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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提高效率,就得不公平

(首发于《罗辑思维》,2016年4月19日)

假设让你来模拟上帝,给世界上所有人分配财富。你必须按照什么原则分配,才会得到一个与真实世界差不多的结果呢?

首先你不可能均匀分配,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你可能会考虑随心情分配,今天看到这个人心肠好就给她多分点儿,明天看到那个人太可怜再给他多分点儿。但谁都能找到个需要钱的理由对吧?或者你干脆搞随机分配,让世人完全凭运气获得财富。可是这样也不对。根据统计学,如果你是随机分配的话,那么人群的财富应该是个正态分布,就好像身高和智商一样,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但是特别高和特别聪明的人是极少的。这很容易理解,如果抽奖结果完全随机,一个人不可能反复中头奖。

可是财富不是这样,非常有钱的人有很多,人与人财富的差异要比身高的差异大得多。身高是正态分布,财富却是幂率(power law)分布。


1. 幂率


(图中横坐标代表每个人的财富,纵坐标代表有这么多财富的人数。两种分布最大的差异在于横轴上距离原点很远处:在财富特别高的地方,幂律分布预言的个体个数,比正态分布要多很多。)

世界上最高的人的身高,并不会比世界上最矮的人高10倍,但世界上却有很多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我记得有统计说千万富翁的人数大约是百万富翁人数的六分之一,而亿万富翁的人数又是千万富翁的六分之一。这就是幂率分布的特点,整个是一个分形结构:百万富翁看千万富翁,就如同千万富翁看亿万富翁。

要怎么分配,才能得到这样的效果?

答案是看谁钱多就给谁多分一点。
等到他的钱更多了,你就再给他分更多。

这当然就是所谓马太效应 —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现实世界中富人财富增长的秘密正是如此:更有钱是因为已经很有钱。真正让人进入富豪排行榜的不是按小时计费的高工资,而是投资创办企业。越是有钱的人,越容易在投资中赚到更多的钱,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从一万赚到十万很难,而从一亿赚到一亿零十万则根本就不算赚钱。

幂律分布,最早是在1897年被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发现,他正是在考察人群财富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分布。他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布,是正反馈造成的,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

现实世界中有很多东西是幂率分布的:公司的大小、城市的大小、病毒感染的人群、商品畅销程度……甚至有些自然现象也是如此:地震强度、油田大小,等等。

幂率分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看了很多文献,可以说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正反馈过程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1]。但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分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这个世界非常不均匀!

1%的美国人拥有美国34%的财富。Netflix一家公司的在线视频服务占据了美国晚上35%以上的网络下行带宽。1726到1800年间发表的全部数学和力学论文中的三分之一,是莱昂哈德·欧拉一个人写的。

时至今日,科学研究已经不怎么讲英雄主义的时代,大多数重要科学发现也是由少数精英科学家做出,85%的科学论文从来没被引用过[2],只有1%的论文在发表后一年内能被引用5次以上。很多人号称给维基百科和自由软件做过贡献,但大多数页面,大多数代码,是极少数人完成的 — 一半以上维基百科的编辑行为是0.7%的用户(大约五百多人)做的[3]。Kinlde用户读书时可以高亮自己喜欢的句子,亚马逊统计,所有图书中前100名被高亮最多的句子中,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占了29句[4]。

如果你觉得世界很均匀,那只不过因为你看见的尺度太小。我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哈尔滨感觉很激动,特意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想写点日记。结果我的笔记本上只写了一句话:原来中国大部分土地是田野,城市只不过是田野中的孤岛特例啊!

其实中国也是个特例,有人希望下辈子不要生在中国,但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很不错了,随机生的话可能结局差很多。地球上大部分面积是海洋,陆地是个特例。放眼宇宙,能有这么一个适合生存的地球更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如果你知道暗物质和暗能量,那由可见物质构成的这一切东西,又是个极少数……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事都是平庸的,而且最好的东西还都挤在一起。

有了这个正确的世界观,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既然世界这么不均匀,我们就不应该“公平”对待世界上的各种东西。


2. 80/20 做事法

学术上的叫法是幂律分布,民间的叫法是“80/20法则”。这个名词可能来自IBM公司。1963年,IBM发现,用户在一台计算机上80%的时间,是在使用其20%的功能[5]。这跟我们现在的经验很吻合:买个什么花哨的电器,时间长了就知道其中大多数功能根本用不上。

所以IBM的做法就是立即重写操作系统,让那20%的核心功能更好用。

这就是80/20做事法的关键:重点照顾好那20%。

比如一个公司80%的利润可能是来自20%的客户。只要服务好这些客户,你们公司的利润就基本解决了。而对这其中一个具体客户来说,把他要求的占20%的最重要的工作做好,就已经得到了他80%的满意度。

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把所有客户都当成上帝平均用力,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伺候好20%的客户 — 然后服务这些客户的时候,又要服务好20%最关键的需求。

不同场合的数值当然不一样。也可能是90%对10%,也可能是70%对30,但这个思想是一样的。

投资也是这样。如果有两个投资方向,A方向投入100块钱能够赚120块钱,B方向投入100块钱能赚200块钱。如果你手里有200块钱,要怎么分配呢?当然是应该把钱都投到B方向上去。我们应该在最可能的方向上集中投资,而不是在每个方向上都投。大公司在很多方向上投资,是为了分散风险。但是对个体来说,手里只有这么一点钱,到处都投的话还不如直接存银行拿利息,应该重点研究一两个方向,在有充分把握的时候才去投资。巴菲特说我这辈子挣得绝大多数钱,都是来自少于十个决定。

做事最关键的战略,就是做好最关键的。

不管是当初做 Mac 还是现在做 iPad,乔布斯的做法一贯都是首先用一个小的精英团队秘密开发核心功能[6]。选拔年轻的天才,激励他们每周工作90个小时,只专注于最关键的部分,把细节留给将来让大团队去慢慢补充。

iPhone出来一鸣惊人,但是连最起码的复制粘贴功能都不给,而iPad一出来居然不支持多任务工作。也许市场上的每一个智能手机都有复制粘贴功能,每一台电脑都能多任务,可它们全都没法跟苹果的产品相提并论 — 因为iPhone和iPad上能做其他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事。乔布斯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先把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做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东西。

数年前我在某国家实验室当博士后,研究中遇到一个小问题,问老板是否需要花时间专门搞一下。老板给我回复了一句霸气的话:让别人去关心这种没意思的现象吧,我们要专注于有意思的大问题!那是我科研生涯中特别愉快的时刻之一。

所以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无小事”。事情当然有大小之分,无小事就是无大事。

质量控制无小事吗?80/20法则最早的应用之一,就是质量控制。1950年代,美国一个电气工程师和一个统计学家发现造成产品质量问题的来源,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于是他们先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列出来,然后按照重要性进行排位,优先解决最容易出问题的。结果解决了第一个,就已经排除了很多质量毛病。然后有多余精力,再去解决第二个。按优先级处理,结果事半功倍。这个方法影响深远流传至今,这就是《朱兰质量手册》。反过来说那些对所有出错可能都平等对待的公司,反而什么都没解决好,产品质量远远不行。

所以说效率的关键就在于不公平。

人与人当然应该平等,看人下菜碟非常不好,可是我们直觉经常要求对“事”也平等对待,我们倾向于把资源均匀分配,那就不对了。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学会“不平等对待”。

怎么在个人生活中实践80/20法则?


3. 极简主义

有一个给要做的事情分类的著名方法。按照事情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分四类:重要而紧急,重要而不紧急,不重要而紧急,不重要也不紧急。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要先做重要而紧急的事,最后做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80/20法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事呢?应该追求只做“重要而不紧急”的事!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谈论的所谓“极简主义”的生活哲学。整天被一些所谓紧急的小事推着走,疲于奔命,这种生活最没效率。一个忙于琐事的CEO不会对公司长远发展有什么洞见,一个被老板支来支去的员工干不了什么大事,一个永远准备下一次考试的学生成不了什么大器。

要事优先,尽量只做最重要的事,少干或者不干那些不重要的事,才是出类拔萃的关键。

要事优先,第一你得有自由意志,知道自己有选择的权力,不能别人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强调主动性。第二你得学会判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第三你还得有勇气有能力拒绝自己不想干的事,敢跟人说“不”。

比如读新闻,你可能觉得这个也重要,那个也必读,订阅了一大堆公众号,在微博上关注一大堆人,每天被江湖风云牵着走,实际上大都是没有用的。你应该有所侧重,勇于删除和忽略不重要的信息。正确做法是以我为主,变被动为主动,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一方面的内容下功夫研究透彻。

现代社会中出现很多完美主义者,其实都是不懂轻重缓急的个人评价焦虑症患者。他们关注各种细节,经常能指出别人的小错误。比如给他们看个PPT,他们很容易注意到上面有没有标点错误,却不知道你说的大局是什么。这其实是特别浪费时间的性格。

衣着无比整洁,东西摆放井井有条,对什么事情都有记录存档,这样的作风并不值得学习,这种人设定了错误的优先级。达到这样的状态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整理生活,这些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做些更有意思的事。如果你从未错过航班,你在机场浪费了太多时间。如果你从未丢过东西,你在整理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如果你从未做错事,你做的事不够大。

