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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的软创新

(首发于《南方周末》,2016年5月12日)

每年夏天找各路名人到毕业典礼上演讲,已经成了中国高校的新时尚。哈工大请了一位刚刚在海外立下战功的解放军指挥官,他演讲的题目是特种部队的训练故事对即将步入职场的青年有什么启发。其内容新颖而发人深省,被追捧的热度直逼马云,被视为当年最好的演讲。

这个画面……当然没有真的发生。这其实是美国的事儿。2014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毕业典礼请来了以前的校友,美国海军三栖特种部队(SEALs,一般叫海豹突击队)的一个军官,曾经参与指挥了击毙本·拉登的行动的William H. McRaven。他这篇演讲[1]的影响力将来可能并不亚于当初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做的那个“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著名演讲。

我想说的是,此事值得解放军重视。一个军人到著名大学做毕业演讲,不是军队在向大学生学习,而是大学生在向军队学习!这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才有的事情。难道说现在在武器之外,军队里还有比大学还先进的思想吗?

对美军来说,真有。

毛泽东有句话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以前我们爱说这句话既有真正的自信,也有点自我安慰的意思。真正的自信来自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自我安慰则来自第一次海湾战争。当时中国多年不搞武器研发,被美军新一代强大的硬件震惊之下,场面话也只好多强调人的因素。

最近十几年中国军工科技爆发式增长,解放军装备水平上来了,连军服都跟美军越来越像,我们也越来越敢强调武器的重要性。“人的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句话现在似乎已经不怎么说了。

其实当时的说和现在的不说,背后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论船坚炮利我军可能不如外国列强,但是我军的软实力强。往大了说,我们有人民战争,得民心者得天下。往小了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擅长计谋,在战术上总不会吃亏吧?我们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部队,我们默认设定解放军单兵素质强,思想认识好。如果装备落后的时候都能以弱胜强,装备平等的情况下必然更是战之能胜。

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误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厉害,并不是因为它姓毛,而是因为它是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可是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在打仗的军队不是解放军,而是美军。

军队的组织、管理、训练方式,这些“人的因素”始终随着时代在变。美军对“人的因素”一直都在摸索和创新。武器的升级容易看到,“人的因素”的进步很难测量,我们有没有可能忽略了美军在这方面的“软”创新呢?

我想介绍一点美军在“人的因素”方面的探索。在我看来这些创新并非是美国特色,而是被现代战争逼出来的一套方法,值得所有军队借鉴。我甚至敢说如果毛泽东、朱德等人看到今日的美军,他们可能会认为美军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思想 — 所以美国现在有个情况跟中国当年一样:老百姓在向军队学习。

这些在实战中检验过的新思想被广泛用于美国普通公司的组织和人员培养,就好像1965年徐寅生用毛泽东思想写了一篇《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样。


1. 用极端环境培养人

McRaven讲了海豹突击队的训练给人的一些教训。

一个最简单的教训是,你每天早上起来,应该先整理自己的床铺,也就是叠被子。所以美军也叠被子 — 为什么要叠被子呢?他说把叠被子这件事办好,你就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就。如果每天以一个小小的成就开始的话,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激励你这一天去成就更多的事,培养这么一种成就感。

这有点鸡汤味道。不过如果一条鸡汤能被军事化地贯彻执行,它就不再是鸡汤了。

每个训练都可能有点精神意义。有时候士兵会因为一个非常小的错误而受到很大的惩罚。比如说衣着上有一点点不干净的地方,就可能面临一整天的体罚。其实这个不讲理的搞法主要不是为了让人学会衣装整洁,而是为了让他体会到生活是不公平的。McRaven说有时候你就是会遇到很不讲理的事,觉得不公平,但是你还是得继续前进。这是对性格的一种磨练。类似的例子还有没完成当天训练指标会被加练两个小时 — 搞这种惩罚就是为了把你整垮让你退出,结果那些经常被要求加练而没被整垮的士兵,都变得越来越强。

海豹突击队鼓励底层士兵创新和冒险。有个障碍滑行纪录很长时间无人能破,最后打破纪录的是一个士兵采用了头朝下的冒险下滑姿势。训练最后阶段要求士兵独自在深夜游过一片有鲨鱼的海域,还告诉他如果遇到鲨鱼,不能逃跑,不能表现出恐惧 — 你不动,鲨鱼可能自己就会游走,如果鲨鱼真的攻击你……你打它鼻子。安全,绝对不是训练官首要考虑的问题。

传统上我们认为美国人喜欢搞个人主义,但海豹突击队非常强调团队合作,比如搞小分队形式的皮划艇训练。它通过各种集体行动向士兵传递的理念就是你一定要跟队友配合。在特种训练这样必须一起拼命的残酷条件下,你的肤色、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社会地位都不重要了,这是最能体现集体主义和人人平等的环境。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准备去社会上跟人竞争,虽然用不着拿生命冒险,但没准也能用上海豹突击队的这些教训。事实上,海豹突击队对美式成功学的贡献还包括管理学方面。2015年有本畅销书叫Extreme Ownership,两个作者Jocko Willink 和 Leif Babin以前都是海豹突击队军官,退役之后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帮商业公司训练团队。这本书讲了很多团队管理之道,深受好评。书中一个有意思的论点是领导“拥有”其团队的所有错误和缺点 — 所以叫“ownership”,也就是说出了事他必须为团队背黑锅。

练兵先练心、讲团结讲平等、发挥基层士兵的创造性、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这些不正是解放军的传统吗?但是美军似乎比这些还多走了一步,那就是调动更大的“积极性”,给士兵更多的主动权 — 而且是逼着士兵学会自己做决定。

海军陆战队(Marines)自诩不是一般的部队,以最先到达战场,最后离开战场为荣,它特别强调士兵遇到情况得能自己拿主意。美军兵源素质一般,很多是社会上整天无所事事的小混混,但海军陆战队就有办法让这帮人学会控制局面。“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是这支部队全部的教条。

据Charles Duhigg在2016年的新书Smarter Faster Better: The Secrets of Being Productive in Life and Business中讲,海军陆战队有一个新兵训练项目是上级突然指派一个小队去打扫军营厨房,但是具体做什么和怎么做一律不告诉。新兵们根本没干过这个活儿,各种东西应该规整到哪里,大型洗碗机应该怎么用,干到什么程度才算干净,甚至去哪拿打扫工具,都不知道,只能自己看着办。等到小队摸索着把厨房打扫完毕,军官会出来点评他们在此过程中做出的各项决定。那些能突破性格局限去主动做决定的人受到特别的赞赏,比如一个平时害羞的小个子士兵就因为发现了番茄酱应该放哪里而被表扬。

新兵营最后一个训练科目是以小队为单位的三天连续行军,事先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全队必须听到队长的语音指令才能行动。然而经过一段有毒区域时,小队被一套特殊器材限制必须步伐一致才能走路,需要队长的口令协调,可是人人都带着防毒面具,根本听不到队长的声音。结果小队自己改变规则,改为看着队长肩膀的抖动一致行动,违反了命令,最后反而受到赞赏。这个教训是在完全按照上级的安排已经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时候,你必须自己接手控制,来决定怎么办。

海军陆战队新兵的工资很低,但他们对军队的认同感和工作满意度都非常高。士兵们并不认为服役是一种牺牲,反而认为是一种新生。


2. “刻意练习”式的实战训练

美军有个训练手段,叫做“after-action review(AAR,行动后点评)”。西点军校有人说,过去二十五年里,AAR已经彻底改变了整个陆军。

“行动后点评”的意思是说,不管是在训练结束之后,还是在真正的战斗之后,所有士兵和军官要一起讨论这次行动的得失。不看职位高低,每个人必须畅所欲言,比如说下级要直言不讳地给上级指出错误,告诉他哪个地方指挥错了。

这不就是即时反馈吗?这不就是最近十几年心理学流行的“刻意练习”概念吗?

