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category 好书

2016新年荐书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月10日)

去年新年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前面车上有个车贴,上写“So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对爱读书的人来说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无奈:好书太多根本没时间全读到。明知读不到,还是很想读,有时候看别人的书单就好像看别人家美女一样徒增认知负担。为此我们大概可以使用三个办法。一个是读那种能够对某一领域有全局视角的新书,一个是发现书与书之间的联系,对某个领域找几本相关的书集中阅读,使用这两个办法也许可以暂时减轻我们对这个领域其他的书的阅读兴趣。还有一个办法,当然是尽量读得快一点。

本着这样的精神,在过去一年读过的书中,我推荐以下这十本,排列顺序按翻页速度从快到慢。


1. Logicomix: An Epic Search for Truth – by Apostolos Doxiadis and Christos Papadimitriou


这是一本漫画书,严格地说叫“graphic novel”,用漫画的形式讲一个面向大人的长故事,而且经常是非虚构的。这本书用一个虚构的罗素演讲介绍了数理逻辑的发展史,从罗素一直讲到哥德尔。图灵出场了但是没讲到计算机。既然是漫画,当然这本书是按照英雄故事的讲法组织的,而且画工精致漂亮,值得摆在办公室书架上。令人赞赏的是此书有专业人士提供数理逻辑的技术支持,没有把那些理论给儿童化。本来从头到尾都是很好的阅读体验,只可惜书中英雄的最终结局都不太好,有的人自己的了精神病,有的人子孙得了精神病,令人不胜唏嘘!


2. The Book on Writing: The Ultimate Guide to Writing Well – by Paula LaRocque

这是一本很实在的写作指南,说的是英文的事儿,但对中文写作的道理是一样的。句子应该短一点儿还是长一点儿?用词应该选简单的还是高级的?开头应该有话直说还是先烘托一下气氛?中学语文老师的观点可能会与此书说的恰恰相反 — 这就是为什么一线作家的技艺不是跟语文老师学的。此书从读者接收信息的角度分析我们应该怎么写,追求提供好的阅读体验 — 我看这不但是作家的专业精神,而且是职业道德。


3.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 by 寇延丁 / 袁天鹏

所谓“罗伯特议事规则”并不是“具有罗伯特家族特色的”议事规则,而是但凡一群互相平等的人坐下来开会,想要决定个什么事情,就应该采用的科学议事规则。国外连学生会开个讨论决定几百元的预算的会都使用这套规则,但在国内还知之者甚少。按理说应该先去大学和政协之类的地方推广,但两位作者选择了下乡!他们像当年的红军一样,向最广大的人民介绍先进文化,而且几乎取得了成功。


4. Humans Are Underrated: What High Achievers Know That Brilliant Machines Never Will – by Geoff Colvin

此书作者曾经写过一本 Talent is Overrated,在格拉德威尔之前就介绍了“刻意练习”的相关研究,是个很有眼光的人。个人应该怎么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是个热门话题,而作者的调研工作相当出色,说了好多我没听到过的事。他开出的药方是人要想保住工作,就得更“人性化” — 因为人更愿意跟人而不愿意跟机器打交道,所以哪怕机器比你做得好,顾客和老板可能还是宁可用你而不是用机器。书中一个亮点是未来社会可能更需要女性的协调管理能力。不过我最近读另一本书,女科学家 Sherry Turkle 写的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与此书说的却恰恰相反,说她的研究表明现在人们越来越愿意跟机器而不是跟人打交道……可能连谈恋爱都是如此。那人的前途到底何在?


5. The Essential Hayek – by Donald J. Boudreaux

这是一本不到100页的小书,语言简单,举例通俗,还配有插图,基本上是写给大学新生看的,而且电子版免费。然而作者居然就有能耐把哈耶克的主要思想,包括这些思想的逻辑推理过程都给说清楚了。有志于做“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在张口闭口哈耶克之前,如果没时间读哈耶克原文,至少应该先读读此书:到底什么情况下的政府行为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跟凯恩斯的争论谁胜谁负,市场到底是怎么个逻辑,别误读误用。哈耶克的理论不是情怀也不是理念,而是逻辑……不过逻辑不一定全对,本文后面还会提到。


6. Knowledge and Power: The Information Theory of Capitalism and How it is Revolutionizing our World – by George Gilder

我以前推荐过 James Livingston 的 Against Thrift 一书,这本跟那本的观点正好相反,说的是供给派经济学的论点。此书试图从信息论角度论证是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在推动经济增长。到底需求派有理还是供给派有理?其实都有道理,而且都有新意!书中还介绍了香农的信息论和高通公司的历史,在我看来类比稍微有点牵强。不过作者的意图并不是论证一个道理,而是提出经济改革方案。George Gilder,是个名人,当年他写的公司趋势分析和股票评论曾经卖到每年几千万美元。另外,这本书的立场虽然认同自由市场,非常推崇里根的政策,但是也强调了政府的作用,而且直接对哈耶克提出了反对意见。


7. 福山的两本书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这两本书的评论已经极多,但我还想补充几句。我读书感觉,似乎每个当红“思想家”都要用自己的视角从头到尾解释一遍整个人类史,像物理学家那样提出一个“统一理论”,才算拿得出手:《枪炮、病菌与钢铁》、《西方将主宰多久》、《科技想要什么》、《理性乐观派》都是如此,而福山这两本则是一个关于人类政治制度演变的“统一理论”。福山的文笔相当好,有些叙事像讲故事一样,说理论的时候对各家学说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完全没有阅读停滞感,真实令人倾慕。对比之下,哈佛和麻省理工教授写的Why Nations Fail一书就差了一个档次。如果每个人都先读完福山这两本书再上网辩论政治,网上会安静很多。另外,福山在谈到法治起源的时候,也反驳了哈耶克。


8. Ungifted: Intelligence Redefined – by Scott Kaufman

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年轻人,文笔一般,也没什么个人观点,但是非常值得一读,因为它是个很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智商”,是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很多人的认识还停留在“智商 = 智力年龄/生理年龄”的错误认识上,更多的人则认为智商根本没有意义,完全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真实能力!那么智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天才儿童到底是什么情况?除了智商还有没有别的素质对个人成就有作用?这本书可以告诉你现在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澄清了很多误解。剧透一句:智商不但有意义,而且是可遗传的 — 根据“智商”的定义,有一半的人智商低于100,他们可能会不喜欢这个结论……不过这本书里也有他们可能喜欢的结论。


9. How Not to Be Wrong: The Power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 by Jordan Ellenberg

这是一个数学家写的关于怎么从数学思维角度去思考一些社会问题 — 哪怕你仅仅使用不太难的数学知识,就已经能发现生活中很多专家和政客的愚蠢。相对于 John Allen Paulos 数年前几本类似题材的书,Ellenberg 这本文笔有点不够干净利落,但是胜在内容很新,其中甚至提到了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猜想上的工作。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打篮球到底有没有“手热” — 也就是今晚某球员状态极好出手怎么投怎么中这种现象:一般科普读物都会拿这件事作为人类认知错误的代表例子,告诉你“手热”没有统计支持,纯属错觉;而这本书则引用最新的研究说,以前那些研究其实并不能证明“手热”不存在,因为……


10.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 a Cosmological Perspective – by Clément Vidal and Steven J. Dick

