夫多妻主要表现在情人和女奴）。

但一夫一妻对男人有利。如果社会上最富有的25％的男人每人娶四个妻子，那么就意味着剩下75％的男人找不到妻子。缺乏女人是男人暴力犯罪的源泉。进化 心理学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穆斯林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伊斯兰教义本身如何，而是因为这个宗教实行一夫多妻。绝大多数恐怖分子是单身男青年，一方面或者找 不到老婆，另一方面有人许诺死后上天堂有好多处女等着。所以实行一夫一妻并不是为了解放妇女，而是为了大多数男人的权益。为了社会的和平稳定，男人之间达 成协议平分女人资源，尽管这么做牺牲了部分女人的利益。

总之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不管干什么最终都是为了生育。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愿意出国旅游？因为男人吸引异性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出了国他们的这个能力就无法发挥了。相比之下女人的容貌和身材是普世价值。

但进化心理学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同性恋问题。同性恋者为什么没有被进化所淘汰？

这个问题遗传学给出了部分答案。科学家发现存在这么一个基因，它使得携带这个基因的人，不分男女，都比普通人更愿意与男人发生性行为。男同性恋无法把这 个基因传给下一代，但是他们的同胞姐妹也会携带这种基因。这样一来，男同性恋的姐妹就因为这个基因的缘故比其他女人更乐于性行为，从而更早，更多的生育。 她们多出平均值的后代个数平衡了男同性恋的损失，所以男同性恋的基因得以流传。

但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女同性恋，因为至今为止尚未发现类似的女同性恋基因。

注意，有人从族群整体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同性恋现象是一个族群整体控制人口的调节机制，我认为这种观点很有可能是错误的。我的理解是目前为止科学家的共识是不存在“族群整体进化论”。

另一个进化心理学不能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孩子会爱自己的父母。你可能会说小孩如果不爱父母就长不大，所以长大了的都是爱父母的。那么为什么成人之后，人们也爱自己的父母？

可见进化心理学显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社会，文化和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试图用进化心理学解释所有的东西。也许石器时代 的人的确不爱自己的父母？这样说来，中国古人对父母强调“孝”，对女人强调“止乎礼”，堪称是人类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第一步。不过显然，“发乎情”是本质 的，“止乎礼”可能是对“发乎情”函数的一阶修正。

我觉得进化心理学相对其他学科有点独特的一点是它研究的对象是大多数。一般社 会科学喜欢研究“新”事物，喜欢特例。比如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而进化心理学研究沉默的大多数，研究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这是我们全面了解自身的一个出 发点。也许将来我们会对人类思维有一个分类，指出哪些是与生俱来的，哪些是一阶修正；哪些是“黑夜给的黑色眼睛”，哪些是“寻找来的光明”。

最后我学以致用一下。我认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生双胞胎的概率大大增加了。石器时代食物匮乏，如果一次生两个，很可能只有一个会活下来（生完一个再 生一个问题不大，因为先出生的可能已经长大了）。这就决定了双胞胎基因（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基因的话）在石器时代流传不广。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由于食物充 足，双胞胎的两个孩子都会活下来并且生育，双胞胎基因必将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以至于最后双胞胎现象会越来越常见。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几千年以前的人口资料作 对比，这个假设无法得到检验。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是一门从1980年代才刚刚兴起的新学科，这个学科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新思想不断涌现，但是因为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理念相左，饱受争议和批评。我认为对这个学科最恰当的评价是，“生猛”。

分歧大概主要是两点。第一，传统社会科学认为人类是高级生命，是特殊的，人不是动物；而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跟动物没什么区别，... ]]> 我这两天看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Why Beautiful People Have More Daughters。这本书写的挺严肃很有学院味道，但我估计所有看这本书的人都会产生大笑，被激怒，甚至兴奋的情绪，因为它说的是人类的动物本能。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是一门从1980年代才刚刚兴起的新学科，这个学科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新思想不断涌现，但是因为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理念相左，饱受争议和批评。我认为对这个学科最恰当的评价是，“生猛”。

分歧大概主要是两点。第一，传统社会科学认为人类是高级生命，是特殊的，人不是动物；而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跟动物没什么区别，“完全”平等。第二，传统 社会科学认为人的性格和思维模式主要是后天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而进化心理学认为所谓“人性”，主要是比人这个物种长期进化遗传自 然选择适应的结果，小孩一生下来他/她的“人性”就已经定好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男女性格上的差异。女权主义者和传统社会科学认为之所以男女性格不同， 是因为社会约定俗成，小孩一直都受到教育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性别行事的结果。而进化心理学认为男女性格差异主要是与生俱来的，后天环境的影响并不大。

