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罗辑思维》，2016年5月31日）

世界上有管人的人和被管的人，前者比后者幸福得多。似乎大多数人只能被管，但管与被管其实不是地位，而是思维模式。不论你比生活还是比工作，我敢说那些就算管不了别人也至少能做到不服管的人，都是赢家。

他们就如同王小波说的特立独行的猪一般健康而且能干 — 不过我这篇文章要说的道理，来自严肃的科学研究。


1. 恐怖养老院

1970年代，有人拿养老院里的老人做了个实验[1]。研究者让大学生来探望老人，这对寂寞的老人们是个福利，而且每人都会获得多次探望。老人们被分成两组。“强控制组”的老人可以决定探访者每次什么时候来和待多长时间：“你下周四再来吧，陪我聊一个小时”。“弱控制组”的老人没有决定权，是大学生告诉老人：“我下周四再来，到时候陪您一小时”。两个组的实际探访时间其实大体相同。

结果强控制组的老人明显变得快乐多了，精神和身体状态都更好，用药都减少了，所以控制权有利于身心健康 — 看来古人说孝要“顺”还真有点儿道理。过了两个月，研究者觉得结论已经非常明显了，也就终止了实验。

但是几个月以后，研究者再回访养老院，发现一个万万没想到的结果：强控制组有好几位老人去世了！其死亡率比弱控制组高很多，已经不能用统计误差解释。

一个人曾经有控制权，然后你突然剥夺他的控制权，还不如从来没有过这个控制权。

这大概是我所听过最惊心动魄的实验之一。养老院能有多恐怖，这么一点点的控制权居然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后来我又听说了下面要讲到的一个研究，现在我认为养老院就是这么恐怖。

这跟一切物质条件，包括服务员是否和蔼可亲之类都没关系。关键在于，一旦进了养老院，你就成了被管的对象。所以对很多老人来说，进养老院之日，就是加速死亡之时。

除了“某一类”老人之外。


2.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990年代，又有人拿养老院的老人做过一项研究[2]。研究者这次没做实验，他们只是观察对比了在养老院里也能活的很好的老人和活的不好的老人，看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那些在养老院里混得最好的老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一种反抗精神。

比如说，他们在吃饭前非得搞个私下的食物交换活动。有个老人是这么解释的：今天发给我的是蛋糕，我本来也更愿意吃蛋糕，但是我宁可跟别人换一个别的东西吃 — 换来的东西至少是我自己选择的，给我什么就吃什么，这个我不能忍。

他们会把自己房间里的摆设改动一番，甚至要拆了家具再重新组装，有时候都会损坏家具。养老院的管理人员跟老人开会商量，你们下次想要改动家具，能不能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帮你改？这些老人的态度非常强硬：第一，我不需要你们帮忙；第二，我不需要你们允许；第三，下次只要我想改，还是自己改。

他们是拒绝被人设置生活的人。

而这项研究发现，恰恰是这些不服管的人，比别人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生活更快乐。他们每天走动的距离是其他人的两倍以上，他们吃饭能比其他人多吃三分之一，他们也最能记得服药和锻炼身体，他们跟亲友的关系也更好。

事实上，这些不服管的老人刚进到养老院的时候，身体状况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 体格健壮的谁去养老院？真正的区别在于那些认命的被管者被养老院的固定生活模式给摧残了，而这些反抗者没有。

所以被别人控制是一种很难受的体验。对生活掌握控制权，非常重要。


3. 底层公务员是怎么死的？

有一项叫做Whitehall Studies的研究[3]，对英国公务员的健康和寿命状况进行了长期跟踪。

一般认为公务员这个职业，越高层的操心越多，经常超时工作；底层的一天到晚混混办公室，干点简单的工作，不用操心，到点下班。尤其英国是一个福利非常好的国家，有全民医保，公务员的收入都不错。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在差不多的办公室里，每年享受的假期也一样多。那么想必应该是底层公务员的健康和寿命比高层的好，对吧？

恰恰相反。这个研究发现，底层公务员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都不如高层官员。

真正的区别在于你在工作中对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控制权。那些向研究人员报告说在工作里控制权比较低的人，他们的死亡率是那些感觉控制权高的人的3倍。

没有控制权，一天到晚被人呼来喝去，这种底层公务员的压力，是身处高层的人绝对不想体会的。所以有人把类似这样的研究结果解释为权力的好处[4]。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什么高干病房特供食品专列疗养院其实根本不重要，这种大权在握的体验，这种对事物的掌控感，才是真正的良药。

