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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想说服我!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6月2日)

霍金写《时间简史》和《大设计》二书,都有一个被所有人忽视了的第二作者,列纳德·蒙洛迪诺。这两本书能够畅销,我怀疑霍金本人的贡献也许仅仅是他的名气,因为公众其实并不真喜欢科学知识 – 哪怕是霍金的知识。而霍金也深知”每一个数学公式都能让这本书的销量减少一半”。如果真有读者能在这两本”霍金的书”中获得阅读上的乐趣,很可能要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功于蒙洛迪诺。从他独立完成的Subliminal(《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这本书来看,蒙洛迪诺真的是个非常会写书的人。他完全了解读者想看什么。

看完《潜意识》,我也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了。在书中蒙洛迪诺讲了个很有意思的笑话。说有一个白人天主教徒来到天堂门口想要进去,他跟守门人列举了自己的种种善行,但守门人说:”可以,不过你还必须能够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哪个单词?””上帝。””GOD.””你进去吧。”

一个犹太人来到天堂门口,他同样被要求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守门人考他的单词仍然是”上帝”。这个单词非常简单,所以他同样拼写正确,于是也进去了。

故事最后一个黑人来到天堂门口,他面临同样的规则。但是守门人让他拼写的单词是,”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笑话的寓意是像我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接收信息都有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的我们根本不看。我的门槛就相当高,谁想向我说明一个什么科学事实,我一般都要求他出具学术论文。比如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对中医的存废和转基因的好坏这两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关注相关的论文。然而就算是论文也有好有坏,要知道有的论文根本不严谨。所以一篇论文质量好坏,我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达到我的标准才算得上是严谨的好论文:

如果这篇论文是说中医有效的,我就要求它拼写”上帝”。如果这篇论文是说转基因无害的,我就要求它拼写”捷克斯洛伐克”。

你不用笑我,你也有同样的毛病。蒙洛迪诺说,人做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科学家机制”,先有证据再下结论;一种是”律师机制”,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世界上科学家很少,你猜绝大多数人使用什么机制思考?每个人都爱看能印证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我们不但不爱看,而且还会直接忽略,那些不符合我们已有观念的证据。

有人拿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做了个实验。研究者根据某个容易引起对立观点的议题,比如是否应该禁枪,伪造了两篇学术报告,受试者随机地只能看到其中一篇。这两篇报告的研究方法乃至写法都完全一样,只有数据对调,这样其结果分别对一种观点有利。受试者们被要求评价其所看到的这篇报告是否在科学上足够严谨。结果,如果受试者看到的报告符合他原本就支持的观点,那么他就会对这个报告的研究方法评价很高;如果是他反对的观点,那么他就会给这个报告挑毛病。

去年方舟子大战韩寒,双方阵营都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寻找证据,写了各种”论文”,来证明韩寒的确有代笔或者的确没有代笔。有谁记得看到过有人说本阵营的论文不够严谨的么?都认为对方的论文才是胡扯。这远远不是最可怕的。如果我反对一个结论而你支持,那么当我看一篇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文就会不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去看,就会认为这个论文不行;而你,因为支持这个观点,则会认为这个论文很好 — 如此一来我不就认为你是弱智了么?于是两个对立阵营都会认为对方是弱智。一切都可以在潜意识发生。

认为别人弱智和被别人认为是弱智,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媒体也参与到观念的战争之中。

如果人已经被各种观念分成了阵营,那么媒体就不应该追求什么”客观中立”,因为没人爱看客观中立的东西!媒体应该怎么做呢?技术活动家Clay Johnson 在 The Information Diet (《信息食谱》)这本书里,给我们介绍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台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的成功秘密。尼克松时期,媒体人Roger Ailes有感于当时媒体只知道报道政府的负面消息,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拥护政府的新闻系统”。然而事实证明Fox News 的成功并不在于其拥护政府 —  它只拥护共和党政府 —  而在于Ailes有最先进的新闻理念:

第一,有线频道这么多,你不可能,也没必要取悦所有观众。你只要迎合一个特定观众群体就可以了。第二,要提供有强烈主观观点的新闻。

给观众想要的东西,比给观众事实更能赚钱。观众想要什么呢?娱乐和确认。观众需要你的新闻能用娱乐的方式确认他们已有的观念。福克斯新闻台选择的观众群体,是美国的保守派。每当美国发生枪击事件,不管有多少媒体呼吁禁枪,福克斯新闻一定强调拥枪权 – 他们会找一个有枪的采访对象,说如果我拿着枪在现场就可以制止惨案的发生。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福克斯新闻一定持强硬的支持态度,如果有谁敢提出质疑,他就会被说成不爱国。哪怕在其网站上转发一篇美联社消息,福克斯新闻都要做一番字词上的修改来取悦保守派,比如《选民对经济的担心给奥巴马带来新麻烦》这个标题被改成了《奥巴马跟白人妇女有大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知识分子一定不喜欢福克斯新闻。的确没有哪个大学教授宣称自己爱看这个台。就连我当初物理系毕业典礼,系里请来的演讲嘉宾都说物理学有什么用呢?至少能让你学会判断福克斯新闻说的都是什么玩应儿。可是如果你认为福克斯新闻这么做是为了宣传某种意识形态,你就错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

比如修改新闻标题这件事,其实从技术角度说并不是网站编辑的选择,而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很多新闻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使用一个叫做 multivariate testing(也叫A/B testing)的技术:在一篇文章刚贴出来的时候,读者打开网站首页看到的是随机显示的这篇文章的两个不同标题之一,网站会在五分钟内判断哪个标题获得的点击率更高,然后就统一使用这个标题。事实证明在读者的选择下最后胜出的标题都是耸人听闻型的。

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在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新闻台。因为CNN在北京奥运传递火炬期间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很多人认为CNN是个有政治色彩的媒体,其实CNN得算是相当中立的 —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收视率现在节节败退。据2012年《经济学人》的报道,倾向自由派的MSNBC现在收视排名第二,CNN只得第三,而这两个台的收视率加起来也比不上福克斯。乔布斯1996年接受《连线》采访,对这个现象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你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美国人玩的这一套,中国也有人早就玩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各种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报道,它们或者骂得特别犀利,或者捧得特别动人,观众看得畅快淋漓,十分过瘾。但是这些文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说过什么能够修正我们现有思想的新信息没有?它们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们已有的观念而已。因为它们的生产者知道他们不需要取悦所有人。他们只要能让自己的粉丝基本盘高兴就已经足够获利的了。他们是”肯定贩卖者”。政治辩论?其实是一种娱乐。

王小波写过一篇《花刺子模信使问题》,感慨中国人(主要是领导们)听不得坏消息,一旦学者敢提供坏消息就恨不得把他们像花刺子模的信使一样杀掉。我想引用乔布斯的话:王小波说的太乐观了。真正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有花刺子模君王的毛病,而且他们的做法不是杀掉坏消息,而是只听”好”消息 — 那些能印证我们观念的消息。

这个毛病叫做”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这样一旦我们有了某种偏见,我们就无法改变主意了。《信息食谱》说,Emory 大学教授 Drew Westen 实验发现,对于那些已经支持强烈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给他们关于其支持的党的负面新闻,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会显示这些人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激活了!换句话说他会变得不讲理只讲情。因为他们感到受到了威胁。这个受威胁的感情会让你把相反的事实用来加强自己的错误信念。社会学家Brendan Nyhan甚至发现了一个”逆火效应”:你给一个保守派人士看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文章之后,他居然反而更相信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之后禁枪派和拥枪派都变得更加强硬。另一本书,Future Babble(《未来乱语》)讲了个更有意思的实验。实验者给每个受试学生发一套性格测试题让他们做,然后说根据每个人的答案给其各自分析出来了一份”性格概况”,让学生评价这个概况描写的准不准。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这个说的就是自己。而事实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概况”都是完全一样的!人自动就愿意看到说的跟自己一样的地方,并忽略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有人以为只有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才会陷入确认偏误,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客观判断。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思想越容易两极分化。

一个有意思的议题是全球变暖。过去十几年来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报道和专家评论,这些报道可以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如果不采取激烈手段限制生产,未来气候就会不堪设想;一派则认为气候变化是个复杂问题,现有的模型并不可靠,二氧化碳没那么可怕。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你根本就不会被这些争论所影响。而《信息食谱》告诉我们,对全球变暖的观点分歧最大的人群,恰恰是那些对这方面有很多了解的人。调查显示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共和党人,越不相信全球变暖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越是文化程度高的民主党人,则越相信这一点。

