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首发于“得到”App付费专栏，2016年8月18日）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畅销书《大卫与歌利亚》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读过了，我也曾经写过书评。这本书说的道理有点像中国人爱说的“辩证法”：强的东西可能是弱的，弱的东西也可能有强大的一面，最后也许匹夫就能逆袭。

今天我想说的是这本书中可能有点被忽视了的一个内容，它说的是权威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并非特指搞政论的人爱说的“政权合法性”，它跟民主选举之类可能没什么关系，倒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都有用处。

小孩不服家长管教，学生蔑视老师，社区痛恨警察，下级违抗上级，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是权威的合法性出了问题。

格拉德威尔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好学区的幼儿园，学生都来自中产家庭，很有教养，充满求知欲。而现在在课堂上，女老师在念书里的故事，而学生们却在下面打闹。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这可能就是这位老师的权威合法性出了问题。

事实上，老师念书的时候是只对着一个学生说话，把班上其他学生都给忽略了。一个女孩站在她前面挡住了其他孩子的视线，而这老师视而不见。孩子们一看自己根本没有被关注到，当然就各顾各地去玩。有个男孩举手提问，而老师却把他的手给按下去！这时候有一个孩子感觉实在无聊，索性拿出作业本开始写作业。

可能老师觉得不树立一下权威也不行，决定拿这个男孩开刀：“宝贝儿啊，那个是家庭作业！”

试问，这种维护课堂纪律的方法如何？这个孩子难道会因此学会遵守纪律吗？当然不会。他只会感到愤怒，甚至可能对老师、课堂纪律、乃至整个体制产生幻灭感。如果他从此蔑视老师，那也绝对不是他的错。

这个幼儿园老师的权威，就是没有合法性的。

格拉德威尔说，要想保证权威的合法性，你得做到三点。

– 你管理的每一个下属，他的声音都必须能被你听到。
– 你指定的法规必须稳定，得有可预测性，明天的规定得跟今天差不多，不能朝令夕改。
– 执法必须公平 — 这意味着两点：首先是一视同仁，对这个人怎么要求，对那个人也得这么要求；其次是前后一致，不能随机惩罚，今天这么干了没事儿，明天这么干了就受罚。

我们先别说政府的权威合法性，先说说家长。关于家教的理论我也读过一些，所有这些理论都强调管孩子的有一个自洽的惩罚体系 — 你不能因为儿子干了这个事儿就把他批评一顿，女儿干了同样的事儿就不管，也不能今天心情不好就打孩子，明天高兴了就赦免。你的政策不稳定，孩子对你的情绪就没法稳定。只有当孩子对各种行为的结果有了合理预期，他才能真正学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该做。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有个小社区叫Brownsville，纽约警察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合法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区的犯罪率太高，高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友被警察逮捕过 — 如果你的父兄在监狱里，而你因为父兄不在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太可能对警察有什么好感。所以这个地区的文化是恨警察。

然后当地警局来了个女警长，搞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警察重新获得了权威合法性。这套改革，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和“给群众送温暖”。她选派好警察，对有犯罪前科的家庭挨家挨户访问，说从此之后我们警局不光干警察的活，我们还给你提供服务！我们帮你回高中上学，我们帮你找工作，我们给你提供条件让你回家照顾家人，然后你能不能不犯罪。赶上感恩节，警局还出钱给每家送了一只火鸡。

看书看到这里，我回头想到中国电视里经常报道的领导走访五保户，现在看来真不是没有意义。你得让人知道你关心他们，他们的声音你能听到，你才有合法性。

《大卫与歌利亚》这本书反复讲一个道理：什么东西都不是越强越好，有可能过犹不及。你说你武力越来越强，给警察配备高科技装备，出任何状况都能在五分钟内赶到现场……你还是未必能解决治安问题。

书中的另一个例子是怎么对付骚乱。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个经典理论，说对付骚乱就要以暴易暴，不要有同情心，不要管对方怎么感觉，你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学会理性计算骚乱的代价有多大！只要捣蛋分子充分了解上街闹事要面临的巨大代价，他们就不会骚乱了。那时候各国政府都觉得高压和强硬姿态最重要……但是这完全错了。

一个例子是北爱尔兰。北爱尔兰有人闹独立，英国政府采取了果断的严厉手段，结果是骚乱一直持续了30年。怎么解释？原来北爱尔兰的冲突并没有上升到非得独立的程度，只是历史上遗留的原因，当地两派人，天主教和新教教徒，有时候爆发一些暴力摩擦。而英国军队来维持秩序的时候，并没有做到不偏不倚，来的士兵都倾向于新教这一派。等于是拉偏架，帮着这一派去打击天主教那一派。这能打服吗？

其实这点道理，对熟读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可是真把你放到有权威的那个位置上，你很可能还是办不好。你可能会认为政令不通全是手下的错，孩子不听话是他天生顽劣，犯罪分子都该死，就好像崇祯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和“文臣个个可杀！”

这里的关键在于，“权威”不是你有那个位置就应该有的，好像别人欠你似的。连家长对孩子的“权威”都不是天生的。从大众观念来说，小孩应该听家长的 — 但是具体到小孩本身，他有时候就能找到理由不听你的，可能“叛逆”，甚至可能看不起你。

也就是说，所谓“维护权威”，其实不是人的本能。公共事务中，陌生人之间“树立权威”，本身就是个现代社会才有的、不自然的事物。对手下有亲有疏，办事全凭心情，别人不服就高压打击，才是人的本能。

你必须得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才能赢得权威。

（我的专栏“精英日课”，目前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两万😄）

…

（首发于《罗辑思维》，2016年5月31日）

世界上有管人的人和被管的人，前者比后者幸福得多。似乎大多数人只能被管，但管与被管其实不是地位，而是思维模式。不论你比生活还是比工作，我敢说那些就算管不了别人也至少能做到不服管的人，都是赢家。

他们就如同王小波说的特立独行的猪一般健康而且能干 — 不过我这篇文章要说的道理，来自严肃的科学研究。

1. 恐怖养老院

1970年代，有人拿养老院里的老人做了个实验[1]。研究者让大学生来探望老人，这对寂寞的老人们是个福利，而且每人都会获得多次探望。老人们被分成两组。“强控制组”的老人可以决定探访者每次什么时候来和待多长时间：“你下周四再来吧，陪我聊一个小时”。“弱控制组”的老人没有决定权，是大学生告诉老人：“我下周四再来，到时候陪您一小时”。两个组的实际探访时间其实大体相同。

结果强控制组的老人明显变得快乐多了，精神和身体状态都更好，用药都减少了，所以控制权有利于身心健康 — 看来古人说孝要“顺”还真有点儿道理。过了两个月，研究者觉得结论已经非常明显了，也就终止了实验。

但是几个月以后，研究者再回访养老院，发现一个万万没想到的结果：强控制组有好几位老人去世了！其死亡率比弱控制组高很多，已经不能用统计误差解释。

一个人曾经有控制权，然后你突然剥夺他的控制权，还不如从来没有过这个控制权。

这大概是我所听过最惊心动魄的实验之一。养老院能有多恐怖，这么一点点的控制权居然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后来我又听说了下面要讲到的一个研究，现在我认为养老院就是这么恐怖。

这跟一切物质条件，包括服务员是否和蔼可亲之类都没关系。关键在于，一旦进了养老院，你就成了被管的对象。所以对很多老人来说，进养老院之日，就是加速死亡之时。

除了“某一类”老人之外。

2.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990年代，又有人拿养老院的老人做过一项研究[2]。研究者这次没做实验，他们只是观察对比了在养老院里也能活的很好的老人和活的不好的老人，看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那些在养老院里混得最好的老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一种反抗精神。

比如说，他们在吃饭前非得搞个私下的食物交换活动。有个老人是这么解释的：今天发给我的是蛋糕，我本来也更愿意吃蛋糕，但是我宁可跟别人换一个别的东西吃 — 换来的东西至少是我自己选择的，给我什么就吃什么，这个我不能忍。