对解放军来说,这个所谓AAR并没有多么高大上。解放军对此有几个听起来有点土的叫法:“想办法会”、“评伤亡会”、“评技术会”。早在1947年,朱德在《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一文中就说过,“每一个战役结束后,从组织一个班的战士检讨作战的优缺点,一直到全部队都来检讨战术,这就能大大地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

可是美军对这个“群众路线”,却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学会的 — 而且美军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AAR最早起源于越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优势都很强,空战交换比能达到5:1,甚至有时候甚至是10:1,也就是打掉对方五到十架飞机,自己才损失一架。可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的F-4明明比越军使用的米格-21性能好,可是交换比居然只有2.3:1。由于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美军在优势的情况下居然被打怕了,干脆在1968年把空战停止了一整年。

在没有空战的这一年期间,海军想了一个新办法去训练飞行员,而空军并没有采用这个新办法。过去旧的训练方法是F-4飞行员对抗F-4飞行员,这两个飞行员的思路都是一样的,没有针对性,他们不知道米格飞行员怎么想。

而海军的这个新方法有三个原则。第一,一切动作和结果都要记录在案。第二,训练中的假想敌,蓝军,得有针对性,越真实越好,最好还要让蓝军比红军更厉害。第三,必须进行行动后点评。点评中每个动作都可能受到质疑: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你在想什么,如果换个做法会怎么样。

结果一年后重新开始空战,海军的空战交换比从2.4提升到了12.5。空军坚持旧的训练法,他们的交换比从2.3降低到了2.0。从此之后,这个训练方法被向美国全军推广,陆军也开始学习,而且学得很好。现在美军各个训练营地采用最真实的方法模拟敌情,AAR得到了彻底的执行。海军最早使用AAR的训练基地还被拍了电影,这就是著名的Top Gun(《壮志凌云》)。

在2015年的新书 Humans Are Underrated 中,作者Geoff Colvin把美军这个AAR拔高到了“人与机器竞赛”这个哲学境界。

AAR这个刻意练习,练的并不仅仅是适应武器和战场环境,最关键的是适应对手和队友!你得学会判断对手在想什么,还要知道队友在想什么。这些都不是什么生硬的技战术,这是人的思维。

现在高科技的条件下,老兵的价值反而更高 — 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如果经历过五、六次空战还没死,那他从此就战无不胜了,统计表明他得再赢50到100次才有可能被击落。也就是说,人在实战中提高的速度,远远高于武器研发的速度。这件事意义重大!机器横行的时代,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就在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的经验里。

所以战斗并不仅仅是武器对武器,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这不就是“人的因素”吗?美军用统计事实把毛泽东的论述给具体化了。


3. 向基层士兵放权

网上流传一篇据说是刘亚洲的文章,说在信息化的今天,美军的一个班长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呼叫到航空兵的火力突击,一个单兵两分钟内可以呼叫来地面的炮火支援,而且美军的统帅部能直接指挥到单兵。

这个所谓“信息化”,并不是说美军的通讯技术有什么了不起 — 难道别国军队就做不到让统帅部直接跟前方联系?这里面有一个更高级的哲学思想,那就是给基层士兵更大的自主权。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第二次海湾战初期美国打得势如破竹,把萨达姆也抓住了。可是后来在伊拉克驻扎期间,形势越来越差,可以说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常常是拉姆斯菲尔德制定一个什么计划,也在电脑里模拟了,地形什么的都对,让军队严格地按照剧本去执行,结果到现场一打起来发现情况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

根本不存在完美的计划,打仗都是前线士兵摸着石头过河。有句格言说没有一个计划能够在第一次跟敌人接触之后还继续存在。所以打仗不能靠计划。

美军意识到单凭上级指挥官安排不行,必须由基层士兵根据前线情况临时决定怎么办,才能取得胜利。过去经典的决策方式,先有一个大局观,然后一层压一层执行,已经不好使了。后来士兵们在实战中总结经验,居然学会了跟伊拉克当地人发展关系,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对付人民战争。

美军这个思想转变,甚至惊动了哲学家。在2012年出版的Too Big to Know这本书里,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David Weinberger专门就此采访了西点军校研究组织和领导方式机构的负责人Anthony Burgess。一问发现不得了,这位负责人除了军事,居然还了解认知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专门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的指挥和领导,最关心的是一个作战单位怎么在不可预计的环境中完成任务。

Burgess的新思想是,所谓领导力,不是来自作战单位中的某一个人,而是作战单位的一个整体属性。

什么是领导力?领导力就是这个队伍是否对任务保持忠诚,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完成任务。领导力就是如果客观条件变了,队伍能不能找到新办法完成任务。领导力就是如果队伍里有人受伤失去战斗力,其他人能不能继续完成任务。领导力就是在完成任务之后能不能主动转换到新的作战目标。

在电影《集结号》中,解放军一个小分队受命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阻击任务,付出了几乎全体牺牲的代价,最后是在连长谷子地的坚持下把任务完成。而美军现在对领导力的要求则是,哪怕战斗一开始谷子地就牺牲了,剩下的士兵也能继续完成任务,而且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任务可以完成。

这样的领导力,的确不是来自于某个优秀领导,只能分布在整个作战单位之中。

这不就是解放军打仗之前先让士兵开个诸葛亮会吗?美军把这点推向了极致,士兵不但可以事先提建议,而且在作战过程中也有决策权,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组织力,权力分布在团队之中,搞成了团队决策。

我们可以想想这对公司意味着什么。分权,让第一线人员自主决定怎么办,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对新局面做出迅速反应。这个去中心化[2],恰恰是现在公司管理学说上最流行的一个趋势,而几乎每一本讲去中心化管理方式的书,都要拿美军做个案例。


4. 军人应该是什么人?

