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共识”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过这一次的主题是反对意见。比如北大姚洋MIT 的黄亚生等都写文章反思。但我遍观这些文章,发现这些反对“北京共识”的人,似乎没整明白到底什么是“北京共识”。

姚洋和黄亚生眼中的北京共识,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国进民退。正如黄亚生的文章所说,政府主导经济这个做法一点都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而“国进民退”,更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金融危机以来更是如此,尽管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不喜欢这个趋势。问题是,国进民退不是“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这个词,是时代周刊记者,“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教授”,雷默发明的。这个词的缘起,是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后者代表了九十年代末,2000年前后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了。也就是说美式民主自由 + 私有制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任何国家必须往这个方向走,而且越早实行这套制度,国家就会越早变好。

然而好多穷国,比如菲律宾和阿根廷等等,整了这一套之后发现似乎不太好使。中国没整这一套,反而发展得不错。这就自然使人怀疑华盛顿共识这个“终极理论”可能有点问题。从逻辑角度,这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华盛顿共识”的确是终极理论,但是是个“成人理论”,穷国不适合马上实施,就好比说虽然每个女人都应该生孩子但最好不要十六岁就生一样。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华盛顿共识”也许不是终极理论:也许终极理论根本不存在,也许对于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终极理论,也许终极理论虽然存在但不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理解的。

雷默在“北京共识”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小书,我曾仔细研读了一遍)里并没有回答关于终极理论的问题。他只不过说有个女孩正以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方式度过十六岁,并号召其他女孩向她学习。雷默总结了中国发展的三大智慧,其中不包括国进民退。

我不知道雷默同学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他热衷于国际问题,同时还是两项美国特技飞行记录的保持者。他热爱物理学,喜欢谈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非线性动力学,和天体运行。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是一种“新物理学”。

第一个智慧叫做“创新”。没有哪个国家跟中国一样,像祷告似的整天在报刊文章和吃饭聊天中谈论“创新”。十六大江泽民做了 90分钟的报告,其中“新”字出现了90次。雷默指出,中国人不是说着玩的。上世纪90年代,英特尔曾经以为中国可以作为一个过时芯片的倾销市场,但很快发现中国人只想要最新的技术。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用的种子用新良种,而玉米种子更是每隔 33个月就完全更新。

但新技术还不是最主要的“新”。中国“新”的本质是“变化”。这个真正的智慧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因为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民离开土地进城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答案是“更多的变化”。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在我看来这其实等价于“自行车理论”。表面上看,自行车很容易倒 —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问题预测中国要崩溃 — 但实际上,自行车只要在动就不会倒。

“创新”的另一个含义是不拘泥于意识形态,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等于不承认所谓“终极理论”。我说不清我怎么走,我也不想听你的,反正我得走。走的时候不怕犯小错,不停地实验。

第二个智慧叫做“稳定”。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整天谈论 “创新”的,和整天谈论“稳定”的,居然是同一帮人。这叫“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雷默总结,中国政府认为稳定的关键在于要让老百姓获得实惠,政府要贴近普通民众。这样一来创新和稳定就完全不矛盾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搞的这一套创新和稳定不是纯经济学,而是经济手段加政治手段。这样看来那些试图用纯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发展的学者,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发展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

我其实还可以多谈一句,那就是“发展经济学”,其实是一种“非平衡态经济学”,是非线性科学。而传统的经济学,比如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等,其实都是“平衡态经济学”,是线性科学。经典经济理论很可能解释不了中国的这一套。

第三个智慧叫做“不对称”。这是一个穷国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为了确保独立而保持对强国的作战能力,又不至于陷于军备竞赛的智慧。比如美军非常强调制空权,一打仗先派飞机上。防守这边只好使用地空导弹。而美军战机的反制办法,就是你地空导弹只要一开雷达,我马上顺着你这个雷达信号发射导弹打过去。所以战场上什么时候开雷达,是使用地空导弹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大多数地空导弹还没发射出来就因为开雷达而被美军消灭了。

中国发明了一种东西,它的价格极低大概也就几万美元(已经开始出口了)。它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开启,可以形成几百个地空导弹的雷达信号,让美军飞机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这就叫不对称作战。相对于全面提升军备水平,中国热衷于“杀手锏”和“点穴战”,追求四两拨千斤。

我认为以上这三个智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普世”的。创新,稳定,和不对称,哪一点错了?哪一点说国进民退了?

除以上三点之外,雷默还附送两个小技术。

第一个技术叫做“把目的当成手段”。比如确保对台作战的绝对优势,可以说是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任何官僚主义都得给解放军的发展让路。但其实这是一个手段,也就是说解放军实际上是利用打台湾这个借口来方便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升级,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让日本越南等国看着不舒服。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奥运会。

第二个技术是关于怎么跟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你想帮中国讨论治理艾滋病的问题,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丢脸的领域,根本就不会理你。你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不提艾滋病,而是把艾滋病这个小领域放大到整个医保这个大领域,跟中国政府说你想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保计划。中国政府对这个是感兴趣的。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在中国不足之处与之合作的环境,比直接攻击中国的不足之处要有效得多。

“北京共识”是2004年的理论。单纯从理论上看,我认为这些智慧到今天并没有过时。国进民退可能会过时,GDP 可能会过时,但只要中国一天不是发达国家,“北京共识”就是有效的理论。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等中国是发达国家的时候,还能不能继续贡献“新物理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