他们会把自己房间里的摆设改动一番，甚至要拆了家具再重新组装，有时候都会损坏家具。养老院的管理人员跟老人开会商量，你们下次想要改动家具，能不能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帮你改？这些老人的态度非常强硬：第一，我不需要你们帮忙；第二，我不需要你们允许；第三，下次只要我想改，还是自己改。

他们是拒绝被人设置生活的人。

而这项研究发现，恰恰是这些不服管的人，比别人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生活更快乐。他们每天走动的距离是其他人的两倍以上，他们吃饭能比其他人多吃三分之一，他们也最能记得服药和锻炼身体，他们跟亲友的关系也更好。

事实上，这些不服管的老人刚进到养老院的时候，身体状况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 体格健壮的谁去养老院？真正的区别在于那些认命的被管者被养老院的固定生活模式给摧残了，而这些反抗者没有。

所以被别人控制是一种很难受的体验。对生活掌握控制权，非常重要。

3. 底层公务员是怎么死的？

有一项叫做Whitehall Studies的研究[3]，对英国公务员的健康和寿命状况进行了长期跟踪。

一般认为公务员这个职业，越高层的操心越多，经常超时工作；底层的一天到晚混混办公室，干点简单的工作，不用操心，到点下班。尤其英国是一个福利非常好的国家，有全民医保，公务员的收入都不错。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在差不多的办公室里，每年享受的假期也一样多。那么想必应该是底层公务员的健康和寿命比高层的好，对吧？

恰恰相反。这个研究发现，底层公务员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都不如高层官员。

真正的区别在于你在工作中对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控制权。那些向研究人员报告说在工作里控制权比较低的人，他们的死亡率是那些感觉控制权高的人的3倍。

没有控制权，一天到晚被人呼来喝去，这种底层公务员的压力，是身处高层的人绝对不想体会的。所以有人把类似这样的研究结果解释为权力的好处[4]。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什么高干病房特供食品专列疗养院其实根本不重要，这种大权在握的体验，这种对事物的掌控感，才是真正的良药。

如果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只能对周围事物做出被动反应，人生就是个悲剧。你只能从盼望到失望中循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生活是个无间道。幸福的人生必须积极主动。所以如果你想当个快乐的、健康的、令人羡慕的特立独行的……人，就要时刻争取主动权，像下围棋一样宁失一子，不失一先。

这样的人应该找什么工作？找个有经纪人的工作。

4. 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经纪人制度，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艺术家通过经纪人跟作品买主谈合同，这样他就不用直接在某个雇主手下工作。今天给这家干，合同完了就可以给别家干，没有情感瓜葛不带走一片云彩。你只能通过合同限制我，我也只对合同忠诚，这就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度。

所以经纪人制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让人能够专注工作而不必管钱，甚至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经纪人都不重要，而在于它给了人自由和独立！这就好比《罗辑思维》爱说的“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其实“agency”这个词，除了“代理”之外，在社会学上更有一个“能动性”的意思。有一个理论认为如果你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清醒决定的，而不是受什么东西影响的，你就是一个“能动者（agent）”，你就有agency。

而这个agency对各人来说有强有弱。那些agency强的人，更喜欢独立行事，愿意自己选择和决定，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掌控生活，不需要别人领导，而且遇到困难能坚持到底不放弃。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不服管的人，是拒绝被生活安置的人，特立独行的人。

这背后的理论有很多说道儿，现在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就可以了：有研究发现[5]，那些热爱竞争和创新的人，都有点强agency。

就连小孩都是如此。有人做实验，给一群小孩纸和颜料让他们画画 — 对一部分小孩说这是一个比赛，对另一部分小孩说这只是随便画画。结果可想而知，总体上“比赛组”的小孩画的更好，但其中有一个细节！

有agency的孩子，得知这是比赛能表现的更好。没有agency的孩子，得知是比赛会表现的更差。这有点像中国人以前爱说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看来是有能动性的人热爱竞争，没有能动性的人害怕竞争。

可是到底谁家孩子有能动性？Agency是天生的吗？很可能不是。1990年代，东西德国刚刚统一不久，有人拿柏林墙两侧的小学生做了个调研[6]。结果发现在东柏林长大的这些孩子，明显不如在西柏林长大的孩子有agency。

我们可以想想这个研究。本来都是同样一群人，基因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因为历史上的偶然原因被分成两类，一墙之隔接受不同的教育。结果在资本主义德国长大的这些西柏林的孩子，比在社会主义德国长大的东柏林的孩子更相信自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一直现在还有人拿柏林的德国人做这种对东德高级黑的研究。2015年的一个研究[7]招募柏林市民做游戏，实际目的是想测试什么人更爱作弊撒谎，结果发现“平均而言，生活在社会主义东德的人比生长在资本主义西德的人更可能撒谎，在东德生活越久的人撒谎的可能性越高。”

据说，如果你观察社会主义时期东欧各国的人，整个的表现都是没有agency。既然怎么干都不会被解雇，工人效率很低，而且工作都是被动反应。比如干活的工具坏了，工人既不会自己修好，也不会上报领导，而是等着！得一直等到上级路过这里，发现这个工具坏了，再安排人来修理！让秘书打个电话，如果她发现电话号码不对，她不会主动去找一个对的号码，而是干脆就不打这个电话了！一个工程师就算有什么高级技能也不会去主动谋求什么更好的职位。学校里学生成绩再差，最多也就是跟全班同学道歉说我拖慢了班级的进度；成绩再好也不能脱颖而出。

一句话，这帮人缺乏“主观能动性”，国家把他们管傻了。可是这跟中国当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似乎不太一样。中国工人曾经非常有干劲，甚至能主动搞技术革新，为工厂献计献策，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想来想去，这个问题似乎得问日本人。

5. 丰田生产线上的自由意志

日本公司不爱解雇工人，常搞终身雇用，但是工人一样有干劲，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9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跟丰田公司合作在美国办了一个汽车厂。丰田想的是借此打入美国市场，通用想的是从中学会丰田的管理：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把车造得又便宜又好的？

丰田就把通用过去两年内解雇的工人找回来工作。结果这些美国工人发现，丰田和通用的工厂其实差不多，生产线和各种配置都一样，日本人的无非更整洁一点，尤其是厕所非常干净。两家最大的不同，是通用绝对不允许工人拉停生产线 — 生产线停一分钟，会给公司带来5000美元的损失 — 而丰田的工人居然可以任意拉停生产线。

比如一个丰田工人可以因为自己一个螺丝没拧好而让整条生产线暂停，让所有工人站在那里等着他重新拧好！在通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拧好就没拧好，车可以照样出厂，无非是开上几年以后可能出问题。美国工人一开始很不适应，第一次被要求拉停生产线的时候吓得手都发抖了，但是日方经理对此不但不指责，而且帮他一起解决问题。

丰田的经理说，拉停生产线对我们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但我们给每个员工充分的信任，任何一个员工都有权力拉停生产线。后来美国工人也学会了，生产线一周能停一二十次。

理论上一个员工只要不断地拉停生产线，就可以把公司搞垮，但事实上没人这么做。这种信任感，或者说这种对局面的掌控感，给员工带来了一种责任感甚至是归属感。

丰田公司以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放权而闻名于各种管理类畅销书。丰田的工人很能为公司着想，提出大量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就好像传说中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的工人一样。

社会再发达也不可能人人都找个经纪人当自由职业者，但现代企业完全可以从“下放控制权”这个角度进行改革。除了拿升职加薪利诱和拿开除威逼之外，企业跟员工还可以有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威逼利诱才在我这干，我希望你是因为认同我而在我这干。我不“管”你，我给你充分的控制权，我跟你合作。

这种合作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在线零售公司Zappos，首创了一个“pay-to-quit”制度，最大限度给人自由。它的新员工训练一段时间后，在还没有正式签约之前，会有一个offer：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公司的做事方式，最好现在就辞职，我给你1000美元。这个辞职奖金后来竟增加到了4000美元。结果大部分人还是留下了，而且留下的人干的都很好。后来Zappos被亚马逊收购，而亚马逊现在也实行了这个制度[8]。