进化心理学有个基本假设，称为“Savanna principle”。这个原理说，由于人类的进化速度非常慢（大约20多年一代，而且一次生育一般只有一个孩子；相比之下果蝇的进化速度就快的多，每十 几天就是一代，而且一次能生好几百，所以研究进化的科学家都喜欢果蝇），而最近几千年人类的生活方式变化极快，以至于人的进化没有跟上人的生活变化的步 伐。因此人的性格和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史前的水平，比如说石器时代。也就是说，要想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人会有这样那样的行为，只要对比石器时代就 可以了。

一个简单例子是为什么人喜欢吃甜的东西。今天的社会甜食对人的身体影响并不好，但是为什么人们从心里就喜欢甜食？这是因为石器时代食物匮乏，而甜的东西往往含有更多热量，自然选择的结果，只有那些喜欢甜食的人的基因得以流传了下来，那些不喜欢甜食的人都被淘汰了。

另一个人的进化来不及不适应新生活的例子是电视。为什么人们会把电视剧里的人物当成自己的朋友，为他们的难过而难过？因为史前没有电视剧。人脑还没有进化到自动区别“虚构人物”的程度，需要理性的提醒。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进化心理学更多的是解释我们潜意识中的“常识”。有些东西我们都喜欢，但是我们又说不清楚为什么喜欢，这时候就该进化心理学出手了。

为什么男人都喜欢金发女郎？仅仅一句“因为好看”是解释不通的，因为男人并不都喜欢红发女郎，而且女人并不都喜欢金发男子。为什么是金发女郎？因为金发 表示年轻。金发女人的头发是十几岁的时候最“金”，过了一定年龄就不那么金了。史前没法查身份证，男人通过头发来判断女人的年龄。那些喜欢金发女郎的男人 获得了更年轻的配偶，其基因得以流传。类似例子是为什么男人喜欢胸大的女人。研究表明胸部大小跟女人的生育能力并没有明显关系，但结实的胸部象征恰好既成 熟又年轻。

自然选择是个很有意思的机制。比如我们说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是因为年轻女人更能给他们生孩子，这个说法就好像男 人的“目的”就是生孩子一样。但实际上这种“目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自然选择的机制决定，那些没有这种“无意识目的”的男人都被淘汰 了。

什么叫美女？研究测试表明“美”主要是“对称”，而“对称”说明健康。所以本质上男人是喜欢年轻而健康的女人。

一个特别有意思问题是男人为什么喜欢蓝眼睛的女人。这个问题困扰人们很长时间，为什么不是绿色或者别的颜色？直到大概几年以前才被一定程度上解决。答案 来自某个学进化心理学的女生的课程论文。当人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不管她/他是否意识到这种喜欢，她/他的瞳孔会放大。而瞳孔放大在蓝色眼睛中最 明显。这样一来，如果一个女人的眼睛颜色是蓝色，男人更容易观察这个女人看自己的时候是否瞳孔放大，从而判断她是否会给自己生个孩子。

进化心理学认为所有两性差异都可以用生育能力的差异来解释。第一个差异是数量级上的差异。一个男人理论上可以有无数个孩子，而一个女人终其一生最多只能 有几十个孩子。这就决定了女人一定更重视家庭。这种“重视”可能是无意识的，还是那句话，那些不重视家庭的女人都被进化淘汰了。这个原理同时解释了为什么 男人更爱冒险，而女人怕冒险，因为对女人来说一旦这个男人不行，她的孩子未来的生存就有极大危险。

第二个差异是女人一定知道自己的生孩子是自己的，但史前男人无法确定自己女人生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正所谓 “momma’s baby, daddy’s maybe”. 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导致男人特别不能容忍妻子的不忠。

调查表明尽管男人在年龄变大以后其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但是在杀害自己妻子这方面却与年轻男人没什么区别。决定妻子被丈夫所杀概率的不是丈夫的年 龄，而是妻子本人的年龄：年轻的妻子更容易被杀，因为他们的丈夫更容易怀疑其有不忠行为。所以年轻的男人主要杀别的男人（减少获得女人比赛的竞争对手）， 年老的男人主要杀他们年轻的妻子。

男人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其实危机不是男人到了中年，而是他们的妻子到了中年。调查表明那些有年轻妻子的中年男人就没有危机。

写到这里我今天已经写不下去了。声明一点，以上观点全部来自进化心理学，并不代表我本人。

目前为止进化心理学给出的结论都是常识，但以下我们将会看到一些我们的直觉想不到的事实，正是这些事实使我觉得进化心理学是个有前途的学科。比如说为什么漂亮的夫妇更容易生女儿。

