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和黄亚生眼中的北京共识，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国进民退。正如黄亚生的文章所说，政府主导经济这个做法一点都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而“国进民退”，更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金融危机以来更是如此，尽管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不喜欢这个趋势。问题是，国进民退不是“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这个词，是时代周刊记者，“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教授”，雷默发明的。这个词的缘起，是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后者代表了九十年代末，2000年前后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了。也就是说美式民主自由 + 私有制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任何国家必须往这个方向走，而且越早实行这套制度，国家就会越早变好。

然而好多穷国，比如菲律宾和阿根廷等等，整了这一套之后发现似乎不太好使。中国没整这一套，反而发展得不错。这就自然使人怀疑华盛顿共识这个“终极理论”可能有点问题。从逻辑角度，这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华盛顿共识”的确是终极理论，但是是个“成人理论”，穷国不适合马上实施，就好比说虽然每个女人都应该生孩子但最好不要十六岁就生一样。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华盛顿共识”也许不是终极理论：也许终极理论根本不存在，也许对于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终极理论，也许终极理论虽然存在但不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理解的。

雷默在“北京共识”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小书，我曾仔细研读了一遍）里并没有回答关于终极理论的问题。他只不过说有个女孩正以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方式度过十六岁，并号召其他女孩向她学习。雷默总结了中国发展的三大智慧，其中不包括国进民退。

我不知道雷默同学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他热衷于国际问题，同时还是两项美国特技飞行记录的保持者。他热爱物理学，喜欢谈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非线性动力学，和天体运行。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是一种“新物理学”。

第一个智慧叫做“创新”。没有哪个国家跟中国一样，像祷告似的整天在报刊文章和吃饭聊天中谈论“创新”。十六大江泽民做了 90分钟的报告，其中“新”字出现了90次。雷默指出，中国人不是说着玩的。上世纪90年代，英特尔曾经以为中国可以作为一个过时芯片的倾销市场，但很快发现中国人只想要最新的技术。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用的种子用新良种，而玉米种子更是每隔 33个月就完全更新。

但新技术还不是最主要的“新”。中国“新”的本质是“变化”。这个真正的智慧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因为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民离开土地进城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答案是“更多的变化”。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在我看来这其实等价于“自行车理论”。表面上看，自行车很容易倒 —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问题预测中国要崩溃 — 但实际上，自行车只要在动就不会倒。

“创新”的另一个含义是不拘泥于意识形态，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等于不承认所谓“终极理论”。我说不清我怎么走，我也不想听你的，反正我得走。走的时候不怕犯小错，不停地实验。

第二个智慧叫做“稳定”。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整天谈论 “创新”的，和整天谈论“稳定”的，居然是同一帮人。这叫“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雷默总结，中国政府认为稳定的关键在于要让老百姓获得实惠，政府要贴近普通民众。这样一来创新和稳定就完全不矛盾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搞的这一套创新和稳定不是纯经济学，而是经济手段加政治手段。这样看来那些试图用纯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发展的学者，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发展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

我其实还可以多谈一句，那就是“发展经济学”，其实是一种“非平衡态经济学”，是非线性科学。而传统的经济学，比如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等，其实都是“平衡态经济学”，是线性科学。经典经济理论很可能解释不了中国的这一套。

第三个智慧叫做“不对称”。这是一个穷国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为了确保独立而保持对强国的作战能力，又不至于陷于军备竞赛的智慧。比如美军非常强调制空权，一打仗先派飞机上。防守这边只好使用地空导弹。而美军战机的反制办法，就是你地空导弹只要一开雷达，我马上顺着你这个雷达信号发射导弹打过去。所以战场上什么时候开雷达，是使用地空导弹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大多数地空导弹还没发射出来就因为开雷达而被美军消灭了。

中国发明了一种东西，它的价格极低大概也就几万美元（已经开始出口了）。它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开启，可以形成几百个地空导弹的雷达信号，让美军飞机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这就叫不对称作战。相对于全面提升军备水平，中国热衷于“杀手锏”和“点穴战”，追求四两拨千斤。

我认为以上这三个智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普世”的。创新，稳定，和不对称，哪一点错了？哪一点说国进民退了？

除以上三点之外，雷默还附送两个小技术。

第一个技术叫做“把目的当成手段”。比如确保对台作战的绝对优势，可以说是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任何官僚主义都得给解放军的发展让路。但其实这是一个手段，也就是说解放军实际上是利用打台湾这个借口来方便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升级，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让日本越南等国看着不舒服。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奥运会。

第二个技术是关于怎么跟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你想帮中国讨论治理艾滋病的问题，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丢脸的领域，根本就不会理你。你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不提艾滋病，而是把艾滋病这个小领域放大到整个医保这个大领域，跟中国政府说你想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保计划。中国政府对这个是感兴趣的。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在中国不足之处与之合作的环境，比直接攻击中国的不足之处要有效得多。

“北京共识”是2004年的理论。单纯从理论上看，我认为这些智慧到今天并没有过时。国进民退可能会过时，GDP 可能会过时，但只要中国一天不是发达国家，“北京共识”就是有效的理论。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等中国是发达国家的时候，还能不能继续贡献“新物理学”呢？

美国金融危机，有些人认为是华尔街的“坏人”把事情搞坏了，是“人”的问题。按照这个思路，中国的“道德危机”，似乎更是“人”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素质不行了。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缺乏监管的结果，是“制度”问题。根据这个思路，那么中国现在如此缺乏道德，也是中国的“制度”出了问题。

是“素质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可能都不是。本文先谈目前中国可能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诚信。

最近一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相当缺乏诚信。到处都是假货，忽悠和托儿，大家似乎谁也不信谁。诚信的缺乏不但提高了交易的成本，而且更令很多人痛心疾首于道德的败坏。但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的缺乏诚信，并不是因为这个社会道德败坏人心不古，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目前并不急需诚信。不但不急需，而且实际上，当前这个时代，是中国最不需要诚信的时代。

什么是诚信？诚信的本质是低风险。比如说任何交易的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有绝对充分的了解，如果社会上总体比较诚信，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做特别充分的了解，简单地相信对方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淘宝网上买东西，很难判断货物的质量，就只能指望卖家有诚信。而卖家的诚信是可以积累的。那些资深卖家因为诚信得分积累的很高，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一个更高一点的价格。而新入场的卖家则只能采取一个更低的价格来吸引那些勇于为了这个低价而冒险的顾客。不在网上，也是如此。名牌，大商店，之所以卖的贵，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信誉带来附加值；而山寨和地摊则只能低价引诱顾客冒险。