* * *

美国有些地方的十字路口灯柱上有个按钮，过马路要按一下这个按钮，轮到这边可以通行的时候指示行人走的灯才会亮。我记得当初刚到美国第二天出门，不知道有这么个按钮，在一个没有行人的十字路口等了将近五分钟都没等到绿灯！可以想象这个按钮只对人少的地方有用，可以减少红灯。如果路灯默认一直都有人要过马路，弄个按钮就没什么意义了。

纽约市有很多这样的按钮。每个人过马路都要按几下，但时间长了人们猜测也许这些按钮根本没用，有人在观察之后认为按不按都会来绿灯。后来纽约时报证实，早在几十年前，全纽约所有的按钮就都已经废弃不用了。

然而即便明知这一点，纽约人还是习惯性地去按几下，好像按了能加快绿灯的到来似的！

这就是人对掌控感的需求。哪怕控制不了，也想控制一下。后来我想，投票选总统也有点这个意思：明知我这一票对选举结果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但是这一票对我本人很重要，就好像我真的能掌控国家一样。既然掌控感是如此重要的福利，我就觉得不管你是开养老院还是开公司，都应该搞一些这样的按钮，给人一种掌控感。

我不管你这个制度姓什么，但是你得让我想按就能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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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事见于Stumbling on Happiness 一书，作者Daniel Gilbert。
[2] 此事见于Smarter Faster Better 一书，作者Charles Duhigg。后面丰田生产线的事也见于此书。
[3] 此事见于The Up Side of Down一书，作者Megan McArdle。后面纽约路灯的事也来自此书。
[4] 比如Po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It and Others Don’t 一书的作者Jeffrey Pfeffer。
[5] 这一节说的例子，来自Top Dog: The Science of Winning and Losing一书，作者Ashley Merryman 和 Po Bronson。
[6] Oettingen, Gabriele, Todd D. Little, Ulman Lindenberger, & Paul B. Baltes, “Causality, Agency, and Control Beliefs in East versus West Berlin Children: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the Role of Contex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vol. 66(3), pp. 579–595 (1994).
[7] Solidot: 实验显示生活在东德的人更可能撒谎。《经济学人》报道：http://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607830-more-people-are-exposed-socialism-worse-they-behave-lying-commies
[8] http://www.wsj.com/articles/at-zappos-some-employees-find-offer-to-leave-too-good-to-refuse-1431047917…

（《南方周末》，2015年4月16日）

我想讲两个关于进化的故事和一个关于垄断的故事，听完你可能会发现，一般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错的。

进化生物学家John Endler拿南美洲的孔雀鱼做过一次特别有意思的实验。他搞了十个鱼池来养这种长度只有两厘米的小鱼，每个池子底部有不同的鹅卵石或者碎石图案，并在一些池子中放入强弱不一的捕食者。结果仅仅过了十四个月各鱼池的情况就变得很不同。没有捕食者的鱼池中的孔雀鱼多有漂亮多彩的花纹，而那些生活在有捕食者的鱼池中的孔雀鱼都长得非常平庸，没什么色彩，身上的纹路也与池塘底部的石头相一致，显然是一种保护。

看来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文艺青年，长有彩色花纹的雄鱼更容易获得交配机会；而如果连生存都受到威胁，那还是低调点好。

除了速度特别快之外，Endler的实验与一般生物进化并无区别。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简单实验体会一下进化的智慧。

鱼生育的时候，并不能主动选择自己的后代长什么样，遗传变异完全是随机的。面对自然选择，鱼与鱼之间并非互相撕打着搞“竞争”，而纯粹是各自分别和环境对赌，谁赌对了谁就生存和繁衍下去。表面上看盲目的变异和赌博似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但这其实是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环境的最佳办法。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你最好还是什么样的后代都随便生一点。

关键词是“不知道”。跟一般人的直觉相反，进化其实是没有方向的，自然选择并不考虑物种的意见，物种能不能适应纯属偶然。进化看似盲目，却可能是在复杂世界中找到答案最有效率的办法。事实上科学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用模仿进化的办法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这个做法叫做“遗传算法”。

设想一个有10×10总共一百个格子的棋盘，每个格子代表一个房间，其中一半的房间被随机选中放了一个易拉罐作为垃圾。一个只能看到自己当前以及前后左右临近房间的机器人的任务是收集这些易拉罐。你能不能给机器人编制一个策略，让它根据自己看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动作，从而在规定的时间内捡到最多的垃圾？

这是圣达菲研究所的女计算机科学家Melanie Mitchell用来研究遗传算法的一个例子。Mitchell自己先设计了一个尽可能智能的策略。这个策略也不太难，比如说，作为一个视力有限而且没有记忆力的机器人，如果你所在房间内正好有一个易拉罐，你要做的显然是把它捡起来；如果没有，你就往别处找找。在理论上的最高分是500分的情况下，这个人为设计的策略得了346分。可是Mitchell用遗传算法，让计算机模拟进化出来的一个策略，却得了483分。

遗传算法的进化过程是这样的。你要把所有可能的策略都用数字编码表示。

1. 首先随机生成200个策略，当做200个生物。这些策略可能是非常愚蠢的，也许一动就撞墙，但是别管那么多，进化的要点是人完全不参与设计。
2. 计算这200个生物的适应度 — 也就是说，用很多个有不同垃圾布局的游戏去测试这些生物，看最后哪些生物的得分更高。
3. 把适应度高的生物选出来，让它们两两随机配对 — 适应度越高的生物获得的交配机会也越多 — 以此来生育下一代。每一个孩子，都从其父母各获得一半基因，而且别忘了变异，也就是给每个孩子随机地再改变几个基因。这样得到下一代又是200个生物。
4. 对新一代的生物重复第2步。

这样过了一千代之后，你得到了200个非常优秀的策略生物。其中最牛的策略做到了什么程度？在缺乏全局视角的情况下，它居然能让机器人自动从外围绕着圈往里走，从而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遍历更多的房间。

如果我们把面对每种具体情况采取的动作作为其所在策略一个基因，最佳策略的最惊人之处还不在于其哪个具体基因的高明，而在于这些基因之间的配合。有一个基因居然会做出反直觉的事情 — 在自己当前房间有易拉罐的时候不捡 — 而这是为了配合别的基因，给未来的行动路线做一个标记！

让人设计一个基因也许容易，可是让人设计出不同的基因相互配合，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甚至很难想明白为什么这么配合对适应度有好处。遗传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很多实际领域。工程师经常用遗传算法进化出来一个什么设计，比如说一个有怪异形状的天线，它非常好使，可是人类工程师解释不了它为什么好使！

所以进化论者对“智能设计论”者的一个最好反击，也许就是生物世界实在太神奇，我无法相信有什么智能能把它设计出来。进化出来的东西比设计出来的东西更厉害。你既不知道未来环境会怎么变化，也没有那个智能去设计，所以与其操心给什么东西指引方向，还不如坐等进化的惊喜。

如此说来，进化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创新手段。事实上，进化也许是实现大规模创新的唯一手段。想想如果采用遗传算法来促进中国在某一领域的创新，先随机生成200个小公司……是一种什么景象。

人们对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常说的是计划经济下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的态度不够好，因为计划经济搞大锅饭，人们干活不为私利就没干劲。但市场经济更明显好处其实不是商品质量好 — 至今中国很多商品的质量也不太好 — 而是商品的种类之多！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各种层次的需求都能满足。这其中的原理当然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任何人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立即付诸实施，而不必向上级请示，更不必等着上级指导。

市场的关键词不是“为私利”— 难道计划经济中人们就是不为私利的？市场的真正关键在于“不知道”。政府计划不行，并不是说政府不够聪明或者政府的计算机不够快，而是政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 — 没人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市场经济，深得生物进化之道：

第一，随机变异。任何人开公司都是冒险，而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好处是你可以拿别人的钱冒险。没人知道哪个方向肯定对，但如果所有方向上都有人尝试，最后该出来的好东西必然能出来。

第二，自由交配。双性繁殖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神来之笔，它的效率比单行繁殖高出太多了。好东西要互相结合来产生更好的东西。乔布斯说苹果的DNA就是从来不单靠技术，而是让技术跟人文艺术结合。实际上大部分所谓新发明都是把旧的想法连接起来。这里关键还在于，有些东西你单独看它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一旦与别的东西结合就不得了。

