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说的圣贤之道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9月27日)

我最近听某个海外中文论坛上的人说[1],他14岁的儿子有个观察:周围所有种族都有人“go for greatness”,只有中国人不“go for greatness”。这句英文的意思大约相当于“追求崇高”,所以有人形象地把这个观察总结为“所见华人皆市侩。”

这孩子可能不太了解情况。中国人不是不追求崇高,而是因为历史上有过太过强调崇高的时代,涌现出太多假仁假义,甚至打着崇高的旗号办了坏事,以至于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愿意谈思想,愿意讲利益,而不愿谈崇高了。

事实上,今天的人不但不谈崇高,连一般意义上的品格修养也不谈了;不但中国人不谈,美国人也不爱谈。我们有时候会谈到“自控力”和“情商”,但那都是些个人奋斗的功夫,跟老派人物说的品格关系不大。

“追求崇高”的对立词并不是“追求卑鄙” — 没人追求卑鄙 — 而是“追求成功”。历史上可能有过很长很长的追求崇高的时代,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追求成功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怎么变过来的呢?现在“品格”还有用吗?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今年出了一本新书,《通往品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讲了几个他心目中英雄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大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跟我们通常印象中的美国人完全不同,简直都是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圣贤。

Brooks说,每个人的天性其实都有两面,代表两种不同的追求。就好像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把人的思维分为系统I和系统II一样,Brooks把这两种追求分为亚当I和亚当II。亚当I追求成功:担任什么职位,取得过什么成就,有过什么重大发现,这些能写进简历里的、事关财富和地位的项目。亚当II则追求崇高:道德,品格,服务,追问人生的意义 — 那些你的简历里没有,但是在你的葬礼上会进入你的悼词的项目。

可是据我所知,那些取得了非凡成就的名人的悼词里也都是说些职务和成就,跟简历差不多。似乎只有简历内容不值一提的普通人的悼词 — 如果普通人有悼词的话 — 才说些美德之类。

不管怎么算,亚当I追求的那些更像是真格的。亚当II追求的东西虽然也很好,但更像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再联想到各种假仁假义,我们最想问的问题是,品格是一种用来标榜自己的广告吗?善行是一种行为艺术吗?道德是没事找事自我设限的枷锁吗?

亚当II的追求,对世界有实际影响吗?

品格跟思想一样,其实也是一种精英素质。


英雄故事

民权运动领导人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大概是我所知道最有领袖范儿的黑人。伦道夫的长相非常好,但“帅”和“酷”这样肤浅的词汇根本不配用在他身上,在他的高贵气质面前今日的黑人明星们简直如同小混混一般。如果非得用一个词来概括他,我们只能用一个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提到的词:尊严。

伦道夫永远是这样的:站得直、坐得直,衣着整洁漂亮,跟最亲密的朋友说话也一本正经,总是用最纯正的发音把每个单词的每个音节都说清楚。女人们仰慕他,有的甚至会在他巡回演讲的路上发出明确的表示,他全不为所动。而且他对钱财也不感兴趣,一生朴素,认为任何个人奢华都会腐蚀道德。

当时有专栏作家认为伦道夫是本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人。不管是不是,你都得承认一点:像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侮辱的。

如果不是沽名钓誉,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活成这样?

也许想要做成当时的非常之事,就非得有伦道夫这样的非常之人。作为被压迫者的黑人并非是纯洁的铁板一块,人们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毛病,纯属乌合之众。怎么把不完美的人组织起来搞一场社会变革?如果你成功地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获得了权力,你又怎么能不被权力腐蚀?你的任何缺点都可能导致这个事业失败!

要把这样的事儿办成,首先得有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为之努力的共识。黑人领袖们找到的这个共识,是非暴力的街头运动。为了维护这个共识,领导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平衡自己的观点,正所谓皇帝做不得快意事。

伦道夫本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他放弃了自己的理念。有这样的妥协精神,再加上完美的个人品质带来的声望,他才能确保民权运动能进行下去。这才有了马丁·路德·金等个人品质并非无懈可击的青年一代的成功。

这就是品格的力量。而在几十年前,人们就是这么重视品格。

小罗斯福时期的劳工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早年是个社会活动家。她对底层妇女的处境非常不满,以替女工维权为己任。但与今日中国活跃在网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铂金斯不是个爱说的人,她选择直接做。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假的职业介绍所,诱骗移民妇女去赌场工作,甚至卖淫。年轻的铂金斯没有坐等政府行动,她直接去这些职业介绍所申请职位,用这种冒险的方法曝光了111个犯罪团伙。

铂金斯曾经参加过一种社区服务,富有的女人们联合起来,给贫困妇女提供找工作、教育乃至带小孩的帮助。你可以想象参加这种服务的志愿者们肯定个个自我感觉良好,面对救助对象难免会有一种优越感,做完事难免会为自己是个好人而感到自豪。

而铂金斯参加的这个慈善组织,恰恰要求志愿者学会消除自己的优越感。你必须纯粹是认为这件事应该做,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才来做这件事,而不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什么情感需求。你必须学会科学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意气用事。你得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得知道你的工作不是扮演救世主。结果这社区服务反而也成了对志愿者的品格培养!

为了争取权益,铂金斯必须经常跟政客打交道。而她游说政客的方法也不是怨天尤人玩悲情。她非常务实,作风灵活,乐于妥协,想法设法把事情办成。因为意识到政客们至少都会尊敬母亲,33岁、未婚的铂金斯就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母亲!

一个只知道坚持原则的道学家有这个本事吗?如果铂金斯是在办事,今天的很多所谓慈善家只不过是在搞行为艺术。

而且铂金斯还从不居功。成为政府官员以后,铂金斯发表讲话非常不爱说“我”这个词,而总是尽量用“one”代替。作为“罗斯福新政背后的女人”,铂金斯从未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反而写了一本关于罗斯福的书。

这种低调作风可能恰恰是先前美国政坛的风气,只是到近年才江河日下。艾森豪威尔内阁的23人中只有1人出了低调的回忆录;而里根内阁30人中有12人出版了回忆录,且几乎都是自夸的。老派人物老布什竞选总统时非常不习惯用“我”这个词,以至于竞选班子得求他用–你竞选怎么能不提自己呢?他说了“我”,结果第二天就收到妈妈的电话批评:乔治你又说自己了!

今天的人可能会认为当时的人的这些“隐忍”,其实只不过是推迟享乐 — 今天不享乐是为了明天享乐更多,今天不痛快是为了日后更痛快 — 但事实并非如此。

书中这些人物中,对我触动最大的,当属一位“不著名”的著名人物,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

像麦克阿瑟和巴顿这样的美军将领性格非常戏剧化,搞的世人还以为美国人性格就应该这样,其实马歇尔就跟他们完全不同。马歇尔非常反感戏剧性,崇尚冷静和逻辑,公私分明,甚至给人感觉不近人情……如果麦克阿瑟和巴顿是关张,马歇尔就是诸葛亮。

而马歇尔作为人臣的品格,可能还真未必就比不了诸葛亮。马歇尔在军中做事,有非凡的管理和组织才能,能游刃有余地调动和指挥千军万马。

一战中,他曾经因为成功安排60万人和90万吨物资装备的调动,解决了当时最复杂的后勤问题,而获得奇才之名。而与此同时,马歇尔做琐碎小事从不厌烦,特别注重细节,而且因为做的实在太好,甚至曾经被认为只适合做这些而影响过升迁!