我是个军事外行,对中美两军的了解都是来自纸上。单就纸面所知而言,美军这些软创新,尤其是这些创新对民间的影响,可能值得解放军借鉴。

如果你带着“解放军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这个问题读,《解放军报》是个很有意思的报纸。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解放军还是抗洪抢险坚守边关的悲壮形象,地方记者一上军队报道就喜欢找感动点,可是你看看《解放军报》,现在的解放军其实充满实战气氛。

航空兵在复杂环境中挑战飞行员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搞“常态化极限练兵”;仿真训练系统能模拟信息化条件下的各种作战环境;教官会因为演习中的实战化课题争得面红耳赤;军校学员能搞武器技术创新;连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这样的非主力院校都有野外环境下的实战化课目。

但我阅读这些报道,感觉跟美军对比还是缺少了一点东西。一个是真实感。我们一切都是模拟,没有遭遇过真正的敌人,没有为错误付出过重大伤亡甚至战斗失败的代价。那么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变,恐怕就只有皆大欢喜的升级,没有被逼出来的带着切肤之痛的改革。另一方面,军队创新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不如美军。

《士兵突击》感动了很多人,但我们从当代解放军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牺牲精神和意志品质之类的东西。你也许能把感动变成动力,但是感动不能变成能力。

美军的世俗形象比解放军差远了,全世界媒体都喜欢报道它的各种劣迹,比如虐待战俘、性骚扰、在日本强奸妇女之类。给人的印象就是你无非是武器厉害,你“人的因素”不行。而事实上,美军的确不是一支把自己的事迹写进晚会让观众感动的军队,但这是一支把自己的教训写进MBA教材让商界精英学习的军队。

海豹突击队的训练,给人最大的启发不是牺牲精神,而是具体的训练技术。一点点地积累成就感、对不公平保持平常心、团队的平等合作、领导人的责任感,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竞争能力,练成这些能力靠的是可模仿、可操作的训练手段,而不是感动。

美国商界要向军队学习,因为军队的经验是来自于 — 不是比喻的 — 战场。公司的管理无非影响到赚不赚钱,军队的管理却直接决定了生死存亡。战争,是最极端的竞争环境,军队必须是最有力量和最有创新精神的队伍。美军可能是全世界最愿意研究人类组织方式的机构,比任何商学院都重视管理学。

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各大公司很喜欢招退伍军官来担任管理职位。资深项目经理这个工作就很适合军人,一个指挥官能把年轻士兵组织起来完成复杂任务,就带领一个工程师团队把活干好。再比如有个年薪中位数超过16万美元的职位叫做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CIO,首席信息官),负责大公司内部的信息流,也经常让退伍军官做[3]。军队里信息交流是比直接作战更重要的事情,军人干这个事情当然得心应手。

军人,应该是励志的榜样,而不仅仅是感动的对象。特别能吃苦,特别能牺牲,这些品质当然好,但是这样的人不见得能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如果你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把事办成、特别能调动一切手段去取得胜利,这样的能力更有吸引力。如果一个军人是在极端环境下把敌人打死自己活着回来的,我们看到他应该肃然起敬,而不应该泪流满面。

长久的和平,根本不用打仗,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拥有一支经常打仗,善于总结作战经验,而且愿意把经验分享给社会的军队,似乎也不错。

尤其是如果这些仗都是在国外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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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14 Commencement Address – Admiral William H. McRaven 视频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BQLFLei70
[2] 我在《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一书中对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有更详细的介绍。
[3] CNN:5 highest paying jobs for military vets by Mark Fahey, March 16, 2015 http://money.cnn.com/2015/03/16/pf/military-jobs/…

宇航时代为何还未到来

(《飞碟探索》,2015年10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是全世界天文、宇航、科幻和飞碟爱好者的黄金时代。美国刚刚完成登月,苏联雄心未死,中国跃跃欲试,月球已经在手,火星就在眼前。人们认为宇航时代即将到来,憧憬着自己在有生之年就能目睹无数外星基地的建成,甚至能够亲身参与星际旅游。

那时候大概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此后五十年内,我们不但没有迎来宇航时代,甚至没有人再次登录月球!

这件事是如此荒唐,有人甚至据此认为美国登月是假的 — 宇航时代为什么没有到来?因为技术上根本不可行!

这种阴谋论当然不足信,但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你当初向我们许诺了宇航时代,结果现在我们能享受的高科技只不过是用手机玩微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答案并不在于宇宙航行的技术太难 — 对五十年前的人来说,可能手机芯片技术更难 — 而在于宇宙航行太贵。

搞航天的人总是告诉我们为航天事业花钱都是值得的,因为航天会带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有人甚至说,每往航天事业中投入1元钱,我们就能得到7元钱的回报!

真有这么好的生意我们就不用做别的了。事实上航天有时候的确能带动技术进步,但更多的时候是纯花钱。不论卫星、火箭、宇宙飞船还是航天飞机,航天是个非常非常花钱的项目,需要无数人合作,特别消耗国力。如果是载人航天,那就更花钱,而且你还要拿宇航员的生命冒险。

航天事业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回报,主要是卫星上的应用。全球定位系统、气象预报、资源、通信、侦查、科研……这一切应用,都是不需要载人,也不需要跑太远的。

空间站里的宇航员的确做了很多科学实验,但绝大多数这些科学实验都可以在不载人的卫星上完成。宇航员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研究宇航员自己 — 研究人在太空中长期生活到底会怎样。所以载人航天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将来实现真正的长距离星际航行做准备。

那么长距离星际航行,又是为了干什么呢?我们已经登上了月球,将来还要登陆火星,但月球和火星上其实并没有任何地球人急需的资源。中国科学家爱说月球上有氦3,可以用来作为核聚变发电的燃料 — 而事实是我们连最简单的氘氚聚变都还没有实现。

就算我们真的掌握了氦3发电的技术,这还有一个成本问题。氘氚聚变的燃料本来就非常便宜,而在月球开采氦3则几乎可以肯定是非常昂贵的,到底值不值得非得跑一趟月球?

所以当我们渴望宇航时代的同时,我们应该先想想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模式: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宣示了国力,赢得了赞美,但是终归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利益,最后还是终止了。一种是欧洲模式:海盗也好、殖民者也好、冒险家也好、为了某种主要是金钱上的利益,比如说香料,而出海远航,结果的确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然后吸引更多人投入更大的力量,最后改变了整个时代。

我敢说,现在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宇航模式,都是郑和下西洋模式。我们并未在地球之外发现任何“值得”前往开采的资源。氦3也好、钻石星也好、白金星也好,算一算成本都是得不偿失的。

一个关键是,真正最有价值的资源其实是生物资源。一种新的农作物,一种草药,任何能吃的动植物,这些东西往往比黄金更值得冒险。可是生命在宇宙之中却是如此罕见。我们能去的范围内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地球。

大宇航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我们必须指望将来有一个什么重大发现,发现太阳系深处的某个地方有一种对地球人来说价值连城的东西,值得人们不惜钱财和生命去追求。

当然,如果你根本就不搞宇航,你就永远都不会得到这样的发现。所以现在各国这个缓慢的搞法,也许恰恰是最佳策略。…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消费文化,“庶民的胜利”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3月23日)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而人类对此有点不太适应。首先身体上不适应,过去食物一直是短缺的,所以人要尽可能地吸收和存储脂肪,而今天的身体仍然这么做就导致了肥胖症的增多。其次大脑也不适应,过去信息短缺,很多人保留对任何印着字的东西都感兴趣的习惯,而今天如果还这么干就根本没时间处理真正有用的信息了。再者很多人在精神上也不太适应,人们很难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悲观的预测总是很有市场,当今各国也许只有中国人对未来最乐观。