第三，无情淘汰。如果环境永远不变，我们绝不可能看到这么多新物种；而当环境改变我们欢呼新物种出现的时候，别忘了有无数旧的物种因为适应不了这个改变而被淘汰了。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烜赫一时的伟大公司已经不复存在。谈进化不谈灭绝，谈市场不谈破产的，都是文艺小清新。

所以要参与市场得有这样的精神：想生就生，该死就死。凡是能做到这个八个字的系统，不论参与者较量的是商品、体育、艺术还是学术，不管其中有没有价格信号，都能繁荣创新。如果一个系统做不到这一点，恪守传统抱残守缺，那就别想继续发展壮大。

但是且慢。我们知道中国有些政府机构似乎与自由市场和进化原则不符，但是中国经济的成绩比纯自由市场经济还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可能在于“知道”。当前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起点落后。如果你落后于人，你最大的好处是你“知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根本不需要自己尝试，把别人已经证明好使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这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一帮小公司瞎搞，而是国家直接组建大公司搞垄断经营，集中力量办大事。你的任务仅仅是模仿和做大，创新是别人的事。

但是当你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自己搞点创新，甚至决心当领先者的时候，也许你还得效法进化搞自由市场。

创新，也许是坚持自由市场的唯一理由。一般人以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是有竞争，其实竞争被高估了。考察历史上的著名垄断公司，我们会发现垄断其实很好。

AT&T垄断美国电话业务的时代不管对该公司还是对美国人民来说都是一段美好时光。二十世纪初AT&T主席Theodore Vail非常反感无序竞争，认为公司最好垄断，而且垄断公司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他的理念是公司不应该把股东利益放第一位，而应该把（为人民）服务放第一位！

Vail治下的AT&T把电话线路铺设到了不能带来盈利的边远地区，确保全国用户享受最高质量的通话，而且把电话业务的定价权直接交给了政府！即使因为垄断产生了利润，这些利润也没有直接分给资本家享受，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用于资助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搞基础研究！贝尔实验室给美国带来七个诺贝尔奖，其伟大成就包括晶体管、激光、太阳能电池、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甚至还有天文学。

如果故事一直按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公司做大后变成垄断公司，然后与国家合作，甚至干脆收归国有，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必然之路。这不正好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但是故事还有一个转折。

贝尔实验室曾经搞出过很多足以改变电话业务的创新。可是这些创新，都被AT&T，给扼杀了。

比如录音磁带做的电话留言机，早在1930年代就被贝尔实验室发明，可是AT&T却下令所有相关研究停止，资料封存，包括录音带技术！而这仅仅是因为公司担心人们有了电话录音会更少打电话。这显然是个非常愚蠢的想法，事实证明现在有了电话留言机人们仍在打电话。然而结果就是美国最后是从德国进口的磁带录音技术！类似的被扼杀的技术还包括DSL和免提功能等。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创新被称为“破坏性创新”：这个东西一出来就把别人的业务给破坏了。谁不希望自己干得好好的业务能够永远这么干下去？而AT&T这个例子说明，哪怕这个新东西对业务的可能影响其实没那么大，哪怕它是自己公司发明的，也不行。所以大多数人谈创新都是叶公好龙，在局面很不错的情况下没人真的喜欢改变。

历史证明AT&T对新技术的畏惧很有道理。有外面公司搞了个可以给电话加上静音和免提功能的外设，这个设备一直被AT&T以影响通话质量甚至危害维修人员安全的理由打压。结果打了八年官司之后，法院裁定个人在家里给电话加外设是合法的。以此为开端，很多新的设备进来，电信业进入百家争鸣时代。

这是AT&T衰落的开始。

但那也是互联网兴起的开始。至今仍然有很多人为AT&T这么一个伟大的公司后来被以反垄断为名分拆而深感遗憾，可是你得把这当成是创新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白给的好东西，搞创新也是有代价的。创新的代价除了烧钱冒险，还包括让伟大的公司死亡，还包括容忍坏东西出现。

效法进化，这个智慧是随便尝试，等东西出来以后让市场选择，而不是让某个政府部门先行选择，因为也许你眼中的某个坏东西将来跟别的东西结合以后恰恰能产生特别好的东西。

在互联网界，这个智慧叫做“先发表后过滤”。你怎么可以仅仅凭自己感觉它可能会造成伤害就禁止它出现，为什么不等它已经造成了伤害再行动呢？

因为中国长期落后，有关部门很爱说一句话：我们搞对外开放是让好东西进来，对于坏东西就必须把它挡在门外。可是你凭什么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现在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已经超过美国，如果真想像领先者一样做个创新型国家，就不能再有这么一厢情愿的幼稚思维了，得想想我们愿意为创新付出多大代价。

（孔雀鱼进化故事来自Tim Harford,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一书；Melanie Mitchell 遗传算法的故事来自她的Complexity: A Guided Tour一书；AT&T的故事来自Tim Wu, 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 一书。）…

（已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10月）

我知道这种类比可能会让人反感，但新疆暴恐案的恐怖分子和比特币、p2p盗版下载，以及维基百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

我们熟悉的组织，比如公司、军队和政府，通常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底层听从中层指挥，中层接受高层领导，而高层则是整个组织的大脑，负责研究战略和制定计划。想要击溃一个这样的组织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司令部”消灭，整个组织就算不立即死亡也会瘫痪。

可是在网上反盗版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互联网时代的最早期，所有公共内容都要放在中心服务器上，各地网民都从这些有限的若干个服务器上下载。服务器和网民是类似于传统的上下级关系 — 这时候反盗版比较容易，你只要把那些包含非法内容的服务器都关了就行。可是后来出现了p2p，换句话说就是网民到网民的技术，盗版文件在网民的个人电脑之间互相传递，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中央服务器。现在人们常用的迅雷、电驴、BT等下载工具，就都是基于p2p的。迅雷背后至少还有个公司，而电驴和BT根本就不属于任何公司。这种下载方式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人们自由下载，随意分享，既不打算赚谁的钱，也不用被谁管。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关谁的电脑呢？更关键的是，每个文件都同时存在于多个电脑之中，哪怕你关掉一批也很难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

美国商业咨询师Ori Brafman和CATS软件公司前CEO Rod A. Beckstrom 2008年出了一本专门研究去中心化组织的书，《海星与蜘蛛：无领导组织不可阻挡的力量》（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 The Unstoppable Power of Leaderless Organizations）。此书标题的类比相当恰当。传统组织就如同蜘蛛，它的智力集中在大脑，只要你把蜘蛛的头去掉，蜘蛛就会死亡。而去中心化组织就如同海星，海星根本就没有头。它的智能分布在身体各处，一旦你打掉它身体的一部分，那个部分甚至可能自己再长成另一个海星。

所以杀死海星比杀死蜘蛛困难得多。当初西班牙人入侵南美洲非常轻易地就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这是因为这两个帝国都是蜘蛛式的组织结构，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里，中央政府一倒全国立即崩溃，“竟无一个是男儿”。可是西班牙人打到北美洲，面对更加落后的阿帕奇族的时候，却打不下去了。阿帕奇族是个海星式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人，各部落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阿帕奇的英雄并不直接指挥调动什么大军，他们只是作为战斗榜样从精神上去感召别人。这样即便有几个部落被击溃，剩下的族人仍然能继续战斗，根本谈不上擒贼先擒王。结果阿帕奇族跟白人抗争了几百年，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向美国政府投降。

这样看来去中心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分权体制，显然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时代也有类似的特点。到了现代，政府和公司往往是集权的，去中心化反而不太容易被人理解。

1995年，当时的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Netcom公司的CEO Dave Garrison跑到法国去跟投资者见面，想要说服他们对互联网业务投资。这些法国投资者都有很好的商业头脑，他们非常热衷于美国人搞的新东西，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一直问Garrison一个问题：谁是互联网的主席？Garrison解释说互联网是“网络的网络”，并没有集中的领导机构。可是法国人认为不管什么东西都肯定得有一个领导才能避免混乱，他们不明白去中心化这种结构，甚至以为双方的交流肯定出了翻译上的问题。最后Garrison被逼无奈之下，说他自己是互联网的主席！