二战中,马歇尔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在国会和盟国中都取得信任。英国人知道马歇尔做事并非只为美国利益,而是为了整个战争的胜利;美国国会知道马歇尔跟他们说话都是实打实,不是玩政治。这种无可挑剔的行事作风和领导能力给马歇尔赢得了美名,BBC甚至把他称为圣人。

马歇尔本来有机会成为霸王行动的盟军最高总司令 — 就是包含诺曼底登陆的那个军事行动。这是盟军在整个二战中的最关键、最大规模的行动。指挥这次行动,是青史留名的最好机会,没有任何一个将领能拒绝这样的诱惑。马歇尔当时是众望所归:丘吉尔和斯大林都直接告诉马歇尔他会得到这个职务;罗斯福明白如果马歇尔开口要,他一定能得到这个职务;艾森豪威尔也认为马歇尔会得到这个职务。更重要的是,马歇尔本人很想得到这个职务。

但是罗斯福不想让马歇尔担任这个职务。他希望马歇尔留在华盛顿帮自己。不过罗斯福也不想让马歇尔这样的人因为错过这次机会而在五十年后被人遗忘。他找人去试探马歇尔的反应,马歇尔的表示是他绝不会让总统为难。

最后罗斯福干脆把马歇尔叫到办公室,亲口问他想不想要这个职务 — 如果马歇尔这时候说“yes”,罗斯福将别无选择。马歇尔的回答是你认为怎么做最好,就怎么做。结果盟军最高总司令的荣誉给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罗斯福终其一生也没有再给马歇尔另一个青史留名的机会。马歇尔的最高职位是在杜鲁门时期,67岁上担任了美国国务卿。后来他才终于以“马歇尔计划”— 尽管他本人从来没在任何场合使用过这个名词 — 被世人熟知。

马歇尔这个故事最令我钦佩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品格”当成通往“成功”之路的工具 —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一直“装”到罗斯福问他那一刻为止,然后当仁不让地拿下盟军总司令的职位。但是他的品格使他放弃了那个最佳机会。


怎样成为圣贤

如果你想成为那样的人物,Brooks总结了一个理论,说明了一条通往品格之路。我们很难评估这个理论有多科学,毕竟圣贤的案例太少,而且不可能做实验。但是我发现这个理论,跟中国古人的智慧,很有相通之处。我甚至敢说这个理论把中国古人没说明白的地方给彻底说明白了。

有一种成圣人的方法是像康有为那样。据说[2]康有为有一次读书打坐的过程中获得了通灵式的体验,“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感觉自己是孔子再世,从此狂放不羁,变成了一个大忽悠。

但Brooks说这个圣人之道的最根本一点,却恰恰不是狂妄,而是谦卑。谦卑,意思是必须承认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缺陷的,思想中有很多偏见,性格中有很多弱点。

这就是西方思想中的“曲木”(crooked timber)传统。“曲木”这个词当然出自康德:“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只有当你承认自己是有缺陷的,摆正谦卑的态度,你才有可能跟自己的弱点作斗争,才有可能去完善品格。

注意这个思想并不等于“人性本恶”。它说的是每个人的头脑之中都有好的声音也有坏的声音,我们要用好的去压制坏的。我想现代脑神经科学家肯定会赞同这一点,他们认为人脑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个声音,而是每时每刻都有几个不同的声音在争论,就好像皮克斯新片《头脑大作战》一样。

其实用“好坏”来划分人脑中的各种声音是不准确的,应该说人脑之中有各种情感冲动:愤怒、爱慕、同情、嫉妒,等等等等。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很难说哪种冲动好哪种冲动坏,事实上最原始的道德感本来就是感情冲动。

不好的情感冲动如果不加以遏制,不防微杜渐,就有可能形成正反馈,越来越大,乃至导致灾难。所以哪怕是小事,也不能掉以轻心 —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勿以恶小而为之”。

品格的修炼并不是要消除这些冲动,而是要学会控制这些冲动 —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发乎情止乎礼”。

比如愤怒通常是一种负面情绪,而且很不好控制。此书中说,艾森豪威尔是怎么控制愤怒的呢?他有时候会在日记里开列所有冒犯过他的人的名单 — 不是为了提醒自己将来报复他们,而仅仅是为了抒发和控制愤怒。他解恨的方法还包括把自己最恨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把这张纸扔进垃圾桶!

压制自己的情感冲动,要形成习惯才好。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把任何小事都视为磨练品格的机会,不能稍有放松 —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别人,也不是利益计算,而是为了磨练品格。可是磨练品格又是为了什么呢?亚当II到底想要什么呢?

那当然是go for greatness。不过Brooks在书中用的是一个更高级的词:holiness,神圣。这并不是说他劝人信教,而是说要追求品格的完善。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没有为什么。人本质上就并非是一个只知道追求物质生活的动物,总会有点品格追求,希望能找到人生的意义。这样说来“崇高”其实并不是一个达成什么其他目的的手段,崇高本身,就是我们天生想要的目标。

这个从曲木出发的圣贤之道,跟今天流行文化中默认的品格理论完全不同。

现在从中外各种水平的动画片到各路名人应邀去大学典礼做的演讲,全都是对“你自己”的赞美:你原本就是最好的,你非常与众不同,你注定能干一番大事,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遵从你的内心!

Brooks把这种文化称为“Big Me”。对今日之“Big Me”来说,人应该先看看自己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以这个内心的热情为指导去选择一个职业,做事的目的是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

在这种文化中,如果有一个人不爱工作爱旅游,稍微攒点钱就去世界各地旅行,钱花完了再找活干,我们通常会对他表示羡慕,认为他比那个拼死拼活赚钱就为退休之后能去找个海岛定居的人活得真实。如果有人不为赚钱也不为旅游,只为自己的什么兴趣而努力工作,他简直就是高山仰止的榜样了。

而圣贤之道,却跟这三种人都不一样。此书中的英雄人物都不是先看自己喜欢什么,然后选择去做什么。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选择”自己最终从事的事业,他们是被这个事业选择。他们在人生中的某一刻,因为一些经历,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某个事业召唤,然后他们投入这个事业。

珀金斯因为目睹纽约三角地纺织厂大火而决心把劳工权益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艾森豪威尔生性狂放易怒,在母亲的教导下慢慢磨练性格,才成为踏实可靠的军人,和在位时低调而身后评价却越来越高的总统。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因为爱人George Lewes的激励而开始正式写小说,他把她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到处找爱的女孩,变成一个以悲天悯人为己任的作家。

他们不问我想干什么,他们问世界需要我干什么。他们不是用做事的方法来满足内心。他们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去不断打磨自己的内心。

品格修养的追求目标,并不在于成功,而在于成熟。特别可靠,才能办大事 —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可以拖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中庸之道

此书中人物在成了圣贤的以后,或者说品格成熟了以后,仍然谦卑。我读此书最大的惊叹在于,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领导艺术,有可能是最正宗的中国人的“中庸之道”。

长期的军队和战争生活把艾森豪威尔变成了一个任劳任怨忠诚可靠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式的人物。他总是压制自己的感情,完全不浪漫,没有什么创新精神,算不上是历史的推动者。但这样的品格可能正是盟军总指挥官所需要的:作为实力最强国家的军队代表,他跟所有人一样内心充满偏见,但他从不让自己的偏见表现出来,总是尽力维持盟军的团结。他把功劳分给属下,甚至还能把过错归于自己!哪怕按中国古人标准,这样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人品贵重”了。

在谈到艾森豪威尔的中庸之道时,Brooks像所有讲中庸的中文书一样,先声明中庸(moderation)不是什么:中庸不是面对两种对立意见采取一个折中的立场,不是盲目的搞平等,也不是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稀泥。

Brooks完全没有引用儒家经典,甚至根本就没提中国,但是我看他对这个moderation是什么的解释,可能比任何一本讲解中庸的现代中文书都干净利索。

中庸,是你要认识到不同理念,不同情感诉求、不同道德标准之间,必然有冲突。这些理念没有哪个是完美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矛盾永远存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各路派系集团永远都在互相斗争。

比如说狂热和自控,就是两种都可能有用但是互相矛盾的情感。愤怒有可能激励我们去做好事,但更有可能让我们办坏事。两种情感都是天生的,但你就必须学会协调这两种情感。— 这是不是《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的最合理解释?[3]

在政治上,不同派别的集团可能说的都有有道理的地方,但是互相矛盾,你也得学会协调。

到底是安全稳妥一点好还是大胆一点好?到底是放任自由一点好还是保守克制一点好?这里面充满各种tradeoff,也就是取舍。既然是有取舍,你就不能对结果抱有太高的期望。

所以作为最高领导人,就绝对不能像个二愣子一样全面倒向一种理念然后打压其它理念,试图给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时刻根据当时的局面,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去得到不同诉求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等到下一时刻局面变了,再继续调整。

所以领导的艺术就如同在风暴中驾驶帆船:太往左偏了就往右调整一下,太往右偏了就往作调整一下。平衡永远是动态的。你就永远这么调啊调,这就是中庸之道。


品格与现代人

所以领导人的确是非得有点品格不可。那么普通人呢?为什么现在普通人都不怎么讲品格了呢?社会文化怎么就从“曲木”变成“Big Me”了呢?

