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嘻之

关于载人航天，我想说两个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或者不太愿意承认的事实。

第一，载人航天主要是个形象工程

航天很有用，但真正有用，能带来大规模经济效益和科研应用的航天活动，是卫星、太空望远镜和深空探测器，这些都是不需要载人的。

有人可能说宇航员可以在太空修复望远镜，NASA可能对外也会这么说。但有科学家（比如 Richard Muller）认为，这种行为的实际意义并不大。望远镜坏了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发射一个新的。载人航天，是一个非常贵而且也非常危险的活动。

有人可能认为航天员可以做实验。但事实是并没有多少实验非得让人上去做不可。Freeman Dyson 在一次演讲中说，他曾经加入一个政府委员会，审查48个要在空间站上做的实验，来证明发射空间站的必要性。结果他们发现其中46个实验在实验室或者卫星上做更好，根本不许要空间站。剩下的两个的确不得不在空间站上做，因为它们是关于“空间站中宇航员的生存问题”。

中国神舟九号上做的实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是为了“空间站中宇航员的生存问题”。换句话说搞载人航天做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搞载人航天。

实际上，如果不是关于宇航员生存的实验，那么即使不考虑载人的成本和风险，不载人也比载人好。宇航员的存在会产生热辐射等噪音，对太空实验来说是一个干扰。不但如此，很多科学家抱怨为了等载人任务，实验或者被延误，或者成本变高。

有人说登月可以开采核聚变原料氦3，这个借口找的，就如同一个小学生说他看《黑客帝国》是为了将来学习编程一样。要知道我们现有的技术连最简单的氘氚聚变都遥遥无期！而氦3聚变要困难得多，而且就算100年后真实现了，也未必值得开采的成本。

所以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前苏联，载人航天的都是形象工程。这三个国家的区别是前苏联理直气壮地就要搞形象工程，而中美两国政府总觉得搞形象工程很不好意思。

其实形象工程也有很多实际的利益，比如可以带动相关领域科研的进步，培养一大批人才等等。这还不算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个形象工程拖垮了苏联。

但我要说的是，就算没有这些“实际利益”，也应该搞形象工程。

第二，搞形象工程就是搞民生

有人认为任何一个花了很多钱活动，如果最后一算投入产出比没赚到钱，那么就是形象工程，就是不应该搞的。比如中国举办个奥运会，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证明最后赚钱了，否则公知们就会骂。

但事实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举办奥运会也好，建个体育场也好，投资足球俱乐部也好，就算你把所有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全算上，本来就不赚钱。每一个申办国和投资者心里都明白这一点。Soccernomics 这本书，就引用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

干这些事情的最主要好处是让人民（包括纳税人）高兴。更多的金钱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幸福。越是发达国家，金钱跟幸福之间的关系越不明显。但是经济学家调查发现，举办世界杯却可以显著提高一个国家的幸福度。我们的确会看到有人抱怨说这比赛使我们城市交通不变了等等，但大多数人的情绪是高兴的。向荷兰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想让国民获得跟举办世界杯同样大的幸福度提升，需要让他们每月收入增加数百美元才行。

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因为老百姓喜欢看载人航天。

有人一谈论自己，就说对我来说金钱不是一切，精神生活比金钱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宁可花那么多钱出国去看演唱会。可是一谈到别人，就成了只认钱的底层。如果中国政府说这次神州九不发射了，把省下来的钱平均分给全国每个人 — 你怎么就知道人们就会更高兴？

假设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两个都不怎么富裕的家庭。一个家庭有点钱就吃喝了，另一个家庭却省吃俭用，买了一台通常只有富人才会买的电脑。我觉得这第二个家庭才是真有出息的家庭。…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3月25日)