互联网没有主席。整个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所有计算机都可以接入和扩大它，并没有哪家公司或哪个国家拥有和指挥它。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组织不再限于政治和人，而被很多东西所采纳。比特币没有中央发行机构，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开采和私下交易。维基百科的内容贡献者都是不要钱也不接受指定任务的志愿者。豆瓣上的兴趣小组很大程度上是用户自我管理。没人指挥，几乎没人管理，这些东西却也发展壮大了。

把去中心化组织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某个共同的理念或者需求。有时候组织有一个名义上的领导，但其对整个组织的控制能力极其有限，更多的是一个精神领袖。有时候各地会有自己的小圈子，但这些小圈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最厉害的是，组织的信息和智力分布在所有成员中，并没有统一的发展计划，最好的主意往往来自第一线而不是来自中央。这使得去中心化组织能快速演化，有时候成长的速度极其惊人。

不过去中心化组织有个关键的弱点：你很难通过这样的组织赚大钱。分权的产业利润低，只有集权才能获得高利润。在这方面我觉得美国电信史是个很好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在The Master Switch一书中总结，美国电信史就是一部在分权和集权中摇摆的历史。一个新生事物刚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去中心化的，比如最早的无线电台都是由业余爱好者设立，每个电台的功率都很低只能覆盖有限地区，它们自由地播放各种内容，很像今天的个人网站。在这个阶段没人能赚大钱，人们甚至认为听电台广播是个高雅的绅士行为，根本没有商业因素。等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把电台业务一统江湖，能做到一个节目同时覆盖全国各地，广告业务才变得非常赚钱，电台才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

这也同时说明去中心化的组织干不了太大的事儿。自由软件社区是去中心化的，如果你像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始人Richard Stallman一样只使用自由软件，你的确获得了自由，而完全不用担心被谁监视。可是自由软件很不好用！好不容易装个Linux操作系统，后面使用中还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比特币交易平台资质不一。维基百科内容质量饱受诟病。就连看个电影，用BT下盗版还不如直接交钱给视频网站方便。面对这些麻烦，更多的人宁可放弃一点自由选择集权的大公司。正如当年的阿帕奇部落，去中心化经常是一种适合原始阶段的组织方式。

不幸的是，恐怖组织是去中心化的。他们干不了统治国家这样的大事，甚至也根本不可能分裂国家，但是他们干的“小事”就足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麻烦了。

本·拉登的确策划了911，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地组织并不直接计划和指挥恐怖袭击。各地恐怖分子因为伊斯兰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伊斯兰教这种宗教）而实施恐怖袭击，基地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给恐怖分子提供培训和榜样。恐怖分子们可能形成小圈子，但这些小圈子并不受基地组织统一领导。甚至有的恐怖分子拿了基地组织这个“品牌”就自发行动，比开个麦当劳连锁店都容易。

中国警方从未明确回答新疆恐怖分子到底是有上级组织的还是自发的这个问题。但从公开的报道来看，至少有部分恐怖分子是因为接受了极端宗教思想，看了暴力恐怖音视频而采取行动，似乎并没有来自境外势力的直接指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反恐就更加困难！这意味着我们要消灭的是海星而不是蜘蛛。

怎样杀死海星？《海星与蜘蛛》给了三个策略。这些策略虽然出现在一本六年前的书里，后来还是被其他涉及到反恐的论述所印证，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可能也不全是纸上谈兵。

第一个策略是改变环境。既然你们是靠一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我就让你这个意识形态没有市场。

在这方面，以提出“北京共识”这个概念而闻名的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在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中译本《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中说的更好。雷默说当面对一个变化的系统的时候，人们往往关注于那些快速变化的因素，比如人对森林的砍伐；但真正对系统影响最大的，却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比如说气候和环境。黎巴嫩真主党是世界上最有创新精神和最成功的游击队，他们首创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地点发动恐怖袭击，而且还发明了遥控炸弹。真主党的成功秘诀恰恰在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在黎巴嫩的村落里不仅仅搞炸弹，也修学校，修医院，盖房子，搞社区建设。黎巴嫩人如果有什么邻居太吵影响我休息之类的社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去找真主党。真主党把对西方的仇恨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群众基础，这些东西有很强的韧性，恰恰属于“变化很慢的因素”。以色列可以把真主党的房子炸了，但是摧毁群众基础很难。

乌鲁木齐“5.22”暴恐案的恐怖分子来自新疆最穷的地区[1]。当地人学汉语的热情不高，但是宗教势力非常强大，这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在中国的典型环境。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些反恐措施，包括在南疆实行免费高中教育，确保每家至少有一人就业之类，有人认为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但其实这可以改变恐怖分子的生存环境。

第二个策略是先把海星变成蜘蛛再杀。美国人当初是怎么最终打败阿帕奇部落的呢？美国人给阿帕奇部落首领发牲畜。有了财富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有了实权，他们可以通过支配财富来实施自己的权力，各个领导之间开始互相争斗，最终一个集权化了的部落就容易对付了。“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本来是个完全非营利的去中心化民间互助组织，壮大以后为了宣传会员的故事而出了一本书，结果这本书带来的利润很快让组织开始“变味”了，人们立即想要通过集权来分配利润。利益可以使分权组织变的集权，但把这个规律用在反恐上恐怕不太合适，谁也不想等待恐怖组织做大。

第三个策略是把自己去中心化。这并不是非得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而是要借鉴去中心化组织的分布式智力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在这方面，美军在伊拉克的经验 — 尽管在很多时候被人当成笑话 — 其实非常值得借鉴。

2008年之前的驻伊美军的确像是一个笑话。萨达姆政权是个典型的蜘蛛式组织，美军一旦打下巴格达，伊拉克军队立即兵败如山倒，美军在整个进攻阶段才死了139人。可是占领容易重建难，去中心化的当地武装迅速兴起，游击战风起云涌，结果美军在重建阶段竟有超过四千人阵亡。我们一般认为美军占领伊拉克完全是一个战略错误，当地人的文化传统跟你根本不是一路，你孤军面对充满敌意的国土岂能不败？

但是我读经济学作者蒂姆·哈福德的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一书，发现这个所谓战略错误其实是可以用战术来弥补的！哈福德说，2008年之前，拉姆斯菲尔德非常相信中央指挥的力量。美军的作战方法是用计算机模拟最精确的战场情况，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然后让士兵去不折不扣地执行。但事实证明这根本不好使，真正有用的智慧来自第一线的底层官兵，而不是来自五角大楼。

不管拉姆斯菲尔德怎么想，前线士兵在作战中总结了一套第一手经验。这些经验“像中学生传阅色情杂志一样”在官兵中私下流传，最后还是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并被整理出来。等到这套经验再被下发到前线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对游击战的看法已经完全不重要了。2008年，伊拉克形势迎来一个转折点：当地武装全面撤退，美军的死亡人数戏剧性下降。

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哈福德特意提到一位“H上校”的故事。H上校发现大部分伊拉克当地人之所以不愿意跟美军合作，并不是因为他们仇恨美军 — 可能他们更恨萨达姆。这些人不合作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报复。毕竟你美军可能打完就走，游击队的人可是要跟我们长期相处。H上校的策略就是在自己负责的整个城市中建立29个哨所，这些哨所条件很差，但美军士兵在里面长期驻扎绝不后退，给当地人一种可靠感。

最初美军为了守卫这些哨所伤亡很大，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当地人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人们愿意跟美军合作了，甚至慢慢地，双方开始交谈。

H上校的种种措施包括要求手下必须尊重当地人。他说如果你不尊重一个伊拉克人，你就是在为敌人工作。

一个叫乔治的士兵贡献了一条经验。他说美军应该留胡子。因为他发现伊拉克人喜欢留胡子的人，他们很难相信没胡子的人。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密切联系群众”吗？跟正牌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拉克游击队相比，新疆恐怖分子就算是海星也只能算最小的海星，而我们的群众基础更胜美军和以色列百倍。只要切实掌握恐怖分子的活动规律，充分吸收第一线的经验，再加上密切联系群众，反恐有何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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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球时报，《乌市暴恐案暴恐分子老家:警车不多维稳标语不少》http://news.sina.com.cn/c/2014-05-27/084530239222.shtml…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8月3日）