过去的人为什么特别讲究品格,Brooks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直到不久前,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相当艰难险恶的环境之中。那时候社会生活的容错能力非常低!如果你懒惰,一年的庄稼可能就没了。如果你暴食和酗酒,家人可能就会受到伤害。如果你贪慕虚荣,可能就会乱花钱导致破产。如果你私生活不检点,可能就会毁了一个姑娘。

品行不端的代价如此巨大,人们不得不时刻克制自己的短期情感冲动,乃至形成强制的纪律。为了把品格养成变成日常习惯,这种纪律有时候会到有点矫枉过正的程度 — 比如说年轻人打牌跳舞,都有可能被长辈禁止 — 因为他们担心你的自控能力经不起诱惑。

所以在艰难时期强调品格修养,就如同纺织厂不让吸烟一样,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而现在是个物质非常丰富的时代,人们的容忍度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容错能力很强,一个普通人时不时犯点小错误根本没什么。而且现代的发达商业还指望着消费者有冲动,最好想吃吃想买买想玩玩。

在这个时代任性代表有个性。《非诚勿扰》里的相亲青年无不以自己是个“吃货”为荣,控制感情深藏不露的人根本不受欢迎。

那么在这个时代写这么一本书又有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作者除了感叹几句,根本不敢明确地号召读者去做个有品格的人。他甚至不敢说自己有品格!他只是小心地说我知道有这么一条通往品格之路。

我的体会是,在现代社会,这条路根本就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普通人的上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你只要根据社会给你的设定,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对社会给你的各种经济学刺激做出合理反应就可以了。你左右不了世界,世界也不担心被你搞坏。

只有那些想要办大事的人才需要品格。因为这样的人不能单靠本能反应行事。

他们需要动用自由意志去做决策,而且他们的决策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恰好不喜欢哪个国家就不让哪个国家进入联盟,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恰好喜欢哪一派理论就按哪派理论制定政策,他们不能因为这么做恰好对自己最有利而不顾整体利益。他们愿意为心中的大事牺牲。

这些精英人物知道自己的条件有多么幸运。他们不敢滥用权力,不敢不为普通人服务,也不敢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 他们就如同《易经》中说的那样,“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你必须在通往品格之路上反复打磨,跟自己的本能反应做各种斗争,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

那么如果一个普通人没什么野心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他研读圣贤之道到底好不好呢?能力不足还妄想当圣贤会不会把自己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想太多圣贤的事儿会不会得抑郁症?

生活明明不太悲壮,有没有必要受这个英雄的伤。

这我不太敢说。但我想学习这个圣贤理论至少有一个好处:我们知道了当今那些市侩猥琐的公众人物,大概是不太可能干出什么大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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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事儿不是我编的,原帖在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1/Military/44229483_0_1.html
[2] 白鹇,《戊戌狂想曲》,2012年4月《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http://book.douban.com/review/5399537/#!/i!/ckDefault
[3] 写到这里我斗胆说一句,我认为目前人们对《中庸》某些篇章的很多“主流”解释是错的。比如“慎独”,主流解释是要在独处没人监督的情况下约束好自己 — 但你联系上下文“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显然其本意是说君子要想保持中庸之道就必须多听取各方声音,多体察实际情况,生怕自己错过关键信息,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瞎决断。“慎独”,其实是要小心,不要因为无知而被自己的偏见左右决策的意思!“独”是“独断”,不是“独自相处”— 在这种高级经典中怎么可能还整出“不欺暗室”这种低层次道德来了。…

你比机器人强在哪?

(南方都市报 2015年09月30)

最近腾讯财经一篇看似普通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 《8月CPI同比上涨2.0% 创12个月新高》 — 因为这篇文章是机器人写的。此文有图有数据,分段清楚语句通顺意思明白,如果不知道的话,所有读者都会认为它出自一位熟练记者之手。

这有点让人惊奇,但并未引起任何恐慌。我们都知道机器人有可能会抢走人的工作,不过单就此事而言,绝大多数议论都认为记者目前还不用担心饭碗。机器人在文中只是罗列了事实和数据,没有任何评论分析。事实上,腾讯这篇文章中连对数据的罗列是引用“人类”的:“余秋梅认为”、“他表示”、“银河证券的分析报告认为”……基本上就是个智能摘抄的工作。

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件事不值一提,那你根本就不了解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从去年开始,美联社对上市公司新财报的报道,已经完全不用人类记者写了。有些英文媒体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报道体育比赛。这些写作机器人早就超越了引用人类报告的阶段,它们直接阅读和分析数据,能判断出哪些数字是关键信息,知道谁是今天赛场上的英雄,球队在什么时刻开始反败为胜,比赛的高潮在哪,并以此选择报道角度和风格[1]。

有多家公司提供这种机器人写作服务。其中有一家叫做Narraive Scienece的,发现写新闻还不是最赚钱的,最赚钱的业务给公司写企业内部报告。机器人收集你企业的各种信息,发现你的趋势、成就和问题,生成的报告中有判断、有结论、有建议 — 基本上就是商业咨询的活。

这是腾讯在中国的一小步,其背后却是机器人在世界的一大步。

有些媒体不告诉你哪篇文章是机器人写的,所以你可能早就看过而不自知。关键在于,机器人写的东西不但不比人写的差,而且可能比人写的更好。

据此我以为,这个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人靠知识谋生的主流方法一变再变。

很久以前,人们佩服有知识的人,知识本身就很值钱。

不久之前,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用搜索引擎得到想要的信息,知识本身就不再值钱了。注意不值钱不等于不重要 — 空气不值钱但是很重要 — 你必须有知识,但是你不能单靠有知识获得财富。这个时代的知识价值在于主动搜集和整理知识的能力。比如腾讯机器人新闻出来的第二天,“全媒派”立即发表一篇《5分钟科普“机器新闻”前世今生!》,综合介绍了各家机器新闻的状况,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你说这篇文章值钱不值钱。

按今天最高标准,未必值钱。因为机器人既然会写报告,也完全可以写出类似的文章。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任何报告性的文章、包括大部分“科普”文章、百科问答知道之类的文章,在近期都有可能完全由机器人来写。也许媒体甚至根本就没必要保留这种文章,谁想了解哪方面内容完全可以随时让机器人根据这个特定读者的学识和口味专门写一篇。

那么今天什么值钱?也许使用知识的能力值钱。你总不能用搜索引擎来诊断自己的病情,对吧?还得靠医生的专业判断。

但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已经存在多时了,它一旦被正式推向市场,就会立即让使用知识的能力也变得不再值钱。这就是IBM的人工智能系统,“华生”。它已经比任何医生懂得都多,它不再是简单搜索关键词,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它可以被用于疾病诊断和提供治疗建议。这样的系统,很快将会全面进入医学、法律和金融咨询领域。

也许用不了十年,它就将不再是“它”,而是“他”。

在这种局面下人类当何以自处呢?我们应该像霍金说的那样惧怕人工智能吗?或者心甘情愿地给机器人当宠物吗?