如果谁想看看这个争论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去看《经济学人》最近一篇报道(2013年3月30日)的读者评论。这篇文章说尽管过去几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不顾气候学家警告而继续增加,可是地球平均温度却并没有升高,远低于科学模型的预测。文章下面的评论水平跟新浪网足球新闻的评论不可同日而语,敢在这说话的可能没有高中生。评论者们摆事实讲道理,列举各种论文链接和数据,然而其观点仍然鲜明地分成了两派。就连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够不够合理,都有巨大的争议。

观念的两极分化并不仅限于政治,人们可以因为很多事情进入不同阵营,而且一旦选了边就会为自己阵营而战。你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这两个阵营的人不但互相鄙视,而且有时候能上升到认为对方是邪恶势力的程度。人们对品牌的忠诚似乎跟政治意识形态没什么区别。我们看苹果新产品发布会,再看看美国大选前两党的集会,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全都伴随着狂热的粉丝关注和激动的专家评论。

也许因为手机已经买了或者政治态度已经表过了,人们为了付出的沉没成本而不得不死命拥护自己的派别,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种归属感。但不管是什么,这种阵营划分肯定不是各人科学推理的结果。根据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Aumann 1976年的论文 “Agreeing to Disagree“,说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那么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认知科学家 Hugo Mercier 和 Dan Sperber 2011年的一篇论文,”Why do humans reason?“,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发现真理的人吧。

互联网很可能加剧了人们观念阵营的划分。在网上你连换台都不用,推荐引擎自动根据你的喜好提供信息。我相信气候学家对全球变暖的预测大大言过其实,我认为决不可以废除死刑,我使用苹果手机,我还要求豆浆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 —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从来不跟人开玩笑。如果微博上有人发出违背我理念的言论我怎么办?我果断取消对他的关注。我们完全有权这么做,难道有人上微博是为了找气生么?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有鉴于此,Johnson 号召我们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Consume deliberately. 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这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避免那些预设立场的说服式文章,尽可能地接触第一手资料,为此甚至要有直接阅读数据的能力。可是有多少人能亲自研读各项经济指标再判断房价是否过高呢?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房价是高是低只与一个因素有关:他是不是已经买了房。

我建议把上面那两句英文刻 iPad 上。不过我发现最新的一系列针对社交网络的研究显示,也许回音室效应并不存在。有人对Facebook的朋友关系研究发现人们并没有只跟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交朋友。我们在网上辩得不可开交,生活中仍然可以跟对方辩友”隔着一张桌子吃饭”。哪怕在网上,统计表明人们的关注集群也不是按照政治立场划分,而更多的是按照视野大小划分的。更进一步,我们也许过高估计了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有人通过调查统计美国两党的支持者,发现如果一个人对某个政治方向有强烈的偏好,那么他对对方阵营的政治偏好,往往会有更高的估计。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没那么极端,可能互联网本身就是个极端的人抒发极端思想的地方。对Twitter的一个研究表明其上的言论跟传统的民意测验相比,在很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问题)上更加偏向自由派。一般人并没有像Twitter上的这帮人那样拥护奥巴马,或者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互联网不是一个调查民意的好地方。

但不论如何,确认偏误是个普遍存在的人类特性,而且有人正在利用这个特性牟利。错误观点一旦占了大多数,正确的做法就可能不会被执行。既然改变那些已有成见的人的观念如此困难,也许双方阵营真正值得做的只有争取中间派。今年的 Nature Climate Change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虽然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对全球变暖学说有强烈看法的人的观点,但是可以用亲身经历来影响那些对气候变化并没有什么成见的人,而这些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的75%。一个策略是可以告诉一个中间派,你爱去凿冰捕鱼的那个地方,现在每年的冰冻期比十九世纪少了好几个星期,来吸引其注意力。

这个真不错。当然在我这个坚定的全球变暖学说质疑派看来,那些看见自己家门口的池塘不结冰了就认为全球变暖的人纯属弱智。

 …

过度自信是创业者的通行证

(《麻省理工科技创业》)

我有时候看《非诚勿扰》,感觉好像每个男嘉宾都想创业。他们很可能过高估计了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据有人统计,中国大学生初次创业的成功率只有2.4%。我没有办法查到这个统计中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公司能盈利就叫成功,还是公司能上市才叫成功?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都太低了,要知道买福利彩票中奖的概率都能超过6%。不过就算在美国开公司,失败的可能性也大于成功。统计显示,美国的一个创业公司,五年之后没有倒闭,还在继续生存的概率,是48.8%;而十年之后还在继续生存的概率,则是29%。有意思的是这个生存概率曲线几乎不随时间改变 — 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公司是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还是90年代成立的,不管你成立的时候正好是经济繁荣还是经济衰退,你的未来的生存概率都是注定的。

至于那些“时势造英雄”的新兴产业中的公司,因为一窝蜂上马,失败率可能更高。按照Tim Haford的Adapt(《适应》)这本书的说法,汽车工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美国大约有两千家汽车企业,其中存活下来的只有1%。

所以如果你要创业,尽管我内心充满良好祝愿,我的最理性预测却是你将会失败。

而创业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恰恰是明知道很可能失败却还要干。这帮人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善于计算概率,而是因为他们过度自信。

马克思曾经引用过托·约·登宁1860年在《工联和罢工》一文中的一段话,他说

资本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便活跃起来,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说的是非常高素质的资本家。一般人但凡有点稳定收入,是不会为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而铤而走险的。这也是为什么一般人谈创业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

心理学家对人性有一个基本认识,叫做“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这个原理说当面对“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局面时,我们对损失的厌恶超过对获得的喜悦。它甚至可以被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况:我们对失败的恐惧超过对成功的渴望。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介绍了一个经典实验:

我们简单地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输赢。如果正面朝上,你就输给我100块钱;如果反面朝上,你就赢我150块钱。你愿意赌一把么?

我们可以想想这个赌局。输赢的概率分别是50%,这样你如果赌,预期收益将是 -100×50%+150×50%=25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连赌一万把,你大概平均可以赢25万元,非常不错的买卖。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只赌一把– 一旦输了你就会输掉100元钱,当然赢的话可以赢得更多,然而你毕竟面临输钱风险。如果按照资本家的思维方式,这个赌局等同于你拿100元投资,其平均利润率是25%。有多少资本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为了这个利润“活跃起来”呢?

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曾经找不同的人群做过无数次这个实验,或者这个实验的变体,结论都是一样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实际上,要想说服大多数人同意赌,你必须把赌赢的回报提高到200元。也就是说在人们心目中,损失100元,就好像赢得200元一样重要。这还说的是一两百元的小钱。考虑到心理学家一般没有多少科研经费,他们大概没做过赌注是100万元的大规模实验,但我们可以想见人们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回报率。人们很乐意花一两元钱买明知道中奖概率很低预期收入为负数的彩票,但是赌注一旦增大,哪怕预期收入是正的,也只有亡命徒或者资本家才愿意玩。

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多人乐意把手里的钱通过房产或者股票的方式投资,哪怕冒一点风险也无所谓。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个局面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因为亚裔的本性似乎是非常不喜欢风险的。比如据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介绍,今天的日本人就非常不乐意冒险。可能因为是受到19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的打击,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只知道存钱而不敢投资。哪怕日本银行实行零利率,人们还是存钱。可能在某些人看来银行实行零利率是对老百姓智商的侮辱,但日本人明明知道外国银行的利率更高,也不愿意把钱转出去存。

我曾经看过几集江苏卫视的《非常了得》。这个节目中有几个群众演员分别声称自己有个什么事迹,而节目参与者的任务则是判断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判断对了,参与者可以获得一个旅游的奖励。最低档次的旅游是去香港,第二档是普吉岛,更高档的包括去欧洲和迪拜这种比较贵的地方。在我看的这几集中,所有连过两关的参赛者全都选择了放弃下一关,直接去普吉岛了事,而理由则是“我已经去过香港了”– 在这些参赛者看来,过了一关还要过需要理由,而过了两关不过了则不需要理由!我看美国类似的过关节目,参与者一般都是勇往直前,如果最后不是输赢涉及到几十万美元,他们很少放弃,从来没见过才过两关就主动打住的。所以我认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裔,跟西方人相比是更不爱冒险的,也许是土地文化与海盗文化的区别吧。

人生面临一个风险悖论。如果你一辈子谨慎小心,干什么事情都谋定而后动,你的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而如果你勇于承担风险大胆尝试,你可能特别失败,但也可能特别成功。那么平均而言,我们到底应该更冒险一点好,还是更谨慎一点好呢?