最近看新闻,有个北大毕业的“虎妈”,为自己九岁的孩子制定了一个很强硬的作息时间表,一天有18个小时在学习,内容包括跆拳道、游泳、钢琴、拉丁舞、英语、围棋、奥数、古文、练字,以及新闻联播。网上对她的批评意见,都说学习的时间太长,没有玩和休息的时间。我认为这些批评没有说到重点,重点并不在于时间长,时间长的本质是什么都想要。

人的精力有限,什么都想要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想培养人才,“全面”发展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天赋树不能乱点。极简主义要求我们培养核心的竞争力,在他喜欢的东西上加大力度。用20%的时间就可能实现这个小孩80%的功能,剩下80%的时间几乎都是浪费,还不如让他去玩。

玩很重要。极简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把最关键的事情做好,省出来时间去玩。这也符合特勒布在《反脆弱》一书说的“杠铃原则”:做事要注重两端不管中间 — 我要么做最难的事,要么玩或者什么都不做。

我没时间做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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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有个讨论 http://ethanfosse.blogspot.com/2012/03/zipfs-law-unzipped.html
[2] 这个数据来自Becoming a Successful Scientist: Strategic Thinking for Scientific Discovery一书,作者Craig Loehle。更新的数据并没有这么离谱,但也很离谱:http://blogs.lse.ac.uk/impactofsocialsciences/2014/04/23/academic-papers-citation-rates-remler/
[3]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2009/1/who-the-hell-writes-wikipedia-anyway
[4] http://www.solidot.org/story?sid=28767
[5] 这个典故来自The 80/20 Principle: The Secret of Achieving More with Less 一书,作者 Richard Koch。
[6] 这个故事来自苹果公司第66号雇员,软件设计师Bruce Tognazzini http://www.asktog.com/columns/082iPad&Mac.html…

超强记忆力是个邪道功夫

(首发于《罗辑思维》公众号,2016年2月29日)

圆周率 π = 3.1415926535……我只能背到小数点后第十位,而很多小孩都能背到几十甚至上百位。人们用圆周率来锻炼自己的记忆力,有些家长甚至认为圆周率就好像唐诗一样是必背的。我的圆周率背诵成绩拿不出手,但我对此并不感到惭愧。

世界上有很多功夫可以把“简单”积累成“复杂”。比如你研究过很多数学问题,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在你脑子中发生化学反应,让你思考数学的方式跟解过的每一道题都不完全一样,举一反三甚至上一个档次,也叫“从量变到质变”。但是记忆力功夫没有这样的效果,量变永远是量变。你背诵了很多位圆周率……也就仅仅是背诵了很多位圆周率而已。

思想的质变不容易观测,而记忆的量变很适合表演。人们一提“最强大脑”,首先想到的就是记忆力。但是关于记忆力,我们得知道三点。

第一,正常人要是愿意练,也可以练成这么神奇的记忆力。

第二,再强的记忆力,也不能 — 请允许我引用一句王朔发明的话 — “把胳肢窝变成海参”。

第三,特别强的记忆力,反而有害。


1. 高人

2005年11月,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4岁的研究生吕超,在数台摄像机和众人的见证下,用24小时零4分钟,把圆周率背诵到了小数点后67890位,而且中间没有犯过错误。这是当时新的世界纪录。吕超,一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把67890个完全没有规律的数字,按照顺序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了。

不过吕超的纪录并没有保持多久,紧接着2006年10月,一个60岁的日本人,心理健康顾问原口秋良,突破到了10万位。这种一破纪录就提高好几万位的局面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的记忆力极限还很远,如果吕超愿意,也许他可以在几年之后突破到20万位[1]。

他们是怎么背的呢?

记忆数字的一个民间办法是所谓“谐音记忆法”。我国长期流传的一个背诵圆周率的方法就是把3.14159给谐音成“山巅一寺一壶酒”这种半通不通的顺口溜,就好像某些人喜欢把“918”想象成“就要发”一样。这种方法记忆电话号码和车牌号肯定好使,也许有人能用这个办法把圆周率背诵到100位,但是一万位?不可能。谐音出来的东西本身并不通顺流畅,背诵谐音诗未必比直接背诵数字容易。

专业选手的技术,是“形象化”。我先说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假设有人用稍慢一点的语速念出如下一份有十个东西的列表,你能不能听一遍就把它记住,并且在五分钟之后还能按照原有顺序回忆出来?
1. 汽车
2. 苹果
3. 房子
4. 水杯
5. 铅笔
6. 乞丐
7. 电脑
8. 气球
9. 炉子
10. 窗帘
对没经过训练的人来说这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曾经亲测过,只要经过简单的训练,你就能学会记忆所有这样的列表!

首先你要把1-10这是个数字给形象化,让它们在你心中有一个固定的形象。比如你可以采用这个形象系统:
1. 油条 (长得像)
2. 傻子 (民间口语)
3. 山 (谐音,以下类似)
4. 死亡
5. 我
6. 路
7. 妻子
8. 发财
9. 酒
10. 足球 (10号球员最重要)
你可以选择任何最符合自己直觉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要永远不变,要死记硬背下来,形成长期记忆。以后每当你看到数字1,你脑子里反映出来的形象就是一根油条 — 这就是“1”的长相。

有了这个形象系统,再记忆任何清单就都简单得多了,要点是编故事。你要把数字的固有形象和清单的物品联系起来。上面那个清单,别人一边念,你一边在脑子里想象如下场景:
1. 一边吃油条一边开车,方向盘上全是油
2. 苹果电脑,傻子都会用
3. 山景房
4. 喝杯水中毒而死
5. 我用铅笔写字
6. ……
这些场景不追求合理,而且是越不同寻常、画面越刺激、越能带来情感波动越好。比如“7 – 电脑”,与其想象“妻子用电脑”,不如想象“怎么才能说服妻子同意我买个高级电脑”。“5 – 铅笔”也可以想象成“我用铅笔当武器”……最好是“我被铅笔刺中”。

从计算机角度讲形象画面显然比抽象数字占用多得多的内存,但人脑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善于形象画面的设备。这个方法的疗效立竿见影。哪怕再过半小时,有人问你“二是什么?”你马上就能回答:“苹果”。

这个方法当然不是我发明的,它来自古罗马和古希腊人就知道的“轨迹记忆法(Method of Loci)”。其现在这个形式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能见于John Sambrook的一本书。[2]

吕超记忆圆周率的方法,以及任何专业记忆大师记数字和字母组合的方法,本质上都是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比如对吕超来说,23就是乔丹,因为乔丹的号码是23号;14则是玫瑰花,因为情人节是2月14日。这样一来2314这一串数字在吕超看来就是乔丹拿着玫瑰花这么一个视觉图像。图像再连接成为一个故事片,最终吕超记忆的其实是一个长篇连续剧。长篇连续剧当然比圆周率好背,但我们大多数人连真的长篇连续剧也记不住,这就是训练的作用了。据说吕超是每天练习五个小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背诵圆周率[3]。

所有专业记忆力比赛,本质上比的都是想象力。参赛的记忆力大师大多都是普通人,他们只不过愿意艰苦地训练而已。而且他们除了记忆力这一个特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了不起之处。

……除了极少数真正的天才。


2. 奇人

现在活着的,有超强记忆力的人中最牛的一个,可能是英国人Daniel Tammet[4]。他曾经在2004年把圆周率背到22514位而打破欧洲纪录,但背圆周率只是他的能力之一。Tammet 擅长学习语言,不完全统计是至少会十种语言。曾经有人挑战他能不能在一个星期内学会冰岛语,结果Tammet七天之后就上电视直接用冰岛语做节目了。他的冰岛语老师说他“不是人类”。Tammet 写了两本书,自己还有个网站,是个学者型记忆大师。

Tammet 把数字通感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脑中,从1到10000的每一个数字都有自己的形状,颜色,材质和感觉。在需要记忆长串数字的时候,他的大脑可以完全自发地把这些数字的形象连接起来形成有意义的图像和故事。

Tammet有这样的能力,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病人。他被诊断为既是“学者综合症(Savant syndrome)”患者,又是“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 syndrome)”患者。这两个天生的综合症都与自闭症有关。很多自闭症患者都有语言和智力障碍,而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则反而在视觉和背诵方面表现出色,学者综合症患者则还擅长音乐和算数。现在基本上一说某某是天才,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人们怀疑的对象包括牛顿、爱因斯坦、约翰·纳什、破解了彭加莱猜想的数学天才Perelman,等等。

所以有句话说想要成为学术大师,最好有点轻微的自闭症。

轻微的自闭症值得拥有吗?我们先说一种比这更牛的天生超强记忆力 — 那是真有病。


3. 病人

美国人 Kim Peek 不是自闭症患者,他的病比自闭症严重得多。他的头很大。他的大脑中没有胼胝体 — 连接两侧脑两侧半球的最重要联合纤维。他的小脑也损坏了,这使得他直到四岁才学会走路。他的情绪不稳定,很容易发怒。

Peek 可以同时阅读两个书页,左右眼各自读一页,这很可能与他没有胼胝体有关。只读一遍,他就能够完美的记住所读的内容。而且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曾经在一个图书馆里向测试者背诵其中任何一本书,据说他记住的书超过12000本。Peek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这就是《雨人》。

鉴于《最强大脑》节目办了这么多年也没发现一位真正的“中国雨人”,也许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病人。不过我们不用感到特别可惜,因为这种天生的离奇记忆力并非是好事。Peek的智商只有87分,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雨人们虽然能过目不忘,但却不能理解自己所背诵内容的意思。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细节之中,而看不到大的局面。

Peek曾经靠超强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担任过一个小公司的会计职位。但是干了十年后,他被一台计算机和两个真正的会计取代了。

我敢说,不管是记忆力的高人、奇人还是病人,都没什么大用。


4. 知识的高低贵贱

我听到关于“最强大脑”最奇特的说法,是说选拔这样一批善于记忆和速算的人,是在为国家储备战略人才 — 虽然他们的工作都已经被计算机取代了,但是万一战争来了全国停电呢?