2013年一个有意思的新闻是瑞士准备搞一次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给全民发钱 — 每人每月2500瑞士法郎(相当于1.7万元人民币)。白给,不必工作,只要你是合法居民。提案的支持者说,“全民发工资计划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人工作,而是让人做自己更想做的工作。”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没人讨论瑞士是不是出得起这笔钱,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点钱不成问题,唯一的担心是这么做会不会减少年轻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

难道瑞士已经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吗?据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显然还没到共产主义,不过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世界已经变了。很多适合短缺时代的运行规则,并不适合这个富足时代。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减少,反而因为全球化、技术进步和更自由的经济制度而加大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却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的。历史上一直都是富人享受安逸,而穷人终日辛苦劳作。但是据2013年出版的Plutocrats 一书(作者Chrystia Freeland,中译本《巨富》)研究总结,现在富人比穷人累得多。他们工作时间超长,压力很大而且极不稳定。有的富豪认为自己必须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才能跟上世界变化的节奏。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成了穷人的特权。跟上一代富豪相比,新一代富豪的钱大都是自己赚的而不是继承的,70%以上的富豪的钱都是过去十年挣来的。哪怕是处在人口前0.01%的这些人,年收入超过一千万美元,其大部分收入也是来自工资和商业,而不是来自纯资本投资。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穷人” — 美国2013年的贫困线是三口之家年收入不到19530美元 — 的日子则相当不错。美国并不是一个以高福利著称的国家,但我们仍然经常能听到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对福利制度的抱怨。一个华人用自己辛苦挣的钱买了几处投资房出租。租客中有的家庭根本不工作完全靠福利生活,政府直接给交房租还发钱,拿着食品券偶尔还能吃顿龙虾。这位房东冬天去修房子发现人家的暖气开的比自己家都高,而且因为正在开party嫌进出麻烦连门都不关。他把这件事贴在中文论坛,所有跟帖者都表示了愤慨。这就难怪中产华人往往支持共和党,要求减税:凭什么让我们工作养你们这些不工作的?

就凭现在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事实上,把钱送给穷人消费有利于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这么做还有利于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史学家James Livingston 在2011年出版的 Against Thrift(《反节俭》)一书中提出,消费,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道德上,都未必就不如工作。这本书总结了过去一百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种种手段,非常值得当今中国借鉴。

经济学有一个“常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家运营一个企业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到手之后他并不是全都自己享受,而是把其中一部分投资出去搞扩大再生产,比如买机器和雇佣更多的工人。这样不但资本家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多利润,还刺激了就业。利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许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个常识,但如果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辩论,这是共和党人最喜欢的经济理论。共和党候选人说,你需要对投资减税,这样资本家就会扩大投资,经济和就业就会增长,而且你反过来可以收到更多的税。也许是根据这个原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投资收入的税率低于工资之类的所得税。

在消费和投资之间更鼓励投资,这个原理甚至与人类文明的传统美德暗合。你应该推迟享乐,不要有点钱就花了,省下来投资多好。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投资带来增长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市场是无限大的。只有每一笔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一定能卖出去,不断投资才有意义。如果市场已经饱和,又没有新产品被发明出来,还投什么资?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投资刺激增长显然是一个简单线性理论,在非线性条件下并不成立。

Livingston认为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其实是个神话。不过他不需要发明任何物理学,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学的思想巨变不是谁提一个新理论就能带来的,而必须是新的事实进来,必须是基于经验的 — 就如同哈勃发现宇宙膨胀和伽利略发现行星运动的模式一样。他要用历史事实来震动经济学。

Livingston考察美国历史经济数据,认为投资带动增长这件事,只在1919年以前成立。1920年以后,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自动化等因素,资本投入在单位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就开始逐渐下降,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私人投资。1900年几乎所有投资都来自私人公司,而到2000年投资的大头来自政府花费和个人买房,私人公司投资对经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生产率在提高,产出在增加,而本钱并不需要增加,那么结果就是利润增加。这些多出来的利润去了哪里呢?其并没有被投入到生产中,而是被投到了房地产、股市和国外。

这些进入股市和房地产的钱是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人抱怨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不负责任地把钱借给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去买房,是由于华尔街的贪婪。但华尔街什么时候不贪婪?次贷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钱如果不这么借出去,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 — 是剩余利润实在太多了。传统上对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解释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中央银行信用紧缩,在该宽松借钱的时候没有做。而Livingston则认为其实大萧条是剩余利润过多导致的。事实上,整个1930年代银行和私人投资都是紧缩的,可是为什么经济从1933年就开始恢复增长了?

这个增长,以及从此之后美国经济的所有增长,都已经不是因为私人投资所代表的“效率”,而是因为“公平”。罗斯福新政做了两件事来增加工人工资。首先联邦政府宁可增加赤字也要办一系列的工程项目来创造就业。这种政府“投资”,并不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而是以拉动就业为目的。其次,罗斯福允许公会成立,这使得工人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变强了。再加上医保和退休金等福利的增加,从此之后政府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给地方和联邦政府工作成了增长最快的就业渠道,到60年代,18%到20%的劳动力是政府雇佣的。

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了。放慢的原因这本书没有仔细说,我看另一本书,The Future Babble,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发生了石油危机。政客们开始研究新的增长办法,达成的共识是用减税的办法刺激私人投资。这就是里根搞的一套。

历史证明里根经济学是好使的。但这一次的经济增长仍然不是私人投资的功劳。如果你仔细看数据,1981年从减税政策中获得最大好处的50家公司,其后两年的投资反而减少了。换句话说私人公司被减税之后并没有把省下来的钱投到生产中去。里根经济学真正的作用是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法让消费者有钱去买东西。

但不论如何,里根政策使得工资所占比重在减少,资方所得所占比重在增加。那么为什么到了90年代经济仍然增长?这是因为有三个因素抵消了工资减少的效应:第一是社会福利等转移支付继续增加。第二是美国家庭越来越不爱存款,继续扩大消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信用卡越来越普及,借贷消费成为普遍现象。不过接下来,工资减少的这个趋势却逐渐到了必须出问题的时候,而布什的减税政策加剧了这一点,于是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这样Livingston讲了一个美国经济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现在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但Livingston还不满足于此。他还打算整合一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学。

马克思的理论说任何商品都有两个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们进行生产和商品买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升值和存款。这个阶段被马克思称为“简单商品循环”,以C代表商品,M代表金钱,那么这个循环就是C-M-C。而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人们把交换价值,也就是获得更多金钱,当成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商品循环变成M-C-M,使用价值仅仅被当成获得交换价值的手段。简单地说就是过去人们做事是为了消费,而现在人们做事是为了让自己的资产升值。在这个资本主义时代,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所有工资都花了当月光族,他就会受到众人的鄙视;而如果这个人把钱用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投资出去,不花钱专门等着升值,他就会受到众人的尊敬。

每次发生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衰退,就会有一批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说你看这证明了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是对的吗?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把私人投资当成经济增长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次美国经济衰退的解释是产业空洞化 — 传统制造业在减少,资本转而投到金融上。Livingston对此不以为然: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凭什么还非得用传统制造业来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

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而解释经济危机还得借助凯恩斯。1930年凯恩斯出版《货币论》,提出导致问题的是那些既没有被用于扩大再生产,也没有用于给个人股东分红的剩余利润。这正是Livingston在此书中强调的关键论点。众所周知凯恩斯强调需求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Livingston告诉我们凯恩斯还说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有一种新的道德观。凯恩斯曾经写文章说,现在工业化和自动化使得我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这其实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说明经济问题被解决了,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去消费。凯恩斯说人不应该为钱而工作。攒钱,而不是追求使用价值,其实是一种恶心的病态行为!