根据2011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答案是冒险更好。生活中有自信和不自信的人,还有一种过度自信的人 — 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尝试去干一些比他们水平高的人都不敢干的事情 — 而这种人却往往能够侥幸成功。而且平均而言,他们比能正确评估自己能力的人更成功。

在这篇论文中两个搞政治学的研究者,英国的Dominic D. P. Johnson和美国的James H. Fowler,搞了一个数学模型。他们设想了一个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争夺资源的世界。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力值”,以及一个自己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值”,那么那些过度自信的人的自我评估值显然大于他们的实际能力值。在这个世界里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面对一份资源的时候,都可以选择是否“争夺”这个资源。

  • 如果你选择争,而恰好没人跟你争,那么这个资源就是你的了,你在进化中的“适应值”就会增加 r.
  • 如果你选择争,而有另一个人也选择争,那么你们二人就要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会损失适应值 c,但那个能力值高的人将会取胜并因为获得资源而增加适应值 r. 也就是说在冲突中取胜的人获得的适应值是 r-c,而失败的人白白损失适应值 c.
  • 每个人根据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值和对周围其他人能力的判断(这个判断也可以与其他人的实际能力不同)来决定是否参与争夺。

整个游戏被设计成进化模式,那些获得更高适应值的人将会有更大的存活和繁育机会。研究者进行了几十万次模拟,看看在进化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最后胜出。结果发现只要获胜的奖励足够地比冲突代价大,也就是在 r/c>3/2 的情况下(正是马克思说的50%的利润!),那么在进化中活到最后的全是过度自信者。

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过度自信者的竞争策略就是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再说。如果恰好没人跟你争,你不就白白赢了一回么?就算有人争,也许他们还不如你。当那些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还在苦逼地计算得失概率的时候,过度自信者已经捷足先登了。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女最后落在了各方面条件非常一般的男生手里。它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输给野蛮的少数民族。

如此算来,这个世界属于爱冒险的人,它的运行规律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过度自信的人失败的次数也会比一般人更多,如果要死的话会死得非常快 — 但是只要他们没死,只要他们还在继续尝试,那么他们最终成功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苹果教主乔布斯小时候第一次开公司要卖电路板,他的合伙人沃兹尼克表示反对,因为他合理地判断根本没有那么多人会买,公司不可能赚钱。但是教主说“好,就算赔钱也要办公司。在我们一生中,这是难得的创立公司的机会。”换句话说教主的创业决定根本不是精心计算出来的,而是为了创业而创业,为了冒险而冒险。这种玩法居然没死,这似乎不能说明乔布斯的目光远大,而只能说明他的运气。而运气,本来就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想涨粉?功夫在微博之外

(果壳网)

“那我也找一些侠义的事情做做。”

丁鹏笑道:“那只是杀几个剪径的毛贼,除几个恶霸而已,也不见得能成就多大的盛名。”

— 古龙,《圆月弯刀》

网上已经有太多关于怎么增加微博粉丝数,以及怎样让我们发的微博获得更多转发的建议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建议是否有效,因为它们大都是建立在个人感觉上,而缺乏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实际上微博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数据分析的东西,所以想谈微博心得,你得用数据说话。


我的小数据

从今年8月24日开始,我像个自恋者一样,每天都看看自己的粉丝数涨了多少 — 我不但看,而且还顺手把数字记录了下来。这样坚 持到写作此文一共过去了86天,就得到了一个个人微博的粉丝数成长过程。这个数据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它是人工测量的,而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不管是新浪微博还是Twitter都不记录,或者至少是不提供,“关注”这个动作的发生时间,现有的任何微博大数据研究都没有精确的粉丝数随时间变化记录。可以说如果能得到更多像这样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写一篇像本文后面要介绍的那两篇一样重要的论文。

下面这张图就是我在这86天中粉丝的增长情况。上图是总的粉丝数,下图是每天增加的粉丝数。

我曾经设想,一个人的粉丝应该是指数增长的:关注你的人越多,你的影响力就越大,那么就会使得有更多人来关注你。这样的微分方程是 df/dt = cf,所以 f = e^(ct)。然而实际上的增长却大致是线性的,df/dt=常数!除了几次突然爆发之外,我大概每天增加10个粉丝。图中用数字标记了四个突然增长事件,其中9月15日和10月22日这两次比较大。不算突发事件,我的增长速度相当稳定:图中两段近似直线中,第一段平均每天增加粉丝9.2个,第二段平均每天10.5个,这还包括了(2)和(3)两次小跳跃。如果真有指数增长,那么其或者发生在账户开通的初期,或者要等到账户已经相当有知名度之后,或者本身是个极大尺度的现象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表现。

所以如果你认为增加粉丝的最好办法是多发好的微博,你可能会感到失望。事实是只有出现爆发事件才能让你的粉丝数上个台阶。在图中标记的四个爆发事件中:

(1)是我在果壳网发了“弱联系的强度”这篇文章。我9月15日的相关微博被转发超过一千次,而更重要的是 @果壳网(粉丝60万)在微博对此文进行了介绍,结果是一天之内增长了300多个粉丝。

(2)这个小波动发生在9月23日,而我从9月16日到24日间一条微博都没发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很可能是(1)的一个余波。

(3)是我在博客发了《一个关于转世的流行病学研究》一文。从粉丝的增长情况来看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不大。此后在《上海书评》发表《四万年来谁著史》,仍然没有带来多少粉丝。

(4)是孔铁山( @cnsns 粉丝3万多)在微博对我进行了推荐,而这条推荐又被 @经纬张颖(粉丝342万)转发,导致粉丝数在33分钟内增加了321个,两天增加了800多。

我在三个月内发了大概上百条微博。发微薄对当天增加粉丝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带来什么爆发。由此可见增加微博粉丝数的最好办根本不是发微博,还不如少发几条微博写篇正经文章。但最有效的办法还不是写文章,而是被大V推荐。这里没有记录到的是在我微博账号建立的初期也曾有过一次爆发,是@土摩托(粉丝14万)和松鼠科学会成员等科学作者的推荐导致。


名人的大数据

没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每天记录自己的粉丝数,这使得大规模研究微博账户的成长过程非常困难。但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微软的研究人员仍然想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Twitter跟新浪微博一样,虽然不记录每个“关注动作”的发生时间,但是它把你所有的粉丝按照关注你的先后顺序排列。同时,Twitter还提供每个账号的首次注册时间。这样对其中任何一个粉丝,研究人员找到他的注册时间,并且找到在他之前关注你的所有粉丝的注册时间,然后把所有这些时间中最晚的那个,就当成他这次关注发生的时间。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不精确的估计,但只要数据量足够大,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这篇文章发现,哪怕对于具有相当量级的名人来说,“被推荐”仍然是最重要的增长粉丝办法。下面这张图表现了技术博客Anil Dash,娱乐界女星Kim Kardashian 和纽约时报的 Twitter 账户被关注的时间曲线。他们粉丝的增长充满了突变,而其中最大的几次突变,正是因为Twitter对他们进行了系统推荐。

图中事件(1)是Twitter引入了一个系统推荐名单,而纽约时报在这张名单上。我们看到这个名单一出来,纽约时报每天增加的粉丝数立即提升了一个层次。到2009年4月,Kardashian也被加入到这份名单之中,于是她的粉丝数也开始暴涨。没进推荐名单之前,Dash 的粉丝数每天增加50个,等到十月份被加进推荐名单之后,他的粉丝数每天增加2500个!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Dash进来之后纽约时报和 Kardashian的成长开始放缓,研究者也不确定这是怎么回事。根据后面的变化推断,对纽约时报来说,很可能是因为Twitter在十月份扩大了推荐名单上的人数,使得它的重要性被稀释。而对Kardashian来说,则可能是她被从推荐名单上移除了。