据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电的时候,国家并不是依靠一批“最强大脑”来解决计算和记忆问题……我们用算盘和书本。哪怕是古代,没有计算机、没有搜索引擎,我们真正依赖的人才也是那些心智健全的人。

是,在书本匮乏昂贵的时代,背诵是个基本功夫。你出口成诵,别人肃然起敬。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能随时记录和查找任何东西,还有人投入时间和金钱提升记忆力,这就非常荒唐了。

有很多真正厉害的大脑自带强记忆功能,比如冯·诺依曼读书似乎就是过目不忘,而且还会七种语言;张益唐从来不需要手记电话号码,都是一遍就记住。但记忆力只是这些牛人大脑的副作用,绝非安身立命之本。钱钟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炫耀自己扫描般的记忆力,结果现在有人说他是“绝食艺人”[5]。

一般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给人看一个照片,过一段时间再回忆这个照片,他大概只能回忆几个物体的概念,而不是特别的细节。想要让人记住细节,这个细节必须很不一般才行。

如此不精确的记忆为什么还让我们生存下来了?因为这种不完美的记忆力恰恰是一个进化优势!忽略细节,才能抓住要点。女朋友的品貌很重要,她爷爷是否吸烟则不重要。去银行存钱数字正确很重要,为你服务的营业员穿了什么衣服则不重要。一本书的思想很重要,它的第38页第12行第6个字是什么则不重要。

所以真正实用的人才读书不能钻牛角尖,得像诸葛亮那样“观其大略”。爱因斯坦说 —
“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设计这个世界的。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谱我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他的都只是细节问题。”
— 这可不太像自闭症患者。不成体系的知识没什么用处。把超强记忆力训练法用于背电话号码和火车时刻表毫无意义。真正的牛人把精力用于追求更高级的知识。

“贵人多忘事”,是因为“贵人”要想一些有更高优先级的事。π = 3.14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近似!你的想象力应该用在真正的创造上,而不是给小数点后面很远的数字编故事。

人们曾经担心,用电脑分担记忆,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记忆力。但是最近有个研究[6]发现,把需要记住的东西上传给电脑,正好可以解放我们的人脑!实验人员让受试者记两组词汇列表,先记住,然后测验。结果发现,如果记完第一组词汇后允许受试者把这些词汇储存到电脑,受试者就能在接下来记忆第二组词汇的时候表现更好 — 知道有电脑帮着储存,他们感觉自己的认知资源被解放了。

关键词是“解放”。把大脑从不重要的细节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去想更重要的事。

事实上,超强记忆法不但对学习无益,而且可能有害。我们所学的知识往往有很强的结构性,知识点之间本来就有逻辑联系 — 正确的学习方法,是根据知识原本的逻辑和原理记忆。而正如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超强记忆法追求的是用想象力另外建立一个联系!这是把已经搭好了的乐高积木先拆开再重新排列,不但多此一举,而且是破坏性的。超强记忆法用得越多,理解度可能就越差。所以练习超强记忆力不是做学问的正途,而是邪道。

有参加过记忆力训练的人表示自己因为记忆力提高,学业考试成绩也变好了 — 我说如果你把练习记忆力的功夫直接花在准备考试上,你的成绩会更好。

信息是有等级的。知识有高低贵贱之分。从理论上讲所有的信息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产生用处,但人的精力有限。如果你像保管钻石一样保管牙膏,你的钻石必然像牙膏一样容易丢失。谁敢保证上次去餐馆吃饭的收据一个月以后不会被用做自己不在杀人现场的证据?谁也不敢保证,但是我们就要敢扔这个收据。

最后让我用一个费曼的故事结束本文 — 这个故事,值得长期记住。

物理学家费曼念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出于玩票的心理跟生物系的人一起上过一门《细胞生理学》。这门课要求他读一篇涉及到猫的肌肉构造的论文,并且要在课堂上介绍这篇论文。费曼完全不知道论文中提到的各个肌肉位于猫身上的什么部位,自己事先找资料学习了一番。等到费曼作报告的时候,他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只猫, 然后在图上标记各部分肌肉的名称。生物系同学纷纷告诉费曼,这些名称他们早就知道了。

年轻气盛的费曼,立即当着全班同学说了一句话:
“你们都知道?难怪你们念了四年的生物,我却还是一下子便追上你们的程度了。”
费曼在自传[7]里说,这帮学生物的把大好时间都浪费在死记名词上,而这些东西只要15分钟就能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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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看到新闻说有个乌克兰医生把圆周率背到了3000万位,但我对此表示强烈怀疑。维基百科显示的纪录就是日本人的10万位。
[2] Sambrook有本书叫Sambrook’s Phonographic System Of Mnemonics, Summary Of Class Tuition,讲到这个记忆法,最早出版于1923年。但有人考证他1889年就已经发明了这个技术。
[3] 吕超事迹的相关报道见新华网报道:《中美科研人员研究发现:人类超强记忆能力并非天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2/21/content_12684125.htm 论文见胡谊 等Hu‚ Y.*‚ Ericsson‚ K. A.‚ Yang‚ D.‚ Lu Ch. (2009). Superior self-paced memorization of digits in spite of a normal digit span: The structure of a memorist´s skil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Cognition‚ 35(6)‚ 1426-1442. doi: 10.1037/a0017395 一个花絮:这篇论文的合作者之一,Ericsson‚ K. A.‚ 正是“刻意练习”这一概念的提出者。
[4] Tammet 的事迹见What Does a Smart Brain Look Like? 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November/December 2009), 20, 26-33 以及 Think Better: Tips from a Savant,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April/May/June 2009), 20, 60-63。
[5] 刘皓明: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锺书 http://www.ideobook.com/113/qian-zhongshu-as-hungerkunstler/
[6] Storm, B., & Stone, S. (2014). Saving-Enhanced Memory: The Benefits of Saving on the Learning and Remembering of New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2), 182-188。
[7] 出自《别闹了,费曼先生》。…

美国人说的圣贤之道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9月27日)

我最近听某个海外中文论坛上的人说[1],他14岁的儿子有个观察:周围所有种族都有人“go for greatness”,只有中国人不“go for greatness”。这句英文的意思大约相当于“追求崇高”,所以有人形象地把这个观察总结为“所见华人皆市侩。”

这孩子可能不太了解情况。中国人不是不追求崇高,而是因为历史上有过太过强调崇高的时代,涌现出太多假仁假义,甚至打着崇高的旗号办了坏事,以至于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愿意谈思想,愿意讲利益,而不愿谈崇高了。

事实上,今天的人不但不谈崇高,连一般意义上的品格修养也不谈了;不但中国人不谈,美国人也不爱谈。我们有时候会谈到“自控力”和“情商”,但那都是些个人奋斗的功夫,跟老派人物说的品格关系不大。

“追求崇高”的对立词并不是“追求卑鄙” — 没人追求卑鄙 — 而是“追求成功”。历史上可能有过很长很长的追求崇高的时代,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追求成功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怎么变过来的呢?现在“品格”还有用吗?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今年出了一本新书,《通往品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讲了几个他心目中英雄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大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跟我们通常印象中的美国人完全不同,简直都是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圣贤。

Brooks说,每个人的天性其实都有两面,代表两种不同的追求。就好像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把人的思维分为系统I和系统II一样,Brooks把这两种追求分为亚当I和亚当II。亚当I追求成功:担任什么职位,取得过什么成就,有过什么重大发现,这些能写进简历里的、事关财富和地位的项目。亚当II则追求崇高:道德,品格,服务,追问人生的意义 — 那些你的简历里没有,但是在你的葬礼上会进入你的悼词的项目。

可是据我所知,那些取得了非凡成就的名人的悼词里也都是说些职务和成就,跟简历差不多。似乎只有简历内容不值一提的普通人的悼词 — 如果普通人有悼词的话 — 才说些美德之类。

不管怎么算,亚当I追求的那些更像是真格的。亚当II追求的东西虽然也很好,但更像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再联想到各种假仁假义,我们最想问的问题是,品格是一种用来标榜自己的广告吗?善行是一种行为艺术吗?道德是没事找事自我设限的枷锁吗?

亚当II的追求,对世界有实际影响吗?

品格跟思想一样,其实也是一种精英素质。


英雄故事

民权运动领导人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大概是我所知道最有领袖范儿的黑人。伦道夫的长相非常好,但“帅”和“酷”这样肤浅的词汇根本不配用在他身上,在他的高贵气质面前今日的黑人明星们简直如同小混混一般。如果非得用一个词来概括他,我们只能用一个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提到的词:尊严。

伦道夫永远是这样的:站得直、坐得直,衣着整洁漂亮,跟最亲密的朋友说话也一本正经,总是用最纯正的发音把每个单词的每个音节都说清楚。女人们仰慕他,有的甚至会在他巡回演讲的路上发出明确的表示,他全不为所动。而且他对钱财也不感兴趣,一生朴素,认为任何个人奢华都会腐蚀道德。

当时有专栏作家认为伦道夫是本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人。不管是不是,你都得承认一点:像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侮辱的。

如果不是沽名钓誉,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活成这样?