当初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我看到有报道说一对农民工夫妇在超市里左找又找，面对依然繁荣的货架，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婴儿奶粉，却找不到自己能买得起的一种。而三鹿实际上正是一种低价奶粉。这对夫妇显然不是不知道高级品牌更安全，但是他们必须冒险。

美国一般的超市里，通常只有两种品牌的婴儿奶粉卖。它们不管是成分还是价格都差不多，就好象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一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孩子，吃的无非也就是这两种奶粉。他们根本就没有冒险的选择。

造成这个不同局面可能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美国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只有这两家做大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低价没有信誉的奶粉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大家都买得起有“诚信附加值”的奶粉。也就是说，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是个橄榄球结构，穷到买不起这两种奶粉和富到必须吃超豪华奶粉的人都很少。

山寨，地摊，假货在中国之所以能横行，根本原因不是这些卖家的道德败坏，而是有人买，是有人只买得起这些。商品的高中低档反映的是人群收入的高中低档。只要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此，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假货。所以“假货的诚信问题”，本质上是由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布函数”决定的。

还有另一种诚信过程，可以称为“投资的诚信” — 被人忽悠，花很多钱买了自己根本不用的东西，是因为“托儿”告诉他这个东西能升值。比如说买古董和房子。在这种情况下诚信问题仍然风险问题，而我们将会看到，“投资的诚信问题”，不仅仅与中国社会当前的贫富分布（比如定义为 f(t0)）有关，而且更跟这个分布随时间的变化率有关，也就是 df/dt。

一个社会的诚信状况的好坏，由这个社会上的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决定。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很乐于冒险，那么他们就更愿意花低价买新手的商品，愿意花高价买看似无用的东西期待升值，愿意把钱借给不熟的人当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骗子们就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社会的诚信度必然就低。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很害怕风险，不是知根知底的人不跟他办事，不是知名品牌钻石级卖家就不买，那么这个社会的诚信度必然就高。

既然“诚信指数”等于“社会平均风险承受度”，那么当今中国社会上的人对风险承受能力如何呢？

我认为，只要不是生命危险，对于生活中的小交易来说，这是一个人们普遍乐于冒险的时代。

现在中国大众最喜欢的一个词不是“稳定”，而是“机遇”。我敢说目前实际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对“机遇”如此的津津乐道，尤其是“商机”。人们到处寻找机会。机会就是风险。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都不说我打算怎么踏实上班，而喜欢说“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奇迹”。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是都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比较诚信。诚信其实是一种主流。但在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下，除了前面说的穷人不得不冒险之外，某个国家的很多人可能会主动追求风险。

这个极特殊的情况就是该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不均匀的增长。有的人会抓住一个机会先富起来，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很容易越来越富，而大多数人没这么幸运。虽然总体上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有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是差别巨大的。可以说只有少数人的财富是以几何级数的形式高速增长的，而大多数人则是缓慢地，线性地增长。

那么这些大多数人看到这些极少数人的暴富，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可能有各种复杂的情绪，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情绪是，后悔。那个中学同学明明没什么本事，当初也不知怎么的傻乎乎地在别人还不知道股票为何物的时候买了一点股票，结果发了。那个同事五年前低价买了两套房子，结果现在！

怎么我就没有这么做呢？！下面我们说明，这种对失去的机会的后悔心理，这种 “if only…” 心理， 必然让人更容易冒险。

How We Decide 这本书介绍了一个流行的电视节目，“Deal or No Deal”。这个节目的游戏规则很简单：被电视台选中的幸运者会面对 26个盒子，其中每个盒子里面有从1分到100万美元不同数目的钱。这些钱的数字都是公开的，唯一不知道的是哪比钱放在哪个盒子里。首先，游戏的参与者选则一个盒子拿住。节目进行中每次打开一个任选的盒子，这样游戏者随时可以知道剩下的盒子里的钱数分布。也就是说，他虽然不知道自己手里这个盒子里面有多少钱，但可以根据剩下的盒子数和钱数的分布，大概估计一下这个盒子“平均”可能有多少钱。

每一步，会有一个 banker 给参与者一个 deal，买他手里这个盒子，游戏者自己决定是否同意接受这个 deal。比如说现在还剩下三个盒子，钱数分别是1元，1万和50万美元，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拿的是哪个，但他的理性选择是接受任何高于17万美元的 deal. 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最大的盒子一直到最后阶段才被打开，这样一来 banker 给的 deal 会越来越高，游戏者完全可以自始至终从容选择，想赌一把等大的也可以，一旦发现超过平均值的 deal 就接受也不郁闷。

最可怕，也是对经济学家来说最有意思的局面，是100万英镑这个盒子在中途就被打开了。可以想象，在这个盒子被打开之前， banker 可能曾经开过非常可观的 deal，而游戏者没有接受。如果以后 banker 开的 deal 都会比那个少，对游戏者来说，这是“曾经有一个 deal 摆在我的面前…”的心情。

在一次节目中，游戏还剩下几个盒子的时候，其中只有一个盒子中有巨款，是50万欧元。这时候 banker 给了一个10万欧元的 deal，相当于平均值的75%。游戏者完全理性地拒绝了这个 deal. 不幸的是下一个被打开的盒子就是这个50万欧元的。Banker 给的下一个 deal 是2500欧元，考虑到剩下的钱数，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但游戏者拒绝接受，实际上，从此以后他拒绝接受任何 deal，孤注一掷的选择冒险！游戏的最后只剩下两个盒子，分别是 10 欧元和1万欧元。也许是出于同情，banker 给了他一个6500欧元的 deal，但他再次拒绝！结果他只得到10欧元。

也就是说错过一次发财机会，会令人非理性地追求高风险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股市越涨，入市炒股的人就越多，不管你怎么警告过热的风险都没用。因为这些投资者看别人发财而自己没出手后悔！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猛涨，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幸运发财的人，所以必然早就更多出于“后悔”而追求高风险的人。别人比我富我可以接受，我受不了的是他以前跟我一样穷现在却比我富。所以造成这种全民追求高风险的原因不仅仅是财富的不均匀分布，更是财富的不均匀增长。为什么忽悠一个人“投资”是如此的容易？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

贫富差距导致假冒伪劣，经济增长导致大忽悠。不管你是什么素质和制度，只要你有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你就必然会有社会诚信度下降这个现象。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那么道德教育只能是隔靴挠痒，加强监管只能是扬汤止沸。如果道德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那么我们抱怨社会没道德还有什么意思呢？