前面说过思想家都想从某个角度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这本书讲的是整个宇宙的历史。此书似乎是从作者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技术性强,综述和文献功夫扎实。他说的是,如果你认同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世界观,你就应该采纳一个什么样的道德立场。这个立场不是根据个人性格选择的,而是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生物进化这些学说出发,有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作者对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非常了解,所以他描述的这个世界观相当靠谱。他不但不是让哲学指导科学,而是让科学指导哲学。

最后,拙作《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刚刚出版,内容也算比较新,翻页速度也算比较快,所以也算可以一读。

匹夫怎样逆袭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1月26日。报纸版标题是《手段上不了台面,赢了就好》)

印度移民Vivek Ranadivé在硅谷有个自己的软件公司,但是他对红木市十二岁女孩篮球队教练的工作更上心,他女儿在这个队里。队里的孩子们全都来自硅谷工程师和书呆子家庭,她们身体素质一般,而且没有几个人真正想把篮球打好,对她们来说读书和科技远远比篮球有意思。但是Ranadivé决心赢球,而且还想问鼎全国少年联赛冠军。我们可以想象他面临巨大困难,更可怕的是,他自己从来没打过篮球。

Gary Cohn从小患有失读症。这不是一般的学习障碍,而是一种疾病,是大脑硬件有问题。失读症患者阅读比正常人慢很多,他们很难记住单词的拼写,因为他们大脑处理文字的方式根本不对。Cohn这样的孩子当然不受老师喜欢,所以Cohn也不喜欢老师,他甚至曾经攻击过老师。为避免被同学视为白痴,Cohn时不时做些搞怪的事来假装自己是个小丑,因为小丑的社会地位似乎比白痴高。Cohn的妈妈最大的愿望是Cohn能够获得高中文凭,这一点Cohn做到的了,但是他还有个更好的理想:他想当股票交易员。他根本不知道该找谁,但是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Cohn遇到纽约世贸大厦里走出来一个看上去衣冠楚楚的人正打车去机场,他走过去说:“我也去机场,咱俩能拼车吗?”这样他获得了跟这人聊上一小时的权利。幸运的是这人还真是某个金融公司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们公司下周就有个股票期权交易员的位置要招人。“你看我能不能到你们公司工作?”“你懂期权吗?”那人问Cohn。Cohn根本不知道期权是干什么的。

Wyatt Walker是马丁路德金的最重要助手。金是民权运动的精神领袖,而Walker则是幕后的组织者和策划者。1963年,民权运动正处在一个危机之中。金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搞了九个月的示威活动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Walker和金要把战场转移到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三K党非常活跃,警方对黑人抗议行动无比强硬。当地黑人的群众基础也不行,人们不敢上街,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被发现跟金在一起就会被自己的白人老板解雇。然而金和Walker必须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迫切需要制造一个能出现在全国电视台晚间新闻里的事件。可是Walker只找到二十二个愿意参加示威的人。游行本来计划在下午两点半开始,他们一直等到四点。这时候街头倒是真来了上千人,可那些人不是来游行而是下班路过来围观的。

 

这些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被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2013年的新书《大卫与歌利亚》中称为“underdogs”。我的第一反应,“underdog”应该对应中文的“屌丝”。不过“屌丝”似乎还有精神上被人嘲笑的意味,而“underdog”仅仅强调这个人在实力对比上处于劣势 — 虽然处于劣势,他们还在继续战斗而没有退出。联想到骁骑校的网络小说《匹夫的逆袭》,似乎可以用“匹夫”这个更中性的说法。不过即便你认为屌丝是应该被嘲笑的,“underdog”也值得译为“屌丝”,因为他们使用的有些手段的确上不了台面。

如果你是一介匹夫,你打算怎么跟巨人竞争?用龟兔赛跑的精神在别人睡觉的时候继续努力么?如果别人根本不睡觉呢?难道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他们最后赢了。而失读症患者中有很多人长大以取得重大成就,成为著名律师和CEO。Cohn成功拿到了那个交易员职位,而且他现在是高盛公司的主席和COO。至于那个篮球教练Ranadivé,他的球队真的拿到全国冠军,而且经常在比赛中让对手一分都得不到。如同小男孩大卫战胜了巨人歌利亚一样,此书中的匹夫们全部逆袭成功。

格拉德威尔说,想要战胜歌利亚,关键在于两点。

第一,你要知道你的不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你的有利条件;而巨人的所谓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他的不利条件。

第二,你绝对不能按照对手的打法去跟他玩,你有时候得使用非常规手段。

 

Ranadivé注意到两条有意思的篮球比赛规则:1)一方进球后,另一方必须在五秒之内从底线把球发出;2)在己方半场拿球后必须在十秒内把球运过中线。可是当他看比赛的时候,他发现没人去主动利用这两条规则,感觉就好像其中有阴谋一样。总是一方进攻之后就主动撤回到自己的半场去防守,放另一方从容不迫地拿着球过来进攻。直接放弃75%的场地!如果对手是身高体大技术好的强队,这等于给人送分。他认为自己绝对不能这么打,必须从前场就开始抢球,打全场紧逼去迫使对手超时犯规。

事实证明在十二岁女孩的比赛中Ranadivé的压迫式打法才是取胜王道。她们打得对手根本过不了半场,球基本上一直在对方的篮筐之下,以至于她们根本不需要学习远投。她们打出来的比分都是4-0,6-0,8-0,12-0这样的。关键在于,不会打球这个弱点恰恰是Ranadivé球队的优势所在:因为但凡会打球的人都不屑于使用这种打法!对手、观众、甚至裁判都对Ranadivé的玩赖打法非常愤慨,认为这对孩子们提高球技完全无益。有一次对方教练差点在停车场揍他。不过这些准备长大以后搞高科技的孩子显然根本不想通过比赛提升自己的篮球专业水平,更不打算为篮球运动的健康发展负责。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让受试者做一套“认知反应测试(CRT)”题,这些题目中有些陷阱,一不留神就会答错。实验发现如果把测试试卷印的很难看,比如字非常小,读起来很困难的情况下,受试者反而能进行更多的思考,成绩反而更高!失读症患者阅读的时候,就有点这个意思。因为读的慢,他们被迫要深入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读症反而成了一种“值得想要的困难”:他们的记忆力都很好,能用最小的阅读量把一件事搞明白,很善于抓住本质和要点,而且还能给别人解释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失读症患者里面出人才。

但是Cohn还有一个一般失读症患者可能没有的竞争优势:他善于假装,因为他从小就装小丑。在出租车上他成功地让那人相信他了解期权的所有知识。他获得了面试机会。本来他的阅读速度是每六个小时读22页,在接下来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他却读了一本讲期权的经典著作,通过面试,然后立即上班。他一个词一个词地读那本书,确保自己完全理解了一句话再读下一句。结果上班第一天,他就开始告诉别人该买哪个卖哪个期权了。

 

那次围观者远远多于参加者的示威游行结束后,Walker打开报纸,他收到了一个惊喜。报纸说有一千一百个示威者 — 记者居然把那些围观的黑人也当成了示威者!Walker和金的计划得以展开,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制造一场跟警方的冲突。他们动员中学生旷课到公园参加示威,其中一个办法是让当地最著名的黑人DJ跟电台听众说公园里会有一个大晚会。这个行动遭到了各方的一致谴责,连纽约时报都认为不应该让孩子冒险。结果行动当天超过六百个学生被捕。当晚监狱里每七八十个孩子被关在一个通常关八个人的监舍,而且别忘了这可是全美国黑人处境最差的城市!但是马丁路德金告诉家长们别担心:“监狱可以帮你摆脱日常生活的坏影响。如果他们想读书,里面还有书可以读。我总是在每次进监狱的时候跟上读书进度。”