也许想要做成当时的非常之事,就非得有伦道夫这样的非常之人。作为被压迫者的黑人并非是纯洁的铁板一块,人们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毛病,纯属乌合之众。怎么把不完美的人组织起来搞一场社会变革?如果你成功地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获得了权力,你又怎么能不被权力腐蚀?你的任何缺点都可能导致这个事业失败!

要把这样的事儿办成,首先得有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为之努力的共识。黑人领袖们找到的这个共识,是非暴力的街头运动。为了维护这个共识,领导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平衡自己的观点,正所谓皇帝做不得快意事。

伦道夫本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他放弃了自己的理念。有这样的妥协精神,再加上完美的个人品质带来的声望,他才能确保民权运动能进行下去。这才有了马丁·路德·金等个人品质并非无懈可击的青年一代的成功。

这就是品格的力量。而在几十年前,人们就是这么重视品格。

小罗斯福时期的劳工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早年是个社会活动家。她对底层妇女的处境非常不满,以替女工维权为己任。但与今日中国活跃在网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铂金斯不是个爱说的人,她选择直接做。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假的职业介绍所,诱骗移民妇女去赌场工作,甚至卖淫。年轻的铂金斯没有坐等政府行动,她直接去这些职业介绍所申请职位,用这种冒险的方法曝光了111个犯罪团伙。

铂金斯曾经参加过一种社区服务,富有的女人们联合起来,给贫困妇女提供找工作、教育乃至带小孩的帮助。你可以想象参加这种服务的志愿者们肯定个个自我感觉良好,面对救助对象难免会有一种优越感,做完事难免会为自己是个好人而感到自豪。

而铂金斯参加的这个慈善组织,恰恰要求志愿者学会消除自己的优越感。你必须纯粹是认为这件事应该做,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才来做这件事,而不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什么情感需求。你必须学会科学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意气用事。你得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得知道你的工作不是扮演救世主。结果这社区服务反而也成了对志愿者的品格培养!

为了争取权益,铂金斯必须经常跟政客打交道。而她游说政客的方法也不是怨天尤人玩悲情。她非常务实,作风灵活,乐于妥协,想法设法把事情办成。因为意识到政客们至少都会尊敬母亲,33岁、未婚的铂金斯就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母亲!

一个只知道坚持原则的道学家有这个本事吗?如果铂金斯是在办事,今天的很多所谓慈善家只不过是在搞行为艺术。

而且铂金斯还从不居功。成为政府官员以后,铂金斯发表讲话非常不爱说“我”这个词,而总是尽量用“one”代替。作为“罗斯福新政背后的女人”,铂金斯从未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反而写了一本关于罗斯福的书。

这种低调作风可能恰恰是先前美国政坛的风气,只是到近年才江河日下。艾森豪威尔内阁的23人中只有1人出了低调的回忆录;而里根内阁30人中有12人出版了回忆录,且几乎都是自夸的。老派人物老布什竞选总统时非常不习惯用“我”这个词,以至于竞选班子得求他用–你竞选怎么能不提自己呢?他说了“我”,结果第二天就收到妈妈的电话批评:乔治你又说自己了!

今天的人可能会认为当时的人的这些“隐忍”,其实只不过是推迟享乐 — 今天不享乐是为了明天享乐更多,今天不痛快是为了日后更痛快 — 但事实并非如此。

书中这些人物中,对我触动最大的,当属一位“不著名”的著名人物,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

像麦克阿瑟和巴顿这样的美军将领性格非常戏剧化,搞的世人还以为美国人性格就应该这样,其实马歇尔就跟他们完全不同。马歇尔非常反感戏剧性,崇尚冷静和逻辑,公私分明,甚至给人感觉不近人情……如果麦克阿瑟和巴顿是关张,马歇尔就是诸葛亮。

而马歇尔作为人臣的品格,可能还真未必就比不了诸葛亮。马歇尔在军中做事,有非凡的管理和组织才能,能游刃有余地调动和指挥千军万马。

一战中,他曾经因为成功安排60万人和90万吨物资装备的调动,解决了当时最复杂的后勤问题,而获得奇才之名。而与此同时,马歇尔做琐碎小事从不厌烦,特别注重细节,而且因为做的实在太好,甚至曾经被认为只适合做这些而影响过升迁!

二战中,马歇尔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在国会和盟国中都取得信任。英国人知道马歇尔做事并非只为美国利益,而是为了整个战争的胜利;美国国会知道马歇尔跟他们说话都是实打实,不是玩政治。这种无可挑剔的行事作风和领导能力给马歇尔赢得了美名,BBC甚至把他称为圣人。

马歇尔本来有机会成为霸王行动的盟军最高总司令 — 就是包含诺曼底登陆的那个军事行动。这是盟军在整个二战中的最关键、最大规模的行动。指挥这次行动,是青史留名的最好机会,没有任何一个将领能拒绝这样的诱惑。马歇尔当时是众望所归:丘吉尔和斯大林都直接告诉马歇尔他会得到这个职务;罗斯福明白如果马歇尔开口要,他一定能得到这个职务;艾森豪威尔也认为马歇尔会得到这个职务。更重要的是,马歇尔本人很想得到这个职务。

但是罗斯福不想让马歇尔担任这个职务。他希望马歇尔留在华盛顿帮自己。不过罗斯福也不想让马歇尔这样的人因为错过这次机会而在五十年后被人遗忘。他找人去试探马歇尔的反应,马歇尔的表示是他绝不会让总统为难。

最后罗斯福干脆把马歇尔叫到办公室,亲口问他想不想要这个职务 — 如果马歇尔这时候说“yes”,罗斯福将别无选择。马歇尔的回答是你认为怎么做最好,就怎么做。结果盟军最高总司令的荣誉给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罗斯福终其一生也没有再给马歇尔另一个青史留名的机会。马歇尔的最高职位是在杜鲁门时期,67岁上担任了美国国务卿。后来他才终于以“马歇尔计划”— 尽管他本人从来没在任何场合使用过这个名词 — 被世人熟知。

马歇尔这个故事最令我钦佩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品格”当成通往“成功”之路的工具 —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一直“装”到罗斯福问他那一刻为止,然后当仁不让地拿下盟军总司令的职位。但是他的品格使他放弃了那个最佳机会。


怎样成为圣贤

如果你想成为那样的人物,Brooks总结了一个理论,说明了一条通往品格之路。我们很难评估这个理论有多科学,毕竟圣贤的案例太少,而且不可能做实验。但是我发现这个理论,跟中国古人的智慧,很有相通之处。我甚至敢说这个理论把中国古人没说明白的地方给彻底说明白了。

有一种成圣人的方法是像康有为那样。据说[2]康有为有一次读书打坐的过程中获得了通灵式的体验,“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感觉自己是孔子再世,从此狂放不羁,变成了一个大忽悠。

但Brooks说这个圣人之道的最根本一点,却恰恰不是狂妄,而是谦卑。谦卑,意思是必须承认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缺陷的,思想中有很多偏见,性格中有很多弱点。

这就是西方思想中的“曲木”(crooked timber)传统。“曲木”这个词当然出自康德:“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只有当你承认自己是有缺陷的,摆正谦卑的态度,你才有可能跟自己的弱点作斗争,才有可能去完善品格。

注意这个思想并不等于“人性本恶”。它说的是每个人的头脑之中都有好的声音也有坏的声音,我们要用好的去压制坏的。我想现代脑神经科学家肯定会赞同这一点,他们认为人脑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个声音,而是每时每刻都有几个不同的声音在争论,就好像皮克斯新片《头脑大作战》一样。

其实用“好坏”来划分人脑中的各种声音是不准确的,应该说人脑之中有各种情感冲动:愤怒、爱慕、同情、嫉妒,等等等等。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很难说哪种冲动好哪种冲动坏,事实上最原始的道德感本来就是感情冲动。

不好的情感冲动如果不加以遏制,不防微杜渐,就有可能形成正反馈,越来越大,乃至导致灾难。所以哪怕是小事,也不能掉以轻心 —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勿以恶小而为之”。

品格的修炼并不是要消除这些冲动,而是要学会控制这些冲动 —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发乎情止乎礼”。

比如愤怒通常是一种负面情绪,而且很不好控制。此书中说,艾森豪威尔是怎么控制愤怒的呢?他有时候会在日记里开列所有冒犯过他的人的名单 — 不是为了提醒自己将来报复他们,而仅仅是为了抒发和控制愤怒。他解恨的方法还包括把自己最恨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把这张纸扔进垃圾桶!

压制自己的情感冲动,要形成习惯才好。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把任何小事都视为磨练品格的机会,不能稍有放松 —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别人,也不是利益计算,而是为了磨练品格。可是磨练品格又是为了什么呢?亚当II到底想要什么呢?

那当然是go for greatness。不过Brooks在书中用的是一个更高级的词:holiness,神圣。这并不是说他劝人信教,而是说要追求品格的完善。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没有为什么。人本质上就并非是一个只知道追求物质生活的动物,总会有点品格追求,希望能找到人生的意义。这样说来“崇高”其实并不是一个达成什么其他目的的手段,崇高本身,就是我们天生想要的目标。

这个从曲木出发的圣贤之道,跟今天流行文化中默认的品格理论完全不同。

现在从中外各种水平的动画片到各路名人应邀去大学典礼做的演讲,全都是对“你自己”的赞美:你原本就是最好的,你非常与众不同,你注定能干一番大事,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遵从你的内心!