前文贴出以后，我注意到有相当的人认为统计方法只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补充手段。也就是说，你可能先有了对事情因果的一个估计，然后用统计方法去证明你的理论。而今天社会科学的发展恰恰正在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不是有了理论去找数字，而是数字提供理论。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预测红酒的质量。买新产的红酒堪称是一种风险投资。

一瓶红酒日久以后能不能好喝，能不能卖上好价钱，在它刚刚被酿造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新产的红酒，跟这瓶酒十年以后会是什么味道，有什么关... ]]> 本文继续讨论社会科学的全面数字化，研究一些更有意思的话题。

前文贴出以后，我注意到有相当的人认为统计方法只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补充手段。也就是说，你可能先有了对事情因果的一个估计，然后用统计方法去证明你的理论。而今天社会科学的发展恰恰正在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不是有了理论去找数字，而是数字提供理论。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预测红酒的质量。买新产的红酒堪称是一种风险投资。

一瓶红酒日久以后能不能好喝，能不能卖上好价钱，在它刚刚被酿造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新产的红酒，跟这瓶酒十年以后会是什么味道，有什么关系谁也说不 清楚，最资深的酿酒专家也不能给出恰当的预测。然而一个叫 Orley Ashenfelter 老兄，其本人根本不是酿酒专家，发明了一个通过葡萄生长环境的降水量和温度预测未来红酒价格的公式：

红酒质量 = 12.145 + 0.0017×冬季降水量 + 0.0614×葡萄生长期平均温度 – 0.00386×葡萄收获期降水量

学物理的人会马上注意到这个公式连量纲都不对。红酒专家会愤怒的发现公式里面居然不包括酒的酿造方法，与具体的酿酒厂无关。

Ashenfelter 的做法是对法国两个地区从1952年到1980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找到真正左右红酒质量的因素。他可能输入了一百个可能左右红酒质量的随机变量，统计 分析的结果却是，只有冬季降水量，生长期温度，和收获期降水量这三个因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他的都可以忽略。

这个公式相当成 功。（根据这个公式，1989和1990这两年产的法国红酒质量是最好的，其中1990的更好。）可以想象传统的专家会多么反对这个公式，他甚至不知道怎 么酿造红酒，居然就能预测质量？Ashenfelter 饱受攻击，但事实胜于雄辩，此事的结果是 Ashenfelter 于2006年开始办了一本杂志：Journal of Wine Economics.

传统专家总是看不上统计方法，然而事 实证明，统计方法总是战胜传统专家。两位 super crunchers，Andrew Martin 和 Kevin Quinn，宣称他们可以根据几个变量来预测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的投票结果。宾大法律教授传统专家 Ted Ruger 看不过去，双方比赛。一方是统计方法，另一方是83人组成的法律专家团，预测题目是2002年的最高法院表决。比赛背后的深刻内涵是，法律到底是逻辑的， 还是只不过是经验的？使用统计方法的”非专家”们通过分析628个历史案例，给每个法官画了 decision tree 流程图！结果统计方法的预测成功率是75%，而专家团只有59.1%。

用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非直觉的，往往与人们以往的信念相左，得到的结论常常很难让人接受。

我们都记得《华氏911》这个纪录片里面 9/11当天，布什在Emma E. Booker小学”愚蠢地”听课的情景吧。其实他当时正在视察一种极其高效但是极有争议的教学方法：”Direct Instruction” (DI)。这是被统计证明有效，却难以被社会接受的另一个例子。

DI 教学要求教师按照固定剧本教课。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对学生的每一个指令，都在教学手册上（甚至包括”Good morning class”这句）。其思想是把信息分为容易消化的小块，然后教的时候要确保每个小块信息都被学生吸收。每个学生每分钟会被要求最多 response 十次。做法是节奏要快，而所有学生齐声回答问题。每5到10个水平相近的学生一组，这样如果老师发现某个学生跟不上，就可以单独让他回答。这是最极致的填 鸭式教育。显然，这种教和学非常消耗体力。

DI 是1960年代被 Siegfried “Zig” Engelmann 发明的，他大概写了1000本这样的上课剧本。他拒绝了那些什么”以孩子为中心”之类的主流教育思想，因为他的数据统计证据显示，DI是最有效的方法。此 方法是1967年美国政府组织的一个研究怎样更好的给穷孩子教育的大规模教育实验的产物。在17种教学方法中，DI 脱颖而出：在阅读，数学，拼写和语言方面都是 DI 孩子分数第一，而且还是遥遥领先。而且在解决复杂问题，比如猜测新单词的意思的能力方面，也是 DI 学生最强。甚至在自尊自信方面，DI 孩子也比”以孩子为中心”教学的孩子表现的好！而最新（1998，2006）的研究结果也证实 DI 的优势。DI 对帮助成绩差的学生，穷人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有效。DI 对教师要求很低，普通老师都可以使用 DI 剧本教学生。