第二天又有一千五百个学生旷课加入示威。警方如临大敌,他们不得不带上高压水枪和警犬来震慑这些学生,因为监狱里已经没地方了。Walker希望警察真能打开水枪,他需要这个效果。对峙过程中警方说你们再前进一步我们就开水枪。孩子们继续前进,然后他们就真的被高压水柱击中。Walker指挥学生从其它方向突破封锁,警察手里的水枪不够用了,局面开始失控。这时候,一条警犬扑向一个黑人学生。这个学生不是示威者,他是刚刚放学过来围观的,他的家庭甚至根本就不支持马丁路德金。警察拉住了警犬,这个学生也本能地踢了警犬的下巴 — 据说他还把警犬踢伤了 — 他本人安然无恙。

但是警犬扑向黑人孩子这个转瞬即逝的镜头被在场记者抓拍了下来。照片中警犬很凶猛,警察带个墨镜很冷酷,而孩子的表情却很平静,就好像连害怕的意识都没有了一样,给人感觉是“我的命就在这里,你想拿就拿去吧。”Walker等的就是这张照片!第二天照片上了所有主要报纸的头版,各界强烈谴责警察,肯尼迪总统深表震惊,国务卿说这简直是亲者痛仇者快。民权运动从低谷一下子达到高潮。Walker和金喜不自胜,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一年以后,民权法案获得国会通过。

今天我们看到这张著名的照片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冲击力。警犬攻击孩子!可是如果你仔细看,背景中的几个黑人情绪都相当稳定,其实他们也都不是来抗议而是来围观的。美国绝对有黑人曾经被狗咬过,黑人有必伸之理,但这次真心不是那么回事。整个事件简直就是大V和公知造谣传谣。可是不这么办马丁路德金又能怎么办?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沉默的民众面前任何大V都只不过是屌丝而已。黑人一无所有,连马丁路德金的动员能力看起来都相当有限,这是极大的劣势,整个就是一个让人欺负惯了的群体。但正因为如此,照片上孩子那一副让人欺负惯了一样的表情才显得特别可信,民权运动才能获得媒体的同情和大力支持。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优势。

 

尼采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我们可以从《大卫与歌利亚》这本书里给尼采的名言找个统计支持。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缺少家长的监管,往往不能养成良好习惯,自控力比较差,导致长大以后也不成功。可是如果你去考察那些能够进入《大英百科全书》的历史名人的身世,会发现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十岁以前失去了父母双亲中的一位。在十五岁以前,单亲比例是34.5%,二十岁以前,45%。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也有远超于正常人的比例在其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一个家长。所以单亲家庭对普通人来说是个巨大的困难,可是对那些没有被这个困难击倒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更早地自立而且也真的自立了,他们反而因此而变得更强大。

劣势的好处还包括精神上的。二战期间德军对伦敦大轰炸,英国政府非常担心伦敦市民可能会因为恐慌而逃离城市。可是轰炸真的来了,而且造成极大的人员损失之后,政府惊奇的发现人们不但不恐慌,反而还非常淡定,甚至简直是这边空袭警报响着那边老百姓该干啥干啥。不但如此,后人研究轰炸期间伦敦人写的日记,发现他们简直是爱上了轰炸!他们产生了一种你怎么炸都炸不死我,我是不可战胜的的兴奋情绪!这个效应其实是普遍的,民权运动中有个黑人领导者,Shuttlesworth,屡次遭到三K党袭击,结果每一次躲过袭击之后他的勇气都会再升一级,他最后无所畏惧甚至获得了一种宗教领袖般的气质。那些刺杀他的人简直就是来给他送经验值的。

困境不可怕,优势也不见得都好。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和一所顶尖大学同时录取了你,你应该选择哪个呢?一般人可能立即说当然要去顶尖大学,去好大学可以获得好的教育,而去顶尖大学在教育之外更能获得名望。但是此书中一章的女主人公用自身经历证明,对很多人来说去顶尖大学未必是个好主意。同学之中高手如云!也许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顺利毕业,获得自己理想中的科学家职位。但是在这里你很容易丧失自信甚至最后根本毕不了业。有些本来想在哈佛学物理的人一看物理系牛人实在太牛干脆转到法学院去学法律,学的还是税法 — 哈佛把物理学家变成律师。最关键的是,有人统计各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的论文发表情况,发现在顶尖大学排在班级最前列的学生毕业六年内平均发表六篇论文;排在四五名的学生平均发表一篇论文,而排在中等及以下的学生则一篇都没有。对比之下,普通大学排在班级最前列的学生却也能确保至少一篇论文。鸡首,胜于牛后。

既然优势和劣势可以互相转化,我们就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加强某一方面的优势,正所谓过犹不及。格拉德威尔在书中提出一个叫做“倒U曲线”的概念。意思都是一样的:在一个东西成长的初期,你每增加一点投入都能获得一点回报;然后它会进入一个平台期,继续增加投入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回报;而过了平台期再投入,回报反而是负的。

一个家庭的财富与家里孩子教育的关系就是如此。有人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达到七万五千美元之前,钱越多对孩子越有好处;此后更多的财富对孩子的教育就没有好处了,超过一定限度以后再多,反而有害。班级人数与学生成绩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人们普遍崇尚小班授课,发达国家花了很多钱来增加老师配备和减少班级人数。但是研究发现最理想的班级人数应该在18到24人之间。一个班里的学生太多,老师的工作量就会太大而照顾不到每一个学生;可是如果学生太少,你就不能在课堂讨论中获得充分的不同声音,更可怕的是学生们将会变得彼此特别熟悉,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打闹。

不但“强大”并不总值得刻意追求,那些已经非常强大的力量,也未必值得畏惧。行使力量,也存在一个倒U曲线。并不是说你投入的警察越多,抓起来的罪犯越多,治安就会越好。事实上如果一个地区被抓起来的人数超过一定比例,这个地区的人就会把警察和法律视为敌人,因为你把人家人都抓起来了。类似地,对犯罪惩罚的力度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长的刑期并不利于减少犯罪率。

 

格拉德威尔可能是史上最成功的商业畅销书作家。他过去的几本书,《引爆点》、《决断2秒间》、《异类》全都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其中《引爆点》甚至还是被学术界引用次数最多的畅销书。格拉德威尔写的不是小说,但他借鉴了文学手法,把学术研究成果穿插在巧妙的叙事之中。这个本事使得他每一本书的收入都达到几百万美元,据说他一场演讲的出场费都要十万美元。商业上如此成功,难免会受到某些严肃读者的鄙视。一个最显然的批评是你这理论够严谨吗?它能有多大的通用意义?