在《超级魔鬼经济学》这本畅销书中，作者非常庆幸，同时又非常得意地讲了一个关于马车的故事。今天反感汽车尾气的人可能会认为马车这种纯天然的交通工具更环保一点，但历史上马车其实是个环境灾难。在没有汽车的时代，马车是城市交通的主力，越是发达的城市就越需要马车。然而跟机器相比，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马车其实很容易失控。不但如此，如果一匹马垮倒在街头，通常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当场杀死，然后要等它的尸体腐烂以后才能被切块清除。这一切都使得马车造成的交通堵塞比今天汽车要严重得多。这还不算马粪！纽约市曾在1898年召开国际会议研究马粪问题，结论是根本没办法。

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当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汽车和电车出来彻底解决了马车带来的所有问题。所以魔鬼经济学家乐观地告诉我们，也许将来会有新的技术出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危机。

他们说的一点不错。在这本书出版不到三年之后，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至少城市交通堵塞问题，将会再一次被新技术解决。然而这并不是本文想说的重点。

我想说的是，品味马车故事还有另外一个角度。20世纪初那个马车时代，纽约市大约有20万匹马，相当于每17个人一匹马。这些马后来都哪里去了？

被淘汰了。马，是汽车这种新技术的牺牲品。现在又有一种新技术，叫做自动行驶汽车。而司机，将是这种新技术的牺牲品。

2009年之前，像电影《我，机器人》里那样会完全自动行驶的汽车还是科幻范畴。那时候最先进的智能汽车或者需要在路边安装特定的感应器，或者只能愚蠢地以车队的形式跟随前面一辆有人驾驶的车。然而2010年，纽约时报突然报道说 Google 正在测试一种真正的自动驾驶系统，这套系统被安装在普通的丰田Prius上，使用摄像头探测周围环境，在加州的大街小巷行走自如。这样的进步几乎让人不敢相信，然而根据《连线》的最新报道，这套系统已经做成了。

这些车可以在任何路况行驶，可以达到120公里的时速，可以识别交通信号，智能跟踪判断路上其它车辆和想要穿越马路的行人，并以每秒20次的频率预测这些物体未来的位置。如果临道有辆车开得不好，智能车甚至知道怎么躲避它。《连线》说，跟人类司机相比，智能车”能注意到更多信息，能对紧急情况做出更快反应，能对付更复杂的路线。它从不惊慌。它从不愤怒。它甚至从不眨眼。”我记得之前曾有报道，在整个超过20万公里的测试中，这些智能车只出过一次轻微事故，而且还是人类司机代驾造成的。

一言以蔽之，自动驾驶系统不但能够取代人类司机，而且应该取代人类司机。鉴于高达93%的碰撞事故都是人的原因导致，采用智能车可以大大减少交通事故。不但如此，既然人工智能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汽车，公路上两辆车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在高速状态下保持得更近，从而大大缓解交通拥挤。也许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让人开车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 — 用Google自动驾驶项目的负责人话说，”The fact that you are still driving is a bug, not a feature.（你仍在开车这件事是个错误，而不是功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这远远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在路上睡觉或者发短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出租车将会大行其道。结合手机应用和定位系统，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打到车。而且更智能化的打车系统还允许乘客顺路的情况下拼车。这样的效果就是车的”空载率”（也就是无效驾驶的比例，比如说把车开会家或者开到停车场）将会下降。这样完成同样的运载，公路上将会有更少的汽车。私家车有可能会大大减少。

但这还意味着而出租车司机将会成为历史。作为消费者，我们欢迎这个变化，因为打车贵就贵在司机，想想租车有多便宜就知道。可是那些出租车司机，那些公共汽车司机，那些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的职业将会像马一样被技术进步所淘汰。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想。十多年前我们发个传呼，得打电话到寻呼台，然后会有一个真人接听你的电话并帮你发。而现在我们直接发手机短信，那么寻呼员就被淘汰。我们曾经必须去银行取钱，而现在满大街都是ATM，银行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窗口服务员。这些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技术进步淘汰旧职业的同时也在创造新职业。比如说，30年前中国根本就没有”程序员”这个现在相当普遍的职业。