Brooks把这种文化称为“Big Me”。对今日之“Big Me”来说,人应该先看看自己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以这个内心的热情为指导去选择一个职业,做事的目的是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

在这种文化中,如果有一个人不爱工作爱旅游,稍微攒点钱就去世界各地旅行,钱花完了再找活干,我们通常会对他表示羡慕,认为他比那个拼死拼活赚钱就为退休之后能去找个海岛定居的人活得真实。如果有人不为赚钱也不为旅游,只为自己的什么兴趣而努力工作,他简直就是高山仰止的榜样了。

而圣贤之道,却跟这三种人都不一样。此书中的英雄人物都不是先看自己喜欢什么,然后选择去做什么。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选择”自己最终从事的事业,他们是被这个事业选择。他们在人生中的某一刻,因为一些经历,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某个事业召唤,然后他们投入这个事业。

珀金斯因为目睹纽约三角地纺织厂大火而决心把劳工权益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艾森豪威尔生性狂放易怒,在母亲的教导下慢慢磨练性格,才成为踏实可靠的军人,和在位时低调而身后评价却越来越高的总统。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因为爱人George Lewes的激励而开始正式写小说,他把她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到处找爱的女孩,变成一个以悲天悯人为己任的作家。

他们不问我想干什么,他们问世界需要我干什么。他们不是用做事的方法来满足内心。他们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去不断打磨自己的内心。

品格修养的追求目标,并不在于成功,而在于成熟。特别可靠,才能办大事 —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可以拖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中庸之道

此书中人物在成了圣贤的以后,或者说品格成熟了以后,仍然谦卑。我读此书最大的惊叹在于,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领导艺术,有可能是最正宗的中国人的“中庸之道”。

长期的军队和战争生活把艾森豪威尔变成了一个任劳任怨忠诚可靠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式的人物。他总是压制自己的感情,完全不浪漫,没有什么创新精神,算不上是历史的推动者。但这样的品格可能正是盟军总指挥官所需要的:作为实力最强国家的军队代表,他跟所有人一样内心充满偏见,但他从不让自己的偏见表现出来,总是尽力维持盟军的团结。他把功劳分给属下,甚至还能把过错归于自己!哪怕按中国古人标准,这样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人品贵重”了。

在谈到艾森豪威尔的中庸之道时,Brooks像所有讲中庸的中文书一样,先声明中庸(moderation)不是什么:中庸不是面对两种对立意见采取一个折中的立场,不是盲目的搞平等,也不是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稀泥。

Brooks完全没有引用儒家经典,甚至根本就没提中国,但是我看他对这个moderation是什么的解释,可能比任何一本讲解中庸的现代中文书都干净利索。

中庸,是你要认识到不同理念,不同情感诉求、不同道德标准之间,必然有冲突。这些理念没有哪个是完美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矛盾永远存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各路派系集团永远都在互相斗争。

比如说狂热和自控,就是两种都可能有用但是互相矛盾的情感。愤怒有可能激励我们去做好事,但更有可能让我们办坏事。两种情感都是天生的,但你就必须学会协调这两种情感。— 这是不是《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的最合理解释?[3]

在政治上,不同派别的集团可能说的都有有道理的地方,但是互相矛盾,你也得学会协调。

到底是安全稳妥一点好还是大胆一点好?到底是放任自由一点好还是保守克制一点好?这里面充满各种tradeoff,也就是取舍。既然是有取舍,你就不能对结果抱有太高的期望。

所以作为最高领导人,就绝对不能像个二愣子一样全面倒向一种理念然后打压其它理念,试图给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时刻根据当时的局面,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去得到不同诉求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等到下一时刻局面变了,再继续调整。

所以领导的艺术就如同在风暴中驾驶帆船:太往左偏了就往右调整一下,太往右偏了就往作调整一下。平衡永远是动态的。你就永远这么调啊调,这就是中庸之道。


品格与现代人

所以领导人的确是非得有点品格不可。那么普通人呢?为什么现在普通人都不怎么讲品格了呢?社会文化怎么就从“曲木”变成“Big Me”了呢?

过去的人为什么特别讲究品格,Brooks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直到不久前,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相当艰难险恶的环境之中。那时候社会生活的容错能力非常低!如果你懒惰,一年的庄稼可能就没了。如果你暴食和酗酒,家人可能就会受到伤害。如果你贪慕虚荣,可能就会乱花钱导致破产。如果你私生活不检点,可能就会毁了一个姑娘。

品行不端的代价如此巨大,人们不得不时刻克制自己的短期情感冲动,乃至形成强制的纪律。为了把品格养成变成日常习惯,这种纪律有时候会到有点矫枉过正的程度 — 比如说年轻人打牌跳舞,都有可能被长辈禁止 — 因为他们担心你的自控能力经不起诱惑。

所以在艰难时期强调品格修养,就如同纺织厂不让吸烟一样,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而现在是个物质非常丰富的时代,人们的容忍度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容错能力很强,一个普通人时不时犯点小错误根本没什么。而且现代的发达商业还指望着消费者有冲动,最好想吃吃想买买想玩玩。

在这个时代任性代表有个性。《非诚勿扰》里的相亲青年无不以自己是个“吃货”为荣,控制感情深藏不露的人根本不受欢迎。

那么在这个时代写这么一本书又有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作者除了感叹几句,根本不敢明确地号召读者去做个有品格的人。他甚至不敢说自己有品格!他只是小心地说我知道有这么一条通往品格之路。

我的体会是,在现代社会,这条路根本就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普通人的上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你只要根据社会给你的设定,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对社会给你的各种经济学刺激做出合理反应就可以了。你左右不了世界,世界也不担心被你搞坏。

只有那些想要办大事的人才需要品格。因为这样的人不能单靠本能反应行事。

他们需要动用自由意志去做决策,而且他们的决策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恰好不喜欢哪个国家就不让哪个国家进入联盟,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恰好喜欢哪一派理论就按哪派理论制定政策,他们不能因为这么做恰好对自己最有利而不顾整体利益。他们愿意为心中的大事牺牲。

这些精英人物知道自己的条件有多么幸运。他们不敢滥用权力,不敢不为普通人服务,也不敢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 他们就如同《易经》中说的那样,“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你必须在通往品格之路上反复打磨,跟自己的本能反应做各种斗争,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

那么如果一个普通人没什么野心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他研读圣贤之道到底好不好呢?能力不足还妄想当圣贤会不会把自己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想太多圣贤的事儿会不会得抑郁症?

生活明明不太悲壮,有没有必要受这个英雄的伤。

这我不太敢说。但我想学习这个圣贤理论至少有一个好处:我们知道了当今那些市侩猥琐的公众人物,大概是不太可能干出什么大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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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事儿不是我编的,原帖在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1/Military/44229483_0_1.html
[2] 白鹇,《戊戌狂想曲》,2012年4月《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http://book.douban.com/review/5399537/#!/i!/ckDefault
[3] 写到这里我斗胆说一句,我认为目前人们对《中庸》某些篇章的很多“主流”解释是错的。比如“慎独”,主流解释是要在独处没人监督的情况下约束好自己 — 但你联系上下文“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显然其本意是说君子要想保持中庸之道就必须多听取各方声音,多体察实际情况,生怕自己错过关键信息,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瞎决断。“慎独”,其实是要小心,不要因为无知而被自己的偏见左右决策的意思!“独”是“独断”,不是“独自相处”— 在这种高级经典中怎么可能还整出“不欺暗室”这种低层次道德来了。…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

(《南方周末》,2015年7月30日)

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已经对中国的大学,包括一流名校,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用北大钱理群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礼失求诸野,美国大学又如何呢?常青藤名校学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在美国名校读本科 — 而不是一般中国留学生读的、以搞科研发论文为目标的研究生 —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像这样的问题光问哈佛女孩刘亦婷不行,最好再找个懂行的本地人问问,比如耶鲁教授William Deresiewicz[1]。 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这个称号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听。

显然这是一本批评美国名校教育的书,不过这本书并不只是图个吐槽的痛快,它讲述了一点名校的运行机制。此书没提中国,可是我想如果把中美两国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为中国读者,如果你不怎么了解美国教育,读完这本书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的巨大差异;如果你已经有所了解美国教育,读完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有巨大的相似性。

也许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现代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好得像绵羊一样的学生

为说话方便,我们虚构两个学生:中国清华大学的小明,和美国耶鲁大学的Joe。能入选各自国家的顶级名校,这二人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们相信他们都是未来社会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在此时此刻,小明的形象距离领导人还相差很远。他来自中国某个边远地区,身体谈不上健壮,带个眼镜,社会经验相当有限,也不怎么善于言谈,简直除了成绩好一无所长。刻薄的人可能会说小明有点读书读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

但小明其实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说是家乡的骄傲。为了得到这位全省状元,清华招生组曾把小明请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参观校园”,直到看着他填报了志愿才算放心,简直是球星的待遇[2]。

Joe的父亲是某大公司CEO,母亲在家做全职主妇。由于父母二人都是耶鲁的毕业生,Joe上耶鲁只不过是遵循了家族传统而已。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分数,非常讲究综合素质。跟小明相比,Joe可谓是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和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Joe的组织能力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他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