你可以想象这种教法是多么的令人难以接受。长期以来我们不是都说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么？不都说要创造友好的教学环境么？事实上，教育界的人批评 DI，说它把老师变成机器人。老师们一开始都不喜欢 DI，有的甚至辞职，但是几个月以后的教学成果会打动他们。DI方法至今也没有真正得到广泛的支持，仍然饱受争议。

让数字自己说话，才是真正的客观研究。以XX思想，XX主义去套的社会研究，不是真正的科学。为什么传统专家比不上统计方法？这是因为人类专家被认知失误和偏见所困扰。而不是因为人类专家不善于做算术:)

- 人类倾向于过分关注不寻常的事件。比如《Freakonomics》这本书指出，大多数人认为家里有枪很危险，然而实际上是家里的游泳池比手枪对孩子危险100倍。

- 我们还总是执着于错误的信念。当新的证据出现时，我们总是只乐于接受那些符合以前的信念的证据。

当然传统专家的智慧不能完全被排除掉，这些智慧有助于我们去设计统计模型，比如说给哪些随机变量。但是二者的地位需要明确：传统智慧为模型服务，而不是模型为传统智慧服务。

统计方法早就有了，但是直到今天才开始全面地从一个辅助工具反客为主，这主要归功于今天的海量数据和计算能力。那么现在既然拥有了这么强大的武器，我们 的社会科学是否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进展和发现呢？我自己的感觉是，此时此刻是社会科学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行为经济学，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这些学科的进 步是神速的。可以说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了解人。

在所有这些使用统计方法得出的研究成果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天才是怎么炼成的”这个研究。过去几年内，因为好几个团队使用统计方法的艰苦研究，这一领域获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我最近正在研读几本书，之后可能会写篇文章专门讨论，也就是《天才训练指南》的升级版。

法律领域内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给犯罪分子更长的刑期，是否会增强对他的改造，从而减少其出狱后的... ]]> 本文谈谈现代人，或者说现代的西方学者，是怎么研究社会科学的。在我国，常常是很多人因为感到数学不好学而去学社会科学，比如说去学法律。这样自然选择的 结果是产生了一大批像李银河这样感情充沛而不切实际的所谓学者。然而现在最领先的西方学者已经抛弃了过去那一套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态空谈理论的研究方法。如 果你去读他们的论文，你会发现其中到处都是图表和数学公式；如果你去观察他们的工作，你会发现他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编程。

法律领域内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给犯罪分子更长的刑期，是否会增强对他的改造，从而减少其出狱后的再犯罪率？在以往，人们可能会从伦理，道德，心理学 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会举出各种例子来证明他的论点，然而这些例子往往是非常极端而没有代表性的。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得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 案。

耶鲁大学的Berube 和 Green 的研究完全基于数学统计。联邦法院总是随机的往不同的辖区派法官。有些法官倾向于重判，给长刑期；有些法官倾向于轻判，而随机过程决定了每个法官倾向于总 体面对类似的案件。这样一来，可能完全相同的犯罪事实，有的犯罪分子比较幸运就获得了较短的刑期，而不幸的就会刑期较长。作者通过对一万多名犯罪分子记录 的统计分析，结论是，刑期长短与再犯罪率无关。如果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如果没有法官的随机指定，像这样的问题可能永远都无法解决。

统计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手段。NCAA篮球中有没有球队参与赌球？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博项目是每场比赛的胜负分差（Point Spread），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让多少球。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哈佛大学，赌场开出的分差是14.5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押宾大，他们必须赢至少15分 你才能赌赢。如果你考察每场比赛的实际分差，和赌场事先开出来的比赛分差，其相差值几乎完美地符合正态分布（平均值是0）。这样一来，正好有50%的时 候，胜者实际赢了对手多少分比赌场预测值高，50%的时候比预测值低。也就是说赌博的赔率几乎是50％。这种50%概率正是赌场最喜欢的赌赢概率。

然而问题是，如果你考察那些胜负分差超过12分的场次，那么其分布就不是完美的正态分布了：有53%的机会，胜队实际取胜分差会比预测值低。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情况？宾大学者 WOLFERS 猜测，当稳操胜券的时候，胜队会故意放水一点，去操纵比赛分差来影响赌局（术语叫做 Shave Points）。也就是说使用统计方法，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直接的证据就能发现有人参与赌博。

类似的手段可以应用几乎任何社会领 域。比如说婚姻问题。传统的婚姻问题专家判断一对夫妇是否会离婚，成功率只有53%，只比瞎蒙高一点。而最新的方法，听一对夫妇之间的交谈15分钟，就有 能以95%的准确率判断他们未来15年内会不会离婚。其所使用的方法，是给这15分钟的交谈录像，然后几个人坐下来看录像，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分析其中人 物的细微表情和语言，然后把统计结果输入一个事先做好的复杂方程之中，这个方程会告诉你该夫妇离婚的可能性。这个方程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用大量的数据回 归出来的。