这样把马克思和凯恩斯结合起来,Livingston对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提出了四个论点:
· 第一,产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剩余利润。增加私人投资已经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应该靠消费带来增长。
· 第二,为扩大消费,应该搞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增加社会福利。
· 第三,投资应该社会化。决定一个项目是否上马,不应该只看其能带来多少利润,而应该全社会一起评估它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要追求使用价值。
· 第四,花钱是道德的,消费文化是个好东西。

这个新道德标准值得专门说说。传统上我们认为人应该勤劳致富,富了以后把钱用于投资。存款很道德,而举债消费就不怎么道德。最起码,一个人花的钱应该都是他自己挣的。有统计表明美国一对退休夫妇平均一生之中对政府医保项目的贡献只有14万美元,而他们从这个医保中花掉的钱却高达43万美元。这道德么?如果我们假设消费带来增长,那么举债消费和接受社会福利就都是道德的。Livingston提出1990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家庭债务带来的,债务降低了剩余利润的负面影响。

更进一步,Livingston提出一个有点惊世骇俗的观点:消费其实比工作更好。不过我必须给他补充一点,他这里说的工作是纯粹以挣钱为目的的工作。人工作是为了追求交换价值,而消费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衣服买回来立即失去交换价值,买衣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别人对自己的认同 — 凭这一点消费就比工作光荣:为增加社会效益而牺牲自己的金钱!从只知道赚钱养家的工人变成一个消费者,这其实是对人的提升。她开始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就这个机制,就足以给整个社会增加爱心。我们消费,在很多情况下纯粹是出于精神上的追求。往大了说就是追求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这是灵魂的升华。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广告泛滥、消费文化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有同情心。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会发生民权运动这样的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消费文化。本来,爵士、蓝调、摇滚这些黑人音乐只在南方少数地区存在,再加上其艺术水平比不上古典音乐,入不了上层社会之耳,也就成不了主流。然而二十世纪以来品味没那么高的普通民众有钱了成了消费者了,而这时候正好唱片出现,黑人音乐才迅速流传开来。对黑人来说,这更意味着整体形象的提升,再加上媒体的广泛报道,黑人在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到1980年超级碗上出现黑人拍的广告,黑人文化正式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现在还有谁敢歧视黑人音乐?还有谁敢歧视黑人?马丁路德金这样的英雄人物当然有功,但是给他们带来战略机遇期的是消费者。

消费文化还可以解释更大社会变革。从1975年到1992年发生在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其本质并不是老百姓反对政府,“革命”没有游击队之类的武装斗争。Livingston认为这个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东欧消费者也想要牛仔裤和流行音乐之类的现代商品,想要更多的休息时间和更多的艺术,而计划经济政府满足不了。苏联式经济体制一个重大缺陷是把利润过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当选捷克总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1978年的文章《无权者的力量》,根本就是一篇消费文化宣言。他说我们想要欣赏流行音乐的权利— 不仅仅是本国流行音乐,也要西方流行音乐!哈维尔还代言摇滚乐队,要求把演奏摇滚乐的自由作为基本人权。苏联体制的真正失败之处在于它提供不了这些东西。事实上,当时苏联通过石油出口换来外汇,从西方进口了很多东西,包括童装,来满足国人的需求。可是消费者看到西方电视节目以后想要更多!结果一点点小危机,比如食品价格上升,就会导致大事。

所有这些诉求,都可以用更早的时候美国左派的一个口号来概括:more。早在1907年美国经济学家Simon Patten就提出经济已经从短缺时代变成了过剩时代,过去是“疼痛经济”,现在则是“快乐经济”。Patten的学生Walter Weyl则在1912年出了一本书,The New Democracy,提出在这个时代如果能够搞好收入的再分配和生产的社会化,那么就可以不要绝对的社会主义,而变成有条件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美国劳工联盟创始人Samuel Gompers,作为一个工人领袖,则提出他既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想搞垮大公司,他想要的是“合作社会(coorperative society)”。这是一种平行的社会结构,其发生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之后,但又不是社会主义。Gompers说工人唯一要的就是more: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多的休闲时间等等。快乐经济会使得过去穷而无知的人变得富裕而有知识,那么民主也会加强,简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形态。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怎么没有采纳美国人早在中国建国前就提出来的这个温和的路线图,反而搞了比较极端的社会主义?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当然是美国是发达国家,而早期的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快乐经济”。也许中国曾经有可能走这个路线,只是由于一些历史上偶然的原因没有走成。比如根据沈志华教授在《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的中国》这本书中的说法,1957年国际上一系列突发事件导致中国走了另一条路。不论如何,先有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富裕到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再搞合作社会,然后再谈搞不搞社会主义,这个路线图绝对不应该让任何社会主义者感到震惊。

不敢质疑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不是好作者,但此书对剩余利润的担忧和批评显然不是新思想,凯恩斯以降的整个需求派经济学不都这么说吗?最近Daniel Alpert还出了一本 The Age of Oversupply,也说这个问题,而且还被批评其并无新意。也许Livingston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用美国经济史给需求派提供了子弹。另一个可能的批评是你如此推动“反节俭”,过度消费会不会导致资源不足和环境崩溃?但Livingston真正推崇的是使用价值。今天的很多政府项目其实已经是投资社会化,不是单纯追求盈利而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可是如果不是让钱,也就是市场去配置资源,你这个“投资社会化”到底能否有效运行,Livingston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论证。还有一点,把财富再分配— 对富人收更多的税来分给穷人— 这一招也不能无限使用,现在美国排在前10%的富人已经承担了过半的联邦税。我认为,提出消费文化是个好东西,是此书的最大亮点,尤其是在这个很多人反对消费文化的时刻。

在我看来,所谓“消费文化”,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普通人”的一次进步。过去无论文化、科学、艺术还是政治进步大多是精英推动的,升斗小民整天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奔忙对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说的。普通人在原始社会是奴隶,在封建专制社会是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换句话说都是给人干活的角色。而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给普通人带来一个新角色: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普通人不必被压迫就有话可说。他们不再仅仅作为劳动力被社会选择,他们做选择。他们的喜好决定哪种艺术能够流行哪种科技能够壮大,以及哪个精英能变富豪。他们变得有思想有个性,他们追求能取得别人认同的使用价值,并因此把同情心用于推动社会进步。