这就到了我要说的下一个阶段,人得靠创造新知识来赚钱。机器人会的所有东西,都是跟人学的。写报告也好,提建议也好,诊断病情也好,机器人的能耐在于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找到规律,然后把这个规律用于新的事情。机器人,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

人的一个任务是打破常规。近年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强调大数据的作用,候选人举手投足都试图合乎机器的要求,处处循规蹈矩地满足选民,结果选民也厌倦了。现在横空出世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却不按常理出牌,以性情中人的面目竞选,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民调反而领先。

我老婆做菜不爱看菜谱,经常尝试自己发明新做法,往往做的不怎么好吃。但那一刻我感觉她身上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不过机器人并非就不能创新。机器人可以用组合、进化、甚至穷举的方法创造一系列新东西,一一比较性能,再选拔其中有价值的推出来。这不需要奇思妙想,这是纯暴力破解。在工业材料和制药业中,这种创新方式非常常见。这个,人比不了。

机器人也可以生成一大堆新的诗句和歌词,只不过这时候它无法判断哪句最好听。

因为只有人才能判断。人的喜好,可能是一个特别难以用机械化的方式琢磨的东西,有很多人试图用数据分析的方法预测哪个电影剧情能大卖,结果都不太成功。

所以人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表达自己的好恶。你的任何情感流露,哪怕是一条微博一个点赞,对机器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一种创新。哪怕你看完一个报道之后在评论区开骂,哪怕骂得毫无营养,也能帮助机器人了解此时此地的人类。

我不敢肯定给机器人当受试者能有多赚钱。但表达感情宣布自己喜欢什么,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神圣权利,将来可能还是义务,是机器人必须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的主权宣示。

过去,说一个人的大脑像电脑是夸他;将来,说人脑像电脑可能是骂人。在机器人时代,我们要想的是怎么让自己更像一个“人”,而不要追求像电脑!崇拜电脑,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暂的文化。

我在本文中用到了一些从网上取得的现成知识,可以说机器人对本文有所帮助。但主要内容和结论,不论对错,都是我的原创,你不可能在任何搜索引擎中搜索到,所以我敢说这篇文章机器人写不出来,所以我敢拿稿费。

……或者,至少现在它们还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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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方面的详细报道,参加《连线》杂志,Can an Algorithm Write a Better News Story Than a Human Reporter? Steven Levy, 04.24.12.…

宇航时代为何还未到来

(《飞碟探索》,2015年10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是全世界天文、宇航、科幻和飞碟爱好者的黄金时代。美国刚刚完成登月,苏联雄心未死,中国跃跃欲试,月球已经在手,火星就在眼前。人们认为宇航时代即将到来,憧憬着自己在有生之年就能目睹无数外星基地的建成,甚至能够亲身参与星际旅游。

那时候大概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此后五十年内,我们不但没有迎来宇航时代,甚至没有人再次登录月球!

这件事是如此荒唐,有人甚至据此认为美国登月是假的 — 宇航时代为什么没有到来?因为技术上根本不可行!

这种阴谋论当然不足信,但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你当初向我们许诺了宇航时代,结果现在我们能享受的高科技只不过是用手机玩微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答案并不在于宇宙航行的技术太难 — 对五十年前的人来说,可能手机芯片技术更难 — 而在于宇宙航行太贵。

搞航天的人总是告诉我们为航天事业花钱都是值得的,因为航天会带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有人甚至说,每往航天事业中投入1元钱,我们就能得到7元钱的回报!

真有这么好的生意我们就不用做别的了。事实上航天有时候的确能带动技术进步,但更多的时候是纯花钱。不论卫星、火箭、宇宙飞船还是航天飞机,航天是个非常非常花钱的项目,需要无数人合作,特别消耗国力。如果是载人航天,那就更花钱,而且你还要拿宇航员的生命冒险。

航天事业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回报,主要是卫星上的应用。全球定位系统、气象预报、资源、通信、侦查、科研……这一切应用,都是不需要载人,也不需要跑太远的。

空间站里的宇航员的确做了很多科学实验,但绝大多数这些科学实验都可以在不载人的卫星上完成。宇航员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研究宇航员自己 — 研究人在太空中长期生活到底会怎样。所以载人航天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将来实现真正的长距离星际航行做准备。

那么长距离星际航行,又是为了干什么呢?我们已经登上了月球,将来还要登陆火星,但月球和火星上其实并没有任何地球人急需的资源。中国科学家爱说月球上有氦3,可以用来作为核聚变发电的燃料 — 而事实是我们连最简单的氘氚聚变都还没有实现。

就算我们真的掌握了氦3发电的技术,这还有一个成本问题。氘氚聚变的燃料本来就非常便宜,而在月球开采氦3则几乎可以肯定是非常昂贵的,到底值不值得非得跑一趟月球?

所以当我们渴望宇航时代的同时,我们应该先想想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模式: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宣示了国力,赢得了赞美,但是终归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利益,最后还是终止了。一种是欧洲模式:海盗也好、殖民者也好、冒险家也好、为了某种主要是金钱上的利益,比如说香料,而出海远航,结果的确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然后吸引更多人投入更大的力量,最后改变了整个时代。

我敢说,现在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宇航模式,都是郑和下西洋模式。我们并未在地球之外发现任何“值得”前往开采的资源。氦3也好、钻石星也好、白金星也好,算一算成本都是得不偿失的。

一个关键是,真正最有价值的资源其实是生物资源。一种新的农作物,一种草药,任何能吃的动植物,这些东西往往比黄金更值得冒险。可是生命在宇宙之中却是如此罕见。我们能去的范围内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地球。

大宇航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我们必须指望将来有一个什么重大发现,发现太阳系深处的某个地方有一种对地球人来说价值连城的东西,值得人们不惜钱财和生命去追求。

当然,如果你根本就不搞宇航,你就永远都不会得到这样的发现。所以现在各国这个缓慢的搞法,也许恰恰是最佳策略。…

哪种知识最可靠?

(《飞碟探索》杂志让我给写几期卷首语。因为杂志的读者主要是中小学生,这里我想尝试一种跟以前不同的写法,不再引用什么新的研究结果,写些更“普世”的内容,以激励为主,最好再来点正能量[哈哈] 看看效果如何,这是七月的一篇。)

《基督山伯爵》中有一个情节,读来真是让人无比神往。主人公爱德蒙·唐泰斯被人陷害关进伊夫堡监狱,万念俱灰之下,偶遇一位世外高人,神甫亚伯·法利亚。唐泰斯立即被神甫的博学所折服,而神甫闲着也是闲着,竟决定用两年的时间,把自己平生所学都传授给唐泰斯。

神甫的学问包括数学、物理和三四种当代语言。从唐泰斯出狱后算无遗策的表现来看,也许他还跟神甫学到了商业、法律、历史和政治。这些知识比中国武打小说中的武功秘籍厉害得多,让唐泰斯脱胎换骨,简直凡是有用的他都会。

谁不想拥有这样的学问?

可惜真实世界不是小说。就算现在有一本书,其中包括了人类目前所知的所有有用的知识,而你真的能在两年的时间内把这本书中的知识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你出山后也会遇到麻烦。

你会发现原来书中有些知识竟然不好使。原来吃大蒜不能降低胆固醇,维生素E不能预防冠心病,全球变暖并未导致巨大的灾难,金融危机却还是发生了。

人类所知非常有限,哪怕是最好的学者花了很多钱做的很好的研究,也可能是错的。科学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固定的知识,而在于获得这些知识的研究方法。

话虽如此,我们总不能把什么知识都自己研究验证一番。那么面对“专家”说的各种知识,我们到底应该信什么,怀疑什么呢?