统计方法能够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是现在网路和计算机技术的提高，特别是便宜的海量存储给大量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可能性。现在指导社会科学的先进文化是理工科思维，先进生产力是统计模型，计算机和海量的数据。

这种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来预测和理解社会问题的方法被人称为 number crunching，现在甚至已经有了专业的公司专门为商业公司干这个事情来预测顾客行为。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商家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比如你从 Blockbuster 租了一盘 DVD，Blockbuster 可能比你更了解你不按时归还的概率。

一个典型的专业公司是 Teradata。它为65%的世界顶级零售商，70% 的航空公司，和40%的银行服务。他们的一个典型业务是判断哪些老顾客可能会因为一次不愉快的服务经历而离开你们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 就专门有人做这个。比如一次航班误点或者行李丢失事件发生之后，如果统计分析系统判断某个长期顾客有可能要因此从此不飞 Continental 了，这位客户就会得到特别好的照顾。

甚至赌场也这么做。每一个顾客入场玩都刷卡。他们根据每一个顾客的 收入，年龄，以往赌博记录，居住地等等计算该顾客的 pain point – 也就是此人一晚上最多输多少钱下次还能来玩。一旦发现某位顾客今晚输的钱已经接近 pain point 了，就会立即派服务员过去邀请他免费吃顿牛排停止赌博。

这件事情的最可怕前景是，商家将会可以根据顾客不同的价格承受能力，给每个顾客一个不同的价格。

传统的社会专家靠直觉，甚至是个人感情好恶来做研究，而未来属于数字。但我国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相当落后。我国”主流经济学家”经常鄙视那些玩数学模型的海归，人们不习惯用数字说话。

更不利的一点是，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数字可以用。我国的统计水平可以说是极差，一个最基本的GDP数字居然都能随便变来变去。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才能很 好的做出决策？我们看NBA比赛，无不赞叹美国人对数字统计的热衷：这是他的这个赛季的第几个两双，如果他两双了球队获胜的概率是多少，等等等等。量化思 维必须被培养成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讲，”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培养了人们尊重数字的习惯。

没有数字就没有真像。

本文素材主要来自两本书：Blink，作者是纽约人杂志的记者，和 Super Crunchers，作者是耶鲁法学院的教授，此人擅长用计算机做统计研究。

最近几年，确切地说可能是最近2年，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一个思潮，是精英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是非理性的』这个基本事实。（我跟大多数人一样，非常讨厌”知识界”，”思潮”，”精英”这三个词，但是又不知道不用这三个词的话怎么说，致歉。）

几百年以前，欧洲中世纪那个时代，是神学的时代。人们根据信仰行事，听从教廷的摆布。显然是黑暗时代。

牛顿的墓志铭上说，他驱赶了黑暗。实际上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即使在欧洲也是过去两三百年之内的事情。相对于以前的神学，这... ]]> 本文谈一点读书心得，关于过去一两年看过的几本书。

最近几年，确切地说可能是最近2年，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一个思潮，是精英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是非理性的』这个基本事实。（我跟大多数人一样，非常讨厌”知识界”，”思潮”，”精英”这三个词，但是又不知道不用这三个词的话怎么说，致歉。）

几百年以前，欧洲中世纪那个时代，是神学的时代。人们根据信仰行事，听从教廷的摆布。显然是黑暗时代。

牛顿的墓志铭上说，他驱赶了黑暗。实际上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即使在欧洲也是过去两三百年之内的事情。相对于以前的神学，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 认为这个世界是有道理的，人们应该凭借逻辑推理去做决定。这个时代称为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从此以后，逻辑和理性深入人心。比如莎士比亚曾经赞美人的理性，认为这是最光辉的人性。

你信仰什么，没意义。权威，没意义。只有真理才有意义。启蒙思潮的极端表现，我以为，是认为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一套完美的逻辑体系。人们甚至怀疑自由意志的存在，认为根据牛顿定律，给定现在的初始条件，以后世界如何演化岂不是已经定了的么？

然而不久，这一套思想就受到了打击。

量子力学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是第一波打击。彭罗斯说，既然有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那么人脑就不可能是图灵机。（此问题不是本文讨论重点）。注意，产生这些思想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了。

然而这个打击显然不是致命的。人们仍然相信，人应该理性，越理性越好。不知怎么搞的，知识分子们是如此的相信这个思想，以至于开始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了。

比如马克思，认为人可以认识世界。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存在一个客观规律。认为你甚至可以指定一个计划，按计划从原始社会一直进化到共 产 主义。