也许消费文化还时不时表现的比较庸俗,也许消费者泛滥的同情心还时不时把政策搞坏,但是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只要有“more”— 更多的物质、教育和休闲时间,世界必将进化到人人都是贵族的一天。消费文化,才是真正的“庶民的胜利”。…

​载人航天的确是形象工程

关于载人航天,我想说两个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或者不太愿意承认的事实。

第一,载人航天主要是个形象工程

航天很有用,但真正有用,能带来大规模经济效益和科研应用的航天活动,是卫星、太空望远镜和深空探测器,这些都是不需要载人的。

有人可能说宇航员可以在太空修复望远镜,NASA可能对外也会这么说。但有科学家(比如 Richard Muller)认为,这种行为的实际意义并不大。望远镜坏了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发射一个新的。载人航天,是一个非常贵而且也非常危险的活动。

有人可能认为航天员可以做实验。但事实是并没有多少实验非得让人上去做不可。Freeman Dyson 在一次演讲中说,他曾经加入一个政府委员会,审查48个要在空间站上做的实验,来证明发射空间站的必要性。结果他们发现其中46个实验在实验室或者卫星上做更好,根本不许要空间站。剩下的两个的确不得不在空间站上做,因为它们是关于“空间站中宇航员的生存问题”。

中国神舟九号上做的实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是为了“空间站中宇航员的生存问题”。换句话说搞载人航天做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搞载人航天。

实际上,如果不是关于宇航员生存的实验,那么即使不考虑载人的成本和风险,不载人也比载人好。宇航员的存在会产生热辐射等噪音,对太空实验来说是一个干扰。不但如此,很多科学家抱怨为了等载人任务,实验或者被延误,或者成本变高。

有人说登月可以开采核聚变原料氦3,这个借口找的,就如同一个小学生说他看《黑客帝国》是为了将来学习编程一样。要知道我们现有的技术连最简单的氘氚聚变都遥遥无期!而氦3聚变要困难得多,而且就算100年后真实现了,也未必值得开采的成本。

所以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前苏联,载人航天的都是形象工程。这三个国家的区别是前苏联理直气壮地就要搞形象工程,而中美两国政府总觉得搞形象工程很不好意思。

其实形象工程也有很多实际的利益,比如可以带动相关领域科研的进步,培养一大批人才等等。这还不算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个形象工程拖垮了苏联。

但我要说的是,就算没有这些“实际利益”,也应该搞形象工程。

第二,搞形象工程就是搞民生

有人认为任何一个花了很多钱活动,如果最后一算投入产出比没赚到钱,那么就是形象工程,就是不应该搞的。比如中国举办个奥运会,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证明最后赚钱了,否则公知们就会骂。

但事实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举办奥运会也好,建个体育场也好,投资足球俱乐部也好,就算你把所有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全算上,本来就不赚钱。每一个申办国和投资者心里都明白这一点。Soccernomics 这本书,就引用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

干这些事情的最主要好处是让人民(包括纳税人)高兴。更多的金钱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幸福。越是发达国家,金钱跟幸福之间的关系越不明显。但是经济学家调查发现,举办世界杯却可以显著提高一个国家的幸福度。我们的确会看到有人抱怨说这比赛使我们城市交通不变了等等,但大多数人的情绪是高兴的。向荷兰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想让国民获得跟举办世界杯同样大的幸福度提升,需要让他们每月收入增加数百美元才行。

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因为老百姓喜欢看载人航天。

有人一谈论自己,就说对我来说金钱不是一切,精神生活比金钱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宁可花那么多钱出国去看演唱会。可是一谈到别人,就成了只认钱的底层。如果中国政府说这次神州九不发射了,把省下来的钱平均分给全国每个人 — 你怎么就知道人们就会更高兴?

假设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两个都不怎么富裕的家庭。一个家庭有点钱就吃喝了,另一个家庭却省吃俭用,买了一台通常只有富人才会买的电脑。我觉得这第二个家庭才是真有出息的家庭。…

工作输给机器人以后……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3月25日)

在《超级魔鬼经济学》这本畅销书中,作者非常庆幸,同时又非常得意地讲了一个关于马车的故事。今天反感汽车尾气的人可能会认为马车这种纯天然的交通工具更环保一点,但历史上马车其实是个环境灾难。在没有汽车的时代,马车是城市交通的主力,越是发达的城市就越需要马车。然而跟机器相比,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马车其实很容易失控。不但如此,如果一匹马垮倒在街头,通常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当场杀死,然后要等它的尸体腐烂以后才能被切块清除。这一切都使得马车造成的交通堵塞比今天汽车要严重得多。这还不算马粪!纽约市曾在1898年召开国际会议研究马粪问题,结论是根本没办法。

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当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汽车和电车出来彻底解决了马车带来的所有问题。所以魔鬼经济学家乐观地告诉我们,也许将来会有新的技术出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危机。

他们说的一点不错。在这本书出版不到三年之后,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至少城市交通堵塞问题,将会再一次被新技术解决。然而这并不是本文想说的重点。

我想说的是,品味马车故事还有另外一个角度。20世纪初那个马车时代,纽约市大约有20万匹马,相当于每17个人一匹马。这些马后来都哪里去了?

被淘汰了。马,是汽车这种新技术的牺牲品。现在又有一种新技术,叫做自动行驶汽车。而司机,将是这种新技术的牺牲品。

2009年之前,像电影《我,机器人》里那样会完全自动行驶的汽车还是科幻范畴。那时候最先进的智能汽车或者需要在路边安装特定的感应器,或者只能愚蠢地以车队的形式跟随前面一辆有人驾驶的车。然而2010年,纽约时报突然报道说 Google 正在测试一种真正的自动驾驶系统,这套系统被安装在普通的丰田Prius上,使用摄像头探测周围环境,在加州的大街小巷行走自如。这样的进步几乎让人不敢相信,然而根据《连线》的最新报道,这套系统已经做成了。

这些车可以在任何路况行驶,可以达到120公里的时速,可以识别交通信号,智能跟踪判断路上其它车辆和想要穿越马路的行人,并以每秒20次的频率预测这些物体未来的位置。如果临道有辆车开得不好,智能车甚至知道怎么躲避它。《连线》说,跟人类司机相比,智能车”能注意到更多信息,能对紧急情况做出更快反应,能对付更复杂的路线。它从不惊慌。它从不愤怒。它甚至从不眨眼。”我记得之前曾有报道,在整个超过20万公里的测试中,这些智能车只出过一次轻微事故,而且还是人类司机代驾造成的。

一言以蔽之,自动驾驶系统不但能够取代人类司机,而且应该取代人类司机。鉴于高达93%的碰撞事故都是人的原因导致,采用智能车可以大大减少交通事故。不但如此,既然人工智能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汽车,公路上两辆车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在高速状态下保持得更近,从而大大缓解交通拥挤。也许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让人开车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 — 用Google自动驾驶项目的负责人话说,”The fact that you are still driving is a bug, not a feature.(你仍在开车这件事是个错误,而不是功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这远远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在路上睡觉或者发短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出租车将会大行其道。结合手机应用和定位系统,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打到车。而且更智能化的打车系统还允许乘客顺路的情况下拼车。这样的效果就是车的”空载率”(也就是无效驾驶的比例,比如说把车开会家或者开到停车场)将会下降。这样完成同样的运载,公路上将会有更少的汽车。私家车有可能会大大减少。