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踢足球，大部分男生都参加，而且是一本正经地分队比赛。有一次极其难得，几个女生要求跟着一起踢。她们在场上几乎不起作用，但已足够让我们受宠若惊。比赛中一个女生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令我终生难忘。

她问我，为什么球出界了让对方掷界外球 — 难道不应该谁踢出界谁负责把球捡回来发球吗？

苍天啊。掷界外球是一种权利！你想怎么发就怎么发，你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女生不这么看。她们也许认为踢球是一种社交活动，就如同舞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跑到场外捡别人踢出去的球的确不怎么公平。

但男生把踢球视为竞争。竞争，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心理状态。这不是你好我好的游戏，这意味着一定会有人赢有人输。在竞争中我们可以争先恐后地做一些平时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也可能因为过度紧张而发挥不了平时的水平。一件事如果不是竞争，哪怕像高空跳伞一样惊险，做过三次以后你就会慢慢获得平常心；一件事如果是竞争，哪怕是舞蹈比赛，你不管比过多少次还是会同样感到压力。

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怎么勤学苦练的书了。比如我们知道，要想在某一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刻意练习。但有水平是一回事，遇到竞争的场合能不能把自己的水平比出来，是另一回事。近年来科学家针对竞争做了不少研究，美国学者Po Bronson 和 Ashley Merryman 2013年出了一本Top Dog: The Science of Winning and Losing（《夺魁者：关于输赢的科学》），对这些研究做了非常漂亮的总结。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听到关于竞争的议论，但我敢说这本书中的有些研究结果，会大大出乎你的预料。

有的人特别喜欢竞争，哪怕本来不是个比赛他都想跟人分个高下；有的人特别不爱竞争，遇到正式比赛还想着跟对手聊天。有的人平时表现不错一到关键时刻就会被压力摧垮，有的人却能在压力下超水平发挥。是什么决定了这些人的不同表现呢？是文化传统吗？是家庭环境吗？是他们最近的心情吗？是星座吗？是手相吗？

有最多科学证据支持的答案是……手相。具体说来是无名指相对于食指的长度。想要彻底理解这件事，我们得从男女的竞争差异说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是中国人贡献的。

如果你经常看跟教育有关的新闻，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最牛女生宿舍”现象：

• 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某女生宿舍，四人中有两个专业第一，另有一被保送至中国人大，还有一人申请出国；
• 南京邮电大学某宿舍八个女生全部考研成功；
• 郑州大学118宿舍四个女生全部考上英美名校金融专业研究生，而616宿舍的四个女生则全部考上国内名校；
• 西交利物浦大学某宿舍四个女生中三人考上剑桥，另一人考上帝国理工。

等等等等。一个宿舍的人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听起来非常正常，可问题是，怎么没有“最牛男生宿舍”呢？

因为最牛的男生一般对自己的宿舍没什么好影响。中国大学给新生安排宿舍是强制性的，学生本人没有选择权，而校方安排宿舍的唯一标准是每个宿舍的学生尽可能来自五湖四海，完全不考虑入学成绩。对研究者来说这简直是个最理想的自然随机实验。哈佛和北大的两个研究者，Li Han 和 Tao Li，分析了中国某沿海省份著名大学2134个学生的高考成绩和在大学的平时成绩，研究他们的成绩怎么受室友的影响[1]。

他们发现女学霸对其所在宿舍来说是一盏明灯。如果一个女生的入学成绩比较弱，但是她有成绩好的室友，那么她在大学的学习成绩会因此受益。她很可能被室友激励，甚至可能得到了室友的直接帮助。可是男生宿舍里没有这样的效应。数据显示，那些学习最好的男生，甚至对自己宿舍其他人的成绩有个负面影响！

这并不是因为男学霸压制室友，而是因为作为男人，跟学霸做室友的滋味并不好受。《夺魁者》说，男孩什么都想竞争，每时每刻都想跟人比，而且还过度自信。上一所好大学之前，女孩能清楚地估计到自己面对这么多好学生将不会具备什么优势 — 所以在大学遇到困难她能够去寻求帮助，并且会得到帮助。而男孩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输。如果输了他也不会去寻求帮助，他会拒绝承认自己输了，实在不行就干脆放弃这个项目。

男人在决定参与竞争之前并不在乎失败的风险，可是竞争中一旦遇到挫折就容易放弃。女人却总能合理评估竞争风险，一般不爱竞争，但是一旦参与了，就算遇到挫折也常常能坚持下来。

这样看来男人的竞争模式似乎比较愚蠢……但真实世界不只是大学生考研。在很多情况下，过度自信和敢出手恰恰是男人的优势。

比如为什么大多数政客是男的。这不是因为选民有性别歧视，事实上女候选人真参选的话，她获得的政治捐款和得票率都并不比男的低。女政客少，是因为女人不爱参选。女人不参选，是因为她们能合理对待自己当选的可能性。

有研究者对美国各州议员进行统计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问题：1，你是否打算参选国会议员；2，你认为如果你参选，你赢的可能性是多少。结果非常有意思，关键数字是20%：

• 如果自己评估的胜率是20%以下，很多男性政客仍然要参选，而女的就不愿意参选了。有些男的是不管概率多低都要参选。
• 可是如果自我评估的胜率是在20%以上，女的甚至可能比男的更愿意参选。

对政治选举来说20%可是个巨大的数字。美国政界中如果一个在位者竞选连任，他获胜的几率非常之大，高达95%。女人不跟他争，是理性的选择。结果就是最后选上的都是男人。

了解过进化心理学的人可能会立即指出男女的竞争差异是由两性性生理决定的，男人搞搞冒险性行为无所谓，女人冒险要是一旦怀孕事可就大了，所以女人必然不如男人爱冒险。但《夺魁者》没提进化心理学。很多证据显示，一个人爱不爱竞争和冒险，其实是由一种激素 — 睾酮，这个天然的雄性激素的分泌水平所决定的。男性有睾丸可以分泌睾酮，但别忘了肾上腺和卵巢也分泌睾酮。

人们早就知道睾酮可以增加人的体能和爆发力，而最新的发现，睾酮居然对国际象棋也有好处。在一个研究中参加比赛的棋手们被时不时地测量睾酮水平，结果发现他们的成绩居然可以用其在临近比赛开始时的睾酮水平来预测。赛前睾酮分泌得越多，就越有可能赢得比赛，哪怕排名分没那么高都行。

这样说来，我们听运动员说今天状态出没出来，可能背后是睾酮在起作用。人似乎可以通过分泌睾酮来使自己达到最佳比赛状态。另有研究发现医生做越高难度的手术，其手术当天早上分泌的睾酮就越多。还有实验发现使用睾酮药物甚至能提升数学成绩。

睾酮，可以让人在竞争中更敢于冒险，更乐意投入比赛，在比赛中更无私，更关心队友，更可能抗议对手犯规，甚至能更多的诉诸于理性认知而不是感情冲动。如果一个人睾酮水平不够，他就很难进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兴奋状态。这何止是雄性激素，简直是竞争激素。

可是女人的基础睾酮水平只有男人的七分之一。基础水平低如果在赛场上临时多分泌一些也不错，但很多研究发现，女人在比赛中的睾酮水平并不像男人一样增加。而这居然是因为女人喜欢在比赛之前跟竞争对手聊天！实验发现如果把她们隔离开来使之看不到对手无法做赛前交流，然后互相用自己的进度刺激对方，那么女人的睾酮水平也会增加。

但是不要低估基础睾酮水平的重要性。基础睾酮水平低很可能极大地影响了女性的冒险精神。有人统计发现在天使投资人中有15%的女性，而在风险投资人中女性只占不到7%。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华尔街的女交易员成绩不但不比男人差，而且还可能更好，但绝大多数股票交易员都是男的。一般女性很可能是吃了睾酮的亏。那么那些敢冒险的女性，她们拥有什么样的睾酮水平呢？