这很难说。什么叫匹夫,什么叫巨人,什么手段才叫非常规手段,这些都不可能找到通用的严格定义,所以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学术理论。另一方面,作者的小说笔法也有点不太厚道。我此前完全不了解民权运动,看罢此书我的印象就是那张照片是整个民权运动的最重要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成功是靠马丁路德金忽悠出来的。然而在写这篇文章期间我偶然翻看一期时代周刊,发现1963年伯明翰市的真正大事是照片事件四个月之后在同样的地点的一起白人至上主义者制造的爆炸案。四个黑人孩子被炸死。这个事件的重要程度肯定远胜于一张照片,伯明翰今年刚刚纪念了该爆炸案五十周年。而作者对其只字未提。所以我们把此书当成寓言看也就可以了。

不过书中也不乏有学术味道的证据支持。比如说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交战,在大国人口至少比小国多十倍的情况下,你认为大国获胜的概率是多少?政治学家Ivan Arreguín-Toft统计的结果是仅有71.5%。而如果这个小国不按照大国的打法打,而采用非常规或者游击队战术的话,其胜率会从28.5%升到63.6%。

 

毛泽东如果看到这本书,他大概也会喜欢。他一定会说这书里讲的就是辩证法,没准还会要求共产党员学习。与国民党正规军相比,红军和八路军应该算游击队吧,却可以打胜仗。其实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绝非中国所独有,美国就是靠游击队打赢了独立战争。在战争初期美国一直采取游击队战术,局面很不错;乔治华盛顿突然想建立一支英国式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起来之后就连续失败。类似地,法国打越南,越南游击队一直赢法国,一直到1951年越南决定使用正规军,使用法国打法跟法国打,立即遭遇惨败。

理论上,所有的匹夫球队都应该采用Ranadivé的屌丝打法。因为这是你赢球的唯一机会。可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球队没有这么打呢?因为这种打法很难受,毫无乐趣,还有舆论压力。只有那种绝望了但是还不想死的匹夫,才采用这种打法。

格拉德威尔说,一般有创造性的人物,都要有点特立独行(disagreeableness)的气质:你要敢于做一些社会上通常认为不应该做的事。你不是去适应这个社会,而是让这个社会去适应你。他们追求取胜,他们根本不追求别人的喜欢。

维护现有的社会格局和强调遵守游戏规则,那是高富帅的事。而犯规则是屌丝的特权。

——
另外还可以看看本人这篇文章: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三个竞争故事。…

2013年推荐书单

在我2013年读过的书中,我推荐以下这十本。这些书适合从事所有专业的人阅读。排列顺序按阅读速度从快到慢。

1)《伐清》- by 灰熊猫

穿越小说。这本书从小说的写作技术来讲可能比较失败,但是作者的战略构思绝对是网络小说的重大创新。灰熊猫一如既往地、毫不顾忌地借助小说阐发了各种政治思想。

2)《晚明》- by 柯山梦

穿越小说。这本书即使从小说的写作技术来讲都相当成功,人物生动,故事精彩。对我这个外行来说书中对明末从宏观到微观的情形的描写都称得上精确二字。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完全没有进行政治正确或者道德制高点方面的自我审查,根本不怕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3)David and Goliath: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 – by Malcolm Gladwell

Gladwell 又出了一本畅销书,不看的话可能有点遗憾。这书讲了一个道理,但是作者讲道理的方式比这个道理本身更值得我们学习。除了Gladwell,没有任何人能把一本穿插了若干个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书写得跟小说一样。

4)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 – by Tyler Cowen

美国经济增长变慢,因为美国的三个红利都花完了。经济增长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指数的,而是阶段性的,得靠红利。此书对中国读者很有意义,因为中国也有些红利。

5)The Social Animal: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 – by David Brooks

Gladwell 那书用很多很多真实的故事讲一个道理,而此书用一个虚构的故事讲了很多很多,很多道理。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目前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各种学把人研究到什么程度了的一个小科普。而且有些研究相当新。

6)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 – by Tim Wu

一部跌宕起伏的美国电影、电信和信息产业史。但是这本书实际上说的既不是那些产业也不是历史,而是创新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未来。

7)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 by Nassim Nicholas Taleb

Taleb 这本书,比他的《黑天鹅》更有意义。索罗斯一心想让人认为他是个哲学家,而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个交易员。Taleb 本来是个交易员,但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哲学家了。这本书说有些东西是不怕折腾的,甚至是怕不折腾的 — 这种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文笔相当美。

8)Against Thrift: Why Consumer Culture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the Environment, and Your Soul – by James Livingston

作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试图使用历史数据来颠覆主流经济学。他说经济学的思想巨变不是谁提一个新理论就能带来的,而必须是新的事实进来,必须是基于经验的 — 就如同哈勃发现宇宙膨胀和伽利略发现行星运动的模式一样。这本书讲的是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影响。

9)A Mathematician Plays The Stock Market – by John Allen Paulos

这本书讲的不是炒股的技术,事实上作者(一个数学家)在股市上输了不少钱。此书是数学角度的股市科普。股价变化是不是随机的?技术分析到底有没有用?这本书介绍了专家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书中有很多锻炼脑力的数学段子。

10)Is Behavioral Economics Doomed? The Ordinary versus the Extraordinary – by David Levine

偏学术。作者完全不屑于用故事取悦读者,写得几乎有点像经济学论文的引言,但是文笔很不错。如果你能读完并且深入理解这本书,你就会对那些看《怪诞行为学》之类的畅销书(也包括上面提到的 The Social Animal)的人建立起巨大的心理优势。…

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0月29日)

如果一个物理学家谈物理,哪怕他只是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做科普,外行一般也不太敢提出质疑。人们知道物理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尖端科学,没经过多年训练的人胡乱说话只能闹笑话。可是当一个社会学家谈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哪怕他旁征博引了好多东西方先贤的经典理论,别人还是可以毫无压力地批评他。不管专家怎么说,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认为自己知道汽油涨价是怎么回事,每一个网友都认为反腐败的出路是明摆着的,每一个球迷都认为如果从来没搞过足球的韦迪能当足协主席,那么我也能当。

这也许怪不得大众。实践表明,像政治学这样的软科学,其“专家”的实用程度很可能并不显著高于“砖家”。1984年,伯克利的心理学家Philip Tetlock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他调查284个专门以预测政治经济趋势为职业的政治学家、智囊和外交官,向他们提出各种预测问题,比如说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可能被政变搞下台。Tetlock要求专家们对其中大多数问题,比如某个国家的未来政治自由状况,提供出现三种可能性(保持现状,加强或者减弱)的大致概率。这个研究做了二十年,一直等到当年预测的事情全部水落石出。到2003年,Tetlock总结了这些专家给的答案,发现他们的总成绩还不如索性把每个问题的三种可能性都均等的设为33%。也就是说,专家的预测水平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专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预测得分居然比在自己专业外领域更差。

所以《纽约人》杂志在评论Tetlock描写自己此项研究的《政治专家可靠么?》( 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这本书的时候对专家相当悲观,最后得出的结论居然是我们还是自己思考算了 — 尽管Tetlock的研究显示专家的得分其实还是比普通人略高一点。

但社会科学并非无路可走,它可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前夜。哥伦比亚大学Duncan Watts的新书《什么都是显然的–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提出,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像硬科学一样,依靠实验和数据。传统专家的预测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他们依赖的很多直观“常识”,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想当然。事实上,哪怕一个最简陋的统计模型,也能比专家预测得更好。Watts 这个说法当然并不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现在大概已经很少有人在论文里拿一百年前的所谓经典说事了。此书的最大新意在于,因为Watts同时在Yahoo!研究院研究社交网络,他在书中描述了几个其本人参与的有趣研究。

谈起社交网络,中国读者会立即想到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的《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这本书提出,一件东西要想在人群中流行开来,需要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在其中推波助澜。这些关键人物是社交网络中的节点,是普罗大众中的意见领袖,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可能实现把地球上任意两个人用不多于六个人相互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六度分隔”。根据这个理论,扩大知名度的最好办法是找名人做广告。名人在微博上说一句话,应该比普通人的“口碑”重要得多。有传闻说现在中国有百万粉丝的名人发一条营销微博可以获得一千元,其实这个数字还算是少的。美国女星Kim Kardashian一条tweet的价格是一万美元