然而，计划经济体系的失败，是对理性思想的第二波打击。

于是经济学家又说，人虽然不一定是按部就班的齿轮和螺丝，人可以有自由度，但尽管如此，看不见的手却可以让个人自由的情况下体现出集体的理性效应。经济学教科书，把人假定为”理性人”，也就是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的头脑清醒的人。

截止到2000年左右，差不多这就是启蒙时代思想作用到今天社会的标准模型。

然而这个修改了的模型最近也饱受打击。

第三波打击，我认为属于索罗斯。索罗斯认为上述”理性经济人”模型，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完全是错误的。如果大家都理性，股市就是平衡的，那么你直接把钱 存在银行就行了，何必炒股？索罗斯认为股市本质上不是平衡的，炒股行为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股民们不是被人忽悠就是忽悠别人。因此索罗斯写了一本书，《金融 炼金术》，其寓意是说，金融学不是科学，而是炼金术一样的东西。这件事可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

紧接着又有了第四波打击，其发起者，是小布什当选并连任美国总统。事情已经到了最近这几年了。小布什这种人怎么就选上了呢？精英们开始怀疑，大多数选民是非理性的。以下几本书都是最近两年（2006以后）出版的，讲的都是这个问题：

- The Age of Fallibility，作者索罗斯。索罗斯之前曾力挺民主党，不成之后写了这本书。在这本书里，他反思到，启蒙思想模型很可能无法描写当前的政治形势。人民很可能是”容易犯错”的。他还没有提到”非理性”。
-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tics， 作者 Caplan，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本书里，他认为选民不但是容易犯错的，而且其错误行为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系统偏差的，而这种系统偏差是可以观测到的。
- The assault on reason，作者戈尔。戈尔认为选民之所以犯“系统错误”，是因为共和党利用电视等作为工具，给人民洗 脑。
- Just How Stupid Are We? 作者 Rick Shekman 是个历史学家，这本书第一次开始正面指责美国选民，认为不能把什么都推给共和党。人民那么容易被骗，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么？人民错了！

以上这四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问题，但并没有客观的去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当知识分子发现别人经常有非理性表现的时候，他们经常出离愤怒：你们怎么这么傻呢？这差不多就是上面四本书要说的话。

最近看到的两本书，都是今年（2008）出版，则开始深入，心平气和的探讨问题的根本了。

- The political mind，作者 George Lakoff 是伯克利的认知科学教授。他并不是第一次写类似的书，所以此书的出版时间并不代表该思想被发现的时间。然而不论如何，此书中运用的认知科学关于人脑思维模 式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是过去十年之内的新成果。这本书认为，人脑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理性的机器。人喜欢听故事，喜欢用一个特定的思维模式去”套”真实世界中 的事件，喜欢动感情，而这一点很容易被人利用。人的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而不是有意识理性的。
- Predictably Irrational，作者 Dan Ariely 是 MIT 的”行为经济学”教授。这本书侧重点是人在经济生活中的非理性行为，并因此认为应该反思整个经济学。

最后这两本书，都反复说一种句式：”We are wired to…” 我们大脑的硬件就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真的想要做好精确的利益计算，完全理性的做决定，必须受过严格训练，有了强大的自制力才能做到。而一般人，或者所 有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做不到真正理性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跟前面那四本书不同，这两本书并不抱怨人的非理性思维。就好象地 球有引力一样，人的思维非理性是一个客观事实，你抱怨也没用啊。The Political Mind 这本书作者甚至认为，既然共和党善于利用人的非理性，民主党也应该学学。有感情，也并不是错误。启蒙时代的人认为不谈感情才最有利，而现在的新思想认为人 本来就是感情动物。你的模型要求别人没感情，那么你的模型就必定不好使，你气急败坏也没用。Lakoff 甚至提出了”新启蒙时代”这个词。

非理性不是人脑的一个 bug，非理性是一个 feature。

目前为止，关于人脑的研究仍然相当有限。关于人脑的思维模式，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我感觉似乎仍然停留在一事一议头痛医头的阶段。心理学，认知科学，行为经济学，这三个学科似乎意思差不多，而且都很不成熟。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觉得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易中天说曹操能打败袁绍，是因为曹操更懂得人性。如果有一天，科学家把人性彻底搞懂，甚至写一本人性说明书，那个时候的政治经济社会，会是怎样的呢？

图中越右边的年龄越大。最右边的这位长子长孙具有对三个堂妹的优先选择权。根据年龄优先规则，出于对”二叔”的尊重，他应该在”二叔”的两个女儿中选择一个，如图中蓝线所示。但是他可能更想娶”三叔”的女儿，因... ]]> 阿富汗 Pashtun 人的婚姻规则简单而独特：第一，通婚在父系家族内部的堂兄妹之间进行（也就是肥水不留外人田的近亲结婚），第二，同辈中年龄越大的越尊贵，嫁给长子长孙最光荣；第三，女方的嫁妆是重要考虑因素。这个规则可以用下图表示：