事件(2)是Twitter改变了推荐方式,把推荐账户分类,让用户自己根据兴趣选择。这个变化对Dash和纽约时报带来了一个打击,二者每天增加粉丝数都显著减少。但Kardashian因为早已不在推荐名单上,她的成长没有受到影响,仍然逐步增加,甚至有点指数增长的意思。

事件(3)是Twitter再次改变推荐方式,变成根据每个用户的兴趣来定制推荐。这一次纽约时报和Kardashian都受益了,而Dash受到的刺激不大,仍然维持在差不多每天增加200个粉丝。

仅从这张图而论,系统推荐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技术博客Dash和纽约时报的粉丝增长几乎完全由系统决定,只有像Kardashian这样的女明星才能跑出一段不顾大盘的强势增长 — 据说请她发一条广告微博的价格是一万美元。那么这些明星们的增长又是靠什么呢?得看下面这张图:

像Oprah Winfrey这样的大佬一在Twitter现身(事件1),马上就有了众多粉丝,但是最初的高潮之后加粉的速度却越来越放缓,变成跟Ashton Kutcher差不多的趋势。真正能做到加粉速度越来越快,好像指数增长一样的是 Lady Gaga 和 Justin Bieber 这样的偶像派!那么他们是怎么加粉的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发出了很好的微博么?当然不是。

这两人的粉丝成长,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事业成长的反应。Justin Bieber 在2009年初还是个无名之辈,Lady Gaga 也是2010年以后才真正大红大紫。我们看 Lady Gaga 的几个关键事件,(2)是她得了MTV的音乐奖,(3)是她参演了艾美奖,(4)是她出了新MV “Telephone”。图中事件(5)很有意思,是明 星Soulja Boy突然删除自己原有的Twitter账号又建了个新的,粉丝们忙着关注他的新账号,一时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关注动作,以至于我们图上这几位明星的 relative popularity 都被抢了风头。

这样看来非常明显,哪怕是对名人而言,也是系统推荐的力量最强,其次则是看你在真实世界干了什么。明星们微博粉丝的变化很可能与他们发什么微博关系不大。在新浪微博姚晨(现在是谢娜)的粉丝最多,鉴于她们可能未必是中国最火的女明星,我们可以推测是新浪的推荐帮了大忙。

而对于我们这帮普通人来说,既没机会被系统看上推荐,也没机会在真实世界兴风作浪,想要涨粉丝也许只能靠发几条有意思的微博。我们期待这些微博能被广泛转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更多人看到,乃至变成新粉丝。但是怎样获得更多转发?更重要的是,转发真有用么?


有关转发的数据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的几位研究者专门研究了Twitter上的转发。我们设想一条微博被转发的平均次数应该跟两个因素有关:微博本身的内容,以及发帖者的粉丝数。粉丝数容易测量,可是微博内容好坏很难测量,这项研究只能采用最简单的办法。

一个办法是看微博中是否包含网址链接,也就是URL。包含URL的微博至少言之有物,总比发条在哪吃的饭的状态有可读性。这个研究总共统计了7400万条微博(对 Twitter 来说这叫tweets),统计发现全部tweet中有21.1%包含URL,而那些纯转发的tweet中则有28.4%含URL。这个结果似乎不怎么明显,但此文引用的另一项研究的两个数字则分别是18.96%和56.69%。不论如何,介绍一个从别处看到的信息的确能够增加微博的转发几率。

获得更多转发的另一个办法是参与话题,也就是用两个“#”号把微博中一段类似于标题的话括起来,称为hashtag,这样别人只要点击这段话就能找到所有写了这段话的微博。统计表明全部tweet中的10.1%含有hashtag,而那些转发的tweet含hashtag的比例则是20.8%。

这两个数据都平淡无奇,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真正想发的是那种一出来就被迅速广为传播,乃至一层一层传出去引发爆炸式增长的微博。但正如我以前曾经在《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中介绍过的那样,引发这种“twitter瀑布”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就算是粉丝众多的牛人也未必能经常做到。

这项研究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据我观察更为关键的一个事实是,偶尔发几条被广为转发的微博并不能给你显著增加多少粉丝。@Yaoyao521 今年四月发了一条关于出租车司机不收盲人车费的微博,其讲了一个很好的正能量故事,被转发次数超过一万三千,甚至还被媒体报道。作者目前为止一共发过五千多条微博。可是她的粉丝仍然只有3608个。像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我经常一看到被广为转发的微博就忍不住去看看博主有多少粉丝,很多情况下并不多。换句话说,除非你能持续不断地发高质量微博,证明自己是靠能力而不是运气,粉丝才会因转发而增加。

那么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呢?肯定非常少。下面这张图是7400万条tweets这个研究统计出来的转发数跟粉丝数的关系。二者几乎就是个线性关系!一个有五千粉丝的人,和一个有一千粉丝的人,前者发一条微博的平均被转发次数差不多是后者的五倍。这说明平均而言,那些粉丝多的人发的微博质量并不比粉丝少的人更高,他们仅仅因为粉丝多而获得更多转发!这个统计还表明平均每一千粉丝带来的转发数是每条微博1.5次

有人认为多发微博可以涨粉丝,有人认为微博贵精不贵多,而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的是你的转发几率跟你发微博的多少根本没关系。下图是被转发几率与此前所发过微博总数的关系:

如图所示,不管你已经发过500条还是5000条,你下一条微博被转发的几率,平均而言,都是差不多一次。由于平均下来发的频率高的人肯定累积条数也多,这个结果说明发微薄频率完全不影响被转发几率,因此也就不影响通过被转发而涨粉丝。


议论

总而言之,逆天靠系统,名人靠事件,普通人没事件只能靠推荐,没人推荐则靠转发,而转发靠内容。以上获得粉丝手段的有效性是直线下降的,后面的远远不如前面。而最没用的,则是你所发微博的数量。这些性质说明我们之所以会关注某个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对这个人本身的关注,而绝不只是想看他发些什么。

本文只讨论了个人综合微博,以上所有分析未必适用于各种专业微博,比如专门搜集笑话的微博。也许只发某一方面内容的账号更容易获得粉丝,因为别人对你的内容有固定的期待。这种账号对读的人来说虽然很重要,对写的人来说却未必有多大乐趣,相当于是微博世界里的NPC。

想涨粉丝?功夫在微博之外。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想通过发微博涨粉丝其实是个神话。本文的最后忠告是干脆别计较什么粉丝数。也许我们用微博的真正乐趣不是看粉丝涨了多少,而是说话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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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的两项研究都是针对Twitter的,我并不知道这些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新浪微博的数量级似乎比Twitter大得多。在Twitter有5000粉丝已经很不错了,而在新浪微博一万都未必是个体面的数字。《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中介绍的那个研究,两个月内7400万条tweets中有几十条被转发超过千次,而转发次数达到万次以上的只有一两条 — 在新浪微博,转发万次根本不显眼。所以再次呼吁有识之士拿国产微博多做研究。

本文写完之后才发现,新浪其实提供半个月之内粉丝增长的情况,见 http://data.weibo.com/mydata/fans/trend


我的微博账号是 @GK同人于野,欢迎关注。…

四万年来谁著史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1月4日)

今年七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到他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本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 兰德斯的《国富国穷》。这两本书都试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强盛富裕,有的则贫穷落后。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则强调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罗姆尼的讲话基本上说,靠的这么近,以色列的人均GDP是两万一千美元,而巴勒斯坦只有一万美元,所以地理因素— 什么有没有铁矿石之类— 不是关键,文化决定了这一切。

罗姆尼因为满嘴跑火车丢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的话一般不能当真。如果真较真的话,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指出,以色列的人均GDP其实是三万一千美元,巴勒斯坦是一千五百美元。而考虑到巴勒斯坦这么多年局势不稳,它经济发展得差肯定不能全怪文化。不过如果我们把“对国家富强来说,地理因素重要还是文化和制度因素重要?”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考虑,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戴蒙德因为自己的书被共和党的人给否定而气愤不已,干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反驳。戴蒙德说我的书的确强调地理因素,但我从来没说过什么铁矿石的重要性,我说的是生物特性和交通条件。就算是那本强调文化差别的书,也没有忽略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相独立的。