现在可以谈手相了。一个人基础睾酮水平可以反映在无名指和食指的长度比上。胎儿在子宫中的发育同时受到睾酮和雌激素的影响。这两种激素影响胎儿大脑的同时，也影响手指。睾酮水平相对雌激素水平越高，人的无名指相对于食指就越长。

2011年，两个意大利经济学家就此搞了个研究[2]。他们找人采访了超过两千个自己创办公司的企业家，给他们的右手拍了照片，然后用照片统计这些人的无名指和食指的长度比。结果发现越是成功的企业家，其无名指相对食指就越长，那些最成功企业家的无名指要比食指长10%到20%！更有意思的是其中有780个女企业家。通常情况下，男性的无名指比食指略长，女性的无名指比食指略短。可是这些意大利女企业家的无名指比食指长，而且其长出的比例比男性还显著！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女企业家平均而言比男企业家更成功，她们的公司更大，成长更快，她们工作起来更猛。

如此说来，想要了解一个人适不适合参加竞争，得看无名指长度？！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这个研究还不是孤立的。在《夺魁者》书中后面的参考文献中，我还发现好几个正文没有提到的类似研究，不只是企业家，从高水平运动员到华尔街高频交易员，成功者都有更长的无名指。

对无名指不够长的人来说这恐怕是个重大打击。但是像这样的打击还没完。

台湾的国中升高中考试可能像大陆的高考一样重要，通过了的学生可以进入通往大学的高级中学，通不过的则只能进入职业学校或者专科学校。试题相当难，通过率只有39%，而且通过之后能去的最好高中和差一点的高中分数线相差很小。参加这样的考试显然要面对巨大的压力，最吃亏的就是那些平时明明水平很高，一到关键考试就不行学生。

台湾师范大学的张俊彦率领的团队研究发现[3]，像这样的学生有一个同样类型的单个基因，叫做COMT基因。

人脑兴奋起来高速运行要分泌多巴胺，它的作用是帮助神经细胞传递脉冲。我们赌赢了高兴，看见美女产生爱情，遇到大事激动，面对压力紧张，都与多巴胺有关。多巴胺少了人就兴奋不起来，多巴胺太多人又会兴奋过度。有一种酶负责在大脑的前额皮质中清除多巴胺，而COMT基因就是这个酶的编码。这个基因有两种变异类型：一种产生快酶，能够快速清除多巴胺，另一种则产生慢酶。多数人同时拥有这两种酶，但有的人只有快酶，有的人只有慢酶。

如果你的COMT酶是快酶，那么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就很容易保持一颗平常心。这并不是因为你主观上定力过人，而是因为多出来的多巴胺会被迅速清理掉。有些学者把这样的人成为“战士（Warriors）”，因为他们临危不惧。而如果你的COMT酶是慢酶，那么面对压力多巴胺就容易过多，导致自己惊慌失措，这样的人则被称为“颤士（Worriers）”。亚洲国家的颤士比例不高，大约只有8%。

平时没有压力的时候战士的多巴胺也被清理的很快，于是他们就会表现为缺乏干劲，不兴奋。而颤士则因为平时也能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多巴胺水平而表现很好。此前有很多研究表明，颤士的平均认知能力和智商其实都高于一般人。

总而言之，战士在战时表现超过颤士，颤士在平时表现超过战士。这正是张俊彦等人研究证实的结果：颤士们的成绩平均比别人低了8%。对升学考试来说，这是一个足以决定命运的差距。

所以决定一个人爱不爱竞争的，是睾酮水平。而决定一个人面对竞争压力怎么发挥的，是COMT基因。原来竞争这件事，不是谁想玩都能玩好的。难道说，有的人天生就擅长竞争，他们特别适合上场比赛，有的人天生更适合安稳的生活，他们的位置就只能在观众席？

也不是！从对策论角度来说，竞争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有限博弈（finite game），这种竞争就好像体育比赛一样有结束的时候，你比赛中必须全力以赴，比较强调爆发力，更适合男性或者战士参加。一种是无限博弈（infinite game），竞争永远都在进行，讲究持续力，需要你能够在其中偷偷地自我调整和恢复，更适合女性或者颤士参加。

这本书里最厉害的一个人物并非是哪个长着超长无名指的企业家，而是一位女足教练。Anson Dorrance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女足教练超过三十年，总共获得了二十一项全国冠军。他很可能根本不了解关于COMT基因的什么新研究，但是他很了解女人。

大部分女孩不愿意竞争，尤其不愿意在队内搞竞争。她们害怕损害跟同伴的关系，担心队友不喜欢自己。Dorrance的做法就是找一个典型的敢于竞争的女孩 — 她在训练的时候非常拼命，玩真的，别的女孩都抱怨甚至来告状 — 然后他告诉所有队员：每个人都应该像她这么踢。他要求队员不要反感竞争，要把竞争当成常事！

在平时训练中，Dorrance想尽办法给队员加压。他搞了各种考核指标并把所有数据排名张榜公布，让她们时刻面临竞争压力。注意这个做法跟美国现在的校园文化格格不入，学校为了维护孩子的自信心从来不搞成绩排行榜，从这个角度说反而是中国学校的一年好几次考试排名更能培养人的竞争力。

在比赛中，Dorrance给队员减压。球队落后，他在中场只对队员说一句话：“现在你怎么想？”这句话一问，女孩们都非常自责，认为失败应该由自己来承担。女孩是重感情的，一旦你表现出对她很支持，她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注意这招只对女运动员管用。男运动员需要时刻被加压，Dorrance曾经带过男队，那时候他总在中场的时候大喊大叫地刺激队员。不过鉴于中国男足特别害怕压力，我怀疑也许他们需要女足的训练方法。

竞争，是对人的提升。古希腊是先有的奥运会才有的民主制度。奥运会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场合，人们习惯了这种公平竞争，政客们习惯了公开辩论，两百年后，风气形成，才实行民主。不过生活中大多数事情并不是竞争，睾酮高也不总是好事。睾酮特别高的男人很难与人相处，有时候女人不竞争反而能把事办好[4]。

但不论如何，我敢打赌你在阅读此文过程中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无名指。好消息是无名指的研究还没讲完。研究者认为生理因素大约只能解释40%到60%的竞争力，后天教育和文化传统仍然有作用。意大利大部分女企业家集中在文化宽容的东北部，在这里先天资质并不特别出众的女人也有出头的可能性。

可是一个女人要想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奋斗成功，她的无名指长度必须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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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 Han and Tao Li,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peer influ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9, vol. 28, issue 1, pages 129-134. http://econpapers.repec.org/article/eeeecoedu/v_3a28_3ay_3a2009_3ai_3a1_3ap_3a129-134.htm
[2] Guiso, Luigi, & Aldo Rustichini, “What Drives Women Out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Joint Role of Testosterone and Cultur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 EIEF Working Paper, ECO 2011/2012 (2011).
[3] 文汇报：台研究破解「抗壓基因」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2/09/TW1302090001.htm，论文是 Yeh, Ting-Kuang, Chun-Yen Chang, Chung-Yi Hu, Ting-Chi Yeh, & Ming-Yeh Lin, “Association of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COMT) Polymorphis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 Chinese Cohort,” Brain & Cognition, vol. 71(3), pp. 300–305 (2009)，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8262609001146
[4] 2013年大西洋月刊有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Kirsten Kukula & Richard Wassersug, The Modern Female Eunuch, Apr 1 2013.…

（百度知道，2014年6月2日）

很多中学老师认为高考题目是可以预测的，他们声称自己能感觉到出题的趋势，并且在考前帮着学生押题。我上学的时候总觉得押题是个不靠谱的事，难道出题的人没有自由意志吗？事实是，我们都没有自由意志。

百度最近出了个新东西，“百度预测”，目前提供针对世界杯、城市、景点和高考四大项目的预测。尤其在高考方面，百度通过数据分析认为[1]2014年高考作文题目将会出现在“时间的馈赠”、“生命的多彩”等六个领域之中，并且给出了各领域命中的精确概率。直接告诉你高考作文题是什么当然不可能，但是有了这个范围，学生们需要准备的话题就从无限多变成有限多了。百度说这个预测是“基于海量作文范文和搜索数据”。各领域下列举的作文题目关键词，比如“时间的馈赠”中的关键词包括“记忆”、“未来”、“成长”、“忘记”等，都是中学生作文的常用词。