任何数学知识都绝对正确,不容置疑。这是因为数学研究的并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真实世界,而是一个纯粹由逻辑构成的、抽象的世界。在数学的世界里只要你定义清楚,只要你明确指出你承认哪些公理,只要你的推导过程符合规则,那么你证明了的定理,就永远都不可能被推翻。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凡是出发点正确而又是用逻辑推导出来的知识,就必定是正确的。

物理学的某些知识有可能是错的。这是因为物理理论并非完全是逻辑推导和数学计算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我们手里没有这个世界的设计蓝图,一切只能摸索,猜错了非常正常。

虽然如此,现代物理学已经非常完备,它所需要的外部输入已经极其有限,剩下的都可以直接推算出来,所以物理相当可靠。比如任何物理理论都要求所有东西的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然而前几年物理学家差点“发现”中微子的速度可以超光速!结果事后证明是个乌龙。如果有不是物理学家的人敢说他发现了一个物理学的错误,那几乎可以肯定是他错了。

化学、电子工程和机械工程等等,虽然本质上都是建立在数学和物理的基础之上,但是涉及到的因素非常复杂而很难做直接的计算,需要更多实验获得的参数。某些参数可能适用于这种环境而不适用于那种环境,这会给工程知识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不过仍然比较可靠。

到了生物和医学领域,因为整个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用数学推导已经变得不可能,我们只能几乎完全依赖实验。而面对这么复杂的系统,任何实验本质上都是盲人摸象。有些实验方法,比如说针对医药的大规模随机实验,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可信。但总体而言,这些领域的知识的可靠程度跟物理、化学和工程不可同日而语。

等到进入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这些领域,那可靠性就更低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已经简化到几乎没用的程度,相当多的心理学研究论文根本无法重复,至于政治学?在很多问题上学者们连起码的共识都没有。

然而这些最不可靠的知识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有用的知识。到底该买哪个股票?小孩不听话怎么办?明知专家的建议不一定好使,还是得硬着头皮上。

但是作为聪明人,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两点!

第一,既然专家的建议不一定好使,我们就千万不要执着于使用某一个特定的理论去做事,最好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个理论不行就换另一个理论。

第二,如果有人像个神甫一样说他身怀宇宙真理般的理论,充满自信,最好别理他。…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

(《南方周末》,2015年7月30日)

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已经对中国的大学,包括一流名校,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用北大钱理群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礼失求诸野,美国大学又如何呢?常青藤名校学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在美国名校读本科 — 而不是一般中国留学生读的、以搞科研发论文为目标的研究生 —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像这样的问题光问哈佛女孩刘亦婷不行,最好再找个懂行的本地人问问,比如耶鲁教授William Deresiewicz[1]。 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这个称号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听。

显然这是一本批评美国名校教育的书,不过这本书并不只是图个吐槽的痛快,它讲述了一点名校的运行机制。此书没提中国,可是我想如果把中美两国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为中国读者,如果你不怎么了解美国教育,读完这本书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的巨大差异;如果你已经有所了解美国教育,读完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有巨大的相似性。

也许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现代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好得像绵羊一样的学生

为说话方便,我们虚构两个学生:中国清华大学的小明,和美国耶鲁大学的Joe。能入选各自国家的顶级名校,这二人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们相信他们都是未来社会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在此时此刻,小明的形象距离领导人还相差很远。他来自中国某个边远地区,身体谈不上健壮,带个眼镜,社会经验相当有限,也不怎么善于言谈,简直除了成绩好一无所长。刻薄的人可能会说小明有点读书读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

但小明其实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说是家乡的骄傲。为了得到这位全省状元,清华招生组曾把小明请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参观校园”,直到看着他填报了志愿才算放心,简直是球星的待遇[2]。

Joe的父亲是某大公司CEO,母亲在家做全职主妇。由于父母二人都是耶鲁的毕业生,Joe上耶鲁只不过是遵循了家族传统而已。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分数,非常讲究综合素质。跟小明相比,Joe可谓是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和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Joe的组织能力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他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

要论解决刁钻古怪的高考数学题,Joe肯定不如小明 — 但是Joe的学习成绩并不差。Joe从高二开始就选修了几门大学先修课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还没上大学已经具备微积分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这都是小明从未学习过的、高考范围以外的内容。

跟很多名校一样,耶鲁甚至允许Joe高中毕业后先玩一年再入学,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着年轻看看世界。Joe并没有浪费这一年时间。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之后,他在父亲帮助下前往非洲,以志愿者身份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了几个月,任务是帮助赞比亚减少艾滋病毒感染。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荣誉都来自分数。只有过硬的分数才能让他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找份好工作,夺取光明前途。为此,小明在清华的学习策略跟高中并无区别,那就是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拿优等。

Joe的大学生活就比小明丰富多了。他是多个学生组织的成员,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者去大公司实习,有相当专业的体育运动,而且经常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

所以中美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苦逼的应试教育,Joe正在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者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事实上,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学分籍点)一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Joe,对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比一心只想着考试的小明更苦的是,Joe还必须顾及自己在师生中的日常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知道别人经常谈论的每一本书都说了什么 — 所以他用只读开头、结尾和书评的方式假装读过很多本书。至于能从一本书中真正学到什么,Joe根本没时间在乎。

如果说小明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Joe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时候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意为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可能因为各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可能因为大学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经验值走人,他们并不打算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清华的学生还有闲情逸致搞个女生节向师妹师姐致意,而耶鲁这种水平的顶尖美国大学中,学生们经常忙得没时间谈恋爱。

Joe和小明的内心都非常脆弱。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名校,他们从小早就是取悦老师和家长的高手。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他们就做什么,而且一定能做好。层层过关的选拔制度确保了这些学生都是习惯性的成功者,他们从未遇到挫折 — 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进入大学,他们的思想经常走极端,做事成功了就认为自己无比了不起,一旦失败就认为自己简直一无是处。Joe曾经真诚的认为如果考不进耶鲁,他就与一个屠宰场工人无异。

面对无数跟自己一样聪明一样勤奋的人,他们的情绪经常波动,充满焦虑。他们选课非常小心谨慎,专门挑自己擅长的选,根本不敢选那些有可能证明自己不行的课程。

人们印象中的名校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每个学生都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道路,百花齐放。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小明一入学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师兄们学会了自己学校的切口和校园BBS上的专用语,哪怕跟校外的人交谈也要蹦出几个“x字班”之类的黑话,而绝不会明明白白地跟你说院系年级。他们不是尽力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是与“自己人”的相同!

什么时候考托福、哪个老师的课不容易拿分、考研找工作的各种手续、就连办出国打预防针总共会被扎几次,BBS上都有详细的“攻略”。小明对这些进身之道门清,津津乐道,遇到与攻略稍有差异的局面都要上网仔细询问,不敢越雷池半步。小明的师兄梁植在清华拿了三个学位而没找到毕业后该去干什么工作的攻略,习惯性地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向评委请教,结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晓松的怒斥[3]。

高晓松说:“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高晓松大概也会看不起Joe。刚入学时,Joe们被告知耶鲁是个特别讲究多样性的大学,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身怀多项技能的青年才俊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性。那么这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的精英学生,是否会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学,很多人致力于机器人技术,很多人苦学政治一心救国,很多人毕业后去了乌干达扶贫呢?

当然不是。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和咨询。有统计[4]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对比之下,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

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很高,写在简历里很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可以去做。事实上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

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


假贵族和真贵族

既然是绵羊,那就好办了。中国学生也许不擅长当超级英雄,当个绵羊还是非常擅长的。你只要使用“虎妈”式的训练法,甭管钢琴还是大提琴,你要什么经验值我就给你什么经验值不就行了吗?如果清华大学入学有音乐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小明一定会熟练掌握小提琴。如果说中国教育的特点是分数至上,现在美国教育不也是讲credentialism吗?美国名校难道不应该迅速被华人学生占领吗?