再过几十年等到中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等到大多数人能买得起名牌奶粉的时候，社会肯定会回归诚信，回归道德。但目前我们帮人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即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网上文章大多数都是鸡肋信息。这些信息价值不大却都很有趣，吸引我们一条一条的读过去，实际上等于被动上网。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确很关心一些事件的进展，而且担心错过万一有一篇真正值得仔细研读的文章。怎么办呢？

我认为处理鸡肋信息，应该如同选拔超级女声。关键思想是要分阶段一层一层地选，不要试图在第一轮就决定谁是冠军。给每个前来报名的女孩机会，但初选的时候每人只有极短的表演时间。

时代周刊的书评栏，给新书评价等级的标记方法很有意思，不是评“好、中、坏”，而是按“值得怎么读”分类，三个等级是 toss （随便翻翻），skim （略读），和 read （精读）。本文借鉴这个名目，提出一种高效看新闻和论坛博客文章的办法。

第一步，toss.

关键是集中。比较好的做法是在 firefox 浏览器的 bookmark toolbar 上建立一个文件夹，其中包括所有每天必去访问的新闻站点和论坛。

选择一个集中的时间专门看新闻。鼠标右键点击这个文件夹，选择全部在 tab 中打开。然后浏览所有这些站点的标题。看到感兴趣的就用鼠标中键点击，这么点的好处是点中的文章会在新的 tab 中打开而不必离开当前页。

这一步要做的不是读新闻，而是挑选新闻。只点不读，直到把所有要去的站点都浏览一遍为止。

据说美国曾有一个后来很有名气的女演员，当年参加海选的时候刚刚表演不到一分钟就被评委叫停。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评委一看就知道她行，认为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就是海选的要点。

集中的最大好处是让各条新闻在一起互相竞争，就好像排队选美一样，好的文章容易突出，不行的文章很难因为偶然因素获得点击。

第二步，skim.

等到挑选出来要读的这十几或者几十条新闻之后，一条一条地快速浏览其内容。这里我比较喜欢用一个插件，FireGestures，使用鼠标手势的最大好处是关闭 tab 特别快。给每条新闻一个极短的时间，大概扫视一遍就可以了，然后迅速关闭这个 tab。

在这一步一定要追求快。看到真正好，值得仔细读的文章也要速读。推荐使用 “Read It Later” 插件。把要细读的文章点击一下自动保存网址，以后看的时候会有一个文章列表，而且是云计算的可以跨机器使用。

完成了 skim 这一步就等于所有的鸡肋信息都被处理完毕。什么中国足球抓赌又抓了谁，什么 Google 今天又说了走还是不走，我们已经统统了解了。Toss 和 skim 这两步要快速集中地完成，比如我通常在每天早上半小时之内就这样 debrief 了互联网。

一篇文章进入 Read It Later 列表，就等于进入了超女前十名总决赛。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让好文章有机会被读两遍，加深印象。

第三步，read.

这样的文章应该随便找空闲休息时间读，因为每天工作中不上上网也不行。一旦发现有的内容真的好到了必须保存的程度，推荐使用 Evernote 在线保存，方便日后查找。

上述方法也适用于 Google reader。用 J 键一条条读过去很浪费时间，应该从列表快速选择几个值得看的看看，好的文章统一进入 read it later 列表。

使用 toss-skim-read 方法，可以确保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所有想要知道的东西都知道，每天做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惦记看新闻了。

这个方法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期使用可以提高一个人的阅读品味。你可能会发现越来越少有文章能有资格进入你的 Read It Later 列表，而 Evernote 中则更多的是你“主动上网”– 自己搜索出来的技术文章。

我猜，看一个这样读新闻的人上网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只见此人把一只鼠标使得上下翻飞，噼噼啪啪一阵猛点之后，他已经把一切了然于胸。

在一周开始的时候，这个工厂的某些工人被告知，如果你们能完成本周的生产任务，将获得80元的奖金。而另一些工人则被告知，本周你们有80元奖金，但是如果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会失去这笔奖金。

不都是完成任务多拿80块钱么？但是有区别。在第二组工人看来，80元钱已经是自己的了，关键词是“失去”。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叫做 loss aversion，损失规避。人，总是害怕失去胜过爱好得到。我曾经写过一篇《不买彩票买保险？》说的是类似的现象。实验结果果然不出所料，第二组工人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好。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在学术上有什么新意，也许工厂获得的教训应该是全面提高员工工资，然后一旦完不成任务就扣钱。

但本文要说的是，这个实验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媒体的政治时事版上全是坏消息。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损失规避现象。人们为什么这样害怕损失？对这个问题，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就都不行了，得神经科学家出手。

我们看 The Big Bang Theory 电视剧，其中 Leonard 的妈妈就是个神经科学家，在电视剧里面她很喜欢给人做脑成像图。真正的神经学家也是如此。如果是让神经科学家去做上面那个实验，那么每个工人就都会一边做核磁共振一边思考这80块钱奖金。

How We Decide 这本书就是神经科学家写的，此书中描写了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人员递给受试者50美元（在美国做实验一出手就是50美元，去中国做一个星期才80人民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第一个实验要去中国做），受试者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赌一把，赌局的概率是有40%的机会可以把50元都拿走，60%的机会一分都拿不到。另一个选择是不赌，直接拿其中20元走人。实验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直接拿20元走人，只有42%的人选择冒险。

与中国工人的实验类似，如果第二个选择换个说法：改成“直接损失30元”，则62%的人选择赌。典型的损失规避。

但这个实验的关键之处是当受试者权衡选择的时候，实验人员正在用核磁共振观察他们的大脑！他们发现，在跟第二组实验受试者说”损失”的时候，他们大脑中的一个特定区域，amygdala（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也许叫扁桃体区）杏仁核体，兴奋了。这个区域的特点是一旦兴奋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感情。

人们怕的不是损失，而是这种负面感情。

负面感情比正面感情对人的影响大。正如这些损失规避实验所揭示的，人们对负面感情的重视程度总是超过正面感情。心理学对这个更一般的现象也有个名词，叫 negativity bias，我不知道这个术语的标准翻译是什么，姑且称之为负面偏见。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损失规避是负面偏见的一种，也有人认为二者不应混淆。我猜测，如果从脑成像角度去看，很可能二者就是一回事，都是大脑中某个区域兴奋而产生了负面的感情。