要论解决刁钻古怪的高考数学题,Joe肯定不如小明 — 但是Joe的学习成绩并不差。Joe从高二开始就选修了几门大学先修课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还没上大学已经具备微积分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这都是小明从未学习过的、高考范围以外的内容。

跟很多名校一样,耶鲁甚至允许Joe高中毕业后先玩一年再入学,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着年轻看看世界。Joe并没有浪费这一年时间。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之后,他在父亲帮助下前往非洲,以志愿者身份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了几个月,任务是帮助赞比亚减少艾滋病毒感染。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荣誉都来自分数。只有过硬的分数才能让他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找份好工作,夺取光明前途。为此,小明在清华的学习策略跟高中并无区别,那就是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拿优等。

Joe的大学生活就比小明丰富多了。他是多个学生组织的成员,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者去大公司实习,有相当专业的体育运动,而且经常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

所以中美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苦逼的应试教育,Joe正在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者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事实上,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学分籍点)一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Joe,对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比一心只想着考试的小明更苦的是,Joe还必须顾及自己在师生中的日常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知道别人经常谈论的每一本书都说了什么 — 所以他用只读开头、结尾和书评的方式假装读过很多本书。至于能从一本书中真正学到什么,Joe根本没时间在乎。

如果说小明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Joe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时候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意为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可能因为各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可能因为大学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经验值走人,他们并不打算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清华的学生还有闲情逸致搞个女生节向师妹师姐致意,而耶鲁这种水平的顶尖美国大学中,学生们经常忙得没时间谈恋爱。

Joe和小明的内心都非常脆弱。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名校,他们从小早就是取悦老师和家长的高手。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他们就做什么,而且一定能做好。层层过关的选拔制度确保了这些学生都是习惯性的成功者,他们从未遇到挫折 — 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进入大学,他们的思想经常走极端,做事成功了就认为自己无比了不起,一旦失败就认为自己简直一无是处。Joe曾经真诚的认为如果考不进耶鲁,他就与一个屠宰场工人无异。

面对无数跟自己一样聪明一样勤奋的人,他们的情绪经常波动,充满焦虑。他们选课非常小心谨慎,专门挑自己擅长的选,根本不敢选那些有可能证明自己不行的课程。

人们印象中的名校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每个学生都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道路,百花齐放。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小明一入学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师兄们学会了自己学校的切口和校园BBS上的专用语,哪怕跟校外的人交谈也要蹦出几个“x字班”之类的黑话,而绝不会明明白白地跟你说院系年级。他们不是尽力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是与“自己人”的相同!

什么时候考托福、哪个老师的课不容易拿分、考研找工作的各种手续、就连办出国打预防针总共会被扎几次,BBS上都有详细的“攻略”。小明对这些进身之道门清,津津乐道,遇到与攻略稍有差异的局面都要上网仔细询问,不敢越雷池半步。小明的师兄梁植在清华拿了三个学位而没找到毕业后该去干什么工作的攻略,习惯性地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向评委请教,结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晓松的怒斥[3]。

高晓松说:“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高晓松大概也会看不起Joe。刚入学时,Joe们被告知耶鲁是个特别讲究多样性的大学,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身怀多项技能的青年才俊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性。那么这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的精英学生,是否会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学,很多人致力于机器人技术,很多人苦学政治一心救国,很多人毕业后去了乌干达扶贫呢?

当然不是。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和咨询。有统计[4]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对比之下,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

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很高,写在简历里很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可以去做。事实上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

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


假贵族和真贵族

既然是绵羊,那就好办了。中国学生也许不擅长当超级英雄,当个绵羊还是非常擅长的。你只要使用“虎妈”式的训练法,甭管钢琴还是大提琴,你要什么经验值我就给你什么经验值不就行了吗?如果清华大学入学有音乐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小明一定会熟练掌握小提琴。如果说中国教育的特点是分数至上,现在美国教育不也是讲credentialism吗?美国名校难道不应该迅速被华人学生占领吗?

没有。近日有报道,华裔学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绩(超过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门AP课程,而且还“参加了国家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数学竞赛,会弹钢琴,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的合唱”[5],在2013年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结果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

这又是什么道理?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文体项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会,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很多人认为这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最近有人联合起来要起诉哈佛大学录取不公平,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叫“哈佛不公平”(harvardnotfair.org)。

但是读过《优秀的绵羊》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整天立志“爬藤”亚裔学生根本没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儿。

稍微具备一点百科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个大学体育赛事联盟。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大学当初组织起来搞体育赛事,是为了促进美国青年的体育运动,你就大错特错了。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十九世纪末,随着铁路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就是WASP,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和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会希腊语和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

所以精英大学本来就是精英阶层自己玩的东西,是确保他们保持统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钱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然后到自己公司接管领导职位,这件事外人几乎无法指责。哈佛是个私立大学,本来就没义务跟普通人讲“公平”。

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十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相对于学习成绩,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养成,搞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以人为本。也许那时候的美国名校,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然而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的确不够好。

于是在191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语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然而这样一来一个立即的结果就是犹太学生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

类似这样的改革反复拉锯。到1960年代曾经一度只看分数录取,于是当时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等“素质”。

而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就已经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练吉他而应该练大提琴,不应该练武术而应该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表现出良好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光参加过学生社团还不够,你必须曾经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决不能像北京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应该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

一句话,这些事儿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

美国名校通常都有对低收入家庭孩子减免学费的政策,比如哈佛规定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部免费,18万美元以下则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万美元,你已经比94%的美国家庭富有。但哈佛能用上这个减免政策的学生,只有40% — 大部分哈佛家长的收入超过18万美元。我看到另一个数据,在斯坦福大学,接近一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前1.5%),只有15%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元(相当于美国后56%,一半以上)[6] — 这意味着前者家庭孩子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可能性约为后者的124倍。

上大学花多少钱根本不重要,上大学之前花了多少钱,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统计就连SAT成绩都跟家庭收入正相关。而获得贵族素质的最有效办法是进私立高中。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其录取新生中的22%,来自美国100所高中,这相当于全国高中总数的0.3% — 而这100所高中之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质都还没比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偏偏不服,再难也要进藤校。那么在众多“假贵族”的冲击下,现在藤校录取是个什么水平的竞争呢?

《优秀的绵羊》透露了一点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 — 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 — 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 对耶鲁来说,这意味着7到8门AP课程和9到10项课外活动 — 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

我觉得考清华似乎还比这个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国高中生其实比中国高考生辛苦得多。

但耶鲁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录取。


名校的商业模式

这样说来,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名校之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资格。

既然是为精英阶层服务,那肯定要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真正的未来领袖吧?Deresiewicz却告诉我们,现在名校其实并不重视学生教育。

中国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学,校方搞了个家长会。座中有个北京来的家长不知提了个什么问题,校领导居然说,科大在北京录取分数线低,你们北京来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学!搞的北京家长非常尴尬。像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鲁发生。学生们明明是靠家庭特权进来的,学校对他们却只有赞美,而且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夸,学生们以为自己能力以外的资本等于零。这导致名校学生对上不了精英大学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国家现实。他们没有真正的自信,但是个个自负。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须得好好对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学有抄袭行为,或者错过一次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在耶鲁,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截止日期可以推迟,不来上课不会被扣分,你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据Deresiewicz在耶鲁亲眼所见,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学业失败,哪怕你抄袭,哪怕你威胁同学的人身安全,你都不会被开除。

一方面名校学生平时课外活动实在太忙,一方面教授们指望学生给自己留个好评,现在名校的成绩标准也越来越宽松。1950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学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学则是3.30,特别难进的私立大学?3.43。到底哪国的大学更“严进宽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但这组GPA贬值的数据也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国大学比现在严格得多。事实上,在两个罗斯福总统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的这些名校,虽然摆明了就是让贵族子弟上的,其教学要求反而比现在更严。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的说,是资金。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名,并不仅仅是给学生家长看的。大学能获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请到多少银行贷款,都与这个排名息息相关。为什么在真正的入学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名校还鼓励更多人申请?为了刷低录取率。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越低越好。为什么大学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在这方面中美大学并无不同,讲课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视。但大学最重视的还不是基础科研,而是能直接带来利润的应用科研 — Deresiewicz说,名校在这方面的贪婪和短视程度,连与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过去了。

校友捐赠,是名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哈佛正是凭借几百亿美元的校友捐赠基金成为世界最富大学。我们前面说过哈佛大部分学生去了华尔街和咨询公司,其实这正是大学希望你从事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两条新闻正好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约翰•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捐4亿美元,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另一个更有意思,黑石集团的Steve Schwarzman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 — 所以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7]说哈佛应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是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学生职业服务办公室对律师、医生、金融和咨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将来想当个教授或者社会活动家?学校未必以你为荣。大学最希望你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

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 —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国”的高中生比西欧国家的更有吸引力。

总而言之,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

而鉴于中国名牌大学 — 尽管没有一所是私立的 — 一直把美国名校当做榜样,甚至还可能把这些事实上的问题当成优点去学习,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大学的未来也是如此。

有清华教授程曜,出于对学校种种不满,竟曾经以绝食抗争[8]。Deresiewicz的愤怒可能还没到这么极端。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号召学生不要去名校。