没有。近日有报道,华裔学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绩(超过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门AP课程,而且还“参加了国家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数学竞赛,会弹钢琴,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的合唱”[5],在2013年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结果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

这又是什么道理?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文体项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会,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很多人认为这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最近有人联合起来要起诉哈佛大学录取不公平,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叫“哈佛不公平”(harvardnotfair.org)。

但是读过《优秀的绵羊》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整天立志“爬藤”亚裔学生根本没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儿。

稍微具备一点百科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个大学体育赛事联盟。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大学当初组织起来搞体育赛事,是为了促进美国青年的体育运动,你就大错特错了。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十九世纪末,随着铁路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就是WASP,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和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会希腊语和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

所以精英大学本来就是精英阶层自己玩的东西,是确保他们保持统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钱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然后到自己公司接管领导职位,这件事外人几乎无法指责。哈佛是个私立大学,本来就没义务跟普通人讲“公平”。

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十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相对于学习成绩,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养成,搞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以人为本。也许那时候的美国名校,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然而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的确不够好。

于是在191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语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然而这样一来一个立即的结果就是犹太学生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

类似这样的改革反复拉锯。到1960年代曾经一度只看分数录取,于是当时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等“素质”。

而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就已经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练吉他而应该练大提琴,不应该练武术而应该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表现出良好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光参加过学生社团还不够,你必须曾经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决不能像北京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应该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

一句话,这些事儿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

美国名校通常都有对低收入家庭孩子减免学费的政策,比如哈佛规定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部免费,18万美元以下则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万美元,你已经比94%的美国家庭富有。但哈佛能用上这个减免政策的学生,只有40% — 大部分哈佛家长的收入超过18万美元。我看到另一个数据,在斯坦福大学,接近一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前1.5%),只有15%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元(相当于美国后56%,一半以上)[6] — 这意味着前者家庭孩子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可能性约为后者的124倍。

上大学花多少钱根本不重要,上大学之前花了多少钱,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统计就连SAT成绩都跟家庭收入正相关。而获得贵族素质的最有效办法是进私立高中。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其录取新生中的22%,来自美国100所高中,这相当于全国高中总数的0.3% — 而这100所高中之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质都还没比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偏偏不服,再难也要进藤校。那么在众多“假贵族”的冲击下,现在藤校录取是个什么水平的竞争呢?

《优秀的绵羊》透露了一点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 — 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 — 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 对耶鲁来说,这意味着7到8门AP课程和9到10项课外活动 — 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

我觉得考清华似乎还比这个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国高中生其实比中国高考生辛苦得多。

但耶鲁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录取。


名校的商业模式

这样说来,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名校之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资格。

既然是为精英阶层服务,那肯定要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真正的未来领袖吧?Deresiewicz却告诉我们,现在名校其实并不重视学生教育。

中国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学,校方搞了个家长会。座中有个北京来的家长不知提了个什么问题,校领导居然说,科大在北京录取分数线低,你们北京来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学!搞的北京家长非常尴尬。像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鲁发生。学生们明明是靠家庭特权进来的,学校对他们却只有赞美,而且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夸,学生们以为自己能力以外的资本等于零。这导致名校学生对上不了精英大学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国家现实。他们没有真正的自信,但是个个自负。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须得好好对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学有抄袭行为,或者错过一次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在耶鲁,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截止日期可以推迟,不来上课不会被扣分,你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据Deresiewicz在耶鲁亲眼所见,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学业失败,哪怕你抄袭,哪怕你威胁同学的人身安全,你都不会被开除。

一方面名校学生平时课外活动实在太忙,一方面教授们指望学生给自己留个好评,现在名校的成绩标准也越来越宽松。1950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学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学则是3.30,特别难进的私立大学?3.43。到底哪国的大学更“严进宽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但这组GPA贬值的数据也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国大学比现在严格得多。事实上,在两个罗斯福总统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的这些名校,虽然摆明了就是让贵族子弟上的,其教学要求反而比现在更严。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的说,是资金。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名,并不仅仅是给学生家长看的。大学能获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请到多少银行贷款,都与这个排名息息相关。为什么在真正的入学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名校还鼓励更多人申请?为了刷低录取率。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越低越好。为什么大学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在这方面中美大学并无不同,讲课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视。但大学最重视的还不是基础科研,而是能直接带来利润的应用科研 — Deresiewicz说,名校在这方面的贪婪和短视程度,连与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过去了。

校友捐赠,是名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哈佛正是凭借几百亿美元的校友捐赠基金成为世界最富大学。我们前面说过哈佛大部分学生去了华尔街和咨询公司,其实这正是大学希望你从事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两条新闻正好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约翰•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捐4亿美元,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另一个更有意思,黑石集团的Steve Schwarzman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 — 所以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7]说哈佛应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是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学生职业服务办公室对律师、医生、金融和咨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将来想当个教授或者社会活动家?学校未必以你为荣。大学最希望你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

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 —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国”的高中生比西欧国家的更有吸引力。

总而言之,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

而鉴于中国名牌大学 — 尽管没有一所是私立的 — 一直把美国名校当做榜样,甚至还可能把这些事实上的问题当成优点去学习,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大学的未来也是如此。

有清华教授程曜,出于对学校种种不满,竟曾经以绝食抗争[8]。Deresiewicz的愤怒可能还没到这么极端。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号召学生不要去名校。

但如果小明和Joe跑来问我,我不知道应该给他们什么建议。也许大学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许你应该自己学那些东西,也许你根本就没必要学。Deresiewicz说他有好几个学生最终决定放弃华尔街工作,宁可拿低薪为理想而活,我想小明未必需要这样的建议。

但我的确觉得这个世界哪怕分工再细,专业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绵羊来运行。

何况绵羊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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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德雷谢维奇,现已离开耶鲁,全职写作。
[2] 这个剧情并非完全虚构,参见一篇引起轰动的报道《知情者揭秘:北大清华为抢生源到底怎么掐?》
[3] 清华学霸谈迷茫引高晓松怒批 仅是一个人的迷茫?
[4] Washington Monthly 杂志,September/October 2014, Why Are Harvard Grads Still Flocking to Wall Street? 作者Amy J. Binder。/why_are_harvard_grads_still_fl051758.php
[5] Solidot:完美的ACT成绩也无法让这名亚裔学生进入斯坦福、耶鲁或普林斯顿,2015年06月03日。更原始的报道见于Business Insider
[6] The Low-Income Experience at Stanford By Heather Buckelew
[7] 纽约时报,Harvard Admissions Needs ‘Moneyball for Life’ By MICHAEL LEWIS JUNE 21, 2015.
[8] 南方人物周刊,清华教授程曜 绝食抗议背后

能把穷人变成正常人的教学法

(中国青年报,2015年6月8日,报纸版有删节,标题是《美国“衡水中学”:穷孩子如何不当考试机器》)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教育是一种服务:你能出得起什么样的价钱,就配得上什么水平的教育。不过哪怕是在今天,也仍然有些理想主义者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责任 — 不管这个孩子有钱没钱,我们都有义务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这些人的理想真的可行吗?

认为教育是服务的人可能都盯着美国私立高中。然而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哪怕你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优质教育也应该为穷人服务,甚至应该向穷人倾斜,你也可以向美国学习。


穷人与教育

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标准是年收入两万多美元,表面上比中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还高很多,但光看收入数字会被误导。事实上,美国穷人家庭孩子面临的挑战比普通的中国孩子大得多。

如果不幸生在美国的贫困家庭,你可能很难成为一个正常人。

想要做个正常人,你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先结婚后生孩子;第二,从高中毕业;第三,有份全职工作。有统计研究证明[1],在美国只要你能做到这三点,你就有98%的可能性不会陷入贫困。可是美国穷人恰恰做不到!

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贫困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家长疲于奔命根本没时间管孩子。这使得他们很难得到足够的监督和管教,从而缺少自控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从高中毕业 — 不是因为高中文凭很难拿,也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要挣钱养家,而是因为沉溺于毒品和聚会,连每天按时上学都做不到。

即便混到了高中毕业,贫困学生也很难考进大学,他们可能去社区学院,相当于中国的大专。而在社区学院,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曾经怀孕,或者曾经使别人怀孕。

如果你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怀孕不是个好消息。可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个黑人女高中生跟记者说她很自豪,因为她是她家族里第一个到了十六岁还既没有怀孕,也没有让别人怀孕的人!