也就是说坏比好重要。负面偏见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如果向你介绍一位陌生人的时候同时告诉你一条他的优点和一条他的缺点，你更容易用缺点去记住这个人。也许你曾经多次帮一个朋友的忙，他觉得理所当然；一旦你有一次没有帮他，他可能会非常生气。

据说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假设给杀人犯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们去英勇地救人，请问你认为一个杀过一个人的杀人犯要救多少人才能弥补他的罪过呢？调查结果是平均要求救25个人！

一个更常见的现象也许是批评和表扬。比如你写一篇博客，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最多也就是在 Google Reader 标记一下而已，也可能什么都不做。而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则更可能采取行动，要发表一番评论。愤怒出诗人。

这样一来读者的负面偏见很可能会造成博客上更容易出现负面的评论。但博客的作者可能也有负面偏见，表扬的评论可能他不在意，而批评的评论他可能很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就不太好看了。

为什么自由媒体的时政版全是负面消息？为什么专栏作家都爱写批评文章？并不是因为读者“喜欢”看坏消息，喜欢看政府的笑话。而是因为读者认为坏消息比好消息“重要”。武广高铁通车，是个显然的好消息。中国国内“不自由”的媒体上全是叫好的声音，中国国内“较自由”的媒体上全是票价过高和“被高铁”的声音，倒是外国媒体的报道反而跟国内“不自由”媒体的声音相似。为什么？因为中国高铁通车对某些国家来说是个可以用来批评自己政府没效率的“坏消息”。

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理解这些坏消息和批评声音其实跟电视剧里都是爱情故事一样，是一种偏见。他们反对你做的这件事，不见得反对你的全部。一个成熟的读者看报纸的时候也应该理解专栏作家的“坏”毛病。这个国家有毛病，不等于这个国家没前途。

一个聪明的人，不会被自己的扁桃体区杏仁核绑架。

那位司机从沿途不断的收费站开始骂起，最后数到公费开销的浪费与贪官派人截访无告民众的可恶，这社会几乎没有一件事能令他满意，自己则处处受到不公的待遇。但奇怪的是，话锋一转，他居然盼望政府早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还说要是美国胆敢介入，就要迎头痛击，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世界第一强国。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为什么还这样爱国？梁文道说，“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直不大明白平民百姓的爱国热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爱国似乎是一种非理性的愚蠢行为。但梁文道有一个比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更好的理论。他举了二战时期日本的例子，认为爱国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点尊严。“融入大我的崇高可以消弭个人生活上那微不足道的缺陷。”然后梁文道表示自己“同情地理解这种尊严的追求”，但仍然希望他们最好还是能先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再说。

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在生活中很有尊严的人也爱国。实际上，有统计表明（Super Freakonomics），最爱国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些参加革命的人，那些选举的时候出来排队投票的人，和那些参加恐怖组织的人一样，并非来自社会底层。大多数黑社会成员出身于贫寒家庭。大多数罪犯出身于社会底层。但大多数最爱国的人出身于社会中层。他们往往受过平均程度以上的教育。他们不缺尊严。实际上，美国的爱国者比例绝对不比中国少。

一个不走运的出租车司机不见得是最爱国的人，但他也爱国，而且原因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爱国是人的一种本能。现在我来分析一下爱国心理学。

爱国心理起源于“认同感”心理，Identity 心理。美国德克萨斯州曾经一度被公路上被开车者从车中乱扔出来的垃圾所困扰。政府想了各种办法，比如说罚款，后来又在电视里播放教育人们爱护环境的公益广告，但是都不好使。德州的人都很有牛仔精神，认为跟警察对着干很酷，而且可能还认为女人才担心环境。最后起作用的公益广告，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真正的德克萨斯人不开车扔东西”。（此故事来自 Made to Stick 一书。）

也就是说这个广告跟论坛上“中国人必看”，“是中国人就顶”这种标题党一样，利用了德州人以自己是德州人为荣的这个心理。人们就是这样不讲理地以自己的身份认同为荣。

爱国思想的本质其实就是民族优越感，英文文言文叫做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非理性的么？这个心理学家可能不好解释的问题，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解释。

Brookings Institute 的 Ross Hammond 和密西根大学的 Robert Axelrod 在2006年做的这个模拟实验，现在已经成了学术界的经典。实验用计算机模拟一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这些人每天随机地交往。交往的规则是如果双方都合作，那么双方都受益，但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欺骗对方来使自己得到更多好处。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交往都面临囚徒困境。如果每个人都没有任何信息来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那么显然这个社会的一切交往都只能靠运气。

有意思的部分是这样的。程序完全随机地把全体人员分为四组，然后给每组人“刷”上一身颜色。设定其中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选择一个策略，利用这个策略来判断自己到底是选择合作还是欺骗一个人。同时，每个人都可以借鉴学习别人的成功策略，这样好的策略可以流传开来。可供选择的信任策略包括，
- 1. 完全随机地决定合作还是欺骗
- 2. 与跟自己颜色相同的人合作，欺骗跟自己颜色不同的人
- 3. 与跟自己颜色不同的人合作，欺骗跟自己颜色相同的人

实验结果是这个本来随机的颜色划分的确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族群。一开始可能是几个同一颜色又恰好采用第二条策略的人偶然凑在了一起，他们这个小组因为总是互相合作而受益了。然后其他人会学习这个策略并加入这个小组，这样小组就会越来越壮大。只有这第二个策略会导致这种正反馈。最终，哪怕是那些采取“民族虚无主义”，也就是第一个策略的人，也混得不行了。

这个实验相对于真实世界显然是特别简化的。但它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民族优越感其实就是一个促进合作的机制。如果你在淘宝买东西，一家店主表示自己很爱中国，另一家店主表示自己不爱中国，而你恰好是个中国人，请问你更信任哪家店呢？

多年进化的结果，这种合作与欺骗的爱国算计很可能已经进入人的潜意识，成为感情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了一种原始的冲动。当我看到中国队跟别国比赛，我本能地就支持中国队。这跟崇高可能没什么关系，就好像看到美女产生的原始冲动一样。

现在回到那个被梁文道“同情”的出租车司机。在这里，文人“奇怪”他的原因可能不是他希望打台湾，而是因为他在国家对不起他的情况下还爱国。但科学事实是爱国是一种原始冲动，跟国家对不对得起自己没关系。这就好比说爱不爱美女跟自己想不想要孩子没关系一样。