但如果小明和Joe跑来问我,我不知道应该给他们什么建议。也许大学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许你应该自己学那些东西,也许你根本就没必要学。Deresiewicz说他有好几个学生最终决定放弃华尔街工作,宁可拿低薪为理想而活,我想小明未必需要这样的建议。

但我的确觉得这个世界哪怕分工再细,专业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绵羊来运行。

何况绵羊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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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德雷谢维奇,现已离开耶鲁,全职写作。
[2] 这个剧情并非完全虚构,参见一篇引起轰动的报道《知情者揭秘:北大清华为抢生源到底怎么掐?》
[3] 清华学霸谈迷茫引高晓松怒批 仅是一个人的迷茫?
[4] Washington Monthly 杂志,September/October 2014, Why Are Harvard Grads Still Flocking to Wall Street? 作者Amy J. Binder。/why_are_harvard_grads_still_fl051758.php
[5] Solidot:完美的ACT成绩也无法让这名亚裔学生进入斯坦福、耶鲁或普林斯顿,2015年06月03日。更原始的报道见于Business Insider
[6] The Low-Income Experience at Stanford By Heather Buckelew
[7] 纽约时报,Harvard Admissions Needs ‘Moneyball for Life’ By MICHAEL LEWIS JUNE 21, 2015.
[8] 南方人物周刊,清华教授程曜 绝食抗议背后

一点实用主义的学英语心得

我因为爱谈论英文书,经常被人要求讲讲学英语的心得。我英文水平其实拿不出手,说话和写作都仅限于平时够用,你让我给《纽约客》写个文章,我没那能力。不过要单说读书,我大概还可以谈谈。

一个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要学将近十年英语,而成效却仅限于考试,竟仍然不能流畅阅读一本真正的书,这非常荒唐。我想说一点实用主义的学英语心得。如果你不为考试而学英语,你应该怎么学呢?

学英语不是一个修身养性的长期活动,要争取在短期内突破。

有人建议每天背20个单词,或者时不时看两个英文句子体会其中精妙用法,试图日积月累,这是拿英语当健身项目了。

正确的做法是找本托福GRE单词书,每天拿出几个小时的时间,背300到600个单词。

这些专门的单词书的好处是其中有词根词源的解释,帮助你用类比联想之类的方法记忆。我当年都是一边看书记忆,一边在演算纸上写这些单词,每天都能写好多张纸。

第二天你会忘记很多前一天新学的单词,但这不要紧,记忆的关键在于间隔式的重复。过一天复习一次,过三天再复习一次,过一周再复习一次,让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你每天的单词功课实际上是先复习旧的,再学新的。你还可以根据情况设定某些天作为纯粹的复习时间。

在背单词的同时,你找一本大学英语课本之类的书精读其中的文章。这种书的好处是上面有注释和讲解。仔细体会语法和某些单词的用法,了解所有细节,可能要反复读好几遍。

但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的目标是突击学英语,所以不要管老师的教学进度。老师可能一周讲两篇文章,而你要每天研读一篇文章。

如果你需要通过什么英语考试,有了单词和精读的基本功之后就可以为考试做准备了。不过在英语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关键是掌握这些考试的特定技能,而不是英语技能。你要做大量的真题,想运动员一样对自己进行有高度针对性的训练。有很大的可能性,你能够在GRE阅读理解部分取得高分,而仍然看不进去一本真正的书,因为前者的秘诀是快速发现考题和文章之间的联系,你甚至不必读完或者读懂那篇文章。

先突击练基本功,再突击准备考试,这并非是我的什么发明,而是大部分考托考G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做法。不要以为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学英语不可思议,到出国学生多的大学的自习室看看,一大半人在背单词。而突击的好处是你不用永远背单词。

过了基本功这一关的人就如同一个身体很好甚至内力也不错的年轻人,明明已经下了很多功夫学武,跟人打仗还是打不过。你可能随口蹦出一个生僻的GRE词汇把美国人震晕,然后被人三言两语打败。这是因为你缺少实战经验!可是非常遗憾,很多人通过考试之后就不再练武,基本功慢慢荒废,到死还以为自己从来就没有过真功夫。

这时候你要找本真正的英文书来读。不是儿童读物,也不是什么各路文豪的作品精选集,找本最新出版的、人们正在谈论的、正常的美国大人读的书。

这本书必须非常有悬念能吸引你一直读下去,比如说《达芬奇密码》之类的小说。找个电子版拿金山词霸一边屏幕取词一边读。到了这个阶段,不要管某个词的精细用法,也不要搞生词本之类的东西,就是一门心思要把书读懂和读完。

这个关键是在潜移默化中适应英文。我以前看过一本武宫正树还是谁的棋谱,其中序言部分说他学围棋的最基本办法就是拿名家实战对局打谱。打谱的时候他并不停下来反复琢磨每一步,而仅仅是简单地追求把一局棋快速摆完。我们的英文读法就如同打实战棋谱,它的作用是把分布在你脑子各处的基本功串联起来,终于形成一个整体。

只要坚持读完一本书,你就基本过关了。你的第二、第三本书将会越读越快,最后可能只需偶尔翻一下字典。

这样你就会对各种英文说法的使用场合和合理性建立起一个基本感觉。这个基本感觉有点类似于哲学家说的“tacit knowledge”,也就是“隐性知识”— 人人都知道大家约定俗成都是这么做,可是没人把它写成明确的规则。这种知识也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在电梯里盯着别人看显然不礼貌,可是你怎么把这个知识,以及无数类似的知识一条一条的写出来教给机器人?我们知道这些知识纯粹是因为潜移默化的经验。

读多了经验就出来了。而且据我的个人经验,这种基本感觉的建立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再说几句听力问题。我感觉中国学生的英语听力好坏跟启蒙老师的发音关系非常大。如果你的初中老师发音不准,你的听力可能会大受影响。我在高中和大学班上都有同学表示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英语,可谓输在了起跑线。这种情况下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听标准的录音。

先听精益求精地听熟悉的内容,纯粹是为了练习听力。慢慢过渡到直接听没读过的有声书。人脑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我现在听有声书都是用1.5倍以上的速度,正常语速对我来说已经太慢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同学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位老者。这位老者相貌非常不俗说话和气,像是老师,又不像我在学校遇到过的那些老师,感觉是个有智慧的人。他主动跟我们说起学外语的事情,鼓励我们应该学三门外语。他说学习第二门外语的时间只需要第一门的一半,而第三门又只需要更少的时间。他还说,掌握一门外语,就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一个新的世界的大门,你可以读很多很多新的书。

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第二个人向我提出过这么高的学术要求。他居然让我学三门外语,这个任务我大概无法完成。更有意思的是,他让我学外语居然不是为了考试和工作,而是为了读书!…

科学的励志和励志的科学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7月1日,报纸版标题是《按时交作业的学生何以常穿脏袜子》)

励志类书籍的流行,也许是一个国家全面进入现代化,都市白领变成普遍职业的必然结果吧。我们看今天中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这类完全不计较文笔,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怎么“成功”的书籍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种书在文艺青年眼里显然上不了台面,先不说追求所谓成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情怀,就算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人,比如被大学生嘲讽“你的成功还可以复印”的唐骏,又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呢?然而对于普通青年来说,如果能通过读书来了解一些前辈的经验,掌握一点做事的方法,甚至哪怕仅仅获得一种更乐观向上的精神,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收获。读书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些么?

我不是文艺青年,可是如果你非让我在公共场合拿一本《克林顿教我5天成功的秘密》或者《30天迅速拥有超级人脉》,我也会感到极端不好意思。这种强调方法简便易行的励志书一看就不可能有什么学术价值,而且还暗示读者是个贪婪而又懒惰的傻瓜。中国市场的励志书特别喜欢谈“人脉”,讲人脉的书随便就能找到几十本。如果再加上从人脉衍生出来的相关领域,比如关于“谈话的艺术”、“影响力”、乃至“气场”,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在中国,社会关系就是第一生产力。而据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介绍,日本的励志类畅销书就比较强调“品格”,似乎跟武士道精神一脉相承。世界上最大的励志书生产国当属美国,美国最爱谈的则是“积极正面的思维”,特别讲自尊和自信。

这些励志流派的问题在于它们或者是某个成功人士的个人感悟,或者是某个记者搜集的八卦轶事,甚至某个作家臆想出来的心灵鸡汤 — 它们都不是科学理论。在个人传记里成功人士往往拥有传奇经历和突出个性,在八卦轶事里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会耍嘴皮子,在心灵鸡汤里成功是因为他有正确的价值观是个好人。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些道理是不是可重复和可检验的呢?也许这帮人只不过运气好而已!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励志,只有你的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你的成功才“可以复制”。

所幸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科学的励志书,它们不再依赖名人轶事,而是借助实验和统计。这些书中理论的背后都有严肃的学术论文作为依据,它们是几十年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进步的结果。在科学家看来,乔布斯的个性管理也许根本不值得推广,而扎克伯格的所谓天才霸业,远远比不上一群普通学生在几个月内的整体进步有研究价值。科学家,是励志领域一股拨乱反正的势力。比如著名记者格拉德威尔2005年的Blink(《决断2秒间》)一书曾经被视为新思想的代表,如今在科学家的著作里却经常被当成反面教材引用。

然而即便是科学的励志,也不见得就能一锤定音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对很多问题科学家也不知道答案。但是有一个励志理论最近似乎成熟了,这就是意志力。去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Roy Baumeister和科学记者John Tierney出的这本Willpower(《意志力》),就是对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严谨而又通俗有趣的介绍。这本书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励志”,而且因为它说的就是励志的“志”本身,又是“励志的科学”。