但是这一轮进步和淘汰不像以往那么简单。在MIT的两个经济学家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的新书《与机器竞赛》（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中，作者提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不但即将，而且正在导致大规模失业。

人们曾经认为开车是一个不可能被计算机掌握的技能，然而现在Google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开得更好。翻译将是另一个濒危职业，因为2011年Lionbridge和IBM联合推出的一个叫做 GeoFluent 的技术已经可以对网络聊天信息进行非常准确的实时翻译（包括中文！），至少对商业应用来说，自动翻译已经成熟了。与此同时，IBM的超级计算机Watson，对人类语言知识的分析已经到了可以在传统提问游戏电视节目Jeopardy!中击败人类选手的程度。所有这些进步都是基于模式识别和复杂信息交流这两个基本技术的突破。如果你用过新iPhone中的Siri，你应该对这种技术已经有所体会。

所以现在就不仅仅是司机和接线员的问题了，传统上的”高端”职业也会被淘汰。美国一个放射科医师需要十三年的专业训练，他可以拿到超过30万美元的高年薪，可是现在最新的模式识别软件可以做绝大多数他能做的事情，所需花费不到百分之一。打大的商业官司，往往需要雇佣一整个团队的律师去分析有时候高达上百万份相关文件，花费上百万美元。而2011年纽约时报报道，现在这些事情都可以让一个叫做Blackstone Discovery的软件去做，它使得一个律师可以完成以前500个律师的工作，而且对比表明人类律师的准确率只有它的60%。

使用美国的经济数据，技术进步减少就业这个事实是可以观测到的。最明显的事实就是经济在增长，而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却在不增反退。如果只看GDP的话，甚至可以说经济衰退早在2009年6月就结束了，此后连续7个季度的GDP增长率是2.6%，这已经达到过去30年平均增长率的75%。现在美国公司利润是在历史最高水平。到2010年，公司在设备和软件上的投资水平已经恢复到了历史顶点的95%。可是现在美国失业率却仍然保持在9.1%。可以说与二十世纪初经济大萧条后的恢复相比，现在的经济恢复唯一欠缺的就是就业。

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是提高生产率，也就是每个工人每小时能够创造的产值，而不是就业人数的增加。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状况就是，财富是被少数人通过操纵资本、机器设备和软件创造出来。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每年1%，而过去十年则是2.5%，2010年更达到了4%。为什么现在生产率提高这么快？经济学家们的意见相当一致：这是因为IT。是自动化在提高生产率。

而以技术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受益者不是普通人。按经济学家Ed Woff的计算，美国从1983年到2009年所增加的全部财富，都被只占人口比例20%的富人拿走了。而且这还不够，富人顺便还拿走了一部分原本普通人的财富，以至于剩下这80%的人的总财富是减少的。过去十年美国工作年龄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从六万多美元下降到了五万五千美元。富人并没有使用什么阴谋诡计进行强行掠夺，他们的方法甚至可能是不自觉的：现在生产率提高了，根本不需要花钱请那么多人来工作，机器就可以干这些事情 — 而机器在我手里。

IT是一个只需要很少的人就能创造很大财富的技术。现在人人都在谈论Facebook上市，有人对它估值一千亿美元，可是这个公司总只有3000个员工。Twitter只有300人。维基百科只有57人。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垄断全球信息市场，比如中国就需要有自己的Facebook，有自己的微博，有自己的百科。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公司能多雇佣多少人，但是不管怎么算，我们都不需要一百个能贴大头贴的社交网站。可以说，这些加起来最多几万人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上网需求。也许有成百上千倍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去Facebook工作，但这个世界可能根本不需要把程序员总数再增加十倍。

《与机器竞赛》这本书指出，在于机器进行的这场比赛中，有三类赢家和三类输家。高技术工人将是赢家，而低学历者将是输家，因为机器人将会迅速取代他们的工作。但是这里的”高技术”其实已经不好定义，传统上我们认为律师和放射科医生属于高技术，而现在他们也将被取代。在这个问题上诺贝尔奖得主Paul Krugman有一个更悲观的看法，他在一篇博客中写到，在IT技术的冲击下，也许更多的高等教育已经意义不大 — 统计表明过去十几年大学学位给人带来的工资附加值已经不增长了。