正如美女令我们产生的原始冲动有可能导致犯罪，爱国这种原始冲动也有可能导致军国主义和种族歧视。但是你不能说爱国很奇怪，正如你不能说喜欢美女很奇怪。

在这个连同性恋都理直气壮的时代，爱国有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呢？

想象力和知识是天敌。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想象力会消失。因为知识符合逻辑，而想象力无章可循。换句话说，知识的本质是科学，想象力的特征是荒诞。

我不知道没有知识的人能想象出什么东西。伯克利的心理学教授 Alison Gopnik 最近的新书 The Philosophical Baby ，介绍了现代认知科学对人类想象力的研究成果。想象力来源于知识。正是理解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知识以后，儿童的想象力才成为可能。

人能想象自己在天上飞，是因为看到鸟在天上飞。我们可以比较30年前的科幻电影和现在的科幻电影，同样是描写数百年之后的未来世界，哪个描写得更像？显然是现在。有一个古老的科幻电影里，主人公要打视频电话，结果居然需要用一只手拿着个听筒。在那些老的科幻电影中，未来世界的飞船控制室里面布满了各种键盘和指示灯，而现在的电影里全是超大超薄外加透明的触摸屏。你不在现实生活中给他们发明一个触摸屏，这帮专门负责想象的电影制作人就忘不了键盘。

孔庆东曾经有一个论点，中国古代的神侠小说也不少，但是“暗器”却几乎没有出现；而现在的武打书里面本本都有暗器。为什么古人想象不到暗器？因为暗器是近代小说家受到手枪的启发想象出来的。没有知识，让你随便想你都想不到。

对于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这种想象力，我认为存在两个等级。

初级的想象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玩 “what if” 游戏。What if 老鼠会说话？What if 老鼠能驾驶玩具飞机？What if 老鼠能开玩具火车？郑渊洁的想象力就是这个级别的。他说，

“万一一笑把核儿吞到肚子里怎么办？如果吞到肚子里会不会长出樱桃树来？这时我想起在小学期间，我的同坐给我起的一个外号‘枣核儿’。” 这个特殊的外号让郑渊洁记忆犹新，当他开始写作时就一直希望能够用这个名为主人公创作一部作品，…

注意这个想象力并没有脱离有核儿才能长成树这个因果知识。一个整天问 what if 的人，可以写出一大堆童话故事来。这些故事讲的其实不是老鼠，而是披着老鼠外衣的人。孩子们以为听到了一个关于老鼠的故事，郑渊洁其实是讲述小朋友自己的故事。而“小朋友自己的故事”，成不了世界名著。我们注意，这种 “what if” 想象力是完全自由的，你没有义务解释肚子里为什么能长出樱桃树。没人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没人关心你这个故事。

想要写一个像《指环王》，或者《哈利波特》，或者最近的《阿凡达》，这样有很多人关心的故事来，所需要的是另外一个等级的想象力。一种不自由的想象力。

写幻想的世界名著，你必须构建一个完全自洽的想象世界。“自洽”，self-consistent，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你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些山可以在潘多拉星球悬浮 — 因为山上的矿石中含有常温超导物质，而且该星球磁场紊乱 — 而人类之所以要来这个星球就是为了这种物质 — 潘多拉星球磁场紊乱，这也是该星球上的动物有一定的感应能力的原因 — 而磁场之所以紊乱，是因为附近有几颗别的行星，你都可以在天空中看到… 几件事必须能够互相解释，是一个完备的逻辑系统。

除此之外，你要估算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密度，你“想象”出来的这些动植物必须符合这个星球的环境，你得请语言学家专门给土著发明一种语言 … 你编制了一本《潘多拉星球百科全书》。

《指环王》和《哈利波特》也是如此。除了世界观自成体系之外，这两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对欧洲神话要有相当深的研究。各种魔法，种族和道具不能胡乱想象，必须符合一定的传统。我国的《西游记》也是这方面的典范。

请问这种想象力是天马行空胡想乱想的么？是步步为营精心计算出来的。Avatar 中的各种神奇植物是受到海洋生物启发的结果。山的造型可能来自中国。就连故事情节也是人类历史上上演了无数次的殖民事件的翻版。为什么想象力必须跟实际有联系？因为说不通的东西人们不感兴趣。我就对“肚子里长樱桃树”这种完全不靠谱的故事完全不敢兴趣。

所以最高级的想象力其实是不自由的。正是因为不自由，它的难度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导演拍不出来 Avatar，他们缺的不是“自由”，而是这种“不自由”的超难脑力和物力。

“自由想象力崇拜”的背后，是“顿悟崇拜”。这种思想认为一般人终日被自己的知识所束缚，而一旦跳出这种束缚，就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这种思想其实是对科学发现的庸俗解释。

一旦有一个一般人没想到的发明出现，就会有人解释说他之所以能做出这个发明，是因为他是“自由想象”的。好像科学中存在无数个可怕的“禁区”，别的科研人员从来都不敢往这个方向上想一样。其实你能想到的东西，专业人员早就想过了。

我当年看《费曼物理讲义》，其中有一小节，叫做《相对论与哲学家》。费曼说，相对论流行以后，很多哲学家跳出来说“坐标系是相对的，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哲学要求么？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 可是如果你告诉他们光速在所有坐标系下不变，他们就会目瞪口呆。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其实比“想象家”更有想象力。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可能每天都有无数个怪异的想法，真正的困难不是产生“怪异”的想法，而是产生“对”的想法。

最后，让我用波尔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所有认为自己特别有想象力的人都应该仔细读读这段话。

We are all agreed that your theory is crazy. The question that divides us is whether it is crazy enough to have a chance of being correct. — Niels Bohr

Sheldon 非常聪明，而且他处处要告诉别人他非常聪明。物理学家聪明很正常，但 Sheldon 还非常博学甚至无所不知，他号称对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有一个 working knowledge. 这种人存在么？《新京报》曾经就这个问题采访过该剧的物理负责人。答案是有些物理学家就是这么博学。

比如说因为夸克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就是这样的人。我认为盖尔曼是 Sheldon 的原型。第一，盖尔曼曾长期呆在加州理工，只不过他的职位是教授而 Sheldon 是博士后。第二，盖尔曼非常聪明，而且处处要告诉别人他很聪明。比如他喜欢用外国当地的标准发音来读一个外国人命或地名（好吧，我承认这一点似乎更像剧中的 Howard ）。这个逼着别人承认不如自己聪明的毛病使得盖尔曼和 Sheldon 一样不受周围人的欢迎。第三，盖尔曼非常博学。比如说，所有物理学家都知道彩虹是怎么回事；很多物理学家知道是笛卡尔第一个科学地解释了彩虹；但如果你想知道古人怎么看彩虹，你得问盖尔曼。盖尔曼会告诉你各个古文明对彩虹的解释。

我甚至觉得 Sheldon 的长相也有点盖尔曼的意思。我还真找到一张盖尔曼年轻时的照片。

上边是盖尔曼，下边是 Sheldon.