如果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只能对周围事物做出被动反应，人生就是个悲剧。你只能从盼望到失望中循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生活是个无间道。幸福的人生必须积极主动。所以如果你想当个快乐的、健康的、令人羡慕的特立独行的……人，就要时刻争取主动权，像下围棋一样宁失一子，不失一先。

这样的人应该找什么工作？找个有经纪人的工作。


4. 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经纪人制度，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艺术家通过经纪人跟作品买主谈合同，这样他就不用直接在某个雇主手下工作。今天给这家干，合同完了就可以给别家干，没有情感瓜葛不带走一片云彩。你只能通过合同限制我，我也只对合同忠诚，这就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度。

所以经纪人制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让人能够专注工作而不必管钱，甚至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经纪人都不重要，而在于它给了人自由和独立！这就好比《罗辑思维》爱说的“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其实“agency”这个词，除了“代理”之外，在社会学上更有一个“能动性”的意思。有一个理论认为如果你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清醒决定的，而不是受什么东西影响的，你就是一个“能动者（agent）”，你就有agency。

而这个agency对各人来说有强有弱。那些agency强的人，更喜欢独立行事，愿意自己选择和决定，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掌控生活，不需要别人领导，而且遇到困难能坚持到底不放弃。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不服管的人，是拒绝被生活安置的人，特立独行的人。

这背后的理论有很多说道儿，现在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就可以了：有研究发现[5]，那些热爱竞争和创新的人，都有点强agency。

就连小孩都是如此。有人做实验，给一群小孩纸和颜料让他们画画 — 对一部分小孩说这是一个比赛，对另一部分小孩说这只是随便画画。结果可想而知，总体上“比赛组”的小孩画的更好，但其中有一个细节！

有agency的孩子，得知这是比赛能表现的更好。没有agency的孩子，得知是比赛会表现的更差。这有点像中国人以前爱说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看来是有能动性的人热爱竞争，没有能动性的人害怕竞争。

可是到底谁家孩子有能动性？Agency是天生的吗？很可能不是。1990年代，东西德国刚刚统一不久，有人拿柏林墙两侧的小学生做了个调研[6]。结果发现在东柏林长大的这些孩子，明显不如在西柏林长大的孩子有agency。

我们可以想想这个研究。本来都是同样一群人，基因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因为历史上的偶然原因被分成两类，一墙之隔接受不同的教育。结果在资本主义德国长大的这些西柏林的孩子，比在社会主义德国长大的东柏林的孩子更相信自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一直现在还有人拿柏林的德国人做这种对东德高级黑的研究。2015年的一个研究[7]招募柏林市民做游戏，实际目的是想测试什么人更爱作弊撒谎，结果发现“平均而言，生活在社会主义东德的人比生长在资本主义西德的人更可能撒谎，在东德生活越久的人撒谎的可能性越高。”

据说，如果你观察社会主义时期东欧各国的人，整个的表现都是没有agency。既然怎么干都不会被解雇，工人效率很低，而且工作都是被动反应。比如干活的工具坏了，工人既不会自己修好，也不会上报领导，而是等着！得一直等到上级路过这里，发现这个工具坏了，再安排人来修理！让秘书打个电话，如果她发现电话号码不对，她不会主动去找一个对的号码，而是干脆就不打这个电话了！一个工程师就算有什么高级技能也不会去主动谋求什么更好的职位。学校里学生成绩再差，最多也就是跟全班同学道歉说我拖慢了班级的进度；成绩再好也不能脱颖而出。

一句话，这帮人缺乏“主观能动性”，国家把他们管傻了。可是这跟中国当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似乎不太一样。中国工人曾经非常有干劲，甚至能主动搞技术革新，为工厂献计献策，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想来想去，这个问题似乎得问日本人。


5. 丰田生产线上的自由意志

日本公司不爱解雇工人，常搞终身雇用，但是工人一样有干劲，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9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跟丰田公司合作在美国办了一个汽车厂。丰田想的是借此打入美国市场，通用想的是从中学会丰田的管理：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把车造得又便宜又好的？