但这还意味着而出租车司机将会成为历史。作为消费者,我们欢迎这个变化,因为打车贵就贵在司机,想想租车有多便宜就知道。可是那些出租车司机,那些公共汽车司机,那些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的职业将会像马一样被技术进步所淘汰。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想。十多年前我们发个传呼,得打电话到寻呼台,然后会有一个真人接听你的电话并帮你发。而现在我们直接发手机短信,那么寻呼员就被淘汰。我们曾经必须去银行取钱,而现在满大街都是ATM,银行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窗口服务员。这些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技术进步淘汰旧职业的同时也在创造新职业。比如说,30年前中国根本就没有”程序员”这个现在相当普遍的职业。

但是这一轮进步和淘汰不像以往那么简单。在MIT的两个经济学家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的新书《与机器竞赛》(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中,作者提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不但即将,而且正在导致大规模失业。

人们曾经认为开车是一个不可能被计算机掌握的技能,然而现在Google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开得更好。翻译将是另一个濒危职业,因为2011年Lionbridge和IBM联合推出的一个叫做 GeoFluent 的技术已经可以对网络聊天信息进行非常准确的实时翻译(包括中文!),至少对商业应用来说,自动翻译已经成熟了。与此同时,IBM的超级计算机Watson,对人类语言知识的分析已经到了可以在传统提问游戏电视节目Jeopardy!中击败人类选手的程度。所有这些进步都是基于模式识别和复杂信息交流这两个基本技术的突破。如果你用过新iPhone中的Siri,你应该对这种技术已经有所体会。

所以现在就不仅仅是司机和接线员的问题了,传统上的”高端”职业也会被淘汰。美国一个放射科医师需要十三年的专业训练,他可以拿到超过30万美元的高年薪,可是现在最新的模式识别软件可以做绝大多数他能做的事情,所需花费不到百分之一。打大的商业官司,往往需要雇佣一整个团队的律师去分析有时候高达上百万份相关文件,花费上百万美元。而2011年纽约时报报道,现在这些事情都可以让一个叫做Blackstone Discovery的软件去做,它使得一个律师可以完成以前500个律师的工作,而且对比表明人类律师的准确率只有它的60%。

使用美国的经济数据,技术进步减少就业这个事实是可以观测到的。最明显的事实就是经济在增长,而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却在不增反退。如果只看GDP的话,甚至可以说经济衰退早在2009年6月就结束了,此后连续7个季度的GDP增长率是2.6%,这已经达到过去30年平均增长率的75%。现在美国公司利润是在历史最高水平。到2010年,公司在设备和软件上的投资水平已经恢复到了历史顶点的95%。可是现在美国失业率却仍然保持在9.1%。可以说与二十世纪初经济大萧条后的恢复相比,现在的经济恢复唯一欠缺的就是就业。

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是提高生产率,也就是每个工人每小时能够创造的产值,而不是就业人数的增加。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状况就是,财富是被少数人通过操纵资本、机器设备和软件创造出来。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每年1%,而过去十年则是2.5%,2010年更达到了4%。为什么现在生产率提高这么快?经济学家们的意见相当一致:这是因为IT。是自动化在提高生产率。

而以技术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受益者不是普通人。按经济学家Ed Woff的计算,美国从1983年到2009年所增加的全部财富,都被只占人口比例20%的富人拿走了。而且这还不够,富人顺便还拿走了一部分原本普通人的财富,以至于剩下这80%的人的总财富是减少的。过去十年美国工作年龄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从六万多美元下降到了五万五千美元。富人并没有使用什么阴谋诡计进行强行掠夺,他们的方法甚至可能是不自觉的:现在生产率提高了,根本不需要花钱请那么多人来工作,机器就可以干这些事情 — 而机器在我手里。

IT是一个只需要很少的人就能创造很大财富的技术。现在人人都在谈论Facebook上市,有人对它估值一千亿美元,可是这个公司总只有3000个员工。Twitter只有300人。维基百科只有57人。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垄断全球信息市场,比如中国就需要有自己的Facebook,有自己的微博,有自己的百科。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公司能多雇佣多少人,但是不管怎么算,我们都不需要一百个能贴大头贴的社交网站。可以说,这些加起来最多几万人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上网需求。也许有成百上千倍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去Facebook工作,但这个世界可能根本不需要把程序员总数再增加十倍。

《与机器竞赛》这本书指出,在于机器进行的这场比赛中,有三类赢家和三类输家。高技术工人将是赢家,而低学历者将是输家,因为机器人将会迅速取代他们的工作。但是这里的”高技术”其实已经不好定义,传统上我们认为律师和放射科医生属于高技术,而现在他们也将被取代。在这个问题上诺贝尔奖得主Paul Krugman有一个更悲观的看法,他在一篇博客中写到,在IT技术的冲击下,也许更多的高等教育已经意义不大 — 统计表明过去十几年大学学位给人带来的工资附加值已经不增长了。

超级明星是赢家,第二名及其他所有人都是输家。刘翔最火的时候,所有要用到体育明星的广告都想找刘翔。对比之下,也许史冬鹏的速度可以达到刘翔的99%,但他能接到的广告个数?0。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可以把超级明星生产的产品无限放大,把普通市场变成胜者通吃的市场。

资本是赢家,劳动者是输家。在劳资市场上,资方的议价能力被显著增强。统计表明经济衰退以来企业用于购买软硬件设备的投资增长了26%,而人力成本却根本没有增长。美国商务部统计,现在企业利润占GDP比重正处在五十年来最高点,而与此同时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和各种补贴则是五十年来最低点。

此书两位作者很想给读者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他们提出了一点建议。首先,现在人工智能的长项是模式识别这样相对比较重复的工作,而机器还不擅长的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感和创造性。对此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学点艺术,学点创新,学点领导力,学点企业家精神。其次,与其跟机器竞争,不如带着机器一起跟别人竞争,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利用机器的人。最后,既然第二名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开辟各种细分市场,在一个新的小领域内当第一名。这其实是个”不占一帅就占一怪”的策略,也许足球踢不好的人应该改踢室内足球?

Thomas Friedman显然特别支持这些建议。他在今年一月份的一篇专栏中说,Average is Over,普通已经没戏了。在人工智能的代,那些拥有普通的技能,做着普通的工作,拿着普通的工资,过着普通的生活的普通人,必将被自动化淘汰 — 就算人工智能还不能淘汰你,中国工人也会淘汰你。可是怎么才能让一个普通人变得不普通?Friedman肯定没读过前面Krugman的博客,因为他给的答案是上大学。

其实以上这些建议根本解决不了就业危机。世界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一亿个电影演员,或者三亿个科学家,或者十五亿个企业家。每次我去剃头,遇到的理发师都爱调侃我头发怎么这么密。我经常对自己说好好享受理发师的抱怨吧,也许将来她们都会被不说话的机器人取代。可是到时候这些理发师怎么办呢?也许其中有人会成为专门为我这种头大加头发密集者的细分市场设计发型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能赚到钱么?

