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熊逸选择是生活在战国时代还是生活在汉朝，她一定选择战国。
如果让熊逸选择是生活在段祺瑞曹锟北洋时代还是生活在1970年前后的中国，她一定选择段祺瑞。
要是我也会这么选。战国有思想，军阀给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教授工资还巨高。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比如说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这句话还是不错的：我们不怎么需要言论自由，我们只想活着。

熊逸的《春秋大义》这本书号称都是引述别人的思想，作为普及之用，但从材料取舍来说，不难看出作者的好恶。熊逸痛恨专制，渴望自由。跟吴思等人一样，本 书认为对专制时代就好比一个养鸡场，君王是饲养员，人民是鸡。所谓的忠孝报国美德，无非是饲养员骗鸡的愚民手段而已。如果一只鸡牺牲自己去保卫鸡舍，它必 定是因为傻才这么做的。

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集体利益”？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民族长远利益”？熊逸引述很多学者的言论，认为 这两个概念都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就好比是一艘船，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别让船出问题，至于说这艘船要往哪里去，领导者根本不必多管。船没有什么预定 的方向，随波逐流是理想境界。熊逸引述孟子，认为人权大于主权，爱国没有意义。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来说，爱国的确没有意义。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人民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那时候人口少，不管什么人口都是宝贵财富。如果赵国不好 我就去齐国，齐国绝对欢迎我去，那我凭什么非得爱赵国？除非赵国贵族才有义务爱赵国。今天，人群中的精英分子也不需要爱国，只要你有几百万美元，哪个国家 都欢迎你去。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我爱美国，美国不让我去怎么办？

既然绝大多数国人只能老老实实呆在中国，请问这些国人 有没有共同的集体利益？假设我们知道别的船比我们这艘船去的地方好，我们的船长是不是有义务把我们这艘船也往好的地方开？如果这时候有的人不想去，那么他 有不去的自由么？仇和在宿迁和昆明都推行强制现代化，宁可侵犯人权也要让你进步，这种剥夺自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假设有一个船长认为就应该这么干，那么是 应该把他看当成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呢，还是看成养鸡场的饲养员呢？

很多情况下尊王并不一定是简简单单的出于奴性。如果尊王是为了 避免天下大乱呢？维护一个皇帝的权威，总比让N个皇帝打来打去好吧。本书最后对于愚民政策的讨论非常似是而非，没有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说专制时代 任何为了国家而牺牲自我的行为都是愚昧的奴性作怪，这是对无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的侮辱。就算你们国家再自由再民主，总还是需要打仗的吧。那么你们国家的士 兵是否应该富有牺牲精神？如果说谁牺牲自己谁爱国谁就是奴隶，这样的理想国是无法生存的。

从战国的封建到秦汉的专制，多数文人 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是灭绝了人性。其实从大局分析（如果你承认存在”大局”的话），专制比封建进步。杀死几个知识分子，大家义愤填膺；可是饿死二十万饥 民，大家一笔带过。是大一统有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治水）更重要，还是小国寡民有利于言论自由思想碰撞更重要？

社会是不停进步 的。专制当然不好，但是总比封建好。今天我们反对专制，但不应抹杀专制对过去无数中国不识字的百姓的功劳。正是专制制度使得我们中国经济一直到乾隆末年都 是世界独大。打来打去才是最落后的制度。历史的进步是逐渐的，不可能一步就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如果一定要在知识分子的自由和老百姓的安定之间选择，我宁 可选择安定。

文人最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只管自己的喜好，而不考虑数量上的计算。道理都是对的道理，但具体到哪个道理应该起作用， 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汉武大帝征发民力打仗，熊逸对其完全是贬的态度。但如果汉武帝不对外打，难道任凭匈奴打我们，或者牺牲几个公主的人权（这时候反而不提 人权大于主权了）去和亲，反而是好皇帝么？

熊逸这本书旁征博引，算是把古今中外的书都读通了，我极其佩服。我一边看一边赞叹， 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什么百家讲坛那帮人，在熊逸的学问面前都不值一提了。她以后再出书，我一定会继续买。熊逸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当代文人的极致，一 个人可以旁征博引到什么程度。从行文风格来看，作者心态极其年轻，很多语言典故简直是80后。但作者又自称很老，这一点倒是跟她的学识相称，所以也不知是 真是假。

另外熊逸写书还有一个缺点，用足球术语就是有点太”卖”。一两个小点就要解释半天，什么”公孙丑不丑”，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读的书多。如果我写，篇幅至少减少一半。

最后总结一下文人的局限。群体利益，长远利益，我们这一代做出牺牲，我们打了，让后人去建设，这样的道理对具备理工科思维的人来说非常自然而容易理解。然而对于文人来说，只要你这件事做的不美，不艺术，不文雅，你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