丰田就把通用过去两年内解雇的工人找回来工作。结果这些美国工人发现，丰田和通用的工厂其实差不多，生产线和各种配置都一样，日本人的无非更整洁一点，尤其是厕所非常干净。两家最大的不同，是通用绝对不允许工人拉停生产线 — 生产线停一分钟，会给公司带来5000美元的损失 — 而丰田的工人居然可以任意拉停生产线。

比如一个丰田工人可以因为自己一个螺丝没拧好而让整条生产线暂停，让所有工人站在那里等着他重新拧好！在通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拧好就没拧好，车可以照样出厂，无非是开上几年以后可能出问题。美国工人一开始很不适应，第一次被要求拉停生产线的时候吓得手都发抖了，但是日方经理对此不但不指责，而且帮他一起解决问题。

丰田的经理说，拉停生产线对我们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但我们给每个员工充分的信任，任何一个员工都有权力拉停生产线。后来美国工人也学会了，生产线一周能停一二十次。

理论上一个员工只要不断地拉停生产线，就可以把公司搞垮，但事实上没人这么做。这种信任感，或者说这种对局面的掌控感，给员工带来了一种责任感甚至是归属感。

丰田公司以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放权而闻名于各种管理类畅销书。丰田的工人很能为公司着想，提出大量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就好像传说中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的工人一样。

社会再发达也不可能人人都找个经纪人当自由职业者，但现代企业完全可以从“下放控制权”这个角度进行改革。除了拿升职加薪利诱和拿开除威逼之外，企业跟员工还可以有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威逼利诱才在我这干，我希望你是因为认同我而在我这干。我不“管”你，我给你充分的控制权，我跟你合作。

这种合作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在线零售公司Zappos，首创了一个“pay-to-quit”制度，最大限度给人自由。它的新员工训练一段时间后，在还没有正式签约之前，会有一个offer：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公司的做事方式，最好现在就辞职，我给你1000美元。这个辞职奖金后来竟增加到了4000美元。结果大部分人还是留下了，而且留下的人干的都很好。后来Zappos被亚马逊收购，而亚马逊现在也实行了这个制度[8]。

* * *

美国有些地方的十字路口灯柱上有个按钮，过马路要按一下这个按钮，轮到这边可以通行的时候指示行人走的灯才会亮。我记得当初刚到美国第二天出门，不知道有这么个按钮，在一个没有行人的十字路口等了将近五分钟都没等到绿灯！可以想象这个按钮只对人少的地方有用，可以减少红灯。如果路灯默认一直都有人要过马路，弄个按钮就没什么意义了。

纽约市有很多这样的按钮。每个人过马路都要按几下，但时间长了人们猜测也许这些按钮根本没用，有人在观察之后认为按不按都会来绿灯。后来纽约时报证实，早在几十年前，全纽约所有的按钮就都已经废弃不用了。

然而即便明知这一点，纽约人还是习惯性地去按几下，好像按了能加快绿灯的到来似的！

这就是人对掌控感的需求。哪怕控制不了，也想控制一下。后来我想，投票选总统也有点这个意思：明知我这一票对选举结果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但是这一票对我本人很重要，就好像我真的能掌控国家一样。既然掌控感是如此重要的福利，我就觉得不管你是开养老院还是开公司，都应该搞一些这样的按钮，给人一种掌控感。

我不管你这个制度姓什么，但是你得让我想按就能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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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事见于Stumbling on Happiness 一书，作者Daniel Gilbert。
[2] 此事见于Smarter Faster Better 一书，作者Charles Duhigg。后面丰田生产线的事也见于此书。
[3] 此事见于The Up Side of Down一书，作者Megan McArdle。后面纽约路灯的事也来自此书。
[4] 比如Po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It and Others Don’t 一书的作者Jeffrey Pfeffer。
[5] 这一节说的例子，来自Top Dog: The Science of Winning and Losing一书，作者Ashley Merryman 和 Po Bronson。
[6] Oettingen, Gabriele, Todd D. Little, Ulman Lindenberger, & Paul B. Baltes, “Causality, Agency, and Control Beliefs in East versus West Berlin Children: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the Role of Contex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vol. 66(3), pp. 579–595 (1994).
[7] Solidot: 实验显示生活在东德的人更可能撒谎。《经济学人》报道：http://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607830-more-people-are-exposed-socialism-worse-they-behave-lying-commies
[8] http://www.wsj.com/articles/at-zappos-some-employees-find-offer-to-leave-too-good-to-refuse-1431047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