“关键人物”理论完美符合人们的思维常识。我们总是强调伟人对历史的推动,强调“一小撮”坏分子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强调明星对时尚潮流的引领。问题是,这个理论没有获得大规模统计实验的支持。

在现实生活中统计影响力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很难测量一个人是被谁影响的。现在微博客Twitter的出现给这种测量提供了可能。Twitter的一个特别有利于研究的特点是,如果用户分享一个网址,这个网址的URL会被缩短,自动形成一个唯一的代码。通过跟踪这些短代码,Watts与合作者就可以分析信息如何在Twitter上扩散传播。具体说来,就是如果有人发布了这么一条代码,而他的一个“粉丝”如果转发这条代码的话,那么这次转发就可以被视为一次可观测的影响。广告商的愿望,是希望信息能够这样被一层接一层的转发传播开来,形成所谓“Twitter瀑布”。然而通过分析2009年两个月之内160万用户的七千四百万条信息链,研究人员发现98%的信息根本就没有被推广传播。在这千万条信息中只有几十条被转发超过千次,而转发次数达到万次以上的只有一两条!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被反复转发的消息其实是特例中的特例。由此可见想要通过微博成名,就好像买彩票中头奖一样困难。

那么名人的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呢?Watts等人使用了一个巧妙办法。他们使用统计模型根据第一个月的数据把那些粉丝众多,并且成功引发了Twitter瀑布的“关键人物”挑出来,然后看他们在第二个月中的表现。结果相当出人意料:这些人在第二个月再次引发瀑布的可能性相当的随机。平均而言,“名人”的确比一般人更容易导致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但这个能力的实际效果起伏极大,一点都不可靠。也许最好的营销方式不是拿大价钱请少数名人,而是批量雇佣有一般影响力的人。

如果一个东西突然流行开来,我们的常识思维总是以为这个东西一定有特别出类拔萃之处,或者就是其幕后一定有推手。但Twitter上的研究表明所谓幕后推手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那么为什么某些书能够畅销,某些电影能够卖座,某些音乐能够上榜呢?完全是因为它们出类拔萃么?Watts参与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成功很可能主要是因为……运气。

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实验。实验者创办了一个叫做Music Lab的网站,在几周之内招募到一万四千名受试者来给48首歌曲评分,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下载其中的歌曲。有些受试者的评分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只能看到歌曲的名字。而其余受试者则被分为八个组,他们可以看到每首歌被自己所在组的其他受试者下载的次数 — 他们可能会设想被下载次数越多的歌曲越好听,这样一来他们打分就会受到社会影响的左右。

实验表明那些好歌,也就是在独立组获得高分的歌曲,在社会影响组也是好歌,而且其流行程度比在独立组更高;而坏歌在社会影响组的表现也更差。所以当听众能够被彼此的选择影响的时候,流行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加流行,出现胜者通吃的局面。然而这个实验最重要的结果是,具体哪首歌能够登上排行榜的最前列,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有些歌曲可能会因为实验初期纯粹偶然地获得更多下载次数,后来的受试者受这个影响就会以为这首歌好听,以至于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形成正反馈。最初的运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谁能脱颖而出。独立组仅获第26名的一首歌,在一个社会影响组居然排第一,而在另一个社会影响组则排第14名。尽管特别不好的歌肯定不能流行,但好歌想要流行还是需要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独立组排名前五的歌曲只有50%的可能性在社会影响组也进前五。

对能够互相影响的一群人,不能以常理度之。撒切尔夫人曾经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作为个人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可是你不能用研究一个人的办法来研究一群人。就算你能理解这群人中的每个人,你也未必能理解把这群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他们之间的社交网络结构,会导致一些非常偶然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无法用任何常识去预测。一般人的历史观总是有意无意的把一个集团,比如说清廷,想象成一个有思想有行动的个人,好像辛亥革命就是清廷,孙中山和袁世凯三个人之间的事一样。这样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孙黄数次起义数次失败,最后居然在一个完全想不到的时机成功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互相影响的社会。我们想起来去听一首歌,也许只不过因为朋友的推荐。我们想起来去看某个电影,也许只不过因为我们恰好在微博上跟随某人。旭日阳刚可能的确唱的不错,但在某个平行宇宙里他们将不会登上春晚舞台。如果历史重演一遍,芙蓉姐姐、周迅甚至李谷一都未必能成名,《哈利波特》的第一集未必能获得出版。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素质,归结为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一样,而事实却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常识只是特别善于在事后“解释”事件,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十月革命爆发了,我们就说俄国局势导致革命必然要爆发,可是革命之前有谁能这么肯定呢?中国女篮以三分优势击败韩国取得奥运参赛权,赛后总结自然全是成功经验,可是如果中国队最后几个球偶然没投进,媒体上必然又全是失败的反思。我们看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或者反思,总是觉得它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简直是常识。专家们也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去预测未来。可是事先你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呢?

比如如果有人说来自农村的士兵会比城市士兵更适合部队生活,读者很可能会认为这是显然的 — 农村本来条件就比较艰苦,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所以农村士兵肯定更能适应部队。然而据社会学家Paul Lazarsfeld对二战期间美军的调查,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是城市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拥挤、合作、命令、严格的衣着规定和社会礼仪。这两方面的常识看上去都有道理,在没有统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个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要想从复杂的随机事件中看到真正的规律,最好的办法是像搞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大规模的重复实验。如果中国女篮跟韩国队在同样的条件下打100次能赢95次,我们就可以确信中国队强于韩国队。如果一首歌能在每一个社会影响组都进前五名,我们就可以确信这首歌的素质的确出众。然而历史不能重复,我们不知道最后发生的结局是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我们却总能用“常识”给这个结局一个解释!像这样的解释如果用于预测未来,甚至制定计划,怎么可能不失败呢?一个更实用的历史观是放弃“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布,然后尽可能地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与其追求用各种想当然的常识指导未来,不如把历史当做一个数据库,从中发掘统计规律。

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经常认为社会科学更简单。如果你看那些社会科学的论文,会发现其中逻辑通俗易懂,结论往往也是显然的。物理学经常能得出一些违反直觉而又绝对正确的结论,然而社会科学中常识却总能大行其道。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改观,自然科学的方法正在被引进到社会科学中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亨廷顿曾经在某项研究中颇有科学精神地写道“62个国家的社会挫折和不稳定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5”,然后一个数学教授跳出来说这纯属胡扯,“亨廷顿是怎么测量社会挫折的?难道他有一个社会挫折表么?”其实像这样的批评也许只不过说明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难做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想要找几万人做歌曲评分实验,或者分析成百上千万的社交网络和信息传播,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有了互联网,社会科学终于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显然”的研究结果了。所以社会学家已经在使用新方法搞科研,遗憾的是实用专家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理论上。一个原因也许是统计方法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更多有实用价值的判断。但不论如何,正如Watts所说,现在社会科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天文望远镜,就等开普勒出来总结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了。

————

几点说明:

1. 此文中关键事实,凡是没有直接标明出处或给出链接的,一律来自这本书。以后写书评也是如此,不再注明。

2. 我曾经在《分析 Facebook 上的两场捐款战》一文中使用过“关键人物理论”,并且以此对比中国用户的捐款数据,得出结论是中国用户对网络的使用习惯还停留在论坛时代。而当时数据的确显示有些人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似乎有点矛盾,但数据也许并不矛盾。“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也许并没有人们事先设想的那么强。另一方面,这个捐款“实验”也可以作为对本文提到的url转发统计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3. 我觉得新浪微博可能比 Twitter 更容易用来进行社交网络研究。首先转发次数是明摆着的,其次也许用户量更大,另外新浪这种明星体制也许会导致整个网络结构跟 Twitter 很不同。不论如何,希望能看到有人对新浪微博进行类似的大规模统计分析!…