图中越右边的年龄越大。最右边的这位长子长孙具有对三个堂妹的优先选择权。根据年龄优先规则，出于对”二叔”的尊重，他应该在”二叔”的两个女儿中选择一个，如图中蓝线所示。但是他可能更想娶”三叔”的女儿，因为”三叔”只有一个女儿，嫁妆会比较丰厚。可以想象 Pashtun 的家族意识非常强，而且都是大家族。而大家族的分裂，往往正是因为家族内部婚姻出现的问题。比如上图中的老大如果真的娶了”三叔”的小女儿，此事将会成为对”二叔”家的侮辱，最后会导致冲突。实际上部族的分裂往往是因为堂兄弟之间因为婚姻导致的血腥决斗。也就是说婚姻是影响部族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之所以有人对 Pashtun 人感兴趣是因为该部族的未来对国际政治有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个部族种植鸦片。那么根据上面的”家族动力学定律”，请问假设有一个新的军阀控制了村子，他将会怎样影响鸦片的种植，从而对该部族未来50年的命运产生何种影响呢？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有人专门研究类似问题，所用的方法是”基于行动者的计算机模型”（Agent-based computer modeling）。这个方法的大概思想是把每一个人（或者组织，国家，取决于你研究的问题）用一个满足一定分布的”基本粒子”，也就是 agent，表示，各个 agent 根据一定规则对宏观条件，以及其他的 agents， 做出反应，由此一步一步的让系统演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算法。这个系统相当于物理学中最原始的 particle simulation，甚至没有发展到现在等离子体物理常用的 particle-in-cell 或者天体物理中用的 tree code。这很可能主要是因为在这种模拟中总的 agent 的个数并不多，不必动辄上千万。可以想象这种模拟是很粗糙的，难道真的有用么？

本文标题说最新的进展，就是现在这种用计算机模拟社会问题的方法真的开始有用了。这个小组做了几个项目：

- 1960年，美国政府修改退休政策，允许人们在62岁就退休（此前是65岁），但退休金比65岁少一点。这个政策对人们选择退休年龄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事实证明，大多数人的退休年龄既没有”突然”从65岁变成62岁，也没有”逐渐的”从65岁过度到62岁：整个过程相当非线性。传统经济学方法无法解释这个过程。而 agent-based 方法考虑到”周围朋友退休会对自己是否决定退休产生影响”这个事实，用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结果符合历史进程。

-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城市人口规模，和公司员工规模，都不是正态分布，而是 power law 分布的，也就是说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居住在大城市，在大公司工作。传统经济学假设人一次性根据所有客观条件决定自己住在哪个城市，在那个公司工作，无法解释这个power law。而用这种动态模拟的方法，假设人们是”一步一步地”换工作，问题就可以解决。

实际上，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在实行一个政策之前，先用计算机模拟。显然这种方法如果真可行的话，共 产 主 义就真的可以”先用小白鼠做实验”了。现在这个组已经开始模拟军队内部条例，以及恐怖分子分布之类的问题。

目前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蝴蝶效应之类的非线性小概率事件，而是没有一套好使的”牛顿定律”。研究人员认为现在的社会科学很不发达，还没有到达出现牛顿定律的地步。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社会科学可能有牛顿定律么？实际上我认为可能。最近十几年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在往”做实验”的方向上走，去寻找人的本性定律，研究人在各种不同局面下怎么做出反应。而生物学的进展也很有帮助，比如有证据表明有些人自私或者无私，喜欢统治别人或者喜欢讲平等，实际上跟基因有关。等这些东西成熟起来，我们就会拥有社会科学的基本定律。之所以以前的模型不好使现在好使了，我认为根本原因是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使得模型中的基本规则好使了。

我记得可能十年以前，我就在《科学美国人》上看到有心理学家说，现在物理学家在追求统一理论，我们心理学也应该有统一理论。当初我不以为然，现在看来是可能的。更进一步，也许未来会像现在有虚拟人一样有一个”虚拟中国模型”，政府想要搞什么新政策，都可以在这个虚拟中国里面先做个实验，寻找一下最优解。