想要不怀孕,需要一点自控力。自控,是一个非常基本和可贵的素质。一个中国学生在最差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指望用抄袭和作弊的方法混过考试,而一个美国“差生”,则可能直接忘了参加考试。他们连申请大学助学金的表格都懒得填。他们甚至可能会忘了约好的工作面试。如果他们真去面试了而且找到了工作,他们可能随时因为一点小事而辞职不干。

美国没有种族隔离制度,但“正常人”和穷人不会住同一个社区。一户贫困黑人的周围邻居,也都是贫困黑人。而作为黑人孩子,就算自己天生有自控能力,想上进,都没法上进 — 因为他的黑人朋友们会嘲笑他想当个白人!

所以美国穷人跟“正常人”之间最根本的,不是能力差异、不是经济差异,而是文化差异。黑人贫困儿童最应该抱怨的不是政府和学校,而是他们的父母、邻居和同学。这跟中国贫困儿童面临的局面完全不同。

现在有很多研究表明,贫困,其实是一个复杂系统中多种因素联合造成的结果,你很难简单地使用某个单一办法 — 帮助就业、直接发钱、或者让他去更好的学校读书 — 来让一个人摆脱贫困,你必须多管齐下才行。想要帮助一个贫困的黑人学生成为“正常人”,学校能做的非常有限,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教育扶贫的难度,可能会超出一些理想主义者的想象。这就难怪有人抱怨说,现代社会干什么都需要资格认证,唯独当家长这个最需要资格的工作,不需要资格认证!

网上有种声音认为穷人就是垃圾人口,应该限制生育,或者干脆不要管,有多远躲多远。而大多数有点良知的人则认为社会亏欠穷人的,应该给穷人补偿。

但事实证明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和种种福利制度并没有真正帮助穷人消除贫困。而与此同时贫困群体则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社会福利,也不追求上进,他们唯一爱做的,就是要求更多的福利。

如此说来美国穷人还有没有希望了?希望不是很大,但美国的确有一股进步力量。这股力量既不指望用什么法案对穷人孩子降分录取,也不谋求给穷人直接发福利。他们试图使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贫困问题。

他们搞教育创新。


宪章学校

1993年,青年教师Mike Feinberg和Dave Levin因为不满当时公立学校的落后局面,痛恨这个系统的官僚主义,决定利用刚刚通过的宪章学校法案创立自己的学校系统,这就是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所谓宪章学校,仍然算公立学校,仍然拿政府的教育经费,仍然对学生免收学费,但是其运营方式有非常大的自主性。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法,自己招聘老师,接受社会捐款,乃至在各地开分校。

KIPP最初以五年级到八年级的中学(相当于中国初中)为主,后来有了小学和高中,现在在遍布全国的几十个学校中有超过两万名学生[2]。

这是给穷人准备的学校。KIPP专门在各地最差的学区办学。学生中90%是黑人和墨西哥裔,87%来自贫困家庭。

Feinberg和Levin借鉴了当时各学校最好的教学方法,招到一帮志同道合的老师,在KIPP尝试各种教学手段。他们要求学生家长必须配合参与教育活动,他们给老师有定期培训。他们判断这些手段好不好使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利于让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

这些手段几乎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KIPP获得了大笔私人捐款,这使得他们能够创办更多分校。

如果你想创办这么一个中学,用最好的条件给穷人机会,你会给哪些穷人机会呢?为公平起见,你是否应该像中国的重点中学那样搞一个入学考试,把机会留给那些原本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但KIPP对公平的理解却不是优先录取好学生,而是给所有人平等机会。所以录取不看学生之前的成绩,而是采取抽签的形式。

这可能是那些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能不能抽中简直是天壤之别。美国贫困家庭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只有8%。而KIPP的毕业生,则有80%的人上了大学。

正因为入学没有选拔,KIPP取得的成就才更令人敬畏。KIPP的学生们在五年级入学的时候,其数学和英文水平普遍比同龄人落后的不是一点半点,而是落后一到两个学年!而到他们八年级的时候,他们的成绩100%超过平均水平。KIPP在其所在的整个城市内,比如纽约市,的所有学校中名列前茅。

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法,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他们第一个办法非常简单:不是家庭和环境因素不好解决吗?那就干脆让学生每天在学校多呆几小时!一般美国中小学都是早上八点多开始,下午三点结束,而KIPP则是早上7点25开始,下午四点半结束。这意味着学生要在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晚上五六点钟才能回到家里,累了一天,估计写完作业就得直接睡觉了。这样他们的确没有多少时间接受家长的文化熏陶,或者跟邻居家孩子一起出去混。不但如此,KIPP还在星期六上半天课。他们的暑假也比别人短。

但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在KIPP所领教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努力是可以学的

KIPP的理念,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

一个中心,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大学”,是KIPP学校里最常出现的词汇。老师跟学生说的话,跟家长说的话,学校里的各种口号,处处体现上大学这个中心目标 — 哪怕他们只不过是初中生。孩子们很小就被领着去大学访问,去接触从KIPP出来并成功考上大学的校友,树立自己有朝一日也要上大学的意识。KIPP的班级按照毕业上大学的年份命名,KIPP的教室用各个大学的名字命名。每一个KIPP的学生,都有自己心仪的大学。

两个基本点,叫做“work hard, be nice” — 努力学习,好好做人。这两句听起来很俗的话绝对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在KIPP看来,这是为考上大学所必备的两个手段。

除了更长的在学校时间,KIPP的学生每天还有有两个小时的家庭作业。老师都得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学生,学生哪怕晚上在家里写作业遇到问题,也可以立即打电话问老师。在美国学校普遍鼓励合作和讨论的情况下,KIPP的学生每天早上做数学题的自习时间必须绝对安静。

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英国首相卡梅伦不知道9乘8等于多少,给人印象似乎西方国家的教育并不强调背诵乘法表。而在KIPP,学生们必须大声背诵乘法口诀,而且是声情并茂地打着节拍背。

像某些中国中学一样,KIPP爱让学生喊各种励志口号,而且是在教室里由老师领着喊,比如一边拍桌子一边喊“Read baby read!(读书啊宝宝读书!)”[3]

其中有一句口号是“There are no shortcuts(没有捷径)。”KIPP不相信任何投机取巧的学习方法,他们让学生完全理解学习不是闹着玩的。在第一堂数学课上,KIPP老师会播放星球大战的音乐,告诉学生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旅程。

提高学习强度,加强精神鼓励,这两条措施简直深得中国学校的真传。而KIPP对“努力学习”的理解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有一套物质奖励系统!

学生入学第一天是没有桌椅的,只能坐在地上,因为在KIPP,一切东西都必须是努力“挣”来的。谁表现好,谁才可以得到桌椅。

这似乎有点极端,但近年来有好几个经济学家做实验发现,如果根据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给学生发奖金 — 真金白银直接发钱 — 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成绩和毕业率,似乎相当好使[4]。不过这种做法很有争议,远远没有大面积推广。然而KIPP早就有了一套非常成熟详尽的奖励制度。

这套奖励制度[5]却不是按照学习成绩,给“好学生”发钱。它的核心思想在于让学生通过做好自己本来就应该能做好的事情去挣得奖励,以此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习惯,慢慢习惯成自然。比如一个学生如果能做到按时到校,他就可以据此“挣钱”— 这些“钱”能用于在校内换得物品;能在课堂上积极参与发言讨论,可以挣钱;能保持正能量的态度,挣钱。学生在学校的一举一动,都是对他们的考验。

KIPP做了大量的实验去发现和总结哪些奖励好使,哪些不好使。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奖励跟惩罚一样,一定要给的快!这显然完全符合“刻意练习”的精神,得有即时的反馈:该表扬立即表扬,该批评立即批评……KIPP每周给学生结算一次“奖金”。另一项发现是不同年龄段学生对奖励的需求不同。五年级小学生用几根铅笔就能打发,而高中生更想要的则是自由 — 如果你表现好,你就可以获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戴个耳机听音乐的特权 — 没错,KIPP连怎么吃午饭都管。