在我看来,戴蒙德的反驳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你像中学生的政治考试题那样,对国家强盛靠什么的回答是列出一二三各种因素都有作用都重要,那你应该干脆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写在同一本书里,专门强调一头的答案怎么能得高分呢?其实这两本书之所以给出不同的答案,根本原因是它们看问题的尺度不同。《枪炮、病菌与钢铁》用的是特别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描写一整个大陆在千年乃至万年的历史中的命运,比如非洲为什么比欧洲落后。而《国富国穷》的尺度则要小得多,谈论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作为。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物理学研究非常讲究尺度。计算汽车和火车的运动只要把地球当成平面就可以了,布置国际航线则必须考虑地球的球形形状,而研究行星运动又可以把太阳都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尺度思维的一个要点在于,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统计力学不跟踪单个分子的个别运动;在等离子体物理学中,如果你研究的是离子尺度的现象,那么因为电子质量小得多,它们的运动就可以用某种流体代替。而更重要的是, 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正如《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从《史记》这种人物故事类历史书里悟出来的道理,并不适合研究大国在百年以上时空的兴亡。

黄仁宇写《中国大历史》一上来先谈“15英寸等雨线”,这个思维与“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戏剧性开头完全不同,其讲出来的故事也绝对不会用到《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桥段。研究大尺度问题,必须关注一些长期不变的因素,也就是“硬条件”。一位皇帝的雄心和几名将领的智勇也许可以在小尺度内左右一个中原王朝的命运,但是改变不了华夷争斗这个大局面,因为后者是由华夏因为雨量充沛而物产丰饶这个硬条件所决定的。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条15英寸等雨线注定了中国农民在两千年内不得不跟塞外牧人斗争的宿命,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一个大洲在上万年内的运数,竟是取决于这个大洲有多少种可供人类驯化的动植物。有些硬条件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种种限制,使人们不能恣意而为,而有些硬条件则又是我们的重大机遇。正因为有了这些限制和机遇,历史的演化才成了带着镣铐跳舞,反而不平淡了。

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到百万年,把空间尺度放大到整个人类,这个故事和道理又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戴蒙德二十年前写的《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此书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都出自这位UCLA地理学教授之手,而由于在逻辑上后两本的内容其实已经包括在第一本中,《第三种猩猩》可以说是代表了戴蒙德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罗姆尼可以胡乱评论以色列为什么比巴勒斯坦发达,而这本书则能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比动物发达。但这个看法可能跟任何一位传统历史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因为戴蒙德并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考虑问题不需要人为的浪漫。想象有一群高度智能的外星人,能够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中不定期的前来考察地球生命,那么在这些外星人眼中,人类在大部分时间内根本谈不上是地球的主人,而只不过是地球上诸多动物的一种罢了。可能有人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道德和感情,而事实是科学家在一系列实验中证明猩猩和猴子一样有感情,有同情心,甚至有正义感。我的初中政治课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使用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但马克思那一代的科学家也许还没有仔细观察过动物 — 黑猩猩可以相当巧妙地使用工具。人有语言?绿猴会发出三种不同的警告呼声,还有各种有意义的咕噜声。它们至少有十个词!绿猴这些声音并不仅仅是非自主的自然流露,而是有精确意义的,而且还需要从小学习。人有农业生产?最早发明农业,以及牧业,的生物是蚂蚁。

在戴蒙德眼中,甚至连艺术也不是什么人类特有的行为。一只雄性黑猩猩的涂鸦,居然被心理学家判断为七八岁男童的作品。如果你认为动物园里猩猩的画作不是自然行为,那么请看花亭鸟 —  它们建造的花亭,是世界上最复杂,装饰最华丽的动物作品,只有人类作品足以媲美。关键在于,动物也有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只是为了美感的艺术。花亭鸟用作装饰的某些物品本身并没有用处,只是由于它们难得或者稀少,而被拿来用作炫耀的本钱。当然你可以说动物搞这些艺术都有吸引异性或炫耀基因的目的,可人类搞艺术的最初目的何尝不是如此?现代人带着毫无用处的华丽首饰又何尝不是为了炫耀?

至于人类的坏品质就更有动物根源了。动物有弱肉强食,甚至同一物种内部的自相残杀,人也一样。人类的种族屠杀行为和地盘意识都能在动物世界找到依据,而且人类至今没有脱离这个性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做吸烟、纹身、吸毒和豪饮这样明显对身体有害的事情?有一个绝妙的解释。如果一只特别强健的瞪羚看到一只狮子正在向它潜行,它最好的策略不是马上就跑,而是向狮子发出一个“我很强,你肯定没我跑得快”的讯号,这样双方都可以节省体力和时间。而这个讯号必须是高成本乃至有害的,才能让狮子相信。所以瞪羚的讯号就是一边慢跑一边弹跳 — 如果它没那个本事,做这个动作是找死,所以它必然有本事。戴蒙德提出,吸烟之类的事情,就像瞪羚的弹跳和雄孔雀实为累赘的大尾巴一样,是一种讯号:我的基因足够优良,乃至于玩得起损害身体。

种种不离于禽兽的特征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某些硬条件。正因为种族屠杀的存在,人和黑猩猩都不得不选择了群居行为,群居有利于防守。可能有些文艺青年认为为了孩子而维系婚姻很愚蠢,但人类的婚姻习惯恰恰是为了孩子而存在的。人的婴儿一出生不会觅食,父母的负担极重,而且父亲也必须参与抚养,否则婴儿不存活,他的基因就无法遗传。这个特点决定了历史上最正常的人类婚姻是接近一夫一妻的“轻微多偶制”:大多数男人只能供养一个家,而少数强人能娶好几个老婆。至于几十个老婆,则是有了农业以后才能出现,因为原始社会男人必须亲自参与抚养子女。而相比之下猩猩世界中由于父亲不必负责养育,雄性可以“射后不理”,或者仅仅提供一点安全保护,也就谈不上什么婚姻。人的婚姻并不独特,由于雄鸟和雌鸟必须有一个留下照料鸟巢,一个出去觅食,很多鸟类也实行以单偶制为主体的婚姻制度。

如此看来人在动物世界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事实上人的基因与黑猩猩有98.4%相同(这是此书说法,而2012年最新的研究数字是98.7%),而黑猩猩与波诺波猿(也就是倭黑猩猩)则仅有0.7%的差异(最新数字是0.4%),所以人只不过是第三种猩猩而已。而纵观“直立人科动物”几百万年的奋斗史,其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非常低调的生存,并没有什么万物之灵的迹象。黑猩猩偶尔也会使用石器,一直到250万年前东非原人才对黑猩猩取得明显领先,搞到栖息地遍地是石器。到50万年前智人的大脑虽然较大,但并没有带来什么生活变化,没有什么艺术,石器没变化,唯一的亮点是可能使用了人工火。狩猎技术一直到十万年前才开始出现,但非常低级,而且一直到四万年前没有任何创新。

然而大约在五、六万年前,人类中的某一支出现了一个变化。科学家相信这个变化是基因意义上的,但是并没有在化石骨骼上找到线索。这个变化使人类的发展开始跃进。生活在欧洲的克罗马侬人的工具和打猎武器越来越先进。他们开始进军全球,到五万年前就能乘船经印尼渡过100公里的海域踏上澳洲。到四万年前,克罗马侬人的体貌已经与现代人没有任何区别。大跃进的证据变得非常明显,他们可以制造针、凿、臼、鱼钩、网坠和绳索等复合工具,发明了远距攻击武器猎杀大型动物,甚至有了远程贸易和分工。这时候他们击败了比自己更强壮的尼安德塔人,而且很可能把后者给灭绝了。

包括戴蒙德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个神奇的变化是语言。是某种舌头和喉咙的解剖学改变,使得人类可以发出复杂的声音了。这时候复杂信息的传递才成为可能,而交流导致创新。关于语言在人类进步史上的意义,我觉得凯文·凯利在《技术想要什么》这本书里说得更好:有了语言,人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意识的创造才成为可能。其实语言还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思维,射箭的时候瞄的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样的知识光靠比划很难弄明白它的通用意义。语言能力大概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后一次重要硬件升级:四万年前的人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一切素质,用戴蒙德的话说只要有条件,你完全可以教会他驾驶喷气式飞机。

我们发现人类发展史上的各种硬条件并非是你努力就能逐渐获得,像语言能力这样的重大机遇也许纯属偶然。此书列举了动物世界其它偶然进步的例子,比如啄木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生命形态,想要进化出来也不算难,但却并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再比如植物纤维素无处不在,但是能消化纤维素的动物却不存在!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其实靠的是肠道里的微生物。另外,昆虫会种植粮食,动物却不会。更有意思的例子是人类现在会使用无线电了,而在动物世界从未有过使用无线电的先驱物的任何先例。如果机遇如此偶然,那么智慧生命的出现就很肯能是一个罕见事件,也许就算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其中也未必能演化出人这样的智慧生命来。