也就是说，百度用数据分析预测出来的高考作文题，都是最常见的作文题，都是俗套。换句话说，用数据分析搞预测的隐含假设是未来事件会继续落入最近流行的俗套。

可是出题的人有必要尊重俗套吗？难道出《让未来记住今天》或者《守住心灵的那扇门》这种俗不可耐的题目不是可耻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个更大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是可预测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可预测的。

最近几年美国出了一位预测牛人，Nate Silver。美国人很喜欢体育数据，有些棒球杂志上更是连篇累牍全是各种细致的数据。Silver基于统计模型，自己搞了个软件来通过分析职业棒球的数据去预测各个球员未来的表现。结果他的预测结果超越了所有最有经验的球探。不但如此，他的政治预测成绩更令人瞠目结舌。2008年大选，对各州总统选举结果，50个州Silver预测对了49个；对35个参议员席位，Silver全部命中。更关键的是，他的预测跟政治专家的预测相差极大 — 事实证明听专家的远远不如听数据分析的。Silver 2012年出了本书，The Signal and the Noise（中译本《信号与噪声》），谈预测的学问。

Silver在书里说，你别看我预测水平高，其实我预测的东西是容易预测的。比如说棒球，我们都知道这个比赛相当沉闷外行看着感觉一点都不热闹。棒球的特点恰恰是运动员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一个球员的水平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对球队的贡献非常稳定，并不怎么依赖队友的发挥和对手的表现，场上的随机因素也比较少。相对而言足球就不是这样，一个球员水平再高也得依赖队友、教练和对手，甚至包括裁判，有时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关键在于，像棒球这样的简单系统，里面没有连锁反应。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说拿破仑之所以在滑铁卢战败是因为他穿了紧身裤。紧身裤导致拿破仑得了痔疮。痔疮导致他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未能居中指挥……这就是连锁反应。连锁反应通常是正反馈的过程，每一环带来的破坏都可能比上一环更大，而且都可能直接激发下一环。对预测者来说更麻烦的是这种反应充满偶然，大多数情况下反应不了几环就会终止，有时候却可能导致大麻烦。

简单的系统容易预测，因为一个个体哪怕出点预测范围以外的波动，对整个系统也不会有大影响。而如果一个系统中包含各种正反馈机制，它就是不好预测的复杂系统，一个个体的小波动就有可能通过连锁反应层层放大出现蝴蝶效应。比如现代金融体制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地产下跌可能会导致人们还不起房贷，房贷还不上会导致银行受不了，银行一收紧信贷其它行业又受不了，最后可能就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Silver说，那些信用评级机构，给这个评个AAA，给那个评个AA+，这些所谓评级都是根据市场“正常”情况下的数据分析而来，可是一旦发生连锁反应，市场就不正常了，你的那些数据就根本没用！复杂系统，是可能出“黑天鹅”的系统。

“黑天鹅”这个比喻的发明人 Nassim Nicholas Taleb 有个思想很有意思[2]。他说自然本来就是个复杂系统，它的本性其实是充满波动的，时不时就会出点事 — 可是现代化的政府机构却总是谋求让社会能够稳定地运行。Taleb认为时不时出点小事其实是可以锻炼人的；你如果一味追求人为的稳定，最后反而可能会让整个系统变得脆弱，一旦维持不了稳定就会出大事。

我们不管Taleb后面一句话对不对，单论“政府机构谋求稳定”这一点，那是绝对没错。

那么高考是个简单系统还是复杂系统？当然是简单系统！搞预测的人最怕黑天鹅，高考出题者更怕黑天鹅。高考的任务并不是探索先进文化，而是给大学招生。这个任务甚至不是给最好的大学招天才学生，而是给全国所有大学招各种水平的学生。每个考区只有一套试题，不管你报考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还是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你都要面对同样的作文题。

在这种情况下出题者必须让所有人都能有所发挥。他们不会让你谈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也不会像法国高考那样让你分析笛卡尔著作[3]，否则对那些只想上个普通大学将来谋个普通工作的学生是不公平的。学生水平不一之外，还必须考虑各地文化氛围也不一样，边远地区的孩子可能跟本没看过美剧，这种情况下出题可以涉及《非诚勿扰》，而绝不可能涉及《24小时》。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出题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也是这个道理。

不能考太深，不能考太广，出题者还剩下多少选择？在出题者和考生之间只有单向关系，出题者不需要什么反馈，更不需要正反馈！他们要确保那些稍微聪明一点用功一点的孩子都能考上，把偶然因素降到最低。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道标新立异的作文题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响，他们决不允许任何事故。他们完全不指望用高考题促进社会进步，也不打算通过出题让自己青史留名。他们的使命就是给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一点确定性。

所以他们必然诉诸俗套。俗套最安全。数据分析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

那么面对一道俗套的作文题，你应该怎么写作文呢？答案是写俗套的作文。高考不是施展写作才华的地方，你有才华阅卷人也看不出来。事实上何止是高考，就连美国中学的英文课老师，也看不出来真正的好作品。列纳德·蒙洛迪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科普作家，他跟霍金合写了《时间简史》和《大设计》。蒙洛迪诺有一次替自己十五岁的儿子写了一篇作文，交上去结果只得了A-[4]。他震惊之余问了另一位作家朋友，那人经常在纽约时报之类的地方发表文章，给女儿写作文却只得了个B。

你知道阅卷老师读完一份作文并且给出评分总共用长时间吗？十分钟？五分钟？两分钟？答案是新手50秒，老手34秒[5]！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人会品评你的美句，没人会研究你的新思想，你真写一篇惊世骇俗的策论出来最大可能性是阅卷者没看懂直接给个低分。在这个机械化的业务中谁也别指望出奇制胜 — 除非你古文写得好，那可能另当别论，古文的确一眼就能被看出来，也许老师们会乐于在枯燥的阅卷工作中拿你的文章消遣一下。如果你热爱写作可以没事在网上写写，高考作文是个拿点经验值赶紧走人的项目。

所以如果百度能掌握到像职业棒球那样全面的数据，它就不但能预测作文题，还能根据题目和平时习作成绩预测每个学生的作文得分！

如果你觉得这种作文考试非常可悲，我要说的就是现实比这个还可悲。在高考中出题人的追求是“好使”，而受众则大多是俗人，双方都没有什么创新的需求。还有什么项目也是这种局面呢？

比如说娱乐业。超人蜘蛛人蝙蝠侠钢铁侠，好莱坞为什么翻来覆去总拍这些老超级英雄的故事？难道不应该经常推陈出新吗？因为这些人物的故事好使。这是一项完全成熟的业务，观众知道自己花钱买票能得到什么，好莱坞也知道这么拍一定会获得稳定的回报。观众和电影制作者达成默契，谁也不用担心谁。一个电影的投资规模越大，它的剧情就越俗套，大制作常常甚至干脆重拍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故事，因为大投入要求更小的风险。

俗套好使！所以越流行的东西常常越俗套，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文艺青年都以不爱流行文化为荣。汪峰能泡章子怡肯定够酷吧？可是有人统计了汪峰在大陆发行的9张专辑共117首歌曲的歌词[6]，发现其用词大量重复：“爱”出现54次，“生命”出现50次，“碎”和“路”各37次，“哭”35次，“孤独”34次。从他有限的词汇表里随便选几个词就能组合成一句汪峰风格的歌词，比如“不再迷惘的生命，被燃碎了千万次，也依然坚强。”谁说数据分析不能创作艺术？

汪峰人称“浪子”— 这个词的字面涵义似乎就是行为不可预测，但事实证明汪峰老师除了感情生活经常给人惊喜，其他方面还是很好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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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度高考作文预测
[2] 这些思想在他的Antifragile（《反脆弱》）一书中有很详细的解释。
[3] 《围观法国高考作文题：培养真正的思辨能力》
[4] 此事见 The Drunkard’s Walk一书。
[5] 百度文库，《高​考​作​文​阅​卷​老​师​心​得》
[6] 这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怎样快速写出一首汪峰老师风格的歌曲》，作者不详，最早可能发表在水木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