想要知道到底什么品质对成功最重要,科学的办法不是看名人传记,而是进行大规模统计。你要做的很简单,只要把所有可能有用的品质都列举出来,找很多人进行测试,看看每个人都有些什么品质,然后看看哪些人是生活中的成功者。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只要考察那些成功者都有而不成功者又没有的品质,我们就知道决定成功的可能品质是什么了。一项研究对大学生的三十多项品质进行统计,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对学习成绩几乎没有影响 — 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幽默,有的人严肃,这些人学习好坏纯属偶然。真正能左右成绩的只有一个品质:自控。能管住自己该上课的时候就去上课,该写作业写作业,多学习少看电视,这个品质就是学业成功的秘密。统计表明,想要预测一个学生的大学成绩,自控能力甚至是比智商和入学成绩更好的指标。不但大学生如此,在职场上也是自控能力强的人更受欢迎。他们不仅工作干得好,而且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更能从别人角度思考,更不容易出现偏执和抑郁之类的心理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排除智力因素,不管你心目中的成功是个人成就、家庭幸福还是人际关系,决定成功的只有自控。

自控需要意志力。一般人可能认为意志力是一种美德,应该通过教育的方式提升思想的境界来培养。然而实验表明意志力其实是一种生理机能。它就好像人的肌肉一样每次使用都消耗能量,而且用多了会疲惫。在作者Baumeister本人领导的一个著名实验中,作为受试者的学生们被要求事先禁食,全都饿着肚子来到实验室,然后他们被随机地分为三组。学生们以为实验的目的是测试他们的智力。他们的任务是做几何题,而他们不知道这些题其实都是无解的,实验真正测量的是他们愿意在题目上坚持多长时间才放弃。控制组的学生直接做题,他们平均每人坚持了20分钟。而两个实验组学生在做题之前则先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面对刚烤好的巧克力饼干以及一些萝卜。实验人员告诉第一组学生可以随便吃饼干,但是要求第二组学生只能吃萝卜。你可以想象自己在饥饿状态看着热气腾腾的饼干而不能吃是一种什么感觉,你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只吃萝卜!

第二组学生抵制了饼干的诱惑。然后两组学生都被带去做题,结果饼干组跟控制组一样坚持了20分钟,而萝卜组只坚持了8分钟。唯一的解释是,萝卜组的意志力在抵制饼干的时候被消耗掉了。

所以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你用在这里就没法用在那里。为什么统计表明总能按时交作业的学生反而经常穿脏袜子?为什么每当期末考试之前学生们更容易吸烟,不注意饮食和个人卫生?因为他们的意志力用在学习上了。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用到很多意志力,回家以后就很难再用。双职工夫妇很容易为了小事吵架,因为他们懒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反过来说,如果让他们早点下班,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但是却会更少争吵。

如果意志力消耗能量,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补充能量的办法提高意志力么?事实正是如此。在作者的另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偶然发现如果在实验过程中给受试者喝一点含糖的饮料,比如果汁,他们的意志力就会被增加。而且必须用真正的糖,甜味替代品没用。据此研究者推断人的意志力能量来自血液中的葡萄糖。这一说法在诺贝尔奖得主Daniel Kahneman的新书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也得到了采纳。葡萄糖理论有很多佐证,比如低血糖症患者的意志力就比较弱,研究发现他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和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糖尿病患者血液中有很多葡萄糖,可是他们不能合理运用所以意志力也薄弱,作者形容糖尿病患者就好像一个人守着一大堆柴火却没有火柴一样。更有甚者,有芬兰科学家仅仅通过测量即将被刑满释放的犯人的葡萄糖耐受性,就能以超过80%的准确度预测他们是否会再次犯罪!

这样看来,当一个人没有意志力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应该指责他的“人品”— 正如你不应该指望瘦小的人拿重物,或者让跑累了的人爬楼梯。但这并不是说意志力是完全客观不可控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想办法合理支配这种资源,甚至像锻炼肌肉一样增加意志力的容量。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对意志力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做选择会消耗意志力。在一个实验中受试者面对很多礼物,而每个人只能带走一样。第一组受试者被实验人员不停地问:你要铅笔还是要蜡烛,如果要蜡烛的话你要这种蜡烛还是那种蜡烛,你要这个蜡烛还是要T恤衫,你要黑色T恤衫还是白色的……不停的让他们做选择。而另一组受试者也要对每一个东西评估,比如问他们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价值大不大之类。两个组做的事要消耗同样多的时间。终于选定了礼物之后,两组受试者到另一个房间测试自控能力:把手放到冰水里看能坚持多长时间。结果发现做了很多选择的这一组人,能坚持的时间要少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意志薄弱的时候不愿意做选择。本书提到,商家非常理解这个被称之为“决策疲劳”的原理。买新车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升级配置的选项,而聪明的销售总是让你刚来的时候先对一些花钱少的配置进行选择。等你连续决策到选累了以后,他再向你介绍价格贵或者根本没用的选项,比如要不要来个防锈?而这时候你的意志力已经没办法对抗他的推荐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采取这种先易后难的选择顺序,顾客对购物体验的评价往往还更高。

冒险也需要意志力。统计表明以色列犯人的假释申请总共有35%的批准率,而能不能批准与审核这个申请的法官……什么时候吃饭很有关系。如果这个申请是在法官刚刚吃完早餐或午餐的时候审核的,那么它的批准率是65%,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减弱。等到临近下一顿饭两个小时,法官已经感到饿了的时候,批准率几乎是零。意志薄弱的法官们做出了风险最低的决断。

为什么广告要用美女?因为美女,哪怕仅仅是美女照片,都能降低男人的意志力。善于自控的人可以为长远打算而拒绝短期诱惑,比如他们为了能在一个月以后得到150美元而放弃立即可取的100美元。但是一个实验发现在做这种选择之前如果让受试者看一些名车或者漂亮异性的照片,他们的意志力就会减弱。效果最明显的是美女照片:之前选择等待150美元支票的男性受试者,看完美女照片后很多选择了100美元支票。名车照片只对女性略有影响,而美男照片则几乎没有影响。

除了形成好习惯可以减少意志力消耗,作者提到另一个重要自控手段是自我监视。实验表明仅仅在房间里放一面镜子就能让受试者的自控增加不少。据此作者建议我们把自己经历的每一秒时间,花的每一分钱都上传到专门网站去记账。如果这也不能让你管住自己,你还可让别人来监控。比如你可以把一笔钱交给朋友或者专业网站代管,并宣布如果你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一项任务,比如戒烟,他们就有权把这笔钱捐给慈善组织!

怎样提高意志力?柔日读史,或者看个热血电影?这些传统智慧并没有科学根据。而一些比较现代的鸡汤式建议,比如多想一些高兴的事来获得“正能量”,或者“态度决定一切”之类,本质上都是用自我暗示的办法调节情绪,对提高意志力其实没作用。

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常立志”。意志力是一种通用资源,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做一些日常小事来提高意志力,然后把它用在其它事情上。本书提出一个有效练习办法是做自己不习惯做的事。比如你习惯用右手,你可以有意识地用左手。你还可以强迫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书面语的完整句子,而不得出现俚语、省略语和脏话。在一项实验中有三组学生分别想提高自己的学习,省钱和健身能力,结果通过一段时间内在实验室对着屏幕锻炼注意力来提高意志力,他们不但各自想要提高的能力提高了,而且还顺带提高了其它两个能力。

意志力显然不是人们喜欢自夸的能力。作者感慨,明星们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成功是因为我能控制自己!尽管他们失败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到自己没有自控好。也许一百年前的人还比较爱讲意志力,现在的人,尤其是美式教育,热衷的是自尊和自信 — 有人统计最近几十年来歌曲中“我”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但高自尊并不导致高成就,事实上那些自尊过度的人往往会发展成自恋。

中国的教育改革家们一天到晚就想着把强调自控的中式教育改成强调自尊的美式教育,这其实是舍己之长用人之短。因为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看中式教育理念行不行的科学办法不是对比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而是考察那些生活在中式家庭传统,又同时在美国上学的孩子。尽管亚裔只占美国人口的4%,亚裔学生却占到斯坦福之类顶级名校的四分之一。亚裔不但比其它族裔有更大比例获得大学文凭,而且他们毕业后的工资也比平均水平高25%。一般人把这个成就归结为亚裔的智商高,但统计表明同样是进入一个科学家之类要求高智商的行业,白人需要的智商是110,而亚裔只需要103。

亚裔靠的是意志力。有实验发现中国小孩从两岁开始就比美国小孩有更强的自控能力。可能是基因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多动症儿童比美国少得多。也可能是传统的问题,因为中国父母更早要求孩子控制大小便。不管是什么,中国文化虽然不怎么擅长科学思维,也不太明白意志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却在意志力的实践上遥遥领先。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优势么?那些全神贯注听讲的小孩,比每隔三分钟就得吃点零食的小孩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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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的所有数据和研究结果都来自《意志力》这本书,不要再问我出处了!)

(另外补充说明一下,Blink这本书其实的确是一本好书。有些思想如果Gladwell不说,可能就无法流行开来。而且后来心理学家再写书的时候还非得引用他不可,可能也会感慨怎么让他抢了先吧。这本书的问题是有点把快速思维给神秘化了,这引起了专业选手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