就算是对那些排在社会前面20%的人,那些跑赢了机器的人来说,高失业率也是个坏消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亨利福特二世领着汽车公会主席参观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福特自得地跟工会主席开玩笑:”你打算怎么让这些机器人给你交会费呢?”是啊,你们不是罢工么,你们不是要高工资高福利么?这回我全换机器人你还能怎么办?但工会主席毫不迟疑:”你打算怎么让它们买汽车呢?”如果80%的人都没钱,你们20%的生产力再强也没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就是廉价劳动力。这种说法等于说中国在跟人工智能竞争。如果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那么本文要说的就是中国即将输给机器人。事实上,富士康正在用机器人取代工人。现在富士康已经有一万个机器人,明年将增加到三十万个,三年内将增加到一百万个。这些机器人每台的成本是14万元,它们24小时不间断工作,而且绝对不会自杀。郭台铭说:”富士康的年轻人将重新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通过操作机器人的手和关节来完成生产。”他没说到底有百分之几的工人可以变成工程师。其实富士康的工会主席 — 如果富士康真有工会的话 — 也可以问问郭台铭他打算把机器人生产出来的iPhone卖给谁。

有句谚语说如果马有投票权,世界上不会有汽车。而事实是就算马有投票权,它们还是会被汽车淘汰。生产力进步不可违。现在这个过程中的大失业,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威胁。纵观最近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管是本书,Krugman,Friedman还是《经济学人》的评论,结论基本上都可以用”此题无解”来概括。也许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缺陷。也许马克思说的是对的:世界上的总工资买不起世界上的总产品。也许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工智能的朋友。…

“北京共识”说的中国智慧

最近“北京共识”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过这一次的主题是反对意见。比如北大姚洋MIT 的黄亚生等都写文章反思。但我遍观这些文章,发现这些反对“北京共识”的人,似乎没整明白到底什么是“北京共识”。

姚洋和黄亚生眼中的北京共识,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国进民退。正如黄亚生的文章所说,政府主导经济这个做法一点都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而“国进民退”,更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金融危机以来更是如此,尽管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不喜欢这个趋势。问题是,国进民退不是“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这个词,是时代周刊记者,“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教授”,雷默发明的。这个词的缘起,是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后者代表了九十年代末,2000年前后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了。也就是说美式民主自由 + 私有制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任何国家必须往这个方向走,而且越早实行这套制度,国家就会越早变好。

然而好多穷国,比如菲律宾和阿根廷等等,整了这一套之后发现似乎不太好使。中国没整这一套,反而发展得不错。这就自然使人怀疑华盛顿共识这个“终极理论”可能有点问题。从逻辑角度,这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华盛顿共识”的确是终极理论,但是是个“成人理论”,穷国不适合马上实施,就好比说虽然每个女人都应该生孩子但最好不要十六岁就生一样。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华盛顿共识”也许不是终极理论:也许终极理论根本不存在,也许对于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终极理论,也许终极理论虽然存在但不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理解的。

雷默在“北京共识”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小书,我曾仔细研读了一遍)里并没有回答关于终极理论的问题。他只不过说有个女孩正以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方式度过十六岁,并号召其他女孩向她学习。雷默总结了中国发展的三大智慧,其中不包括国进民退。

我不知道雷默同学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他热衷于国际问题,同时还是两项美国特技飞行记录的保持者。他热爱物理学,喜欢谈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非线性动力学,和天体运行。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是一种“新物理学”。

第一个智慧叫做“创新”。没有哪个国家跟中国一样,像祷告似的整天在报刊文章和吃饭聊天中谈论“创新”。十六大江泽民做了 90分钟的报告,其中“新”字出现了90次。雷默指出,中国人不是说着玩的。上世纪90年代,英特尔曾经以为中国可以作为一个过时芯片的倾销市场,但很快发现中国人只想要最新的技术。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用的种子用新良种,而玉米种子更是每隔 33个月就完全更新。

但新技术还不是最主要的“新”。中国“新”的本质是“变化”。这个真正的智慧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因为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民离开土地进城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答案是“更多的变化”。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在我看来这其实等价于“自行车理论”。表面上看,自行车很容易倒 —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问题预测中国要崩溃 — 但实际上,自行车只要在动就不会倒。

“创新”的另一个含义是不拘泥于意识形态,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等于不承认所谓“终极理论”。我说不清我怎么走,我也不想听你的,反正我得走。走的时候不怕犯小错,不停地实验。

第二个智慧叫做“稳定”。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整天谈论 “创新”的,和整天谈论“稳定”的,居然是同一帮人。这叫“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雷默总结,中国政府认为稳定的关键在于要让老百姓获得实惠,政府要贴近普通民众。这样一来创新和稳定就完全不矛盾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搞的这一套创新和稳定不是纯经济学,而是经济手段加政治手段。这样看来那些试图用纯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发展的学者,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发展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

我其实还可以多谈一句,那就是“发展经济学”,其实是一种“非平衡态经济学”,是非线性科学。而传统的经济学,比如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等,其实都是“平衡态经济学”,是线性科学。经典经济理论很可能解释不了中国的这一套。

第三个智慧叫做“不对称”。这是一个穷国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为了确保独立而保持对强国的作战能力,又不至于陷于军备竞赛的智慧。比如美军非常强调制空权,一打仗先派飞机上。防守这边只好使用地空导弹。而美军战机的反制办法,就是你地空导弹只要一开雷达,我马上顺着你这个雷达信号发射导弹打过去。所以战场上什么时候开雷达,是使用地空导弹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大多数地空导弹还没发射出来就因为开雷达而被美军消灭了。

中国发明了一种东西,它的价格极低大概也就几万美元(已经开始出口了)。它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开启,可以形成几百个地空导弹的雷达信号,让美军飞机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这就叫不对称作战。相对于全面提升军备水平,中国热衷于“杀手锏”和“点穴战”,追求四两拨千斤。

我认为以上这三个智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普世”的。创新,稳定,和不对称,哪一点错了?哪一点说国进民退了?

除以上三点之外,雷默还附送两个小技术。

第一个技术叫做“把目的当成手段”。比如确保对台作战的绝对优势,可以说是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任何官僚主义都得给解放军的发展让路。但其实这是一个手段,也就是说解放军实际上是利用打台湾这个借口来方便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升级,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让日本越南等国看着不舒服。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奥运会。

第二个技术是关于怎么跟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你想帮中国讨论治理艾滋病的问题,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丢脸的领域,根本就不会理你。你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不提艾滋病,而是把艾滋病这个小领域放大到整个医保这个大领域,跟中国政府说你想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保计划。中国政府对这个是感兴趣的。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在中国不足之处与之合作的环境,比直接攻击中国的不足之处要有效得多。

“北京共识”是2004年的理论。单纯从理论上看,我认为这些智慧到今天并没有过时。国进民退可能会过时,GDP 可能会过时,但只要中国一天不是发达国家,“北京共识”就是有效的理论。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等中国是发达国家的时候,还能不能继续贡献“新物理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