但本文真正要说的是盖尔曼和 Sheldon 的第四个共同点：两人都看不上，甚至可以说看不起，理论物理之外的任何科学。

Sheldon 的姐姐有一次说，她很自豪 Sheldon 是个 “rocket scientist”。注意这里面有个典故，英文中 “rocket science” 是个成语，指任何特别复杂的东西。比如你想说什么东西很简单，就说这个东西不是 rocket science.

但 Sheldon 认为被当成 “rocket scientist” 是一种侮辱。他说你还不如说我是金门大桥上的收费员。在 Sheldon 看来，理论物理学家比火箭科学家要高级得多。

盖尔曼也是这么想的。在盖尔曼看来，纯粹的理论物理，也就是说专门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超弦理论这种理论物理，是最高级的科学。因为这种科学研究的是世界的最基本定律，而其他所有学科只不过是应用这些定律而已。

《费慢的彩虹》这本书生动地形容道，盖尔曼这种纯理论物理学家看其他学科，就如同站在曼哈顿往西看整个美国。新泽西地区相当于其他的理论物理工作，中部相当于实验，而再往西一直到加州，则到处都是中国城之类完全没格调的东西，相当于各种应用科学，比如说半导体之类。

物理学的格调比化学高，就如同福赛尔《格调》说网球的格调比足球高一样。盖尔曼就是这种人。《费慢的彩虹》的作者当初也在加州理工当 faculty，本来是想做超弦的，办公室就在盖尔曼隔壁。结果他后来改做量子光学，盖尔曼立即打发他去别的楼层办公，把办公室腾出来给自己的研究生用。此书作者还曾经尝试写剧本，立即被自己的研究生导师鄙视，因为他认为好莱坞都是垃圾。剧本的格调还不如小说。

我想看到这里，很多读者要愤怒了。（Disclaimer: 我是做物理的。但我并不是做理论物理的，所以我也不在曼哈顿 — 如果这可以让你好受一点的话。）

其实这种格调也许并不存在。盖尔曼在加州理工的对头，费曼，就不赞成这个态度。费曼对所有物理领域都感兴趣，他从来不认为量子光学是比量子色动力学低一等的科学。

其实盖尔曼和费曼对其他学科态度的不同，一个原因是二人的科学理念有不同。盖尔曼这一派的物理学家追求逻辑和数学的完美，在他们眼中所有学科是以理论物理为核心的金字塔型。而费曼则有一点实用主义，他最关心的是怎么解释自然现象，而不怎么追求数学上的完美。实际上，费曼说，为什么非得追求一个统一理论？也许自然就是给四种力四个理论。我想费曼眼中的科学世界不是金字塔，而是是一个互相平等的网络结构。

但费曼的确认为物理学比小说要难。因为小说的想象不需要负责，而物理的想象有一个实验判决。不管你多么喜欢你的理论，跟实验不符就是不行。

实际上，费曼鄙视很多东西。费曼极度鄙视哲学，连他的秘书都知道千万别跟费曼谈哲学。费曼还一度强烈鄙视超弦（但在最后时刻还是跟盖尔曼学了一点超弦）。另外，我们已知的还有费曼鄙视心理学，认为心理学全是扯淡。

我的问题是，既然所有学科中都有“道”，盖尔曼的格调论，和费曼的鄙视，是合理的么？

我认为它们是不客观的，但是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对所有东西都感兴趣，他将无所适从。也许要想干好一行，就必须爱这一行。而爱这一行，就意味着“不爱”其他的行。所以一个科学家应该学会从心理上“鄙视”自己专业以外其他学科。

科学本身是客观的，但科学家都是主观的。最好的科学家甚至可能是极度主观的。有爱恨，才是真正的科学家。敢说不，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所以欢迎化学家们给自己找一个充分的理由来鄙视物理学。

祝大家新年快乐:)

- Are you spending time with your family?
- Yes.
- Good, because a man that doesn’t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

— Don Vito Corleone, The Godfather

- Fredo, You are my brother, and I love you, But never take sides against the family again.

— Michael Corleone, The Godfather Part II

据说每一个男人都应该看一遍《教父》。我十多年前看了小说，最近看了一遍电影。当年我看的时候，想的是原来男人还可以干这个！现在再看，原来男人还得干，这个。

黑手党可能是暴徒，但不是亡命徒。《教父》说，只有真正的男人才能干黑手党，因为黑手党必须重视家庭价值。一个黑帮老大，从不寻花问柳，一心一意为自己的家人负责，这是多么酷的老大啊。

因为他们必须重视家庭价值。做黑手党生意，用人最关键的不是能力，而是信任。“自己人”，一般来说最好是“自己家的人”。只有自己的家人才不会出卖自己。。。或者，至少理论上应该如此。

《教父》第一集一开头，老 Corleone 的女儿 Connie 的婚礼。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教父，他打算怎么安排自己的女婿呢？他说，给他一个不错的生活，但不要让他插手任何家族业务。

我相信对老 Corleone 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无奈的安排。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 Connie 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女人。再牛的教父，也无法阻止自己的愚蠢女儿找一个不行的女婿。然而在 Connie 的丈夫看来，这种安排是一个侮辱。你们黑手党不是专门用家里人么？你们不是家族企业么？怎么能不用我呢？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对我有利的人，我可以选择跟他亲近；对我不利的人，我可以选择跟他疏远。但是 Connie 丈夫这种人，明知道对我没什么好处，我却不能选择跟他疏远。更可怕的是，他虽然没本事帮我，却掌握最大的武器可以害我。

结果 Connie 丈夫的不满情绪果然很容易地被人利用，直接导致大儿子 Sonny 被杀。

这是家族企业的信任悖论。创业初期出于信任必须仰仗家里人，不自觉地就成了一个家族企业。结果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求在这个企业担任要职。你如果用他，也许他不行。可是如果你不用他，他对你有直接伤害权：他是敌人打击你的突破口。用，还是不用，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悖论贯穿整个教父故事。在第二集，Michael Corleone 成了新教父之后的最大危机，再次出现家人的背叛。这一次居然是自己的亲哥 Fredo。同样是因为作为家人没有得到家族企业中的相应权力而导致不满。同样是这种不满为外人所用。