技术左右天下大势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7月24日,报纸版标题是《机关枪捍卫世界和平?》)

我们常常相信历史前进的冥冥之中存在一些逆之者亡,顺之者昌的“大势”,就好像《三国演义》一开头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然而就算真有这样的大势,也很少有人能正确地预见到。比如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互相依赖的整体,电话和电报这些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国能够充分交流,再加上民主制度广泛传播,以至于整个欧洲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都认为天下大势是和平。他们在二十世纪之初预言欧洲将不会再出现大的战争了,结果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战争最惨烈的世纪。

但是也不能说天下大势不存在,或者不可预测。实际上,有一个波兰银行家,Ivan Bloch,曾经几乎窥破了天机。作为一个业余军事学家,Bloch在1898年出了一套六卷本著作《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Bloch也许从来没上过战场,但他却是世界上最了解机关枪意义的人。Block说,机关枪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步兵和骑兵战术彻底过时 — 有了机关枪,士兵们只能在战壕里作战,因为他的计算表明一个战壕里的士兵比地面上的士兵有四倍的优势。这样步步为营的壕沟战会让快速推进成为不可能,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对另一个强国速战速决,所以未来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消耗战。这样长久的战争会迫使参战国投入百倍于传统战争的兵力,拖垮参战国的经济,甚至引发其国内动荡革命,所以没有哪个大国会愚蠢到在机关枪时代发动战争,于是结论就是机关枪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事实证明除了和平,其它方面Bloch都说对了。

Bloch没有预测到一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高估了世人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这本书的思想是如此先进,以至于在它非常畅销的情况下却没有引起各国军方足够的重视。军队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排兵布阵,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欧洲战场上的将领们才意识到机关枪的确是一种防守性,而不是进攻性武器,而且打仗的时候的确应该呆在战壕里。即便是这样机关枪也没有带来最终和平,因为坦克出现了 — 在Bloch写书的时候这个终极陆战进攻性武器还没有发明。不论如何,从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判断天下大势这个思路显然并没有错。

技术不仅仅对人类生活提供辅助性的帮助,而且可以直接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发展的大势决定天下大势。最近堪称是当代技术思想家的Kevin Kelly,出了一本 What Technology Wants(《技术想要什么》),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技术的大势。在这本书里 Kelly 认为技术的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独立,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样变成了一个活的东西,以至于它“想要”一些东西。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很小,我们的角色不是技术的主人,而是“技术的父母”,乃至于“技术的生殖器官”。即便如此,技术仍然是个好东西,它的大势总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技术是个好东西。空气污染,全球变暖和核辐射,使得有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应该放弃技术,回归到原始社会的自然生活。但原始社会既不文明也不环保。我国古代文化常常认为上古是大同社会,人们过着与世无争的安乐生活,而事实是在农业技术被发明之前的原始采集狩猎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比任何文明社会都要频繁,死于战争的人口比例是农业社会的五倍。再加上食物来源不稳定,没有多少人能活过20岁,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40岁以上的原始人。从保护生物多样性角度,原始社会生活方式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比现在还要严重。从原始人走出非洲开始,人类走到哪里,哪里的乳齿象,猛犸象,恐鸟,犀牛和巨型骆驼就会被灭绝。到距今一万年前的时候,地球上80%的大型哺乳动物种类都被原始人屠杀殆尽。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农业技术终于出现。人口开始增长,寿命开始延长,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之间的知识传承才变得可能。有气象学家甚至认为,正是因为8000年前的早期农业带来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全球变暖,才使得地球避免了另一个冰川期。农业技术发展一个杰作是所谓“轴心时代”。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各大文明都出现了足以影响后世千年的精神导师,比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释迦摩尼,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所以会有轴心时代,是因为当时大规模灌溉技术的出现,古代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以至于可以养活一帮(像有人说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专门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Kelly写道,人类社会组织每一次大的变革都由新技术的出现引发。人类必须首先发明文字书写系统,才能把法律写下来,才能谈得上司法公正。是标准化货币的铸造使得贸易流通更广泛,鼓励了经商乃至形成自由的思想。1494年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使得欧洲的公司第一次可以处理复杂的业务,直接开启了威尼斯的银行业,乃至全球化的经济。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使得欧洲基督徒第一次有机会摆脱教堂,直接阅读圣经,形成自己的理解,结果导致爆发后来的宗教改革。

一个特别有意思而又影响深远的技术是马镫。在没有马镫的时代骑马作战时大部分体力都被用于不让自己从马上掉下来,骑兵对步兵没有速度以外的优势。而马镫让骑兵可以在马上从容使用武器,战马更容易控制,甚至人马一体,从而获得比步兵大得多的优势。从此之后,骑兵成为一个专业兵种,一群未经训练的平民就算组织起来也不可能打败久经训练的骑兵。再加上只有贵族才买得起马,可以说马镫技术直接带来了欧洲骑士制度、贵族封建统治、和漫长的中世纪。而最后终结这种统治的,是火枪技术的出现,因为训练一个火枪手比训练一名骑兵容易得多。

技术不但改变历史,而且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比如地图和钟表的出现就带给我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跟一个只会看真实风景的人相比,一个会看地图的人拥有一种高级得多的思维能力,他能通过抽象的点和线去感知一种此前的人无法想象的空间结构关系。机械钟表则把时间这个原本不可分割的自然现象变成可计量的单位,而滴滴答答前进的时间感则开启了人类探索科学的序幕。技术甚至改变人的基因。人类今天的进化速度是拥有农业技术之前的一百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出现以后人类由小部落的游猎变成大规模群居,每个人有了更多的可选伴侣,导致自然选择加速。另一方面,因为人学会了饲养家畜,新的食物也在改变人的体质,比如今天我们对牛奶的消化能力就比远古时代强得多。

可能有人会说,技术是改变人,但难道技术不都是人发明的么?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改变人。这种说法很难说是对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人基本上控制不了技术。当我们考察技术的进步史,我们会发现它跟生物进化非常类似:二者都有从简单演化到复杂,从一般到特别,从一元化到多元化,从单打独斗到种群间合作共生等特点。如果说一个生命种类就是一堆基因的排列组合,那么一项技术也是一组想法的排列组合。从这个角度,Kelly认为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是一种生命,他把所有技术的总和称为“技术界(technium)”,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等其它六个生物界并列,号称是生命的第七个界。有意思的是,要想真正理解技术进化的历史,我们需要一点关于生物进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传统教科书中的自然选择,说基因突变完全随机,进化是为适应环境来决定哪种变异被保留。而在过去三十年,科学家开始使用非线性数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手段来研究进化论,其得出的最关键思想,就是进化不是完全随机的。所有动物的视网膜上都有同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它的作用是把眼睛接收到的光能变成电信号传输给视觉神经。在所有可能处理光信号的蛋白质分子中,视紫红质的性能是最好的,生物进化早在几十亿年前就发现了这个完美分子的结构,而且从没有变过。如果进化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在所有可能的蛋白质分子中找到这么一个完美分子,就好像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颗特定恒星一样困难。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视紫红质是在古细菌和真细菌这两个进化路线上完全独立的分支上分别被进化出来的。也就是说进化不但找到了这个分子,而且还找到了两次!从统计角度完全随机的进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有些最新的进化论学说认为生物通过细胞的新陈代谢之类的过程,存在一个自组织的机制,使得基因变异有一个特定的方向。而这种学说的关键证据,在于生命组织的形成方法是有限的。