戴蒙德并没有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硬条件进行总结性评估,但我们不难从这本书里悟出人类发展的两个制胜法宝。第一个法宝当然是创新。创新的一个关键是语言,另一个关键则是年龄。到大跃进前夕,尼安德塔人几乎没人能活过40岁,而克罗马侬人却突然演化到能活60岁以上。在发明文字之前,老人对知识传承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作者提到在采集-狩猎时代,即使只有一个年过70的老人,他的知识也能决定整个宗族的命运。但是这个年龄突变是从哪里来的呢?男人方面不太了解,但一个重要因素是女人的停经。一般动物过了生殖年龄就会死亡,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基因传下去生命就完成了。而女人却可以在中年停经,并且继续生活很久。要知道生育是一种极大的风险,停经显然是对女人的一种保护,使得她们可以一直活到老年,来完成传递知识的任务。

人的第二个法宝是合作。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与性行为很有关系。在动物世界中人的性行为有两个独有的特点:隐性排卵和隐性交媾。为什么女人没有发情期,排卵没有征兆,以至于科学家直到1930年才搞清楚女人的排卵时刻,此前以为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孕?也许最好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把丈夫长期留住。更进一步,如果排卵和交媾都是公开的,一旦有个女人正好处在发情期,男人们看到她(照抄此书用词)“肿胀鲜艳的阴部”,势必彼此争斗来夺取这稍纵即逝的交配机会。一个这样的社群没法进行有效率的合作,可见人的性生理是多么重要的硬条件。因为没有控制实验,这些理论算不上是严谨的科学,但是其道理是可取的。

创新与合作,这两个法宝合在一起,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它们给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从四万年前开始,动物在人的发展史中逐渐出局,剩下的剧情变成了人与人的竞赛。克罗马侬人的后代走遍全球,人群和人群之间已经不存在基因的差异了。但自从一万年前农业被发明以后,各地人的发展差异开始越来越明显。具体说来,若论技术和政治发展的速率,以欧亚大陆最快,美洲慢得多,而澳洲最慢。这又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不再是人种硬条件,而是各地区的硬条件不同。大约六千年前西亚人已经驯化了绵羊、山羊、猪、牛、马这五种家畜,那么为什么美洲的人就做不到?原因不是美洲人笨,而是美洲的对应物种根本就不可能被驯化!就好像在一个设计得不够均衡的电脑游戏里被分配到了贫瘠之地,美洲人缺乏文明发展的战略资源。如果本地没有这些物种,能从外地引进过来也行啊,但能不能引进,同样取决于地理因素。这部分内容属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范围,本文不必赘述。

考察人类发展史,我们没有发现“人定胜天”,我们发现的是人奈何不了大自然给的各种硬条件。1944年,29头驯鹿被带到了圣马太岛,它们以岛上的地衣为食,到1963年居然繁殖到了六千头。然而地衣是一种再生缓慢的资源,根本经不起这么吃,结果一年之后正好赶上严寒,这些驯鹿居然就几乎全部饿死了。人类又能如何?为什么古代西方文明的权力中心,要不断地地理位移?为什么现代超强国家不包括希腊和波斯?因为他们以前依赖的环境被自己破坏了。

眼中尽是这样的历史,戴蒙德必然是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以至于后来又专门写了一本《崩溃》来提醒人类环境这个硬条件。也许我们可以比他乐观一点。也许有了创新和合作这两大法宝,人类可以摆脱动物的宿命。2010年类似题材的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提出,过去西方比东方发展得快主要是靠地理因素,而未来将不会如此:因为技术进步已经使得地理差异变得不再重要。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点硬条件。技术再加上全球合作,也许未来终究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我上大学的时候,《天体物理导论》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个道理。他说你们不要困扰于自己生活中那点小事,应该没事多往天上看,想想宇宙之大。考虑大尺度问题的确有利于忽略小尺度的事情,可能这就是戴蒙德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心灵鸡汤吧。那我们何不把尺度再放大一点?如果时间尺度是一亿年的级别,那么地球上发生过的最重大事件也许不是人类崛起,而是6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全体恐龙被突然灭绝。要不是这次撞击,我们哺乳动物也许根本没有出头之日。智慧生物的出现是由一系列极小概率事件所决定的,有无数重大劫数和重大机遇。恐龙活的好好的谁能想到突然祸从天降全体死亡?又有谁能想到当初像老鼠一般大小的哺乳动物居然有一天能进化成万物之灵长。这么想来我们现在讨论人类的种种兴亡,在更大的尺度上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又何必做这般计较?看来思考问题的尺度也不是越大越好。…

弱联系的强度:人脉、信息和创新

(果壳网)

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谈人脉,有句现代谚语说“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拉关系,是很多人都做,但是又被某些有志青年所不屑的行为。可是不管你有多么不喜欢,在社会中做事情往往就是要依赖各种关系,求人未必可耻,孤独未必光荣。“关系”,是个正常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并不简单。也许在很多人眼中建立有价值人脉的关键是寻求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比如“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而社会学家们却恰恰不这么认为。

著名社会学家,现在是斯坦福大学教授Mark Granovetter,曾经在70年代专门研究了在波士顿近郊居住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并把研究结果作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1]。Granovetter找到282人,然后从中随机选取100人做面对面的访问。发现其中通过正式渠道申请,比如看广告投简历,拿到工作的不到一半。100人中有54人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工作。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 当宅男们绞尽脑汁纠结于简历这么写好还是那么写好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工作已经让那些有关系的人先拿走了。

但这里面真正有意思的不是靠关系,而是靠什么关系。


穷人和富人的人脉结构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那么这条路到底更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朋友给的呢?Granovetter发现,真正有用的关系不是亲朋好友这种经常见面的“强联系”,而是“弱联系”。在这些靠关系找到工作的人中只有16.7%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这个“关系”,也就是每周至少见两次面。而55.6%的人用到的关系人仅仅偶然能见到,意为每周见不到两次,但每年至少能见一次。另有27.8%的帮忙者则一年也见不到一次。也就是说大多数你真正用到的关系,是那些并不经常见面的人。这些人未必是什么大人物,他们可能是已经不怎么联系的老同学或同事,甚至可能是你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在你当前的社交圈里。

Granovetter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整天跟你混在一起的这帮人,很可能干的事跟你差不多,想法必然也很接近,如果你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只有“弱联系”才有可能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Granovetter把这个理论推广成一篇叫做《弱联系的强度》的论文[2],此文有可能是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社会学论文,大概超过了两万次。这个研究的数据如此简陋,思想如此简单,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现在“弱联系”这个概念已经进入励志领域,2010年有人出了本书,Superconnect: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Networks and the Strength of Weak Links[3],其中大谈弱联系的用处。中文版说的更直接,叫《超级人脉》。

“弱联系”的真正意义是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据弱联系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机会的多少,与他的社交网络结构很有关系。如果你只跟亲朋好友交往,或者认识的人都是与自己背景类似的人,那么你大概就不如那些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认识的人机会多。人脉的关键不在于你融入了哪个圈子,而在于你能接触多少圈外的人。这样来说,岂不是从一个人的社交网络结构,就能判断这个人的经济地位如何了么?