最后，模拟方法跟机械主义世界观是两码事。计算机模型随机参数不同可以运行100次产生100个不同的结果，我们的历史只不过碰巧是其中一个。

这两天网上流传文章说北京不规范的英文路牌，比如说在指向中华民族园的路标上写着“Racist Park”，机场“平时禁止入内”的英文版是“No entry on peacetime”等等，有的甚至非常可笑。有人说你这什么执政能力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去外国大街上看看不就行了么？ 其实仔细 想想就会明白，制作路牌的人还就真没到外国大街上看过。政府中的哪些部门负责制作路牌呢？最大的可能性是一个级别非常低的部门。比如说公路上的路牌可能是 交警大队下属的某个小单位，级别可能比环卫部门要低得多，甚至直接找社会上的小工厂制作。可以想... ]]> 本文试图谈论一点管理学。

这两天网上流传文章说北京不规范的英文路牌，比如说在指向中华民族园的路标上写着“Racist Park”，机场“平时禁止入内”的英文版是“No entry on peacetime”等等，有的甚至非常可笑。有人说你这什么执政能力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去外国大街上看看不就行了么？
其实仔细 想想就会明白，制作路牌的人还就真没到外国大街上看过。政府中的哪些部门负责制作路牌呢？最大的可能性是一个级别非常低的部门。比如说公路上的路牌可能是 交警大队下属的某个小单位，级别可能比环卫部门要低得多，甚至直接找社会上的小工厂制作。可以想象这些部门里面具体负责制作路牌的人很可能根本就不懂英 文。
其实不光是中国，日本也一样。早就有专门的一个网站搜集了日本街头怪异的英文标志牌，荒诞程度不低于北京。日本人平均英文水平应该高于中国吧，去外国旅游的机会比中国人多吧，但是也做不好这么简单的标志牌。可见在日本，负责制作路牌的部门也是一个低级部门。

这里边的问题不是说低级部门也应该有人精通英文，毕竟精通英文除了写路牌之外也没什么用。问题是你既然不知道怎么写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找别的部门懂行的人来合作呢？有意思的是中日两国政府都有这个毛病。

今天看纽约时报，发现一个同样有意思的故事。一个美国记者采访负责反恐的的官员，他“考”这些官员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 穆斯林的区别？”伊斯兰就这么两个主要教派，你们既然整天研究反恐，整天在伊拉克混的，从打仗知己知彼角度来说，这个问题你应该会吧。实际上我估计不用说 美国，中国的不少“时局爱好者”都知道二者的区别。你甚至不用专门研究，平时纽约时报上的报道就整天说伊拉克的逊尼派怎么怎么，什叶派怎么怎么。最起码基 地组织是什么派，伊朗是什么派，你得有概念吧？
令人震惊的结果是这些官员，包括专门负责对伊斯兰情报的官员，都不知道答案。你们连报纸都不看么？

这难道不是一个比北京市政府搞不好英文路牌更严重的问题么？这个记者所采访的官员都算是政府里面的中级官员，不包括参谋长这样的决策人物。

我认为这两件事情说明一个同样的情况，就是这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也就是所说的中低级官员，或者底层办事员，他们就好像一个机器上的配件一样，只知道 自己分内的工作，与机器的其它部分不发生联系，对机器的整体构造更是缺乏概念。不仅仅是政府，很多大公司也是这种情况。

而一个理想的管理模式，则是各个部门之间有横向交叉联系，每一个个体都对政府或者公司的整体思路有个认识。在这种理想模式下每一个人不是一个机器，而是一个全息的细胞，他饱含的DNA信息是全局性的。
这正是《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所鼓吹的东西。在这个平的世界里面任何一件事都是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合作，协调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要从过去的垂直管理变成平行合作。实际上用于世维的话说就是像侦破特大案件时那样成立跨部门的专案组。
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举例说，目前最大的广告与市场推广公司是WPP。这个公司是这么工作的，比如GM新成立保险业务的公司需要市场推广，就找 WPP，WPP负责给新公司起名，负责广告宣传，负责direct-marketing。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从公司不同部门抽调人 员成立临时专案组来做。

显然这种工作方式还没有完全进入各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说最近的医保方案， 就是好多部门合作研究。回到北京的路牌问题，北京市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市民讲外语活动办公室”，这显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很可能是为了奥运会成立的临 时机构，该机构出面，找了“35位国内外知名语言、公共标识设计专家讨论”，去制定路牌方案。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把世界拉平”方面做得可能比美国政府要快一些。但是中国的公司可能没这么厉害。

如果说这些都是学美国公司的先进经验那就错了。实际上早在数十年前，没有计算机世界还不是平的那个时候，就曾经有这么一支队伍，他的内部已经领先全世界进 入“平的世界了”。这就是毛泽东的军队。八路军一个普通战士的政治素养，包括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理解，很可能超过国军下级军官。八路军各部队之间的横向合 作，也远远好于处处学美国的国民党部队。这可能就是共军整天开会搞思想学习的结果吧。

所以说我们曾经有过最好的管理，现在却要重新学习人家的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