比如说组成眼睛的方法就是有限的。人眼这个结构不但出现在哺乳动物中,而且出现在六种不同的生物种类中 — 这六个物种的共同祖先是没有眼睛的,它们是在进化史上分道扬镳以后才各自独立地进化出来了眼睛,而且是同一种眼睛。更进一步,组成眼睛一共就只有九种方法,而这九种方法都被进化所发现了。再比如说翅膀,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种形成翅膀的方法,所以蝙蝠、鸟类和翼手龙虽然独立进化,其翅膀结构却是一样的。

理论上有能力组成生命所需大分子的元素只有碳和硅,而硅的性能比碳要稍逊,结果我们这个星球上尽管硅比碳储量丰富,所有生命都是基于碳的。科学家用计算机模拟了无数种可能组成生命的大分子,发现只有一种组合方式性能最好,而真实生命的DNA正是这种结构。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个物种是真正新的,无非是对有限的可能性进行排列组合而已。将来哪怕真找到外星生命,我们也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其组成方式跟我们一致。所以生命进化的内在方向,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可能性中跳跃,正如非线性系统的演化往往是收敛的一样。

技术的进化也是如此。外行的科幻小说作家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认为科技的发展是“一切皆有可能”,但事实是技术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人远远不能从心所欲。如果我们考察几个大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各个古文明,会发现尽管他们之间因为缺少交流而进步的先后不一致,但其技术发展路线图却是相同的。先有石器,然后才能学会控制火,然后才能出现刀,然后才有染料,渔具,石像和缝纫技术。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农耕技术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先发明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是各个古文明独立发明的。结果用于农耕的各种工具,乃至于不同家畜的驯养,都是按照同样的顺序被各文明发明和掌握。在技术进步的任何阶段,都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研发什么。技术不听我们的,我们得听技术的。

人不能控制技术的另一个证据是一项技术如果到了“该出来”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出来。因为它会被好几个人同时发现。现在公认是贝尔发明了电话,但实际上伊莱沙·格雷几乎同时作出了这个发明,两人甚至是在同一天申请了专利,贝尔仅仅比格雷早了两个小时!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发现进化论,牛顿和莱布尼兹同时发现微积分。有人在1974年对1718个科学家的调查表明,其中有62%的人曾经在研究中被别人抢了先,这还不算没有报告的同时发现。在外行眼中科技突破都是由英雄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做出来的,而事实则是就算你把这个科学家杀了,别的科学家也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把它做出来。统计表明一个科学家要想多干出一点东西,不被别人抢了功劳,最好的办法是……多干一点东西。

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技术不仅仅是人类需求或者人类天才创造的推动,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推动。正如生物进化一样,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孕育新的技术突破,整个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自组织和正反馈过程。有了文字就会有书,有了书就会有图书馆。有了电力就会有电话,有了电话就会有互联网。有了图书馆和互联网,就会有互联网上的图书馆,维基百科就不可避免。任何正反馈过程都会导致加速演化,而技术进步正是加速进行的。以摩尔定律为代表,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速度成指数增长。而在1900到2000年这一百年内,我们的科学论文总数和技术专利总数的增长,也完美地符合指数曲线。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不变,到2060年地球上将会有十一亿首不同的歌曲,和一百二十亿种不同的商品可供选择。

作为一个电脑游戏爱好者,我发现《文明》和《帝国时代》这样的战略游戏中有三个设定相当符合人类历史。第一,你必须先研发出来某种特定的技术,才能去做某些事情。第二,你不必担心自己够不够聪明,只要你的经济达到相应的程度,该出来的技术就一定会出来。第三,你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该出来”,它们的种类和次序都是设定好了的。借用Google研究院吴军的话,技术革命就如同大潮,我们只不过是弄潮儿,而我们中的幸运者将处在浪潮之巅。

评估当前技术的影响,预测下一个技术突破,正在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课题。比如如果未来20年内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使工业机器人的能力超过现在的生产线工人,那么穷国的劳动力优势就将不复存在,全世界都得面临高失业率。今天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突破能不能实现,但将来一旦实现,就会有识时务者在新闻出来的当天启动应对方案。本书的一个遗憾是它没有预测目前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下一个天下大势是什么。但这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技术就算出来了,我们也很难立即看到它真正的影响。当初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他设想的最重要功能是播放有声书,居然怎么也没想到录音技术的最大用武之地是在音乐市场。

Kelly热情地欢呼技术进步,认为技术总是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而更多的选择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标准。从大时间尺度上讲这当然不错,但在小时间尺度内,某些特定技术的出现未必对所有事情都是好消息。比如互联网对世界和平是个好消息么?如果本文开头提到的Ivan Bloch能一直活到今天,他也许会有一个比Kelly这本书和自己一百多年前那本书都更不乐观的看法。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obert Jervis曾经在1978年提出一个关于技术进步与人类和平的非常有意思的理论。Jervis发现历史上进攻性武器技术和防守性武器技术是交替进步的:每当进攻性武器取得主导地位,战争就会变得更频繁;而每当防守性武器更强大,战争就会减少。比如欧洲历史上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因为广泛修筑堡垒而相当和平。但十五世纪大炮的出现使得战争增加。而十六世纪星形要塞(也就是小说《窃明》里说的棱堡)的发明使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几乎不可攻破,欧洲重回和平,一直到十八世纪拥有更长炮管的自行火炮才出来打破僵局。这种武器的交替上升包括一战和二战中机关枪对坦克,直到冷战时代终极防守武器,也就是核武器带来恐怖平衡下的和平年代。根据这个理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互联网是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他认为是进攻性武器 — 因为互联网使得组织恐怖袭击比阻止恐怖袭击的成本低得多。

技术想要变得更高级,想要变得更无处不在,它有时候也想要帮助我们,但更重要的是,它想要独立地发展。你爱,或者不爱它,技术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选民的大脑想要什么

(《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2011年3月6日,报纸版标题是《西方选民太不“自私”了》)

美式民主的反对者常常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民都是自私的,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投票从而会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政客们则说一套做一套,竞选的时候空许诺,最后出台的政策必然背离民意。这两个批评都是错的。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是非常无私的。大多数选民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从候选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恰恰是出于爱国之类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国政客的大多数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来越符合民意 — 随着近年以来各种民意测验越来越频繁,政客们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现在的美式民主其实是一个选民很无私,政客很贴心的制度,是一个选民说话真的好使的制度。

可惜这正是民主失灵的原因。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严重,钢铁工业方面就先是在09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定政府基建项目中只能使用美国产钢铁,而今年二月更是对部分中国钢材加征430%的反倾销税。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论证这种贸易保护其实对美国经济有害,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1930年代类似的贸易保护政策恰恰加剧了大萧条的深度和范围。

中国经济学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理性行事,不要搞贸易保护。但美国经济学家也反对贸易保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贸易保护。如果经济政策完全由经济学家说了算,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贸易保护。然而美国政治的现状是经济学家说的不算,选民说的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了一本书,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中译本《理性选民的神话》)对选民与经济学家意见相左的现状做了一番相当精彩的描述和分析。

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假设每个选民都能清晰理解候选人许诺的各项政策,并且能理智地对候选人能力和这些政策的好坏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意见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意见,民主就是有效的。比如我们看观众拿短信投票选超级女声,网上的人给电影打分,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最后获得高分的往往的确就是很好的歌手和作品,“民主”有效,堪称是“群体的智慧”。