2010年,三个美国研究人员,Eagle,Macy和Claxton,做了一件有点惊人的事情来验证这个思想[4]。他们把2005年八月整个英国的几乎所有电话通讯记录拿过来,涵盖90%的手机和超过99%的固定电话。这些电话记录构成了可见的社交网络。研究者很难知道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但是英国政府有全国每个小区的经济状况数据 — 你可以查到哪里是富人区哪里是穷人区。这样他们把电话通讯记录跟其所在的三万多个小区居民的经济排名对比。结果非常明显,越是富裕的小区,其交往的“多样性”越明显。但是这个结果如果细看的话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社交网络多样性越强,经济排名就越高。

在统计上我们使用“相关系数”来表示两个东西之间的相关性,它的值在-1和1之间,越接近1,就表示这两个东西越容易一起变大和变小,负值则表示二者变化的方向相反。这个研究发现,小区的经济排名与其社交网络的“社会多样性”和“地区多样性”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73和0.58。这意味着越是富人越容易跟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的人联络,而且阶层多样性要比地区多样性更重要。正所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们设想富人的联系人数也应该较高,因为他们认识的人比穷人多 — 这也是对的,但联系人数目和经济排名的相关系数只有0.44,并不太重要。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打电话时间长短,跟经济排名的相关系数是 -0.33,也就是说富人虽然爱跟各种人联系,但真正通话时间比穷人短。

这种数据分析的问题在于它只能告诉我们社交网络跟经济地位之间有这么个关系,但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导致谁。是因为你富,才有不同的人愿意跟你接触呢,还是因为你愿意跟不同类型的人接触,才导致你富?Granovetter的理论还有另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弱联系,强联系只是少数。如果让所有认识的人每人给我们一条工作信息,最后有用的这条信息当然有更大的可能性来自弱联系!Granovetter在他1973年的论文里承认了这个问题,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解释:生活中强联系和弱联系跟我们交流的次数相差极大。我们跟强联系之间交流的信息,要远远多于弱联系。这种交流到底多多少,他没有办法量化计算,但是来自弱联系的信息总量可能并不比强联系多。那么这样看来还是弱联系重要,因为它传递的有价值信息比例更大。后来类似的质疑不断有人提出,但Granovetter的理论还是经受了考验。

所以弱联系理论的本质不是“人脉”,而是信息的传递。亲朋好友很愿意跟我们交流,但是话说多了就没有新意了。最有效率的交流,也许是跟不太熟悉的对象进行的。这个猜想怎么证实呢?


谁给你的信息重要?

现在有了网络,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分析我们是通过什么联系得到新知识的。比如你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经常阅读和转发来自网友的各种推荐,那么是亲密好友的推荐更有用,还是弱联系的推荐更有用呢?Facebook的数据团队2012年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项设计得非常巧妙的研究[5]。研究者有个简单办法判断你跟各个网友之间的联系强弱。比如说如果你们之间经常互相评论对方发的状态,那么你们就是强联系的关系,否则就是弱联系。

这项研究统计人们在Facebook上分享的那些网页链接 — 如果你分享这个链接,你大概认为这个链接是有用的。这种分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你的朋友(不管是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先发了这个链接,你看到以后转发。另一种是你自己独自发现这个链接。我们可以想象,前一种方式发生的可能性肯定要比后一种大,社交网络的作用就是让网友向我们提供信息啊。Facebook的这个研究通过随机试验的办法来跟踪特定的一组网页地址,结果发现别人分享这个地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再转发的可能性(p_feed),比如我们自己看到这个地址直接分享的可能性(p_no feed),大五倍以上。这两种可能性的比值(p_feed/p_no feed),也就是网友分享的放大效应。

我们的转发行为是相当亲疏有别的,我们更乐意转发“强联系”分享给我们的信息。统计发现如果强联系发给我们一条信息,我们转发它的概率大约是弱联系发过来信息的两倍左右。这个理所当然,强联系之间本来就有类似的兴趣。有人据此甚至担心,社交媒体是否加剧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局面?我们会不会因为总跟志趣相投的人呆在一起而把社交圈变成一个个孤岛呢?

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研究最巧妙的一点是这样的:它不但比较了我们愿意转发强联系还是弱联系,还比较了两种不同联系的放大效应。强联系的放大效应是6,而弱联系的放大效应是9。也就是说同样一个网址,你看到一个弱联系分享给你你再转发的几率,是你自己发现这个网址再分享的几率的9倍。再说白了,就是强联系告诉你的有用信息,你自己本来也有可能发现;而弱联系告诉你的有用信息,他要没告诉你你恐怕就发现不了。这个性质和当年Granovetter说的何其相似!


上面两张图是用两种不同方法(按评论数和按发的消息数)计算联系的强度时,p_feed和p_no feed的对比;下面两张图则是p_feed/p_no feed。

然后再考虑到人们接收到来自两种联系的信息总量,把它们用相应的分享几率加权平均之后,发现来自弱联系信息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强联系。也就是说,虽然人们重视强联系,人们的大部分知识还是来自弱联系。

现在“弱联系”理论已经被推广到了任何新消息或者新想法,不管你是仅仅想学点东西,找工作,还是创业,你都应该避免成熟圈子中的“强联系”,而应该走出去追求“弱联系”。


别跟熟人合伙

已经有统计表明,从弱联系那里获得想法,乃至于与弱联系合伙创业,有利于提高一个公司的创新能力。社会学家Martin Ruef问卷调查了766个在美国西部某个大学(其实是斯坦福大学,尽管论文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获得MBA学位,然后又曾经至少尝试过自己创业的“企业家”,他想从中发现弱联系和创新的关系[6]。Ruef统计了这些MBA们所创办公司的人员构成和信息来源,并且使用各种办法评估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比如考察是否推出了新产品或者新的销售手段,是否打入国际市场,有多少专利等等。

是从哪来的想法直接刺激你创业的?Ruef发现,这个创业想法来自与家人和朋友这些强联系讨论的,只占38%。而来自与客户和供货商这类商业伙伴这些弱联系讨论的,则高达52%。另有人则是受媒体或专家启发。可见好想法来自弱联系这个定律从创业之初就管用。

看来经常出去参加饭局的确比在家呆着强。但是那些连饭局都不参加的创业者有可能更强。现在我们再考虑公司开起来以后的信息来源。如果你在创业过程中的信息网络主要由弱联系构成,你的创新能力是那些指望强联系的公司的1.36倍。而如果你干脆不靠熟人,直接从媒体和不认识的专家那里获得信息,你的创新能力则是强联系公司的1.5倍。而从社交网络来看,跟前面英国数据的结果一致,你的社交网络越多样化,你的创新能力就越强。那些拥有极度多样化社交网络的企业家,他们既有强联系也有弱联系,还接受从未打过交道的人的意见,其创新能力是那些只有单一社交网络的人的三倍。

虽是如此,大部分创业团队仍然由家人和朋友构成。强联系团队和弱联系团队的数目对比差不多是五比三。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搞家族企业,或者好友合伙创业,也只能理解,就算是斯坦福MBA又能怎样。而Ruef使用一个创新评估模型发现,弱联系团队的创新能力差不多是强联系团队的1.18倍。更进一步,如果这个团队成员在此之前从来不认识,那么这个团队的创新能力还可以更高一点。

但是人们很难拒绝强联系的诱惑。比如在我们心目中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的人应该是比较理性的人,或者至少应该是比较冷酷无情的人,对吧?但是就算是这帮人也会犯追求强联系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使他们付出了相当显著的代价。

这是一项非常新的研究。2012年六月,哈佛大学商学院的Gompers, Mukharlyamov, 和Yuhai Xuan 发了一篇名为《友谊的代价》的论文[7]。这篇论文考察了3510个风险投资者,以及他们在1975到2003年间11895个投资项目。有些人选择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合作,比如大家都是名校毕业;但更多的人选择与自己的“熟人”合作,比如是曾经的同学、同事,或者仅仅因为二人是一个种族。这个研究发现,按能力搭档可以增加投资的成功率,而找熟人搭档,则会极其显著地减少投资成功的可能性。

这些人愿意跟什么样的人搭档呢?能力是一个参考因素:如果两个人都是从名校毕业,他们发生合作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8.5%。但更大的参考因素是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同一个大学的校友,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会增加20.5%。而关系亲还不如种族亲!如果这两个人是同一个种族的,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会增加22.8%。

那么不同类型的搭档关系,对投资成败有什么影响呢?两个风险投资者中如果有一个是名校毕业的,其投资的这个公司将来能上市的可能性会提高9%。如果他的搭档也是名校毕业,则提高11%。所以按能力选搭档,哪怕你把能力简单地用学历代表,都的确能增加成功概率。可是如果选一个以前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干过的同事搭档的话,会让风投成功的可能性降低18%。如果选校友,降低22%。如果选“族人”,降低25%。

看来风险投资的最佳合作伙伴,应该是一个从来没跟你进过同一个大学,从来没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过,而且跟你不是一个种族的高学历者。