超级明星是赢家，第二名及其他所有人都是输家。刘翔最火的时候，所有要用到体育明星的广告都想找刘翔。对比之下，也许史冬鹏的速度可以达到刘翔的99%，但他能接到的广告个数？0。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可以把超级明星生产的产品无限放大，把普通市场变成胜者通吃的市场。

资本是赢家，劳动者是输家。在劳资市场上，资方的议价能力被显著增强。统计表明经济衰退以来企业用于购买软硬件设备的投资增长了26%，而人力成本却根本没有增长。美国商务部统计，现在企业利润占GDP比重正处在五十年来最高点，而与此同时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和各种补贴则是五十年来最低点。

此书两位作者很想给读者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他们提出了一点建议。首先，现在人工智能的长项是模式识别这样相对比较重复的工作，而机器还不擅长的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感和创造性。对此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学点艺术，学点创新，学点领导力，学点企业家精神。其次，与其跟机器竞争，不如带着机器一起跟别人竞争，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利用机器的人。最后，既然第二名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开辟各种细分市场，在一个新的小领域内当第一名。这其实是个”不占一帅就占一怪”的策略，也许足球踢不好的人应该改踢室内足球？

Thomas Friedman显然特别支持这些建议。他在今年一月份的一篇专栏中说，Average is Over，普通已经没戏了。在人工智能的代，那些拥有普通的技能，做着普通的工作，拿着普通的工资，过着普通的生活的普通人，必将被自动化淘汰 — 就算人工智能还不能淘汰你，中国工人也会淘汰你。可是怎么才能让一个普通人变得不普通？Friedman肯定没读过前面Krugman的博客，因为他给的答案是上大学。

其实以上这些建议根本解决不了就业危机。世界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一亿个电影演员，或者三亿个科学家，或者十五亿个企业家。每次我去剃头，遇到的理发师都爱调侃我头发怎么这么密。我经常对自己说好好享受理发师的抱怨吧，也许将来她们都会被不说话的机器人取代。可是到时候这些理发师怎么办呢？也许其中有人会成为专门为我这种头大加头发密集者的细分市场设计发型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能赚到钱么？

就算是对那些排在社会前面20%的人，那些跑赢了机器的人来说，高失业率也是个坏消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亨利福特二世领着汽车公会主席参观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福特自得地跟工会主席开玩笑：”你打算怎么让这些机器人给你交会费呢？”是啊，你们不是罢工么，你们不是要高工资高福利么？这回我全换机器人你还能怎么办？但工会主席毫不迟疑：”你打算怎么让它们买汽车呢？”如果80%的人都没钱，你们20%的生产力再强也没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就是廉价劳动力。这种说法等于说中国在跟人工智能竞争。如果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那么本文要说的就是中国即将输给机器人。事实上，富士康正在用机器人取代工人。现在富士康已经有一万个机器人，明年将增加到三十万个，三年内将增加到一百万个。这些机器人每台的成本是14万元，它们24小时不间断工作，而且绝对不会自杀。郭台铭说：”富士康的年轻人将重新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通过操作机器人的手和关节来完成生产。”他没说到底有百分之几的工人可以变成工程师。其实富士康的工会主席 — 如果富士康真有工会的话 — 也可以问问郭台铭他打算把机器人生产出来的iPhone卖给谁。

有句谚语说如果马有投票权，世界上不会有汽车。而事实是就算马有投票权，它们还是会被汽车淘汰。生产力进步不可违。现在这个过程中的大失业，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威胁。纵观最近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管是本书，Krugman，Friedman还是《经济学人》的评论，结论基本上都可以用”此题无解”来概括。也许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缺陷。也许马克思说的是对的：世界上的总工资买不起世界上的总产品。也许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工智能的朋友。…