素质,怎么教育

如果这种奖励制度使你联想到监狱,我要说的就是KIPP没准真的借鉴了一些监狱的管理方法。这绝对不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学校。

怎么走路,怎么坐,走路的时候怎么拿东西,甚至上厕所之后怎么洗手,洗手之后用几张纸擦手,都有严格规定。

课堂上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全班同学按规定动作看着他。在教室里,学生必须学会使用两种统一的音量说话,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使用哪种音量。如果哪个同学在课堂上有小动作,老师会立即停止上课,然后全班讨论怎么“帮助”他克服这个坏毛病[6]。

这些规定,就是KIPP所谓的“be nice”。对KIPP来说,“好好做人”绝非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系列详尽的行为准则。而这套准则并非是领导层拍脑袋想出来的,其背后有科研结果的支持。

光把人培养到能考上大学的程度,作为一个简单的考试机器,似乎也不能叫成功的教育。KIPP的创始人之一,David Levin,曾经对KIPP毕业生进行了跟踪分析,他想知道哪些学生最终不但能考上大学,而且能在大学成功完成学业。结果他获得了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7]。

Levin发现,那些最终在大学取得成功的学生,并非一定是KIPP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而往往是那些拥有某些优良品格的人,比如说乐观、适应能力强、善于社交。他意识到自己此前犯了个错误!KIPP在学业上的教育非常成功,但是在品格方面的教育却不够好。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要求学生德才兼备也好,呼吁素质教育也好,我们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每天都在强调,根本不新鲜。Levin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坐在那里瞎说,而是用自己学校毕业生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更关键的是,Levin并没有停留在感叹和呼吁上,他直径采取了行动[8]。

你要怎么做,才算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呢?

当时有两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Martin Seligman和Christopher Peterson,搞了个理论,说人类有些品质是超越文化差异的,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尊重的美德,比如说智慧、自控、幽默感等等。他们一共总结了24条这样的品质。

Levin很喜欢这个理论,他决心让KIPP的学生拥有这些美德。Levin直接找到Seligman和Peterson,说你这24条实在太多不好操作,能不能给我们精简一下。于是心理学家最终给KIPP准备了七个目标品质:坚毅、自控、热忱、社交、感恩、乐观和好奇。这些品质跟上大学有什么关系?比如社交能力就跟能不能完成大学学业很有关系:有个研究说,能顺利从大学毕业的关键一条是,至少有一个教授能叫出你的名字。

这七个品质成了KIPP的“核心价值观”。就好像中国学校宣传自己的校训一样,KIPP用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往学生的脑子里灌输这七个品质。不过KIPP的口号可能比中国式宣传稍微高级一点,其并不是生硬地要求学生记住这七个名词都是什么,而是采用更加灵活多变的方式去潜移默化这些品质。

比如我们都听说过有个“斯坦福棉花糖实验”,说那些能坚持不吃第一块棉花糖,一直等到实验人员拿来第二块棉花糖再吃,表现出强硬自控能力的孩子,最后都有出息。显然KIPP的每个学生都知道这个典故,因为学校给他们的T恤衫上印的不是“自控”这个名词,而是“别吃那个棉花糖!”

KIPP的品行教育还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学校居然给每个学生发卡片,让学生随时记录身边同学做出的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比如其中一条记录是“Jasmine发现William一个符合‘热忱’的行为:他在数学课上对老师的每个提问都积极举手。”

更有甚者,KIPP还搞了一个CPA(Character Point Average,品格平均绩点),与一般学校常用的GPA(Grade Point Average,成绩平均绩点)并列,就好像我们呼吁的“绿色GDP”一样。老师根据表现给学生在这七个品质方面打分,像评估足球运动员的技术特点一样评估每个学生的品行特点。一旦发现短板,就进行个别谈话,而且还会通知家长,共同研究怎么改进。

不光是思想灌输,而且用一系列制度去逼着你这么做 — 这背后的逻辑是,性格不是完全天生的,后天可以培养。而心理学家同意这一点。


KIPP水平的礼貌

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穷人家孩子和中产阶级家孩子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平时的待人接物。得体的言谈举止和基本的礼貌对人的品格锻炼非常重要。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来说,基本社交礼仪通常都是跟着父母潜移默化地就会了,而穷人家孩子可能就不懂这些。所以KIPP就干脆连这些都教。

KIPP有非常严格的礼貌教育。如果一个姓Ali的老师跟你说“早上好”,你的回答不能也是“早上好”,而必须是“早上好,Ali老师!(Good morning, Ms. Ali.)”如果老师在课堂上问全班同学“明白吗?(Is that clear?)”,或者简单地说“Clear?”你既不能回答“yes”,也不能回答“clear”,而必须是“Crystal(水晶)”— 意思是“crystal clear”,非常明白。

KIPP的老师们在教学中摸索出来一套叫做SLANT[9]的课堂规定。SLANT是要求学生必须执行五个规定动作的缩写:Sit up,Listen,Ask and Answer questions,Nod,Track the speaker。这五个动作的意思是

  • 坐直。坐得笔直,才能体现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尊重别人。不论是上课还是其它场合,KIPP都要求学生坐直。
  • 倾听。听是比读更重要的学习方法,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说话,你必须仔细听。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更复杂的对话交流。
  • 提问与回答。学生必须敢于提问并且能回答问题。如果不敢提问,老师就不知道你掌握的如何 — 这对老师来说是最关键的信息。KIPP的中学生像中国的小学生一样热切地举手回答问题,每次提问都有如林的手臂高举起来。
  • 点头。你要是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你就要点头。这不是什么仪式,而是一种非语言的信息传递。
  • 眼睛盯着说话的人看。一方面是表示尊重,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信息传递。

一般人如果到KIPP访问,有机会找个学生交谈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不适应感。这个学生会非常谦逊地注视你,用心地倾听你的话,一边听还一边点头。在这些彬彬有礼的学生中间,你可能会在一瞬间有一种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感觉。

但真正了不起的是KIPP的师生。努力学习,做个好人 — 这两条其实说的都是自控力,前者是学习中的自控,后者是人际交往中的自控。

自控,是一种反人性的行为。它要求我们做“该做”的事,而不是“想做”的事。为什么KIPP最喜欢自控力?现在有句流行的话说“以一般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谈不上拼天赋”,其实是有道理的。一个有自控力的人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自控力是比想象力更为基本和行之有效的个人素质,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一步。中国的教育基础比美国好,可能恰恰得益于中国文化中从小就强调自控。

当年我上小学,老师要求上课必须坐直并且还得把手背在身后。我稍微长大一点就对此嗤之以鼻。我认为人应该怎么舒服怎么坐,我的价值观是自由,而不是纪律。

可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不经意地坐直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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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David Brooks, The Social Animal 一书。
[2] Rod PAIGE and Elaine WITTY, The Black-White Achievement Gap: Why Closing It Is the Greatest Civil Rights Issue of Our Time, 2009.
[3] 如果你想体会一下这个口号是怎么喊的,YouTube上有段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Dvu0cPHYA
[4] 关于用奖金鼓励孩子学习,以及本文后面有关“刻意练习”的一系列研究,和关于自控的研究,在我的《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5] 时代周刊,Thursday, Apr. 08, 2010, Should Kids Be Bribed to Do Well in School? By Amanda Ripley
[6] 见于The Talent Code一书,作者Daniel Coyle.
[7] 见于How Children Succeed: Grit, Curiosity, 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一书,作者Paul Tough。
[8] Dave Levin有个演讲,可以在网上看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AsSdyb6YMY
[9] 来自一位KIPP老师的文章。http://blogs.edweek.org/edweek/Bridging-Differences/2013/04/slant_and_the_golden_rul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