正所谓，朋友可以选择，家人无法选择。Michael 痛定思痛，决心改革这种家族企业的模式。鉴于黑手党业务的特殊性，他的改革方法不是聘请职业经理人和上市。他的方法是“选择”家人。

第一，禁止妹妹 Connie 再次结婚。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凭什么当我家人？我上次吃的亏还不够么？

第二，与 Tom Hagen 结为兄弟。Tom 作为教父的 consigliere，本来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但家族企业需要的是家人经理人。

第三，清理家人。在第一集，他杀死 Connie 的丈夫，第二集，他杀死自己的哥哥。

这里要注意细节。在杀 Connie 丈夫之前，Michael 虽然当面指出他的背叛，却没有非常愤恨地情绪，甚至给机票说让他走。但 Connie 丈夫一出门就被杀。杀哥哥 Fredo 之前，Michael 甚至表现的好像已经原谅了他，Fredo 已经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Fredo 没事了的时候，Michael 突然安排让人从背后开枪直接把他打死。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 Michael 杀他们不是出于愤恨，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将来，为了 business。

Michael 在试图战胜家族企业的信任悖论。我没有看电影的第三集。但是从内容提要来看，在第三集中 Michael 的儿子不愿接手他的业务，倒是他的侄子很感兴趣。还是用不用家人的问题。

用人用家人，是非常土的管理。据说，

美国一所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表明，约有７０％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８８％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３％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在中国，家族企业更有“富不过三代”之说。资料显示，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4年，恰好与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工作年限相同；有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手中，其中有不到2／3的企业能够传到第三代，后者中大约13％的企业能够传出第三代。而中国家族式私营企业的寿命就更短。

大企业应该用职业经理人。所谓信任，套用一个郎咸平爱说的词，应该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黑手党的故事告诉我们，当职业经理人制度无法实行的时候，企业的生存是多么艰难。

我发现一篇研究这个家族企业的信任悖论的一篇不错的论文：张军鹰，蔡会明，《浅析家族企业信任问题的成因和对策》，《商业研究》，2005年11期。

这篇文章总结了家族企业创业初期用自己人的好处，和壮大之后必须用外人的原因，相当值得一读。文章的最后甚至给出了解决信任悖论的对策，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

第一，把家族成员的信任关系变成利益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钱给你可以，事儿你别管。

第二，社会环境。一个现代化的商业社会应该让大家对职业经理人制度习以为常，用法律保障家族的利益，约束职业经理人的责任。也就是说把信任建立在法律上，而不是血缘上。

我注意到这些建议对黑手党业务来说都不太好使。所以《经济学人》2007 年就报道说，西西里黑手党现在都不行了。

一位大师给他的新徒弟解释“道”。“道存在于所有软件之中，不管是多么渺小的软件,” 大师说。

“手持计算器中有道么？” 徒弟问。
“有道,” 大师回答。
“游戏中有道么？” 徒弟继续问。
“就连游戏中都有道，” 大师说。
“那么 DOS 操作系统里也有道么？”

大师咳嗽一声，身体微微动了一下，”今天的课程结束了，” 他说。

– 翻译自 Geoffrey James, The Tao of Programming。

当一个人玩游戏的时候，他玩的是什么？当然，现在中文论坛给的流行答案是“寂寞”。据说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结果，说游戏之所以让人上瘾是因为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一个人的现实生活很平庸无聊，而在游戏中却可以呼风唤雨横扫千军。不管是寂寞论还是心理论，根本上都是说，电脑游戏，是 loser 的天堂。

曾经有过一个调查显示，与中国玩家大都是大中学生不同，美国游戏市场的最大消费人群，是一帮三十岁以上身体超重的宅男。可见游戏玩家的整体形象的确不怎么样。尽管如此，打游戏并不是一个特别愚蠢的活动。

我一贯敬重那些打游戏上瘾的人，就如同干一项事业一样，他们忠诚于游戏，有 commitment 。游戏为什么好玩？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关乎游戏，更关乎我们对事业的追求。打游戏有三个境界。

游戏的第一个境界是好玩。首先是“现实感”，或者说“超现实感”。一个游戏让人一看就觉得好玩，凭的就是能特别逼真的“做事”。比如说《魔兽世界》的一句宣传口号是“做你从未做过的事”。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机会拿一把斧子跟人对砍，从来没使用过魔法，更从来没骑乘过大鸟在天上飞。我从来没指挥过军队，没灭过别人的国家，实际上，我从来没当过英雄。在游戏里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如同做了一个好梦。

但这种现实超现实感只能短期内吸引人，再好看的电影，每天都看一遍也会无聊。一个游戏要做到有趣，要让人一整天杀怪而不觉得烦闷，还有一个诀窍，叫做“随机”。

杀死一个怪物之前，你不知道它会掉落什么。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一点布料和小钱，但存在某种可能性，它会掉落一件精良甚至史诗级的装备。人们沉迷于这种随机性，热爱这种小意外，好赌，真是人的天性啊。

一个沉浸在这种“好玩”境界中的玩家是快乐的。游戏是他们生活中的消遣和点缀。他们“玩”游戏，而不是“被游戏玩”。但这种浅尝即止走马观花的游戏者并不真正懂得游戏。这种低境界的玩家就好像在海边玩耍的小孩子，他们偶尔被几个好看的贝壳所吸引，而完全不能欣赏身边游戏世界的汪洋大海。

“被游戏玩”，才是高境界。一个真正热爱游戏的人打游戏并不总是轻松快乐的。真正的游戏玩家有时候甚至是拼命的，因为他们知道不吃苦就永远不会到达顶峰。游戏的第二个境界是追求成就感。

如果成就感仅仅是为了成为全服务器第一高手也就罢了。但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凑齐一套装备反反复复地刷副本？为什么有人甚至为了仅仅是为了“打钱”而不眠不休地在一个地方杀怪甚至不惜因为这种纯低端的体力劳动而被人嘲笑？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精神用在真实世界中的学习和工作上？

这是因为有两件事只存在于游戏之中：第一，“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回报是即时的。

打赢一场仗，经验值立即上升，战利品立即到手。这个规则看似简单，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非常少见的。即时的回报会给做事的人一个正反馈，使他马上更投入地继续工作，这种正反馈一旦运行起来，只有人的身体素质这种生理极限才能限制他的工作强度。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政府职员在上班时间悠闲地看报纸，而一个小商贩却可能在工资更低的情况下拼命地加班加点地高强度工作，其中根本的技术原因是这个小商贩的每一个动作都立即转化为收益。即时正反馈，就是游戏上瘾动力学。