所有人都喜欢强联系,哪怕是风险投资者和斯坦福MBA也是如此。我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混,我们愿意给他们打电话,我们愿意转发他们的微博。但是熟归熟,工作归工作。当我们考虑找人创业,找人合作,哪怕是找人了解什么信息的时候,“弱联系”才是最佳选择。现在社会学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对工作来说,同乡会和校友录不是扩展人脉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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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后来这个论文被扩展成一本书:Geting a Job.
【2】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 (1973).
【3】作者 Richard Koch 和 Greg Lockwood。我尚未读过此书,本文并不是书评。
【4】论文发表在Science上。 顺便指出,此文的第一作者 Nathan Eagle,是个有点不一般的人。
【5】这个研究有个通俗的介绍,但这个介绍写得不是很清楚,最好直接看论文
【6】论文;另见《连线》上一篇相关介绍
【7】论文似乎尚未正是出版,我是在Freakonomics一篇博客看到的。…

维稳物理学

(《新知客》,2010年7月,杂志版标题是《阻止下一个!– 连续自杀背后的维稳物理学》)

如果一个公司接二连三的有人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这个公司是不是最邪恶的血汗工厂?如果一个社会接二连三的有人到校园疯狂杀害无辜小孩,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烂到不可救药?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最正常的公司和社会里,也会出现如此的可怕现象。而中国正在变成这种社会。

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公司,多名员工仿佛着了魔一般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整个事件迅速成为轰动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甚至开始计数,随时准备迎接下一个。这个逼死这么多人的公司到底邪恶到什么程度?

我说的不是富士康,而是法国电信。从2008年初开始,这个10万员工的公司在18个月内有26人自杀,而相比之下深圳富士康35万人中的13个自杀者还算少的。公司肯定难辞其咎,但工作条件不能完全解释自杀现象。富士康和法国电信都不是两国工作条件最差的企业,有无数差得多的公司,甚至山西黑砖窑,都没有连续自杀的事情。

正如参与会诊富士康的心理学家们指出的那样,这种连环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后来的人是因为受到前面自杀者的影响而自杀。模仿自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被称之为“维特效应”,因为早在1774年歌德就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描写过这样的故事。比“维特效应”更坏的是“模仿者效应(copycat effect)”,模仿犯罪。美国多起校园枪击案,以及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多起幼儿园杀人案,正是典型的模仿犯罪。

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并不简单。如果自杀者因为不堪重负已经感到活不下去了,公司前人的自杀只是“提醒”了他;如果杀人者已经决心犯罪,前面的杀人者只是教会他去幼儿园杀人这个特定的犯罪方法,那么自杀和杀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不一定这么集中,方法不一定这么一致而已。而事实并非如此。

2005年10月,两个无辜的法国少年为躲避警察的错误追捕,在巴黎市郊触电身亡。当晚数百名青少年上街抗议,并最终引发骚乱。人们开始焚烧汽车和打砸商店,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骚乱迅速传播到法国其它城市,两周之内竟有3000人被捕。一开始,骚乱的参与者是两个无辜者死亡而抗议,但事情发展的结果是,用纽约时报采访的其中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话说, “烧汽车很好玩”。那些打砸抢烧者已经不再介意为什么要上街抗议,他们只是为了参与而参与。

人是善于模仿的动物,因为相对于自己分析各种因素再决策而言,直接模仿别人是一条思维捷径。但骚乱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被别人的行为提醒后为了自身原因采取行动,而是为了模仿而模仿。

这个理论甚至有物理学上的解释和社会统计的证据。把一块磁性物质放在单一方向的磁场中,这块物质中的粒子自旋将会发生磁化,顺着磁场方向排列。我们可以把这些粒子的自旋看成一个个小磁铁。现在我们慢慢旋转外加磁场,直到与原来相反的方向,那么这些小磁铁也会改变方向。

关键在于,如果这些小磁铁的转向完全是出于对外加磁场转向的反应,那么它们的集体转向也应该是逐渐而缓慢的。但实验表明这些小磁铁的转向是突然的,非常之快,如同雪崩一般。这是因为小磁铁并非只对外加磁场反应,它们同时受到临近的小磁铁的影响 — 相邻的几个小磁铁转向之后会带动它们附近的小磁场也转向。考虑到这种模仿效应,物理学家可以用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写磁性物质整体转向的过程。

2005年,两个法国科学家考察了德国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变化曲线,以及手机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普及曲线,发现这些曲线满足描写磁场翻转导致磁性物质内粒子自旋转向的数学公式。本来,早期的手机价格很贵而性能又差,等到手机慢慢变得物美价廉,使用手机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每个人只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而购买手机,那么手机的普及应该是逐渐的。但统计表明,手机的流行是突然的。唯一的解释是人在决定是否购买手机和生几个孩子这样的问题上也有“为了模仿而模仿”的因素。这种模仿效应普遍存在,比如剧场里的掌声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满足同样的数学曲线。

为了模仿而模仿,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让原本无关的人参与到事件之中,导致事态以爆炸的速度迅速扩大。

好在灾难性的模仿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 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参与骚乱的“阈值”。有些人可能只要看到街上有人抗议就会迅速加入进去并把抗议变成骚乱,而有些人则需要有很多人参与了他才会参与。假设街上站着100个人,它们参加骚乱的阈值分别从0到99。比如其中阈值是3的人只要看到街上有3个人骚乱他就会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第一个人动手,那么阈值为1的第二个人看到有人动手了,他也会动手;于是阈值是2的人也会动手,…,最终所有人都会动手。整个骚乱过程是雪崩效应。

但这个雪崩其实是不可靠的:只要我们把初期的几个人拿掉任意一个,那么骚乱反应链条就会早早断裂,而避免大规模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起因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有些事件会越来越大,而有些则会不了了之。一个大规模事件的走向很可能跟这个事件的起因没有关系。统计表明美国的一些经济条件非常相似的城市的犯罪率却差别巨大,这其实就是因为模仿效应的偶然性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城市一开始对犯罪抓的比较好,导致模仿者未能跟进。

凡夫畏果,菩萨畏因,但维稳的关键既不是最开始的起因也不是事态扩大以后的结果,而是事件初期有没有人模仿。美国在911之后很长时间内对航空旅行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模仿的恐怖袭击。

通讯手段越先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容易,模仿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就算中国像法国一样民主自由,我们像法国那样两个少年的死亡导致全国骚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应该控制媒体,但媒体的确是维稳的重要手段。奥地利禁止报道地铁自杀事件以后,地铁自杀事件立即减少75%。美国过去20年来校园枪击案此起彼伏,但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年半内媒体把注意力全面转向反恐,结果只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而且没有死人。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0年发布一个报告,援引多个统计研究表明,自杀故事的报道越详尽,其引发的后续自杀事件就越多,名人自杀和电视报道的效果更强烈。尽管也有研究认为媒体曝光率与后续自杀者数量的相关性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强,但这些研究承认自己的分析方法存在局限。著名学者 Loren Coleman 在 The Copycat Effect 一书中强烈批评媒体对校园枪击案这种犯罪报道的喜爱,认为正是媒体报道加剧了模仿犯罪。

作为一个喜欢新闻自由的人,我非常希望能有这么一种效应,就是全面的媒体曝光反而能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减少模仿者,然而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支持这个假设的研究结果。所有材料都或多或少地指出媒体应该自律。有些国家已经提出一些报道规范,比如挪威甚至禁止媒体报道自杀事件。

在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完全禁止媒体报道自杀和犯罪事件不太可能,但把报道规范化则是可能的。几个奥地利科学家在2009年有一篇论文发现,媒体的自杀报道存在严重偏见。那些先杀人再自杀的事件被过度报道,而因为自身的精神原因自杀的事件则被过少报道。事实是绝大多数自杀者有心理疾病。也许是出于人死为大的潜意识,最近富士康事件中几乎没有媒体谈论自杀者本人的精神原因和情绪波动,大家一致指责富士康公司,好像在这种公司工作就应该自杀一样。而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的报道中,很多媒体或多或少地喜欢把先杀人再自杀的凶手描写成无辜的邻家男孩,夸大他生活的不幸却淡化其本人的精神疾病,这种描写无疑会进一步助长模仿行为。

模仿自杀,模仿杀人案,这些事情在几年之前的中国可能闻所未闻,其实早已是发达国家的常见现象。现在轮到中国了。长治久安的上策当然是创造条件让人从一开始就不会自杀或者犯罪 —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维稳 — 而维稳不关心有没有第一个,只关心有没有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