然而政治选举跟选超女是两码事。超女的能力就是她的演唱,每一个观众都能直接了解她的演唱;政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政策,可是事实证明,大多数选民根本无意去深入了解这些政策。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有高达86%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家的狗叫Millie,却只有15%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支持死刑。大多数选民对具体政策基本没什么兴趣。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都了解这一点:大多数选民是无知的。

但选举制度的妙处在于,如果选民仅仅是无知的,民主并不会失灵。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下每个候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人喜欢克林顿年轻,有些人喜欢老布什经验丰富,有些人喜欢奥巴马能说会道长得帅,有些人喜欢麦卡恩上过战场靠得住。这些无知的选民投票都没投到点子上,但只要他们的意见是随机分布的,那么他们的选票就会互相抵消 — 最后哪怕只有1%的选民精心研究过候选人的政策和执政能力,这1%的选票仍能决定选举的结局。

可是卡普兰指出,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在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第一,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一般公众很难理解纵容私人公司的贪婪怎么能给社会带来整体利益。公众只看到公司赚钱了,却看不到利润对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务的激励作用。相对于经济学家,公众普遍认为公司的利润太高。比如汽油涨价,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公众则认为是因为石油公司想多赚钱。

第二,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而公众则本能地反感外国货,支持本国货。公众总是低估对外贸易的好处,总是认为外国在抢夺本国的就业机会。公众常常强烈相信商业公司把工作转移到国外去是造成本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其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第三,公众过分害怕裁员。如果一项新技术可以节省人力,公众的态度往往会认为这个技术不但不是进步,而且还是个危险。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产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更何况允许公司自由裁员未必会降低社会整体就业率,因为只有当公司知道自己有权裁员,它才敢于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多雇人。

第四,公众往往过高估计当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低估计经济的表现。不好的东西总是比好的东西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众就认为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时代不行了。看到华尔街金融欺诈,公众就会认为整个富裕阶层完全腐败堕落了,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没救了。公众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期总是比经济学家悲观。基于这种认识,选民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希望政府干预市场。

而政客们不但了解选民的这些偏见,还特别善于迎合这些偏见。在反对自由贸易活动中闹得最欢,动不动就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打击的正是最直接代表民意的众议员,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两年,时刻面临选举压力。卡普兰在书中引用统计报告,说70%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50%以上的两院议员都曾经有过律师经历。而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的政客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民不喜欢经济学家。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说经济学家就是对的?也许经济学家的看法才是偏见。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自理性的分析,经历过历史实践的考验,而公众的喜好则完全来自直觉和感情。一个政策的好坏,往往与人的直觉相反。很多人既认为给弱势群体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认为政府减税是好事,但他们看不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矛盾的。公众认为政府强制规定一个高工资是对劳动力的保障,殊不知这样的劳动力价格会人为地产生过剩。被这种情绪左右,欧洲几十年来一直对劳动力市场实行管制,结果就是长期的高失业率。

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比他购物的时候要无私得多。真正因为自由贸易而丢了工作的人只是少数,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个好事。事实也是如此,选民们正是一边高喊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国产品还是照买不误。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支持贸易保护呢?根本原因在于谁都没拿自己手里这区区一票当回事。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结论,就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卡普兰说,人们对民主的信仰几乎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非常非常相信市场,但经济学家也非常非常小心地研究了种种可能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从来都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相比之下,信仰民主的人却往往认为民主制度是万能的,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里民主会失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民主!

一个人想要什么,和他作为选民投票的时候想要什么往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卡普兰没有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选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投票呢?选民到底想要什么呢?仅仅用一句“非理性”去批评,甚至直接说选民很愚蠢,是过分简单的答案。事实上选民的投票心理有非常明显的规律,一个政客要想当选,甚至一个政权要想稳固,必须深刻理解这种规律。

从《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很有学术味道的书考证看来,主流政治学者们对选举的认识还停留在无知选民的意见会互相抵消这个错误看法上。反倒是那些直接参与操作竞选的人对选民的心理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他们还能主动利用这些心理。可惜政客们并没有把竞选攻略写成教材让我们学习。

好在有个认知语言学家似乎是把“选民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给研究清楚了。这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George Lakoff,他在2008年出的这本The Political Mind (《政治之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思维模式。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做“小故事”。

认知学家发现,人脑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读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伊拉克先打了科威特,然后美国率领联军打伊拉克。战争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一般公众看来,这就是一个“有坏人欺负良善,于是英雄出手相救”这么一个小故事。

大脑喜欢小故事。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实现一个什么小故事。比如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实现“通过奋斗获得美好生活”这个小故事。我们对公众人物的理解,就是把他们往我们脑子里的小故事里面套。而这一切可以是无意识的。

小故事的重要特点是它能调动人的感情,在一个小故事过程中,人脑的两个感情区域(一个正面感情,一个是负面感情,在不同区域)被随时激活。我们总是会对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个好坏评价。比如当初克林顿偷情,希拉里没有跟他离婚,有些人会把这件事解读为“受害妻子宽容了”这个小故事,那么希拉里的形象就是正面的。而有些人把这件事解读为“有些机关算尽的人为了得到权势什么都能忍”这个小故事,希拉里的形象就是负面的。2008年总统初选的时候一个大学女生表示她会给除了希拉里之外的任何民主党人投票,显然就是用后一个小故事去解读希拉里了。

政客和政治经济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甚至还要做一番计算才能评估出好坏,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做这种计算。但是选民也不愿意听专家瞎忽悠,他们喜欢自己做判断,而他们做判断的依据,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从来不给选民上经济课,他们专门给选民讲故事。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小布什爱讲的故事则是反恐。2004年小布什在经济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仍然成功连任,靠的就是这个小故事。竞选经理Karl Rove给小布什制定的策略非常清楚:不要谈经济,谈恐惧!实际上小布什的反恐故事讲得相当成功。早在2004年春天,官方的9/11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宣布萨达姆没有给基地组织提供过帮助,然而当年8月,仍然有50%的人认为伊拉克与9/11事件有关;甚至一直到2006年,还有46%的这么认为。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哪个候选人会讲这两个故事,哪个候选人就当选。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而他特别喜欢谈论自己年轻时代的酗酒等荒唐行为,就是为了衬托第二个故事。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奥巴马能当选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更何况这还是一个黑人的奋斗!当然奥巴马也讲了第一个故事,这就是华盛顿政客一片黑暗,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来“change”。选民对这两个故事都买账了。

胡适先生在1921年提出“好人政府”的命题,希望民主制度能把一班好人选出来送进政府。但“好人”其实是个故事。选民通过各种小故事来判断谁是好人。与胡适不同,经济学家更希望选民能自私一点,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投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有效。

而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廉价的中国货是不错,但支持国货是个爱国故事。陈水扁作为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穷人家孩子努力奋斗,天生符合选民最爱的故事。他经济搞得那么差居然都能连任,一个很大因素是他讲了一个小岛不怕打压的故事。选民不关心台独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敢于投出这一票来证明自己很酷。

卡普兰对民主失灵给出了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我相信是作者心目中的上策,就是用市场取代民主,也就是说在一些经济领域取消政府监管,让公众自己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台,有线电视网没有公共电视网那么多内容限制,结果HBO台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作者提出的中策,是限制只会听故事的一般公众的投票权,给那些能理解复杂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权。而下策则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加强教育,希望能让公众提高一点经济学常识。

可惜经济学没法用小故事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