这个道理的应用是怎么从管理角度建立一个即时回报的系统。不过我觉得这种系统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实用。这个反馈会把任何人置于连续的高强度工作，似乎只适合于简单体力劳动。因为脑力劳动者需要自由的空闲时间来想事儿。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陷入这种正反馈之中，比如每一篇论文都带来几万块钱奖金的话，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他会变成只会写论文的机器。而另一方面，体力劳动现在大多都是生产线，需要各人之间的配合，而不希望单独一个人凭借自身素质好逞英雄。

一个玩家一旦陷入这种即时正反馈系统之中，他就成了游戏的奴隶。我是尊敬这样的玩家，但有人可能会鄙视。另有一种玩家，却是值得所有人敬仰。

这就是游戏的第三个境界，体育和科学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的玩家不是“玩”游戏，而是“训练”，甚至是“研究”游戏。他们不再对升级和获得装备之类的事情兴奋，他们追求的是技艺。

几年前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我看过很多这样的玩家写的技术文章。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器，技能和魔法的性质，对他们来说都是基础知识。他们对每一次升级后的技能修改都敏感。他们试炼作战过程中的攻击方向和步法。有些暴雪拒绝公布的细节，比如说“威胁值”的计算公式，他们用搞科研的精神，去野外找怪物做实验。然后他们把发现写成一篇论文。

达到这个境界的玩家把打游戏变成了一个体育运动，甚至是一项科学研究。他们可以反复打某个单机游戏中的同一张地图而不觉枯燥，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简单的快感，而是更高的技艺水平，是艺术。他们仿佛在游戏之中，又好像在游戏之外。

所以打游戏实在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如果你随便玩，你只能体验一点小小的快乐情调。如果你陷入即时正反馈系统不能自拔，你会获得更大的乐趣，和痛苦。只有当你进入更高的境界，你才可能成为游戏界的泰格伍兹，甚至是 Matrix 里的 Neo.

“气候变化将强迫调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气候学家对政治家们是否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哪怕仅仅是减轻其影响，持悲观的态度。” — 《新闻周刊》

你一定误会了。以上这两段话说的不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全球变暖”。这两段话发表于1970年代中期，说的是“即将到来的”，全球变冷。

Super Freakonomics 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是 Freakonomics （中文译为《魔鬼经济学》）的续集。与第一本相比，此书的大部分内容虽然同样有趣，但并不“新鲜”，说的都是现在的微观经济学家怎么用数字统计的方法发现违反直觉的事实。传统直觉不可靠，数字才可靠。我认为这本新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最后一章，这一章讲全球变暖。

为了铺垫这一章，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说明一个道理：特别复杂的大问题也许存在一个特别简单廉价的解决方案，而且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只要医生常常洗手，就可以大大降低产妇的死亡率；提高撞车之后的存活率，安全带比安全气囊要廉价得多也有效得多，等等。

然后两位作者在最后一章宣布，全球变暖，也有一个简单而廉价的方案。

他们不是胡说八道。

回到1970年代，那个时候之所以科学家担心全球变冷，是因为二氧化硫污染。二氧化硫可以在大气平流层停留一年，在那里它们跟水蒸气结合形成云，从而遮挡阳光。但此后各国减少了硫排放，变冷问题解决了。

二氧化硫的作用在1991年再一次得到证实。当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火山灰直上天空22英里，导致两千万吨二氧化硫进入大气平流层并散开。结果是两年之后，全球温度平均降低了 0.5 摄氏度。

所以解决全球变暖的最简单办法是往平流层排放二氧化硫。这个想法并不好听，“排放”，“二氧化硫”，都不是什么好词儿。但提出这个解决方案的不是写书的“魔鬼经济学家”，而是位于西雅图近郊的 Intellectual Ventures （IV）公司的几位科学家。

实际上，往平流层放二氧化硫并不是什么新方案，以前早就有人想当过，只是难度很大，因为你不想大规模的放，否则会污染大气。要点是怎么点穴式的放，直接放到平流层。IV 公司的方案就是这样。

这个方案说，鉴于全球变暖主要影响两极，应该重点往极地上空放二氧化硫。只要每年往北极上空的平流层投放10万吨，就足以解决北半球的变暖问题。这点量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每年已经有两亿吨二氧化硫进入地球大气。

关键是怎么直接送到平流层。IV 的方案是 “garden hose to the sky” — 用一根非常长，也就是18英里长，非常轻的管子。这跟管子被一系列气球带动，好像一串珍珠一样，带入平流层。地下这头，只要燃烧硫，把取得的二氧化硫液化，然后靠管子里面一系列的抽水泵把液态二氧化硫抽上去。

这个方案还特别便宜。拯救北极的话，需要两年时间和两千万美元搭建设备，然后每年运行费用是一千万美元。即使是拯救全球，也只需要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搭建费用和每年一亿美元的运行费。

二氧化硫法得到了诺贝尔奖得主 Paul Crutzen （1995年，化学奖，获奖研究是臭氧空洞）的支持。二氧化硫会破坏臭氧层，但 Crutzen 2006 年在 Climatic Change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向平流层释放二氧化硫，“is the only option available to rapidly reduce temperature rises and counteract other climatic effects.” 而他估计这点排放对臭氧层的影响非常小。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案。这是一个直接对地球动手的方案，以至于被称之为“地质工程”(Geo engineering) 。也可能因为这个方案太简单，目前显然有很多反对者。实际上，Super Freakonomics 现在已经因为这最后一章而招致很多“全球变暖主义者”的声讨。关于这本书对全球变暖的观点的详细争论情况可见他们自己的博客。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额外事实。全球变暖是一个特别受媒体喜爱的热门话题，但媒体的报道，跟戈尔的纪录片一样，有很多的误导。我们不必看别的，单从最权威的 IPCC 报告来看，第一，全球变暖这个趋势不一定是真的（ IPCC 原话是 “very likely”，换算成统计术语，是95%的可能性）。第二，即使这个趋势是真的，仍然存在10%的可能性，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无关。最大的不确定性正是来自于云。科学家对云的认识还不够。其实就算理论100%完美，在实验之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预言是绝对正确的。一个可能不完全恰当的比方，标准模型是如此成功的物理理论，它作出的种种计算跟实验对比的精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即使这样，物理学家还是必须做实验。可惜气象学家没法用地球做实验。

就算全球变暖是真的。就算全球变暖完全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这不还有别的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